1950年3月23日的傍晚，乐昌县城上空的云层压得很低。城墙上的哨兵一边眯着眼望向远处山影，一边嘀咕：“今天的风不对。”没人想到，就在几个小时前，一列普通火车上的一场短促激战，已经悄悄改变了这座小城当晚的命运。

　　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全国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经济重建百废待兴，南方一些山林间却还残存着顽固的土匪武装。乐昌地处粤北，山多林密，旧势力的尾巴尚未完全剪除。就在这种微妙的形势下，68位参加完表彰大会的战斗英雄，走上了回乡的旅途。

　　他们原本只打算安安稳稳坐一趟火车，回到各自部队或地方岗位。可命运偏偏让他们与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迎头撞上。

　　不久之后，人们在乐昌县城的档案柜里，会看到一连串冰冷的数字：土匪两千余人，袭击路线五条，县城守军不足百人。而故事的起点，仅仅是火车进站时突然响起的一阵密集枪声。

　　有意思的是，整个事件的最初记录，并不是从县城那边写起，而是从乐昌火车站的一段短短十分钟战斗开始的。

　　一、火车进站，子弹先到

　　同一天的下午，一列列车缓慢驶向乐昌火车站。车厢里气氛很轻松，刚参加完表彰大会的战斗英雄们，有人聊起在抗日战场的经历，有人盘算着回去后怎么把奖章寄给家里老人，还有人打趣说“这次可算是光荣回去，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火车减速，汽笛声拖得很长，车窗外的站台渐渐清晰。就在列车将要停稳的一瞬间，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车厢里的笑声。玻璃碎裂的响动接连不断，子弹贴着车窗呼啸而过，座位靠通道的一排人本能地往下伏。

　　“都趴下！”一名参加过多次大会战的老兵率先反应过来，嗓音压得低而有力。几乎同时，车厢内的战斗英雄们条件反射般贴地、侧身、寻找掩体。短短几秒，秩序已经从惊愕变成了紧绷的战斗状态。

　　站台上，土匪从各个角落冒了出来。人数在两百以上，手里有步枪、冲锋枪，还有散乱的手榴弹。他们打扮杂乱，有人穿便衣，有人穿着早已褪色的旧军装，还有人身上挂着国民党部队退下来的军用皮带，枪口一律对着这节看似“普通旅客”的车厢。

　　这些土匪受命来此，原本以为只是一场简单的“截车夺物”，对方最多是些吓得发抖的民众。谁也没想到，火车里坐的并不是普通乘客，而是一群从抗日战场一路拼杀到解放战争、从前线转入剿匪任务的老兵硬骨头。

　　不少英雄身上带着配枪，但更多人此刻是赤手空拳。面对突袭，他们没有慌乱，而是迅速判断方向、利用车厢当掩体，抢占射击位置。有的人卧倒在走道，用破碎车窗的边缘作射击口；有的人干脆从车门跳下，贴近车身寻找角度。

　　有人小声骂了一句：“这帮家伙算撞在刀口上了。”同伴只是咧咧嘴，把子弹推上膛，没有多说。

　　一名姓王的英雄，侧身探出手枪，一连几发，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土匪掀翻在地。另一名在解放战争中担任过狙击手的英雄，抢过土匪掉落的步枪，利用站台柱子间的空隙，一点一点压制对方火力点。枪声密集，却并不乱，节奏感很清晰。

　　土匪的火力一开始十分猛烈，但在发现车厢里居然有人组织有序反击后，气势明显一滞。这种反差，让不少土匪心里打起了鼓。他们原本估计，几轮枪声下去，对面应该已经趴成一片，轻易就能掌控局面，却没料到对方像训练有素的部队一样展开反击。

　　战斗其实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从第一声枪响到形势发生逆转，大约只有十分钟左右。可是对于身处枪林弹雨的人来说，这十分钟足以分出生死。

　　车厢里，一些英雄趁着土匪慌乱，快速冲出车门，合围推进。有的干脆近身搏斗，从土匪手里夺下武器，再反过来压制对方。站台地面不宽，反而让熟悉近战的老兵占了优势。

　　等枪声逐渐稀疏，乐昌火车站上已经躺倒了一片土匪尸体，还有不少丢下枪就往外冲的身影。68位英雄中，有人挂彩，有人衣袖被子弹擦裂，但整体阵容保持完整。反而是这两百多名土匪，被打得阵脚全乱，大部分被击毙或俘虏，仅有少数人狼狈逃窜。

