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燕吉回忆11：我调到南兵营劳改队给猪看病，跑遍了高墙内的角落

　　1959年9月中旬，程所长这天上午亲自来把我叫出工房，说南兵营劳改队养的猪常生病，要调我去，接我的人已经来了，马上就走。我当即捆好了铺盖，所长说东西不用我拿，南兵营有大车给捎去。离婚后，我的全部家当都在专区所里，确实自己也拿不走，空身而行正求之不得。就这样，我离开了待了一年的地方。

　　押解我的武警没有背枪，我也没戴手铐，所以不引人注目。走了不到一小时，到了桥东区。当年桥东只有几家纺织厂，一点儿也不繁华，我以前几乎没有来过。所谓的桥不是跨水而是跨铁路的一座大石头桥，那时就已经不用了。过了道口往东也就一里多，我看见四周无房，只有带电网的高墙大院，知道南兵营到了。

　　武警把我交给了一位女管教，女管教姓张，说了监规纪律，又问了问我的大概情况。这时来了一位中年男干部，姓邸，让我称他邸上级。他说现在养的猪不多，叫我先去织布，后来知道邸上级是专管生产的。张管教还叫来了女犯人组长。这时我的行李也到了，不用的还存仓库，女组长给我安排好铺位，领了饭碗、筷子，马上我就成了女织布组的一员了。

　　南兵营的劳动是四班制，每班六个小时，每人每天上两个班。织布车间是男女打对班，我们下了后夜班，洗漱、早饭之后就回车间，替出男班吃早饭。他们吃过回来，两班人一起卸布，我们把这一天织出的布卸下来挂好，叠整齐，再拿到验布整修车间。交接班时，我们用彩色的线头织进布边做记号，谁织的多少，质量如何，都能分清。在不"放卫星"的日子，交过布就可以处理个人的事情：洗衣服、买东西或看病之类，自然也可以休息睡觉。但是不一会儿就该吃午饭了，吃过就上下白班，六个小时后出车间吃过晚饭就要开会学习，学习后才能上床睡觉，四个小时后又要起床接班了。"放卫星"的日子就没了卸布后的休息和开会学习的时间，统统回车间劳动。两个星期休息一天，倒一次班，倒班后学习放在下午，只省下了交布的工夫。

　　南兵营的织布机是半自动的，就是人工换梭和断线不会自动停机。开始我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姓章的妇女二人合看一台宽布机器，她教我看布面，接线头，装纬线换梭，一切从头学。车间里噪音极大，说话听不见，都打手势。我盯着那梭，眼光来往也一左一右，觉得它一秒一秒地缩短着我的刑期。随着机器的节奏，我哼着喜欢的歌曲，背诵着脑中的诗词，念得最多的是李后主的词，似乎得到了共鸣和宽慰。

　　第一次参加的生产会上，邸上级批评了章和我，因为我二人产量最低。我正沮丧，他又表扬说我目不旁视，眼睛老在布上，让大家向我学习。我跟姓章的干了不到一个月她被解回老家，据说是受害人家属不饶，定要枪毙她。我知道后还是感到难过，我不了解她的案情，但明白了杀人犯也不一定没人性。

　　章走后，我就换到了一个人操作的窄机子上，这回不能再目不旁视了。我用心地看那几个产量高的，找出我落后的原因。她们换梭快，机器没停稳梭已换好，就势又开动了，而我是把机器停稳才换梭，再开机还得等梭锤第二击时才能放手，否则转速不快梭锤击力不够，梭就会卡在中间，把经线挤断。这糟糕事我干过一次，是在和男犯交班时卡了梭，那挤断的经线像烫发卷曲着，有一梭子那么宽。那男犯头上的汗一下就冒了出来，我不知所措，尴尬地愣着。那男犯冲我摆摆手，示意我赶快跟上女犯们下班。我出车间时回头一望，他正在一根线一根线地接着，心里觉得很抱歉。自那时起，我的动作就稳重起来，慢起来，稳中求快，慢慢地我也练得手熟，产量也不落后了。

