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16年，楚国的一位重臣在荆门山间下葬，送行队伍缓缓散去时，没有人会想到，两千多年后，他的安眠之地会在一条铁路的施工线上被重新打扰。

　　一座墓坑深达十几米，封土厚得近乎固若金汤，古代盗墓贼死在盗洞里，现代考古队却调动了两万多人力才摸到墓室边缘。墓中不仅埋着三千多件陪葬品，还有一位楚国高官留下的“工作笔记”和“私人生活档案”。这座大墓，就是湖北荆门纪山包山二号楚墓。

　　有意思的是，故事的开头，并不是从那位墓主人的权势说起，而是从一具孤零零的白骨开始。

　　一、死亡盗洞：从唐代盗墓贼到战国楚墓

　　1986年，荆沙铁路在湖北荆门纪山一带施工，包山岗下机声隆隆，工人们挥锹运土，本来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工地场面。午后时分，一名工人铲下去的一瞬间，土层突然松散，出现了一个黑黢黢的洞口。

　　洞口边缘呈明显的人为剖面，泥壁上杂乱的铲痕极为刺眼，断裂的麻绳头埋在湿土里，显然不是近几年的东西。有人俯下身，用手电筒照了照，光束一路向下，竟看不到底。

　　等到勘测人员赶到，用简易设备测深后，盗洞垂直方向接近十五米，洞口直径约三米，能容数人同时上下，明显是成伙作案留下的痕迹。这条幽深的竖井，不像是普通小贼摸黑挖出来的，更像是一项长期“工程”。

　　真正让现场气氛骤然凝固的，是洞壁拐弯处那一团白花花的骨骼。人骨蜷缩着靠在角落，身旁散落铁铲残片、朽烂绳索，还有一些已经认不出用途的金属片。显然，这个人是活活困死在盗洞里，再也没能爬上地面。

　　通过骨骼形态和随身器物的年代判断，专家认为这位“不归人”大致活动在唐代。照理说，唐代盗墓之风盛行，经验老道，可这伙人挖到一半却突然停手，还留下同伴死在洞中，很可能是遇到了异常情况：洞体结构复杂、空气浑浊，又看不到尽头，人在地下越往下走，越容易被恐惧压垮。

　　“再挖下去，怕是要全死在这儿。”当年带头挖洞的人，或许说过类似的话。最终，他们选择了撤退，而这具尸骨，就被永远困在离墓室不远的地方。

　　考古队随即扩展调查范围，在包山岗周边布点勘探，很快发现，这里并不是孤零零的一座古墓，而是一个规格不低的楚墓群，其中封土高大的那一座被编号为包山二号墓。当地人世代耕作，对这块隆起的封土习以为常，只模糊地称之为“包山”，从来没有想到脚下竟埋着战国楚国的一段重磅历史。

　　现场的另一道紧迫阴影来自时间。盗洞已经触及墓坑边缘，一旦继续塌方或积水渗入，墓内环境会被迅速破坏，文物软塌、漆器脱色都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抢救性发掘，已经不再是学术兴趣，而是刻不容缓的保护行动。

　　借助当时可用的地质和物探手段，考古人员勾勒出墓坑的大致形态：竖穴土坑，呈倒梯形向下收紧，深度很可能超过十八米。对战国来说，这种规模的地下工程，不是一般贵族家庭能承担的，背后必然是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巨大的财力支撑。

　　更让人唏嘘的是，唐代盗墓者留下的那条盗洞，距离真正的墓室隔着的土层，大概只剩三米左右的距离。若他们再咬牙多挖几天，墓主人的安眠或许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打破，许多珍贵文物也未必能完整保存到今天。

　　盗洞中的白骨，等于替后来的人守住了这一层生死之间的界限。

　　二、两万人下地：一场前所未有的考古大会战

　　说到发掘这座大墓的人力动员规模，很多人会感到意外。考古发掘在公众印象中，多是“十几个人围着几个探方”，而包山二号墓的挖掘，却动员了约两万名当地群众参与土方清理，这在当时极为少见。

　　初期进场时，专业考古人员数量有限，以百人左右的队伍为主。大家轮班上阵，靠铁锹、簸箕、洛阳铲，一点一点往下抠。一个月过去，只是清掉了封土的上层部分，墓坑的大体轮廓刚刚显露，离墓室还有相当距离。

