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燕吉回忆14：南兵营同犯的经历，打开了我认识社会的一扇窗户

不寻常的入狱经历

　　我以沉重的心情记述几位南兵营的同犯。她们的经历打开了我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一扇窗户。

　　(1）愚昧的郄艮庭

　　劳改队每年都要搞一两次思想教育运动，要每个犯人重新批判自己，另一方面打击不认罪的、思想反动的、不遵守监规纪律的犯人，还动员犯人们交代余罪，检举揭发狱内狱外的非法事情，1963年称冬训运动。一天，管教传我到办公室，在座的还有李大队长，纬线组的女犯郄艮庭站在桌前。我不知就里，便站在郄艮庭旁边等候指示。李大队长开口说："郄艮庭有些思想交代给政府，你听着给记下来，她自己写不了。"郄艮庭有五十来岁，总是低着头跟着组里上班下班，也不讲话，绝对引不起别人注意，这么多年来，我甚至没和她说过话，这次替她写材料才知道她人狱的原委。

　　她是平山县一个山村妇女，闭塞的地方加上丈夫早死，她和外界的接触更少了，思想近乎愚昧。解放后大修水利，河北省兴建岗南水库，她那山沟是库底，得全村迁移。当时几个村才有一所小学，一般都建在各沟交通方便的山梁上。在那雷厉风行的年代，几个村的人口就都集中到小学校里打地铺睡。不是一村，不是一家，也不分男女，就这样挤在一起，不免要出问题。果然，第二天她女儿说旁边睡的外村老头儿把她摸醒了，她和她的女伴们睡去了。那坏老头儿摸不到大姑娘就来摸她。她作为寡妇，怕人讲闲话，没敢声张，吓得一夜失眠，白天还得担土方参加劳动，没两天她就病了，一个人躺在地铺上，那坏老头儿竟来强奸了她，她更不敢讲了。

　　几天之后，那坏老头儿突然死了，听说是被毒死的。她正庆幸，不料公安局把她捕到了看守所，是死者的老婆告的状。而被审问时，她只会说："我没有报复，我不敢杀人。"审案的审了几天不耐烦了，对她说："你不承认就老把你关在这里，让你们娘儿仨永远'三支锅'。你若承认了，我就放你回去。坦白丛宽嘛！"她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在正定上中专，女儿还小，在家里劳动，挣工分。对寡妇来讲，儿女就是她的全部生活意义，特别是都还未成年，永远"三支锅"，就是永远分离，这话把她击垮了。她说："你若放我回去我就承认。"可怜这无知的妇女，连人命关天都不懂得，判了个无期徒刑，送来南兵营劳改。这次冬训，一个年轻女犯交代了她不但毒死了丈夫，还在这之前毒死了丈夫的老母亲。这第一条人命是她交代余罪自己坦白的，不但没被追究加刑，还受到鼓励。这事触动了她，她向管教说了多年压在心里的话："我觉得把我亏得太重了。"

　　李大队长调阅了她的判决书，杀人的证据只有一条，就是在看守所从她衣袋中搜出了毒药。问她："你到看守所后，他们搜你身了吗？"答："上下摸了摸。"问："有没有翻口袋？"答："没有，他们没摸到什么就没翻。"问："那怎么判决书上写的翻出毒药呢？"答："我不知道他们写些什么，我不认得字。"问："宣判时给你念判决书了吗？"答："我也不知道他念的什么，我听不懂。他原说只要我承认就放回家的，后来翻脸不认账了。早知道还是'三支锅'，我不会给他按手印的。我没有下过毒，我太亏了。"说着抹起眼泪。

　　李大队长趁此时和管教们交换了一下意见，都认为投毒犯把毒药还放在身上，更带到了看守所，不合情理。判决上也没说毒药是怎么来的，似也不应该。于是又问："那答应放你回去不'三支锅'的人叫什么？"答："不知道叫什么，只知道姓张。"因大队长的询问，郄把那人的年龄、外貌形容了一下，我脑中的反映就是那抗过日打过蒋的复员军人，文化低但政治口语还能说一套的干部，我在县里村里都见到过。那个年代，掌握基层政权的好多都是这样的人。大队长转而又问死者的情况，郄说那老头儿不是她村的，集中住宿前不认识，究竟怎么死的她也不知道，别人都去看热闹她也没去。大队长再问那老头儿会不会是自杀，或者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害的？郄的回答都是不知道，甚至死者的老婆为什么要诬告她，她也不知道。大队长叫我给郄艮庭写个申诉材料，我们就回监舍了。