　　短促的一战，表面上看只是一次突袭被击退。可紧接着的审讯，却揭开了一个远比火车站枪战更危险的计划。

　　二、阴谋暴露，县城风声骤紧

　　战斗刚一结束，被俘的土匪就被集中押在站内一间空仓房里。有人还在嘴硬，有人已经被吓得脸色发白。经过简单分辨，几名看起来“说话管用”的头目被单独拎出，接受审讯。

　　在铁证和心理压力面前，土匪头目很快扛不住。有个自觉躲不过去的家伙顾不上嘴硬，话一点一点吐了出来。越说，现场的人心里越是沉重。

　　原来，这次火车站伏击，不过是一个庞大剿杀计划中的一环。几名盘踞在乐昌一带的主要土匪头子——何康民、林显、谢仲山，已经悄悄勾连在一起，集合了两千多名匪徒，准备在当晚或次日凌晨，对乐昌县城发动大规模袭击。

　　火车站这两百多人，是被派来“切断交通”的一支先遣队。他们的任务是占住乐昌火车站，阻止外来增援和消息传递，为大部队围攻县城清除障碍。

　　更麻烦的是，这场行动背后还有更深的背景。审讯中反复出现一个名字——薛纯武。

　　薛纯武，旧时国民党乐昌县县长，且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薛岳的胞弟。政权更迭后，他从台面上消失，却并未真正放弃旧权力。他与地方土匪暗中勾连，希望借助武装力量进行反扑。乐昌地形复杂，正是他眼中“反扑”的理想据点之一。

　　土匪口供里，还牵出两名县城内部人员：黄圣、张德英。他们的任务极为关键——当外部土匪大举进攻时，负责从城内打开城门或制造混乱，以内外呼应。一旦这个环节成功，乐昌县城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攻破。

　　据土匪交代，大队人马已经在乐昌周边山地集结，并拟定所谓“五路突袭”的进攻方式：从不同方向同时向县城推进，力图在短时间内瓦解守军防线。土匪大首领朱炳寰在秘密聚会上甚至放出狠话，要把县城变成“血海”，要“一个不留地收拾共产党人和他们的走狗”。

　　这样的表述，虽然刺耳，却非常符合当时部分顽固残余势力的心态。

　　在火车站参与战斗的英雄们，听完这份情报后，脸色一下子都沉了下来。乐昌县的守军力量本来就不强，若要独自面对两千多名土匪，结局可想而知。一名英雄低声说了一句：“这仗，怕是已经躲不过去了。”

　　没有等上级新命令的批复，这些身经百战的人心里已经做出了同样的判断：原定行程必须改变，不能就此离开乐昌。火车站的战斗只是一道起点，真正的硬仗还在县城那边。

　　于是，68位英雄迅速进行了再分组。有人留在乐昌火车站，配合当地武装盘查过往可疑人员，防止漏网之鱼继续传递情报；大部分人则以小股为单位，朝县城方向机动前进。有人步行走山路，有人找到缴获的马匹，有人设法联系地方干部，征用简易车辆。

　　有英雄在出发前只说了一句：“城里人要顶不住了，咱们得赶在天黑前过去。”

　　这一天的乐昌县城，气氛也跟着紧了起来。

　　县委书记兼县长陈培兴在接到有关土匪集结的消息后，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清楚地明白，靠县城不到百人的武装力量，要抵挡两千多名装备不算差、又熟悉地形的土匪，难度非常大。尤其是考虑到城内很可能埋伏着内应，任何一个环节失守，整座城市都可能陷入动荡。

　　不过话说回来，已经是1950年春天，新政权在当地已经扎根。县里干部、群众对于“守住这座城”有相当强烈的共识，这一点给防御提供了重要基础。

　　当天稍晚一些的时间，县城里一场全民动员悄然展开。

　　三、城门未开，人心已紧

　　乐昌县城不大，城门、街巷、机关单位彼此之间的距离都不算远。消息一层一层传下去，整个县城像被绷紧的弓弦。每个人都知道，山那头正酝酿着一场来势汹汹的进攻。

　　陈培兴是老地下工作者出身，经历过敌占区的斗争，见过各种局面。接到土匪可能大举来袭的情报后，他很快就意识到，这场战斗不再是单纯的“武装对抗”，而是一场依托群众、发动全城的整体防御。