　　封土厚重程度超出预估，地下土质又比较紧密，不是轻软黄土那种好挖的类型。按当时的进度测算，仅仅把封土和墓坑土方清理到预定深度，可能就需要数年时间。而荆沙铁路的工期在逼近，线路也不可能无期限绕开这个地段，矛盾很快堆积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大规模组织当地村民协助清土的决定。消息传出去后，周边村庄不少人主动报名。有人是出于对“楚国大墓”的好奇，有人单纯把这当成一份短期劳作，还有人觉得能参与国家文物发掘是一件值得拿来与后辈说的事情。

　　很快，工地上出现了蔚为壮观的场面。清土区划分出多处工作面，工人排成队，簸箕、竹篮不断在坑上坑下传递，土方被源源不断运出，再通过车辆统一外运平整。专业考古人员则负责在关键层面进行精细挖掘和记录，避免破坏重要遗迹。

　　墓坑呈倒梯形，越往下越窄，人群的站位也不得不调整，一些重体力活只能靠熟练工顶上。深坑里的闷热、潮气混杂在一起，很容易让人头晕。一些村民回忆，当时常常一干就是一整天，回到家浑身都是泥，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某天中午的一个小插曲，让现场气氛短暂紧张。考古人员像往常一样，用洛阳铲探查墓坑侧壁土质，铲孔打下去后不久，一个刺鼻的气味突然从孔里冒出来，旁边试火用的火星一接触，瞬间闪出一小团火焰。周围人一时愣住，以为出了不得了的状况。

　　专家闻讯赶来，仔细判断后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墓坑深处封闭多年，沼气等可燃气体在局部积聚，洛阳铲打通了微小通道，气体跑出后遇火燃烧，这并非塌方预兆，反而说明深层空间封闭性较好，墓室整体可能保存得相当严密。这种“带火的信号”，算是让考古队员心里踏实了许多。

　　随着挖掘深入，墓坑四壁逐渐露出成层的土色变化，底部一带开始出现青灰色、带黏性的土质。这种被称为“青膏泥”的特殊土，在战国高等级墓葬中出现频率并不高，特点是致密、难透水，能有效隔绝外界湿气和空气，是一种天然的防腐“封印”。

　　青膏泥的出现，让所有人意识到，真正的墓室已经不远。以后每一锹土都关系重大，人工不再是越多越好，反而需要减员、精细操作。考古队适当收缩参与人数，核心区域只留下经验丰富的发掘人员缓慢推进。

　　等到青膏泥被一层层剥离，一道向下延伸的台阶结构出现在人们眼前。共十四级，呈阶梯状直通墓室入口。台阶整齐平整，并非匆忙施工的粗糙之物，在战国楚国的等级观念里，这样数量和形制的台阶，本身就是身份的象征。

　　台阶尽头，一道由二十四根巨大的方木拼合而成的木墙横亘在墓道前方。每一根长约七米，重量在两吨左右，根根相错咬合，几乎找不到可供撬动的缺口。这些方木表面覆盖竹席，竹篾编织细密，纹路清晰，保存在这样的深度和环境中，竟然还能保持柔韧，这一点不得不让人惊叹。

　　古人用什么办法，把这么重的木材一根根放到几乎二十米深的墓坑里，并且精准摆放到位？这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另一个“工程学”谜题。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肯定离不开大量人力配合，绞车、滑轮、斜坡之类的原始机械原理，想必被发挥到了极致。

　　到了这一步，现代考古人员也没有捷径可走，只能用最稳妥的方式，用麻绳、木杠和人力一点点移动方木，避免压坏后面的结构和文物。每挪开一根，墓道中封存已久的气息就涌出一些，夹杂着潮土味和古木的气味，与想象中那种“腐败恶臭”并不相同。

　　当最后一道木质屏障被移开，一片封闭两千多年的空间，在探照灯光下缓缓显露。椁室结构完整，分隔有序，彩漆棺椁居中安放，漆色仍旧鲜艳。曾经让唐代盗墓贼止步的那片黑暗，此刻化成了战国楚国的一座“时光展厅”。

　　三、竹简里的昭佗：一个楚国高官的工作与晚年

　　真正让包山二号墓名声大噪的，并不仅仅是墓坑的深度和规模，而是墓室角落里那一摞摞排列整齐的竹简。

　　在清理椁室时，考古队发现，除了常见的漆器、青铜器、乐器、兵器等陪葬品外，有一部分区域专门存放竹简。这些竹简总数达四百余枚，编联方式有序，排列极规整，显然不是匆忙间塞进去的陪葬品，而是墓主人刻意安置的一种“文字财产”。