　　过了十来天，我和郄艮庭又被叫到办公室，原来大队长已派人到平山县去过了。姓张的法官已调走多年，其他知道此案的人也问不到。李大队长对郄艮庭说："政府不是不帮你，翻案不是谁说冤屈就能翻得了的。到底谁杀了人，你连个嫌疑人，哪怕只是怀疑的都提不出来。为什么不是你，你也提不出个证据，这案就翻不过来。你就在这里好好劳动，政府也不虐待你们，只要条件许可，政府一定对你宽大。"还问了问她子女的情况（都还好），劝她不要悲观，最后还嘱咐她，什么时候能提出证人或证据，随时可以报告政府，政府还会帮她的。

　　李大队长确实言而有信，第三年给她减成15年徒刑。这是无期能减的最高限度，以后就有假释、保外就医的可能了。

　　(2）善良的尹书金

　　尹书金经历了被捕、审讯判刑，1961年末转到南兵营时才17岁，红扑扑的脸，鼓鼓的腮帮子，还是儿童的相貌。她很勤快，总找活儿干，别人干什么她也爱给搭手帮忙。有一次我拉小车去大仓库领纱线，她摘下我的袢绳，拽我出车辕，硬要替我去拉。她说："我吃过饭了，你还没吃！"那时还吃不饱，可是有了蔬菜，体力得到些恢复，但吃饭前和吃饭后的力气还是相差不少的。我觉得这新来的姑娘会关心人，对她很有好感。初时我以为她是个闺女，和她一起解来的同犯告诉我，她不但结了婚，还是因为给丈夫投毒而被捕的，我很惊诧。后来有了一个机会，她对我讲了她的故事。

　　她家在冀中农村，和别的农村女孩儿一样，没有上过学。哥哥结婚后，她就给侄子、侄女当小保姆。困难时期，父亲饿倒在炕上，全家商量着把小侄女卖掉，她抱着小侄女大声哭着反对，她舍不得。父亲沙哑地哭着说："别管我了，别为了我卖孩子。"嫂子哭成泪人，哥哥不敢放声，还在断断续续地劝父亲。母亲哭着说她："你不让给别人，你能养活她呀！"她毅然地说："我养活她！要饿死，我和她一块儿饿死！"就这样她参加了修水利的重体力劳动，因为修水利的每天下午可以领到两个玉米面饼子。一起修水利的小姐妹们拿到饼子，就坐在一起一点儿一点儿地唠着嗑吃。她不敢和她们一块儿，怕自己忍不住馋，而是把饼子揣到怀里，躲在没人的远处，咽着口水流着眼泪。散工回去，小侄女总是在门槛上"担着"-﹣农村门槛高，小孩子把肚子压在门槛上，头向下栽着，这样"担着"可以减轻饥饿的痛苦。她已没有力量到路口去等那两个救命的饼子，只能这样"担"在门槛上，听到姑姑的脚步，她就抬起头伸出两只手。尹书金说她之所以能克制自己强烈的食欲，就是想到小侄女的这个姿势，假若姑姑什么也不能递到这伸出的小手上，将是怎样一个情景！

　　就靠在水利工地上挣这两个饼子，日子还是过不下去，全家要活，只有把她卖了。母亲把她嫁给了一个富农的儿子，比她大了十几岁，已经30出头了。母亲对她说："你到丈夫家能吃饱饭，咱家得了他家的彩礼粮，你爸爸还能活。"她答应了，但她不知道对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女孩儿，这婚姻会给她的身心造成多大的伤害。她逃回娘家，母亲抚慰一番还是叫她走。母亲哭着说："闺女呀，忍着些，慢慢就会好的。你回来，家里没有你吃的呀！"卖她得来的那些粮食最终也没有救得活她父亲。母亲嫌她老回来，狠心地说："你再也不要回来了，除非你男人死了。"她连口水也没喝，跑到父亲的坟上哭得心肺都要翻出来，哭到天快黑了才回家，一路上脑子里就响着那句"除非你男人死了"。男人没死，她进了监狱，判了七年。