　　织布技术过了关，新的困扰又有了，那就是瞌睡。初到南兵营，为庆祝国庆，给犯人们放过一场电影，环顾全场，只有我一个人在看，其他人都睡着了，我当时还觉得奇怪。每天的学习会，多数人坐在那里睡得很实，我还以为她们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殊不知是长期缺觉熬得。有一回晚班，邻机的同犯过来捅捅我，指给我看我们的组长，她正﹣手拿一个线头，弯着腰睡得香香的，干着活儿还能睡成这样，我俩相视笑了起来。没料到很快我也成这样了，特别是下夜班，睡得正熟时被叫醒，懵懵懂懂，随着人群走过院门时，那岗楼上的大探照灯就射准这下班上班的人流。昏困的脑袋被那强光一刺激，全身上下都形容不出地难受，简直就是一种体罚，直到进了车间，被噪声一震，人才清醒了。困劲儿袭来时，手拿着线就是接不上，一惊醒来，咬咬嘴唇晃晃脑袋两个线头一对上就又睡着了，反复数次，非得过了这几分钟的困劲儿，才能继续干活儿。

　　最终困扰我、致使我离开织布组的原因是我的两只脚都烂了。我们织的是包皮布，纱线质量次，为了减少断线就得往地上大量洒水。我从小就患脚癣，长时间站在湿地上，脚癣就犯了。那时还没有塑料底的鞋，只有布底鞋，而我又只有一双，不能换晒。小卖部那里没有鞋卖，卖货人说鞋可以领，可我又不想找组长麻烦管教。脚癣愈来愈重，还感染发炎了，破口处流出好些淋巴液，更把鞋弄得里外皆湿，脚肿得挺圆，一瘸一拐，步步钻心。下班回来，打盆水洗洗，趾缝间的裂口红鲜鲜的，看不到底。同犯们挺同情，有的劝我哭一哭，说哭出来疼得就轻一点儿，我却给她们个笑脸，心里铁定，决不为烂脚流泪。入狱之初我就立志学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还有牛虻的话也鼓励着我："无论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烂脚只能怪自己，没什么委屈，一定不哭。有个同犯撕开自己的枕头，取出些蒲绒，让我夹在趾缝间，我虽不敢尝试这不卫生的疗法，但还是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管教看我寸步难行，就改派我去接机，就是把织完的经轴接上新安上的经轴。这工作不用站立，坐在织布机上把两边的线头接上。不站着自然舒服多了，不久，管教干脆把我调到缝纫组去，坐在裁缝铺织毛衣了。医务室见我久治不愈，给我改用磺胺软膏。我不用站立，不受潮湿，又领了新鞋，烂脚竟很快痊愈了，不得不感谢管教们。

　　缝纫组是个对外营业的裁缝铺，上常白班。养猪的老头儿犯人常来找我去给猪看病，后来建了个猪场，我调了过去，接触到更多的人，跑遍了高墙内的角角落落，了解了一些南兵营的人文地理。

　　南兵营原归专区，专区撤销后正式的名称是石家庄市桥东劳改队。公安部原有明文：关押长刑期犯人的称监狱，关押短刑期的称劳改队，后来犯人多了，也就不分了。

　　石家庄是联结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的交通咽喉，战略要地，驻军很多，偏南的这营房就称为南兵营了。日军占领后，这个位于火车站东南不到500米、占地200多亩的南兵营就成了个大监狱，对外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又称劳工训练所、俘虏收容所，实际上就是屠杀中国人的集中营。1938年到1945年间，先后关押抓捕来的群众和抗日军干达五万余人，死在这围墙里的不下两万，由这里被拉到日本或东北去当劳工的有三万，幸存的寥寥。偌大的地面，不论在何处刨下去不一米，就能翻出白骨。