　　竹简出土后，经专业保护和整理，墨迹逐渐显现出来。字迹多为战国楚系文字，线条有力，笔画清晰，保存状态出乎意料地好。整理和释读工作持续多年，随着研究推进，一个名字不断出现在竹简内容里——“昭佗”。

　　从职官记录来看，这位昭佗担任的是楚国“左尹”一职。学界普遍认为，战国时期楚国的“左尹”“右尹”等，属于位居高层的重臣，特别是左尹，负责掌理诉讼、司法裁决，大致可以理解为全国最高司法长官之一。

　　竹简中的内容，主要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昭佗经手的诉讼案件，按不同案情逐件记录；一类是他本人晚年求医占卜的记载；还有一类，则是关于自己的丧葬安排和陪葬品清单。这几部分加在一起，几乎呈现出这位楚国高级官员从政务到日常、从生到死的一条完整轨迹。

　　在二十九起详细记录的案件中，有田地纠纷，有家庭矛盾，也有命案、盗窃等。案情叙述并不夸张，很注重细节。比如两户农人因田界模糊，争执多年互不相让。昭佗派人实地丈量，核对旧有丈量记录，又多次传唤邻里证人，最终划定边界，判决书中的用语强调“各守其界”“毋相侵害”，既考虑到法理，又兼顾双方长期生活的实际情况。

　　再看一则盗窃案的记录，案卷中注明赃物的种类、数量、去向，连追回的时间、地点都写得非常细致，审讯时问答内容也有简要记录。这种工作方式，说明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司法程序远比许多人想象得要成熟得多，并非简单凭长官好恶来定罪，而是有一定操作规范。

　　这些竹简，从另一个角度打破了一些对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下混战”的简单化印象。至少在楚国，这种高级官员在处理民间纠纷和刑事案件时，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办案逻辑和文书形式，国家机器的运转，比纯粹的刀兵相向要精细许多。

　　不过，竹简上最能触及人心的内容，往往不在案卷，而是那部分关于疾病和占卜的记载。随着年龄增大，昭佗病痛缠身，身体每况愈下，他开始频繁求助于占卜。一枚枚竹简上写着“癸卯日卜”“丙辰日卜”之类的起首语，后面记下卜辞结果。有的写“吉，无咎”，有的则略显模糊，似乎连占卜者也拿不定主意。

　　他将服用的药方一一写下，药材名称、煎煮方法、次数间隔，都标注得很清楚，还记录哪一次服药后病情略有缓解，哪一次则加重。“病未瘳”“痛剧”“不得眠”这样的字眼时常出现，纸上的字迹不再只是冷冰冰的符号，而透出一种逼人的疲惫。

　　试想一下，一位在朝堂上手握大权的楚国左尹，在自己的卧室里或案几旁，借着烛火，用毛笔一点点写下身体的变化；隔日清晨，又请人占卜，询问病情是否有转机。这种状态与今日许多身居高位但难逃病痛折磨的人，并没有本质差别。

　　更特别的是，他连自己的身后事也通过竹简安排得井井有条。陪葬品类别、数量、摆放区位，写得清清楚楚：某类青铜礼器几件，漆器几件，乐器放于何处，日常用具又应当如何摆设。并未出现炫耀财富的夸张语句，而是细致地顾及到“死后之居”的舒适与体面，明显带有楚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

　　从司法官员的严谨办案，到病榻上的焦虑，再到对死亡之后生活状态的安排，这些竹简让昭佗这个名字不再抽象。他不只是史书上可能一笔带过的官职称号，而是一个有喜怒、有恐惧、有执念的真实人物。他的生命轨迹，恰好和战国晚期楚国的兴衰节奏交织在一起，成了研究楚国社会结构和观念的重要线索。

　　四、三千件珍宝：楚国工艺与生活的另一种侧影

　　如果说竹简让人看到楚国制度与观念的内部细节，那么散布在椁室各处的三千余件文物，则像是一幅幅具象的画面，把楚人生活的质感展示出来。

　　在琳琅满目的漆器、青铜器和木器中，一件凤鸟双连杯总是很容易抓住旁观者的视线。它由两只相连的凤鸟形杯体组成，杯身用朱漆和彩绘纹饰覆盖，线条流畅，鸟首昂起，尾羽舒展。更巧妙的是，两杯底部以细孔相通，倒酒时，液体可以互相流动，实现一种自然的平衡。