　　她告诉我，男人不要她，离了婚，母亲也没来看过她，她不知道将来刑满能到何处去。说完低着头直抹眼泪。

　　我一直在想，这孩子应该承担多少罪责？

　　(3）人性是什么

　　作为囚犯没有人身自由是众所周知的，多数人不知道囚犯还没有流泪的自由﹣﹣监狱中是不许哭的。

　　那是一个接见日，修女孙瑶真的侄女来看她。南兵营没有接见室，犯人和家属只能在大门内的大路上一对对地站着说话，管教或武警在旁边监视着。男犯张步云的妻子带着个五岁的男孩儿也在接见。张步云很有些才艺，每逢过节都有他的节目，所以全劳改队的犯人都认得他，而且知道他是个右派反革命。接见是有时间限制的，当张步云往回走时，他那孩子"哇"一声地哭喊着"爸爸"便追扑过来。张步云听见，赶紧回头蹲下，说着："爸爸再抱抱，爸爸再抱抱。"把孩子送回妻子身旁，可是他转身一走，那孩子又哭号着张着小胳膊扑上来。最后还是管教示意，让孩子妈妈硬把这哭号的孩子拽走了。走出了大门，那"爸爸呀！爸爸呀！"的哭喊声还传进了大铁门内。孙瑶真目睹了这一场景，止不住泪水直淌。回到车间，武警紧跟着也来了："孙瑶真，你哭什么！""他若是心疼孩子，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呀？""你们这些反革命同情反革命吧！关键时候就露出本质了！"狠狠地一通训斥，还真把孙瑶真的眼泪给训干了。可是孙瑶真对我说这件事时，眼泪又簌簌地淌下来。

　　1962年，来了一个可以随意号啕的女犯，姓张，只有20岁出头，但看起来像近40岁的，她往往干着干着活儿就忽地坐在地上大哭一场。当然，不乏汇报的人，管教说："别理她，让她哭去吧！"在组长会上，管教告诉我们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精神不太正常了，让大家注意着不要让她寻了自尽。日子长了，她哭的次数也少了，我觉得她没有什么精神不正常，她还对我倾诉了她的伤心。

　　她父母亡故，跟着哥嫂生活，穷得没有东西陪嫁，给人做了填房。前房有两个小男孩儿，她婚后又生了一个男孩儿，1960年没有吃的，丈夫独自走了，不知去向。一个年轻男人走南闯北地混自己一张嘴还是可行的。她一个人带着三个不到10岁的男孩子，把家里、野外能入口的东西都吃尽了，能烧的也烧光了。前房孩子的外婆能开门让来讨吃的外孙进去，那小的，不是她外孙的就挡在门外。两个大孩子回来就说吃了什么什么，还边咂着嘴说多好吃多香，馋那可怜的弟弟，那小的就哭着向妈妈要。妈妈只有眼泪，自己都快饿死了。后来外婆家把那两个外孙接走了，剩下这娘儿俩更无人过问。这时政府有几个以工代赈的工程，她去报名，求一条活路。人家说工地远，得住工棚，不能带着孩子去。她向人家保证，她孩子不影响大家睡觉，不妨碍工地工作，不吃分外的食物，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许她带孩子上工，她只好懊丧地回来坐在院子里发呆。这时儿子又哭着闹着要吃的，她说："你过来，妈给你吃的。"一把把孩子拉入怀中，两手紧紧掐着孩子的细颈子。第二天她上了工地，吃到了食物，晚上恢复了神志，大哭号啕，人家问她，她只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呀！"大家以为她想念孩子了，都说："你不是说安顿好了吗？"她告诉大家："在门后面！"公安局在她家门后找到了那夭折的小男孩儿。

　　她被判的刑期不长，好像只有三年。她在南兵营的时间也不长，是调回本县还是放回家去，我不得而知了。

　　孙瑶真原名宝荣，1915年生于河北省宁晋县边村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以前经营棉花生意，因失火破产，家道已经衰落。