　　当年的房舍还留着一处：平顶土墙的一大长条四合院，中间还用房子隔出一大一小两边，其间有个大门相通。这200米长20来米宽的大院只有一个朝北的大门，体现了封闭的特点。其他就都是解放后新建的了，四米来高的红砖围墙上面还有电网，转角处有显眼的岗楼，大门朝北，就在休门镇的大路上。门内两边各建了几排红砖平房，是办公室和干部、警员的宿舍，往南是站有岗哨的二门，门内是监狱区了，也是朝南的排排大厂房。东边是大礼堂，西边是大仓库，仓库前是晒纱线的晒场，晒场南边是漂染车间。再向南是两排织提花线毯的大厂房，大礼堂南面一排是裁缝车间及就业人员宿舍和铁木组的工房。南边还是哂线场，东边还盖了三排猪圈，算是猪场。南面和两排织毯车间相对的是辅助车间（打经线、纬线和摇纱）和一排织布车间。再南边就是那封闭的四合院了，其间的空地上还有几间小平房，是管教的办公室，还有一间犯人的阅览室。四合院的西边院，北是男犯人监舍，南是织布车间，西头是大伙房，东头是打包车间和修整检验车间。东边院北有大门、医务室和小卖部。在东院的东面、南边是卷经轴的车间。四合院外的东边，与大墙之间还有一个院子，是养马、骡的牲口槽，放大车的大车棚，还有个粉坊和养牲口的犯人、赶大车的就业人员宿舍。大墙外面东边是个果园，南边是片菜地，加起来有200亩，大墙内有七八十亩。随着石家庄的发展和桥东的建设，南兵营劳改队后来迁到了获鹿县，现在那里已是高楼林立，旧迹无存，只在附近的公园里立了一块碑，纪念这块悲惨之地。

　　南兵营劳改队的一把手，我们称他为贾书记，是位长工出身的老干部，当时有50开外了。大队长姓李，三十多岁，他们都经常到犯人们的生产、生活场所来。管教股长姓程，是个女干部，三十多岁。具体管犯人的是各车间的管教，我们称他们为队长或管教。南兵营的犯人不多，总共才四五百人，分四个车间：织毯车间、织布车间、辅助车间和妇女车间。我们妇女车间有两位女管教，先是张管教和邢管教，后换了另一位张管教和刘管教，年纪都和我相仿，具体的事，交代给犯人组长管，管教主要听犯人汇报，做思想工作。

　　监规纪律头一条是不许单独行动。我刚去时还是二人一路行，自打男犯人发生了一次逃跑事故，就改成三人一路行了。第二条是不许私人拉拢，不许互相馈赠。第三条是不许谈论自己和别人的案情。第四条是看见或听见不利于改造的事，要及时向管教汇报，不许包庇，这叫"靠拢政府"。管教们特别重视这一点，认为是思想改造的主要表现。由于没有反坐的限制，往往就成了诬蔑打击别人的手段，犯人中常说的"拿别人立功"，就源于此。我想，一个人专注于找别人的缺点，怎能纯洁自己的灵魂？不过那时我听到的改造目标，仅是成为自食其力的公守法的劳动者，不提道德情操。有个一贯道的老太婆曾悄悄对我说，"坏人在这里改不成好人，只能变更坏"，不无道理。

　　犯人的伙食还不错。当然，粮食局和蔬菜站不可能供给最好的品种，但经过伙房犯人的加工，也能让大伙吃饱吃好。半月一次的休息日，总会改善一次，吃到细粮和荤菜。过节一定包饺子，把面粉和馅子发到各组自己包。我到南兵营后不几天就过中秋节，吃冬瓜猪肉片，连汤带菜不限数量。她们打了一桶又一桶，为了多吃几片肉而吃了大量冬瓜，结果停了机器去找水喝。

　　按理，犯人得穿统一的服装，而南兵营的经费少，基本上还是穿自己的，只是在胸前写上"罪犯某某某"几个大红字，颜料是漂染车间配制的，不会掉色。冬天就比较统一，不论男女都是灰布棉袄棉裤，自然也写上红字。专区下属的劳改队只有南兵营有女犯，因此每年我们还得缝制大量的男犯棉衣裤供给专区的男犯人。我们自己的则是利用休息时间来做，爱美的可以修修剪剪，做得合身好看些。