　　县武装部、公安、机关干部迅速被召集。会议上，没有太多客套话，更多是直接分工：谁守城门，谁盯制高点，谁负责联系学校和医院，谁负责物资调配。各类人员的名字一个接一个被点到，任务随即落实。

　　武装力量有限是硬伤。全县常备武装人员不足百人，手头的枪械数量也不算多。不得不说，这在面对两千多名土匪时，是很大的现实压力。但陈培兴清楚，乐昌不是孤立的，后方有新中国政权做支撑，周边还有解放军部队，只要挺过最危险的时刻，形势就会翻转。

　　情况等不了外援慢慢赶到，眼前能用的力量只有一个——群众。

　　于是，县城里出现了一幅很特别的景象。县医院的医生护士临时放下医疗器械，接受简短的武器使用讲解，有人肩上背起步枪，有人负责守护后方救护点。县中学的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参与值守，一部分安排在城墙附近，一部分支援机关驻地。

　　机关干部、工人、店员、手艺人，只要身体还算硬朗，都被列入防御队伍。妇女们则承担起后勤任务，煮饭、煎药、缝纫止血布条，跟着指挥部的安排随时转移物资。孩子们虽然不上火线，却被安排在相对安全的区域，传递口信或做些辅助工作。

　　街道拐角处，临时设置了路障，用的是木板、砂袋、石块。城墙上加固了射击孔，关键建筑物则当成临时堡垒使用。有限的子弹被仔细分配到最关键的位置，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手上这点东西用完了，就只能依靠肉身硬抗。

　　更棘手的是，情报中提到的“城内内奸”，让防守变得格外紧张。谁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在哪里、具体负责什么。每一道门、每一处通道，都得留人看守，留心有人趁乱开门、放火、造混乱。防御体系布好之后，城里人的精神还得一半用来警惕身边可能出现的“熟悉面孔”。

　　到了傍晚，天边的光线渐渐暗下来。山那边不时传来犬吠、杂乱的声响，城里的人越来越少说话。城墙上，有人眯着眼看远处隐约闪烁的火光，有人紧了紧肩上的枪带。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感。

　　就在这个时候，城南方向突然传来一阵急促枪声。声音不远不近，听着像是在城外不远处交火。有人心头一紧，以为土匪已经压过来了，守城的民兵下意识端起枪，瞄准城外黑影聚集的方向。

　　片刻之后，有侦察员急匆匆跑到指挥点，一句话让在场的人松了一口气，又同时提起了精神——那不是土匪攻城，而是一支身着军装的队伍，正在城外同一股土匪交战。

　　这支队伍，就是从火车站那边抢时间赶来的部分战斗英雄。

　　他们选择了山路抄近道，提前在城南方向与先行接近县城的土匪遭遇。由于打得又快又狠，那股土匪还没来得及完成集结，就被打乱了节奏，倒在半途。不得不说，这一仗来得非常及时，否则等土匪大部到了城墙下，城内外压力将成倍增加。

　　随着时间推移，其他方向赶来的英雄们陆续接近乐昌县城。他们有的沿河道潜伏，有的从森林绕行，有的直接走官道但刻意隐蔽行踪。目的只有一个：在土匪“合围”之前，与县城防守力量会合，打乱对方的既定节奏。

　　到了夜色彻底压下来时，乐昌县城已经不再是一座孤军苦守的“小城”。城外暗处，已经有一批真正的“硬骨头”摸到了预定位置。

　　四、内外合击，匪患就此收束

　　当晚的战斗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土匪依照原计划，从不同方向试图接近乐昌县城。虽然火车站伏击被打掉了一部分人手，但他们并不知道那支列车上的队伍究竟是什么来历，也没料到火车上的68位英雄会主动杀向县城一线。

　　在与县城守军会合之后，战斗英雄们迅速参与防御布局。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对地形利用、火力配置、夜战节奏都十分熟悉。县城原本略显粗糙的防御体系，在他们参与调整后，渐渐变得更加有层次感。