　　宝荣的长兄11岁时，母亲送他去了修道院，培养他当神父。修道院的主教问她有几个孩子，回答说有四个，都是儿子。主教说："我替你祈祷，求天主赐你个女儿。"母亲高兴地说："若天主赐我个女儿，我也把她奉献给天主的圣教会。"第二年，她果然生了个有明亮大眼睛的漂亮小女孩儿，起名宝荣。

　　宝荣幼时就患上了淋巴结核，医生说得忌口，不能吃肉、蛋和一切零食，特别还不能吃油。家里每周给她买一小罐炼乳，就是唯一的营养品，长到八岁才比八仙桌高出一点点。那年春节，桌子上摆了些花生、糖果，宝荣馋极了又不敢伸手拿，眼睛就在母亲和花生间打转，坐在桌旁的叔祖父注意到就责备母亲。母亲解释说不是不让孩子吃，是怕她瘰病病复发。叔祖父说："你看这孩子都耗成什么样了，八岁才这么一点儿个子，又瘦又干。你们光怕她发病，可没考虑她还能不能成人。真发病死了也比耗死了强。"母亲不敢违抗长辈，就不再让她忌口了。那个春节她不但吃了花生，还吃了鸡蛋和猪肉，营养充足，身体也好起来，瘴疠病居然痊愈了。

　　健康了的宝荣就要求上学。那个年代农村里的女孩儿上学的不多，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计更困难，就不想让她上。宝荣力争，说不识字怎么能当修女？母亲记起早先的承诺，便应允了。宝荣12岁时，大哥升了神父，二哥也想当神父，拒绝一切说媒。可是家里再也供不起。升神父要经历修士阶段，除了学习《圣经》教义、神学、哲学，还得学习拉丁文，时间很长，学费不少。女孩儿人修会虽然课程少许多，而且人会之初就能工作，但也得交一笔费用，以表明是志愿有决心的。当时是12个银元，家里也凑不出来。宝荣15岁时，得知郑州的本·若瑟修女会不收入会费，兴高采烈地去找到正回乡探亲的郑州教区张主教，张主教看她决心大，就批准了。她顺利地到了郑州人了修会，不再用宝荣这名字，改用上学时老师给取的瑶真。而她二哥终身未娶，也没能当上神父。

　　初入修会当预备修女，开始了规矩严格的修会生活：起早贪黑，念经祷告，听道学习，还有日常的劳动，就是照管修院收养的16个孤儿，教他们识字、唱歌和讲道，还要给这些孩子缝衣做鞋，忙得没一点儿闲暇，可是她心情特别愉快。只是睡眠不足，老是困倦，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五年之后，她20岁，发了终身愿，成了正式的修女。

　　20世纪30年代，河北省邢台天主教堂来了一位波兰神父，他还是一名医术高明的眼科专家。他发现很多的穷苦农民只因普通的眼病没得到治疗而失明，便办了一个眼科医院。为扩大医疗的范围，还培养了大批的眼科医。解放后，外籍传教人员都被遣送出境，但邢台的眼科医院还继续开办，而且一直享有盛名。

　　孙瑶真当了修女，正赶上波兰神父办眼医班，每个教区选派两名修女去。瑶真心灵手巧，性格温和，被选派了。波兰神父亲自授课，从医学的基础教起，直到手术和处方，要求很严。有些人因文化程度太低，或手指太笨拙，不能做精细的眼科手术而被退回。瑶真学习用功，细心苦练，四年之后，她已成为能独当一面的眼科医生了，先后被派到江西、湖南教区服务。解放后她所在的本·若瑟修女会也有所改变，瑶真回到了故乡。20世纪50年代，冀中已开始农业合作化，个体行医的也组成了联合体。邻近的赵县有位修女办了个诊所，邀请瑶真去主持眼科，一干就好几年。虽然人不在修会内，她仍遵守着修会的规矩，信仰不变，身份没改。