　　小卖部由一个刑满就业的人管，不用钱，也不用代金券，而是每人发一个小本子，家里给的钱和买什么东西多少钱，都记在本子上，倒也一目了然。劳改队每月还给每个犯人一点儿零用钱，我初去时给两角，后来认为我表现好，就给三角、五角。小卖部除了卖些脸盆、毛巾、香皂之类的日用品，还卖吃的。我在专区看守所后来搬住的南房漏雨，睡了一夜湿被子，第二天就发了一种过敏症，一遇凉水胳膊就起大片疹，手指肿得和小胡萝卜似的，还痒得难耐。虽然半个小时就能退去，但总是个麻烦。我在小卖部买了两角钱的辣椒面儿一顿吃下，居然再也不犯病了。南兵营还将织的毯子头卖给犯人，我买过一块正方的当包袱皮儿。

　　每月有个接见日，大概是农历初十，因为没有人来看过我，记不清了。每两周一次的休息日可以寄信，贴上邮票不封口，组长收齐后交给管教，来信也经管教看过才给，认为不宜的字句用黑墨涂严。女犯们文盲多，每个休息日我的床前都坐满了求我代笔的人，一面说还一面流泪，把鼻涕抹在我的床腿上，我的休息时间几乎全被占了，最后还得打水来擦床腿。我同情这些不幸的人，从不厌烦。

　　休息日是两餐，中间的时间全体犯人集中到礼堂开大会，听李大队长训话，也有时是鼓动生产、各车间挑战、表决心的会，也有讲自己改造心得的犯人发言，或者批判某个不接受改造的顽固分子的会。每季度还有奖惩宣布会，我也代表妇女车间上台发过言，但多数是由我写稿让刑事犯去讲，这都由管教事先安排好。集会结束时一定全体起立齐唱一歌，我初去时唱的是电影《探亲记》的插曲："东风吹，战鼓擂……"后来改唱电影《为了61个阶级弟兄》的主题歌："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除了半个月唱这一次歌，就没有娱乐活动了，一年也演不了几场电影。直到1962年管教股让我们搞了个评剧班，每个休息日晚上演一场戏。

　　劳改队就是个特殊的工厂，不同出身、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类型的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相伴相守，组成一个特异的群体，演绎着各自另类的人生。

　　1960年之前，老四合封闭的监舍外，工厂区的大厂房还没安装机器，先作为犯人监舍。隔了一道单砖墙，房梁上面还是通着的，东边住着男犯，西边是女犯，我去的时候就住在那里。床和专区看守所的一样，竹条钉的床面，木头做的床架，排成四条通铺。一条靠南，一条靠北，中间是两条合并，向着西头的大门，形成两个通道。每晚管教都来，她站在大门内，我们站在自己的床前形成四个长队，点过名后她就用门上的大铁链子将两扇大门穿上，锁上大铁锁走了。开灯睡觉是监狱的常规，大家睡觉得留下两个值班的这也是常规。南兵营没有专职的值班犯人，而是大家轮流，一个小时一换岗，值班的管教巡夜时会在窗外喊的。这两人把挨着的另两人摇醒，自己再睡。半夜还有交接去工房上下班的，出出进进，若不是都疲乏之至，是难以睡熟的。冬天的晚上更不好过，石家庄风大，那西北风直扑这西大门，我睡得离门近，靠铁链子拉住的两扇大门一会儿向里一会向外，那风灌进来，我的床上床底都是冷风。那时我已由织布组调到了缝纫组，左右睡的织布组的人上夜班去，我两旁无人，没一点儿遮拦，冻得我穿上棉衣棉裤，把褥子双折起，拥着被子缩成一团坐在上面，比伸长躺着暖和一点儿。这工房是要做织毯车间的，织毯机上还要装提花机楼，所以房子有五六米高。房顶是一层石棉瓦，透过瓦片缝隙可以看见天上星星。虽然两条通道各有一个火炉，室内温度也保持不住，尤其是刮风的晚上。值班的看我坐着就过来问原因，问我为什么不跟家里要厚些的被褥。我告诉她我已离了婚，这被褥原是前夫下乡时带着用的，所以轻薄，现在也不能再跟他换。她叹口气就坐在我的身边，我看她能同情我，不像那些"爱拿别人立功"的，就问了她前年闹狱是怎么回事儿。她心有余悸地向我讲述了那夜的全过程：

