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正是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政共和国，但他出现却是十分突然，完全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而且他不是发生在革命氛围浓厚的广东，而是并不为革命党人重视的中原腹地武昌，因此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在得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时候，一时惊讶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宣统三年10月9日正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装配炸弹，不慎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至，就此导致起义计划暴露。满清湖广总督瑞澄下令紧闭城门，开始搜捕革命党，被捕人数已达32人。在此情况下，蒋翊武与其他革命党同志当即决定提前举行起义，在一番紧急联系之后，决定在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革命军在第一时间攻取楚望台军火库之后，熊秉坤即宣布起义部队为湖北革命军，布置进攻总督署。此时，各标营见火光闻枪声，纷纷起而响应。清军驻武昌城内外的兵力约20个营，共9000多人，相继起义的就达三四千人。革命军直扑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这位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此时此刻，居然在总督府的围墙上打了一个洞，带着老婆，孩子，姬妾，金银财宝像狗一样钻了钻了出去，奔江边楚豫兵舰逃命。随后赶到的则是武昌城最高军事长官张彪，有这样的文武大大员主政地方真是大清的报应，革命党的幸运。

经一夜血战，到东方黎明时革命军占领督署，武昌全城克复。满城都是臂缠白巾的革命军，一面醒目的铁血十八星大旗，在黄鹤楼头迎风招展。武昌起义成功第三天，黎元洪成为湖北军政府大都督。

清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许，长沙海关税务司署。

长沙海关税务司最高长官英国人伟克非收到了湖南军政府发来的一封政府照会，这个今天才刚刚诞生的新政权向他提出明确要求：湖北军政府将全面接管属地内的所有海关，署名是湖北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意思就是有关税银将上交由革命军组成的湖北军政府。

对于这样刚刚成立的军政府伟克非并不看好，在他看来更像是一群大头兵向清政府索要军饷的闹剧。但对于这场闹剧又不得加以重视，因为一旦造成军事冲突将引发外交纠纷，为此，伟克非立即给顶头上司，远在上海的上级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问及如何处理此事。

当日下午三时许，安格联回复：“因中国海关关税已被指定用于抵偿清政府所欠外债，建议将相关税收交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因此所有税银一律存入英国汇丰银行”。一句话，所有海关关税不得移交军政府，而是由英国银行代为保管，堂堂大清帝国的海关关税居然英国人掌控，现在不仅关税主权丧失，就连关税无法收取，简直就是大清国的奇耻大辱。

与此同时，安格联立即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问询有关情况。北京城里的摄政王载沣对此有何措施。朱尔典也很快回复了安格联电报，对于安格联措施表示肯定，英国政府完全支持了安格联代表海关总税务司的做法，并电令长沙英国领事馆，命其全力配合海关税务司或领事团的一切行动。至于摄政王的举动，也会随时告知。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拥有文学硕士学位 。清光绪二年来华，从驻华见习翻译员做起，精通汉语，主动学习儒家典籍，在光绪三十年出任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在他回忆里，对于满清官员的无能，愚蠢充满了不屑和嘲讽，但又对中国人民雄狮般的气概充满了敬意。

湖南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对于英国人不给钱也有心理准备，但对于原本属于湖北关税税款无法入库自然是十分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又派人协商，建议将税款存入由中方控股的银行，双方都不得擅自动用，对此伟克非断然拒绝。后来，黎元洪又建议以湖南军政府的名义开立账户存入汇丰银行。对此伟克非还是拒绝。当然，不仅革命党的湖北军政府拿不到关税的银子，就连大清户部银行也拿不到海关关税的一两银子。

原因就在于，在英国政府以及西方列强看来，面对烽烟四起，各省独立的情况下，必须首先确保西方人的利益，因此在英国的协调之下，西方各国政府以偿债和赔款的名义立刻截留清政府各地关税。所有关税款项均统统汇入了外国银行暂管。朱尔典对此志得意满，在向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如此写道：“中国所有口岸的海关关税现已完全置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之下，以供偿付和赔款之用。”这实在是中国最大悲哀所在。