　　有个当地的党支书用了诊所的两支青霉素，一直没有付钱，因为是瑶真开的处方，诊所就责成瑶真去催讨。话虽说得客气婉转，但要了几次这书记都托词拒付，最后账是结清了，但书记很生气。瑶真就这样得罪了当权的人。1957年石家庄地区刮起了一阵迷信风，先是一个死水塘因腐败的植物发出类似中药的味道，众人就蜂拥去喝那脏塘水，说是王母娘娘降的仙药。继而有个叫黄尔营的地方，教堂的王神父说堂里的圣母像流了眼泪，显圣了，招致大批的教徒去朝圣。瑶真也去了，但没有看见什么奇迹，失望而归。有个女教徒来问，瑶真如实说了，女教徒将信将疑，瑶真便说："若不然你自己去看看。"那女教徒一拍手说："你的嘴，我的腿，就跑上一趟！"不久，王神父造谣惑众被捕，南兵营的天主教女犯差不多全是黄尔营一案的。孙瑶真作为修女自然更难幸免，罪名是"煽动群众朝圣，破坏农业生产"，判八年徒刑。

　　自幼熏陶她的教义，多年修会的约束，造就瑶真仁爱宽厚、谨慎谦和、舍己为人的品格，在众多各种类型的犯人中就凸显出来。她很讲卫生，全身上下总是干净整齐，可是一点儿也不嫌弃有病的同犯，吐的拉的她都尽心地给擦拭。有个年轻女犯恶习不改，在狱中依然小偷小摸，而且特懒，浑身脏臭，大家都不理她。春节前全体都拆洗被子，就她不动，说她不会，从未干过这事。瑶真就耐心地教她，发现她身上虱子成堆，又打来开水给她烫，烫得大铁盆下面淀了几厘米厚的死虱子。大家都转过脸去，省得恶心，而瑶真还赔着笑脸。女犯中老得行动不便的、病得卧床不起的、弱智的、精神不正常的，管教把她们都放在瑶真组里，病危的也让瑶真去给送终。不论男犯女犯，凡是患眼疾的都由瑶真给医治，甚至干部也找她看眼病。医务室的男犯医是个反革命，但也是个大流氓，和一个常找他看病的女犯有不轨行为，为此受到加刑处分。审问他时，他说："瑶真常来医务室，可她像个圣女似的，一点儿也引不起我的邪念。"真是正能压邪。在狱中四五年她没犯过一点儿监规纪律，她的人品受到全体女犯的敬重，南兵营给她报到法院，减刑两年，法院因她属反革命性质，只批了减一年。1965年她被释放了，原本没判她有附加刑的，但她表示不背叛宗教，给她加了个反革命分子的身份。

　　她回到故乡边村，在家族人身旁，再者她已年过50，不在劳力之内，反革命的身份没有给她造成什么伤害。她和弟弟一家一起生活，参加点儿力所能及的劳动。农忙时，她把本家族的小孩子都集中照管，中午还做一大锅饭，让弟媳妇们省去了做饭的时间。家族人都感激她，爱戴她。

　　好景不长，两年后的1967年，"文化大革命"闹到了高潮，河北省的造反派宣布取缔天主教，凡是坚持信仰的都受到残酷迫害。有的被拴上大拇指吊上房梁，有的被捆上两腿，让骡子在铺上煤渣儿的路上拖拉，有的被熔化了的沥青浇背，有的被大棒子狠砸"花岗石脑袋"，仅一个边村就酷刑致死了一位神父和四位教徒。造反派还将一位守贞的女教徒脱去衣服扔进水塘里，说谁要娶她可以捞她回去。所幸瑶真因为有反革命身份，运动初期就被捕入了劳教所。