　　先是东边男犯人喊，惊得这边女犯们都坐了起来，跟着也喊，几个组长在通道里跑来跑去，嘴里也喊，还有人去摇大门，摇得门上的铁链哗啦啦地响，管教在窗外大声地喝止也不起作用。她说她害怕极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喊，过了二十来分钟才平静下来。几天后在里面院子开了大会，四面房上都架了机关枪，宣布说有人要闹狱逃跑，就把那男犯扔上大汽车拉走枪毙去了，吓得她都尿了裤子，还说那天吓得尿裤子的很不少。她说这南兵营里死的人太多，阴气太重，还低声告诉我她是为一贯道来的，不敢再说神鬼。看得出这段回忆又让她紧张起来。喊过换岗她睡觉去了。原来专区看守所的那个因闹狱判死刑又求饶被赦的男犯人，犯的是这么一件事。

　　在马场实习时，牧工们跟我们讲过马惊群的事。察北牧场养的都是纯血马，敏感又神经质，初到时常惊群。群马无目的地狂奔，跑到浑身流汗没力再跑才停止。马没吃草，反消耗了大量体力，牧工们就得挨批评做检讨。次数多了也总结出经验和办法。开始是一只马踩到鼠洞，或者蹿出一只小动物使它受惊，别的马也跟着一惊，全群马朝着一个方向昂起颈子，竖立起耳朵，接着就狂奔起来。到这时牧工也只能跟着马群跑，什么号令都不管用了。可是在它们都昂起颈子之时，牧工们拉长声音一喊，分散了它们的注意力，就惊不起来了。所以牧工得随时注意马群的动态，及时化解惊群。

　　南兵营劳改队几百个犯人住一个监舍，又都知道这里曾是杀人魔窟，有心理压力和恐怖的阴影，莫名地乱喊和马惊群差不多。我想，当时我若在场，登高一呼让大家齐声唱歌，没准儿就能让大家平静下来，我还立一大功呢！接着一想，若是平息不了这"人惊"，也许抓去枪毙的"祸首"就不是那个男犯而是我了，幸而闹狱时我不在场。

　　1961年夏，劳改队把里面老四合院的东院改成了女监舍。医务室、小卖部、经轴车间都搬了出去，东院通外面的大门也挪到了西院，原来的门洞封死，成了女监舍。我们这150个女犯分住了两个房子，居住条件改善了不少，冬天生了火，也不挨冻了。

　　1959年我到南兵营不久，就听说国庆10周年可能有特赦，开始并不在意，可是同犯们，特别是已服刑多年的都很兴奋。她们说1956年就释放过不少人，管教来一念名单，就走好几个，甚至十几个。还说自那以后伙食改善了，常吃大肉包子，直到第二年伙食才又差了。"政府又要宽大了！"是犯人们普遍的想法，引得我也乐观起来，心想是不是1957年以来打击面太大，现在要做些缓和，特赦一下？甚至揣摩若是释放我，农科所还能否回去？复婚有没有可能？……终于等到了10月1日，开了特赦宣判大会。

　　那天的会很隆重，两位管教亲自来监督我们整队，还叫一个10月4日满刑的年轻人将行李收拾好，说她父亲已经来了，散了会就跟她父亲走。我也没多想，默默地跟大家走进那庄严的会场。开始是大队长讲话，随后法院的人登台宣布特赦名单。妇女车间只有两人，除了那10月4日满刑的，还有一个差不到3个月满刑。全大队被特赦的反革命犯只有一个，那人被判10年，已服刑八年半还多。散会后大家还是整队回去，都低着头，比来时更沉默。自此再没人提特赦的事了。