　　英雄们没有把自己当“客人”，而是直接插入县城防线中最吃紧的位置。有些人负责指挥火力点交替掩护，有些干脆带队组织小股突击，利用暗夜的遮蔽，对靠近城池的土匪实施短促猛攻。

　　守城一方不再只是被动挨打。几个方向上，守军开始尝试主动出击，小规模地冲击敌人集结点，这种“先咬一口再缩回去”的打法，让不少土匪摸不清对手的真实实力。有匪徒以为只是一般民兵在开枪，却没想到其中夹杂的是从淮海、平津战场上厮杀出来的老战士。

　　值得一提的是，县城内部那条随时可能“被打开的门”，最终没有得逞。战斗进行到紧张时刻，一名英雄在巡查过程中，注意到县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张德英在深夜里靠近西城门，举止异常。他并没有立刻惊动对方，而是悄悄跟在后面观察。

　　当张德英伸手摸向城门闩的时候，这名英雄已经基本确定了问题所在。他没有给对方再有第二次尝试的机会，果断开枪击伤，将其制服。简单审讯后，张德英承认自己确为潜伏内奸，且吐出了另一个名字——黄圣。

　　随着黄圣被迅速控制，两名内应的图谋彻底被拆穿。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一次当机立断的阻止，城门一旦在关键时刻被打开，外部土匪趁乱冲入，防线极有可能瞬间被撕裂，守方内部随之大乱。那时候再回头补救，代价就不是几个人这么简单了。

　　外部战场上，土匪原本自信的“五路突袭”，在多方挤压之下逐渐变形。一部分人马被英雄们和守军截击在城外山坳，一部分陷入混乱，说好从各路同时压上，结果变成有的提前暴露、有的迟迟不至，互相之间无法形成有效配合。

　　等到天色微微发亮的时候，土匪首领中的几个人已经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何康民、林显等人试图带着尚能指挥的一部分人撤往山中，谋求保留火种。可他们没料到，撤退线路旁已经被提前埋伏好的英雄们“卡死要道”，刚一钻进山口，就被迎面而来的火力打懵了。

　　激战过后，两人当场被击毙，跟随他们撤退的主力也遭到严重打击。

　　另一名头目谢仲山，则试图“另辟战场”，带队突袭廊田区公所，想用制造新的混乱来牵制县城的防御。不过这套思路很快被识破，相关方向也布下了防御和反击力量，谢仲山最终同样倒在战斗中。

　　随着几名主要头目的相继被歼灭，土匪队伍的整体组织结构迅速瓦解。少数人选择放下武器投降，更多人则各自逃向深山。可一旦失去了统一指挥，他们已经很难再组织起成规模的武装行动，只能零星游窜，成为后续围剿的目标。

　　这场围绕乐昌县城展开的剿匪大战，以县城守住、敌方主力被歼告终。对于68位战斗英雄来说，这原本只是结束表彰行程、返程途中的一次意外，却硬生生变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战斗任务。

　　代价并不轻。战斗过程中，有3名英雄在对抗土匪时不幸牺牲，多人负伤。县城方面也有人付出生命，有人身负重伤。这些伤亡数字，在档案纸面上只占一行，却代表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户户家庭的变故。

　　战斗结束之后，乐昌方面并没有就此松懈。陈培兴等人组织起更大规模的武装力量，配合上级安排，对周边山林中的零散土匪进行了持续数月的清剿。一次次山地搜索、一次次夜间行动，把这支原本企图“翻盘”的匪患势力彻底拔掉。

　　从1950年春到当年稍后的时间，乐昌地区的治安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土匪武装被瓦解之后，当地百姓才真正意义上摆脱了“夜里听枪声、白天怕拦路”的日子，农田可以放心耕作，赶集的路也少了许多惊心动魄。

　　回头看这一连串的过程，不难看出一个清晰的脉络：火车站十分钟的激战，挡住了土匪外线封锁的图谋，也为揪出大阴谋争取了时间；火车上的英雄们果断折返，改变了县城“孤军守城”的局面；乐昌县委和当地群众的迅速动员，则构成了这场防御战不可或缺的底盘。

　　这一切加在一起，才让那一夜压在乐昌上空的阴影逐渐散去。那一年春天，南方山林间的枪声还没有完全熄火，但乐昌这一仗，已经宣告了一股顽固旧势力在这一带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