　　从造型和结构来看，这件器物很可能用于饮酒礼仪，特别是男女对饮时使用，堪称一种早期“交杯酒”的实物载体。杯量的设计有调节作用，酒量较浅的一方，也不必硬撑到难受。这种既考虑使用场景，又蕴含吉祥寓意的设计，不得不说体现出楚国工匠不凡的想象力。

　　在几件漆器盒中，有一只圆盒尤其耐看。盒盖上绘有连续场景：车队整装出发、车马行进、宾主会面等画面串联成一条叙事链条，中间人物衣冠整肃，车轮线条简洁有力，马匹昂首前行，每一个画面单拿出来是一幅独立图，连在一起看又像是一个故事在慢慢展开。

　　从表现手法推测，这类连环式构图，很可能是目前所见时代较早的“连续画面”，与后世连环画有着若干神似之处。它说明楚人不仅注重装饰美感，还善于通过画面讲故事，把日常仪礼、贵族社交场景以艺术的方式固定下来。

　　在日用器具中，包山墓出土的一张折叠木床，常被人提起。床体采用榫卯结构，展开后尺寸适宜，收起后长度只有几十厘米，几乎可以融入行李之中。这说明墓主人生前可能有较多外出之需，需要便于携带、展开即用的家具。床面上留有轻微磨损痕迹，并非专门为陪葬制作的“新物”，而是使用过的生活用品被一起送进墓中。

　　这一点很有意味：很多人惯性认为古人生活艰苦、条件简陋，而战国楚国贵族使用这种“可折叠家具”，大大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追求便利与舒适，并非现代人的专利，古代有条件的人也在不断尝试改进日常器物。

　　青铜器则承担了另一种功能。椁室中整齐摆放着十九件青铜鼎，各自规格略有不同，但铸造精致，纹饰清晰。依照礼制观念，鼎的多少与墓主的身份高度相关，鼎越多、规格越高，意味着权力越大、地位越尊。包山二号墓鼎的数量和级别，与“楚国左尹”的身份相互呼应，从物质层面佐证了文字材料中呈现的官职位置。

　　除了鼎之外，还有一些乐器、兵器等摆放在特定区域，反映出墓主人在生前的社会角色。乐器代表参加礼乐活动、宴享场合的资格，兵器则象征一定的武备权力和身份象征，两者放在一起，可以看作是一位重要官员在“礼”“兵”两方面的象征缩影。

　　不过，包山墓的发掘过程也伴随着不可避免的遗憾。部分漆器刚出土时，颜色艳丽，纹饰清楚，但接触空气后，在保湿、防氧化技术还不够成熟的条件下，很快出现干裂、褪色甚至剥落现象。许多参与发掘和整理的人后来回忆，那些短短几天内肉眼可见的变化，让人心中总难免惋惜。

　　正因为这些经历，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上不断升级，对于高风险材质如漆器、木器、丝织物的出土和保存方法，逐步形成更严格的流程和标准。某种意义上，包山楚墓既是楚国文明的一个橱窗，也是现代考古和文物保护观念转变的一个节点。

　　综合竹简、器物以及墓葬结构等多方面信息，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图景：公元前316年前后，一个处在战国复杂局势中的楚国高官，在荆门纪山地区按高等级礼制下葬。墓坑深达十余米，封土厚实，用青膏泥严密封闭，以十四级台阶、二十四根巨大方木构筑出一个与地面隔绝的世界。

　　两千多年后，在现代工程建设的推动下，这座“封闭世界”被重新开启。唐代盗墓贼的失败，为它赢得了长久的沉睡时间；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万人的大会战挖掘，则让这段历史重新走到聚光灯下。楚国制度、审判实践、贵族生活方式，都通过竹简和文物一点点显露出来，不再只是史书上的若干抽象名词。

　　包山大墓像一把钥匙，打开的是战国楚国政治、法律、工艺和日常生活的一整套门锁。昭佗这位墓主人，虽然早已在黄土之下化为尘土，但他的文字、器物和墓室结构所留下的线索，仍在不断被后人解读，持续为理解战国时代的楚国提供扎实而具体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