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闲话早已传的沸沸扬扬，众人说什么的都有，有鼓励的，有嘲讽的，总之看笑话的居多。

　　二姐从县里回来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那是成绩单。她没走大路，贴着田埂绕到屋后，低着头进了家门。屋里很静，只有父亲卷旱烟的沙沙声。母亲在灶台边洗碗，手停在半空，没敢回头。

　　家里为了供她读书，已经掏空了底。前两年复读，家里卖了口粮猪，还跟亲戚借了钱。今年开春，地里的化肥都是赊来的。村里人嘴碎，说一个女娃子，读再多书有什么用，早晚要嫁人，不如早点下地干活，还能帮衬家里。

　　二姐把自己关在房里整整两天。第三天早上，她出来吃饭了。饭桌上她没说话，吃完把自己的存书都搬了出来，整整齐齐码在院子里。那些书有物理、化学、英语，书页都翻烂了，边角卷起。她蹲在地上，一本一本撕碎，扔进灶膛里烧了。火光映着她的脸，看不出表情。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一袋又一袋烟，最后说，别读了，家里供不起了。母亲在旁边抹眼泪，也没说话。

　　二姐没反驳，第二天就跟着村里人下地了。她戴着草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弯腰在玉米地里除草。太阳毒辣，没几天她的脸就晒脱了皮。收工回来，手上有被玉米叶子划出的血道子，混着泥土，结了痂。

　　村里那些闲话并没有因为她的沉默而停止。有人说她心气太高，摔得惨。有人说她不是读书的料，硬撑也没用。还有人说，女娃子脑子笨，读到头也就那样。

　　二姐听到了，没理会。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大部队下地，晚上回来吃完饭就坐在灯下纳鞋底。她的手越来越粗糙，指甲缝里总有洗不掉的泥土。

　　那年秋天，村里来了个收山货的商贩，开着一辆绿色的解放牌卡车。商贩要找个人记账，村里识字的年轻人不多。有人提了一嘴，说那谁家的二丫头不是读过书吗？

　　二姐去了。她拿着算盘，一上午就把全村的山货账目算得清清楚楚。商贩很惊讶，问她怎么不去考个会计证，或者去城里找份工作。二姐笑了笑，没说话。

　　年底的时候，二姐用自己挣的钱，给家里买了袋化肥，还给母亲买了块头巾。她没再提高考的事，也没再表现出任何不甘。她就像一棵被大风刮弯的树，没断，但改变了生长的方向。

　　村里人的闲话渐渐少了。生活就是这样，不管你曾经有过什么梦想，日子总得过下去。二姐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偶尔会抬头看看远处的山，山后面是县城，县城里有她待过三年的高中。

　　她看了几眼，就低下头继续干活。锄头砸在土里，发出沉闷的响声。那声音很稳，没有犹豫，也没有抱怨。日子一天天过去，二姐的背影在田间地头变得越来越结实，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农民。

　　她不再是从前那个眼里有光的女学生了。但她也没垮。她把那些没考上大学的屈辱、村里人的嘲讽、家里的压力，都嚼碎了咽进肚子里，转化成了力气。

　　来年开春，二姐还是跟着村里人下地。她干活利索，话不多。有时候村里老人看见她，会叹口气，说一句，可惜了。

　　二姐听了，只是点点头，算是应答。她手里拿着农具，走向田里。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刚翻过的土地上，泛着青白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