　　一个多月后又开了个严肃的加刑大会。被加刑的我认得，是缝纫组干整烫活儿的一个男犯，因他的温文尔雅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加刑两年，罪过只一条，因为他说："特赦只是做给外人看的。"日子长了，有一次我得机会问了他加刑的事，他没多说，只忠告我一句："反革命犯可不敢随便说话！"两年之后，在一次奖励大会上，又宣布给他减了两年刑，理由是"工作一贯踏实，积极主动"。我明白这是对他加刑的纠正。我记得他的忠告，什么也没有说。

　　其实反革命犯不能随便说话我也知道，特赦之前就给一个叫程薇玲的老女犯加了二年刑。她是国民党的区委书记，官不大，可够上了镇反的杠杠，判了10年，快满期了。那时伙房煮的大白菜，汤上漂着一层蚜虫﹣﹣那蚜虫又小又黏，很难洗下来，蔬菜站卖不出去，当然就给了劳改队。那一季我们天天都吃这菜，这位程国民党每逢吃饭就嚷嚷："吃蛆白粥（就是糊糊）去啰！"所以她的罪名是"煽动犯人对政府不满"。还有条罪状是"鼓动，并为许多犯人写申诉书"。这位加了刑也管不住嘴，公开说："1956年政府准许申诉，人家不会写字求到我，我能拒绝吗？我问问谁还要写，就算我鼓励人家了？"我从她那里明白反革命犯不但不能多嘴，还不能多事。

　　还有个小年轻的反革命在禁闭室里自尽了。他本是正定县一所中专的学生，名叫吴廷执，还是学生会会长。1957年闹待遇，他领了一些学生要乘火车去北京请愿，致使火车停开三个小时。事闹大了，报纸也登了，他被判了个无期徒刑。织毯子产量最高，嘴也能讲，常在大会上发言，也常受奖励。不知为什么他要搜集歇后语，遍问那些男犯，还发纸给会写字的，让人把知道的都写给他，自己还弄了个大本子记上。可能是触犯了犯人严禁拉帮结社的律条，他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关进了禁闭室。大队长在全体会上说了他搜集歇后语的事，还念了几条给大家听。我记得一条是"一根筷子吃藕﹣﹣专门挑眼儿"，念完后说："这都是什么意思？"惹得哄堂一笑。我琢磨是否有影射政府之嫌？还有什么内情我们无从得知。这样年轻聪明能干的小伙儿就这么死了，我感到惋惜，也知道了反革命犯的底线所在。

　　常有同犯向我诉说她的烦恼、顾虑，我尽我所能给她们宽解，也会如实地反映给管教，好让她了解犯人们的思想。有一次汇报完毕，张管教问我："她们的思想问题为什么要对你说，不来向政府说？"我脑中闪出几个回答，觉得都不适宜，便没敢出声。以后我不等同犯倾诉，便赶快劝她们找管教去谈。我想，反革命做思想工作是犯忌的。又一回，我已经去养猪，成了犯人中的"自由差"，路过小院子，赶上打轴组的年轻同犯们正七嘴八舌地向管教股那位女程队长告她们组长的状，说组长领了纱线把好打的给自己，把乱的浆结了不好打的给大家，要求让我去给她们分纱线。程队长见我走过，皮笑肉不笑地冲我说："燕，大家说要你给分纱，你的威信还蛮高嘛！"我听出不满意，赶快走过去。反革命犯必须低调。

　　许燕吉（1933年1月—2014年1月13日）是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笔名落花生）之女。1941年父亲许地山猝死于香港，这一年许燕吉只有八岁。不久日本人占领香港，母亲带着许燕吉及其哥哥逃往内地，辗转漂泊，流落于湖南、贵州等地。建国后，许燕吉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随后在反右斗争中被隔离审查，入狱6年。期间，孩子夭折，丈夫与之离婚。1969年，她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的地方，为生活所迫嫁给陕西一位老农。1979年3月平反，回到南京。许燕吉是江苏省农科院副研究员，曾任南京市政协委员、台盟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台联理事。许燕吉在80岁高龄时著有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书稿原名《麻花人生》），以近百年的人生体验，告诉一个真实得近乎残酷的20世纪中国史，这是一本需要哭着读完的个人百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