宣统三年十二月，北京紫禁城。

新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向隆裕皇太后递上一个密折，度支部（财政部）库存白银不足六万两，堂堂一国国库的存银居然如此惨淡，大清真的是已经穷到家了。原因只有两点，第一，南方已经“独立”税银已经断绝，更关键一点是，海关官税已经被海关总税务司截留，大清已经是收不到一两银子，要知道，这可是满清最后，也是稳定的一笔巨额收入，大清财政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原文为：“现在时局危急，库款告罄，望太后和皇上紧急拨发内帑银，若再筹不到钱，只怕是崩盘在即了。”

此时北洋军也已三个月未发饷银，远在武昌前线的冯国璋是一日三催，如果没有军饷，不等革命军北伐，北洋军必然率先爆发内乱。实际上，此时更急是总理大臣兼北洋掌门人的袁世凯，为维持北洋庞大的军费开支，袁世凯不得不四处联络列强举债，作为末世曹孟德，已经知道满清垮台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自己如何获得最大利益才是最关键的，在此期间必须取得西方列强的支持。而精明的洋人们当然不会盲目下注，面对袁世凯借款请求大多予以拒绝。列强恪守金融中立政策，袁世凯借款没银子，革命党同样不好使。

袁世凯难，革命党更难，袁世凯毕竟还有资本，可革命党却是什么都没有。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外滩。“江利轮”终于抵达海关码头。码头边的人们不断地高呼万岁，因为“江利轮”上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有人都传言，孙中山的兜里有着巨额的支票。当有记者问及此事的时候，孙中山明确表示：“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此语一出，顿时让所有对孙中山给予极大希望的人们顿时泄了气。

孙中山刚刚回国，即被17省代表以每省1票的方式16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临时大总统，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可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远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翻开政府存银账册，用一贫如洗来形容都是轻的，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做梦都想不的到，原两江总督的府库里的账面上只有六两银子。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设立和运转都面临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在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状元张謇协调之下，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方才成功组建临时政府，这不过是杯水车薪。

此时无论是对革命党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京的满清政府来说，最大的问题都是如何发动军事行动击败对方，而打仗最关键的无疑就是兵源和兵饷。当时各省独立之后，田赋、盐税两项都被地方革命党所截留，关税则被列强代管，南京临时政府收不到一两银子，地方政府根本就不听孙中山的，但就天天和临时政府要银子，此时的孙中山麾下却无一兵一卒。

当时民国第一任财政总长陈锦涛试图向列强举债。六国联合银行也答应借款，但必须在香港注册的轮船招商局抵押。轮船招商局是当时中国最核心优质的实业资产，满清朝廷从未将其抵押贷款或开放合资，但已经穷到家的南京政府没有什么不敢干的，南京内阁会议决定，拟将轮船招商局抵押给日本洋行，贷款一千万两白银。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国人对此无不义愤填膺。媒体对此抨击道：“满清政府都不敢做的事，你们却敢悍然为之，恐怕全国人民将骂你们连满清都不如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参议院表决反对，此事未能达成。

此时显然，走到这一南北双方都已山穷水尽，这场内战也注定无法继续下去。和谈成为唯一的出路，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因此，双方顺理成章地坐上了谈判桌，开启了南北和谈。和谈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袁世凯成为最大赢家。

12日，隆裕太后正式颁发清帝退位诏书。随后袁世凯通电全国：“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并谘文参议院：“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

南京参议院随即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十七票的全票优势补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在通告袁世凯的电文中称他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应该说南北议和是成功的，避免了中国走向内战，彼时各政治派系经过多次的谈判与协调，最终促成了南北议和并铸就历史罕见的朝代和平更替，将其定性为妥协的伟大胜利也毫不为过，这其中既有南方革命党的克制以及袁世凯等人积极斡旋的功劳，也体现在亿万人民对和平统一的殷殷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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