　　劳教所里虽不像社会上那样胡作非为，但也不是世外桃源，也搞逼婚。他们以为修女结婚就等于毁誓、背教了。瑶真被逼不过，就选了一个叫二傻的劳教人员。二傻是弱智，还不爱劳动，小偷小摸常被人捉住，屡教不改，村里只好把他送来劳教。瑶真答应嫁这弱智人，目的就是可以不受这人的摆布。劳教所认为目的达到，二傻有人管顾，也不会再偷，就放他二人回栾城县宋村﹣﹣二傻的老家。二傻原不肯回去，因为家里已没有房子住，而且劳教所有现成饭吃。瑶真为了有更多的自由，劝说他同意了。到了宋村，瑶真花两元钱租了村人两间闲房，又从边村拿来些日用品，还拿来些布给二傻做了新衣服，督促他每天上工劳动。二傻不缺吃穿，也不偷了，村人很满意，二傻也有了些自信。瑶真对二傻说："我管你吃饱穿暖，你也活得像个人，也没有人欺你骂你了，你可得听我的话，我是守贞的，你不要有夫妇生活的要求。"二傻居然答应了。可能是长期独身，生理机能减退，再者他也年近50，总之二人相安无事。过了一段时间，瑶真回了边村生活，听说二傻又没人照顾，常坐在路边发呆，瑶真于心不安，又回到宋村，要求村里给二傻盖个房子。村里答应了，新房子里盘了个较大的土炕，中间是添燃料的炕口，告诉来串门儿的村人，她二人都怕热，得离炕口远点儿，所以一人睡一边，没有引起外人怀疑。时间到了1974年，村里来了个卖土豆的，瑶真在买土豆时知道那人原本也是天主教徒，出于对宗教的忠诚，瑶真就劝他回归。为此她又被捕，叫作"屡犯从严"，判了10年，关进省第二监狱服刑。

　　1979年，社会有了很大进步，瑶真被释放，她认为在狱中更便于她修道，说才服刑五年，要服满才走。狱方说来也罢走也罢，都是法院决定的，你没有选择，只能服判。于是她又回到了宋村。她被捕时给二傻留下的冬夏衣服有满满的一箱子，这时成了空箱子，都被村人拿走了。现在见瑶真又回来，纷纷又还回来。瑶真为解他们尴尬，说是二傻眼睛不好，看不清衣服少了没有。二傻大觉委屈，说："我眼睛再不好，也不至于看不见箱子空了。"傻得可笑。

　　1980年，国家给"文化大革命"时受害致死的教徒平反，每人赔给250元，多数家属拒领，说是只等教皇祝圣，不要政府的赔款。瑶真见政策大改变，便去石家庄法院申诉，得到平反和250元，把这钱给了二傻一个本家，让他收留二傻，管他吃住，穿的和铺盖还由瑶真供给。她不再在宋村居住，但也不算离婚。瑶真回了边村，还和弟弟一家共同生活，不时和弟弟一起来宋村看看二傻。三年后，二傻死于脑出血，这段婚姻彻底结束。

　　在边村，她应弟弟要求，开了个眼科诊所，同时向弟弟和侄儿教授眼科的知识和技术。所得的收入，大部分资助给刚刚恢复的教会，余下和弟弟平分。到1989年她得知郑州的修女会也恢复了，这时她弟弟和侄儿已经熟练掌握了眼科的技术，可以支撑那个诊所，她决定回到修女会。

　　郑州的张主教年迈体衰，但还清醒，瑶真见到他还有当时的几位幸存的神父，谈及数十年的风雨曲折，大家感慨落泪。张主教赦免了瑶真结婚的大罪，接受了她的回归。修会又派她去内蒙古和河南的多个地方传教治病。直到20世纪末，她年事已高，眼力不济，不能再行医传教了，在河南豫西一个农村由几位年轻修女照顾着。瑶真历尽坎坷，还是实现了当初的誓愿，心存感激，虔诚信仰，安静平和地于2005年逝去，享年91岁。

　　她是我永远崇敬的人，是我永远怀念的人。

　　许燕吉（1933年1月—2014年1月13日）是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笔名落花生）之女。1941年父亲许地山猝死于香港，这一年许燕吉只有八岁。不久日本人占领香港，母亲带着许燕吉及其哥哥逃往内地，辗转漂泊，流落于湖南、贵州等地。建国后，许燕吉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随后在反右斗争中被隔离审查，入狱6年。期间，孩子夭折，丈夫与之离婚。1969年，她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的地方，为生活所迫嫁给陕西一位老农。1979年3月平反，回到南京。许燕吉是江苏省农科院副研究员，曾任南京市政协委员、台盟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台联理事。许燕吉在80岁高龄时著有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书稿原名《麻花人生》），以近百年的人生体验，告诉一个真实得近乎残酷的20世纪中国史，这是一本需要哭着读完的个人百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