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登顶銮宝座，万众之上律重典，重八治国正纲纪，依法治国荫后世！

布衣皇帝朱元璋重典治新国，构建了系统的法治体系，为明朝初期的稳固和后世的延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

有言“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 ”。但朱元璋建国称帝后，没有按治理新兴国家宜轻典之古训，而适用“重典治新世”的法治理念。

其实这些，从他早在任“吴王”期间，就命李善长主持修律，建国后，又令刘惟谦等详定了《大明律》就可以看出来，他内心渴望贯彻“刑用重典”的治国原则，希望以此来稳固江山，清理异己，福荫后世。

在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亲自采编处以重刑的案例，主持汇编颁行的《明大诰》及续编《三编》等典型案件汇编，相当于现代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制度和依据；更为严格的实行重刑主义，彻底将整个大明朝的重典法治推向了高潮。

在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喊着一个叫“明刑弼教”的口号，“明刑弼教”说的是，要让律法被万民所明喻，让大家都做到知法，然后畏法而变得守法，从而达到用礼学教化所不能取得的治理效果。

这种法治理念为明朝当世及后世治理明确了重刑主义的方向。是朱元璋法治思想的总统领，在此驱使下他形成了一系列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手段，并为后世子孙所传承，对明朝的的封建集权制度和传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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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什么要选择刑用重典的治国理念？

这与朱元璋幼年的生活经历分不开，自幼温饱难决，颠沛流离，见惯腐败和欺压的他，内心有着一个农民的朴素治理思想，认为“严刑重典”就可以保证吏治清明、民奉皇威，当然也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果。

同时，朱元璋经历无数战争，数次争斗，多次争权，形成了猜忌多疑的个性，唯有信奉法治的力量能带给自己安全感，而封建法治体系却只是完整的体现他个人思想意志的结果。

而且，朱元璋有着强烈的权利和欲望，从一无所有到一国所有，测试和体现权力的最好方式就是用严峻的刑法惩戒来予以实现。

而他的主观上也想着，能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建立一个“流芳百代、万世不易”王朝的想法，所以通过重典来稳固江山和高度集权，这一切都需要严厉的律法来实现；重刑还可以成为他扫清皇权障碍的利剑。

所以围绕着这一切，朱元璋开始了系列法治建设，效果惊人，影响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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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治国理念之“法治安天下”，是他依法治国的中心思想

结束元乱之治后，面对建国初期的实际情况，新生王朝并没有走的小心翼翼。朱元璋上来就采取容易得罪人的重典用刑，并坚持“建国之初，当先正纲纪”，亲自着手纠正法度，这是他“法治安天下”落于实践的需要。

他反复的和诸臣强调“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就是要把法制当作朝廷用来治理国家的准则手段，而这一手段就是朱元璋“法治安天下”重法思想的体现，也是依法治国的中心思想。

其实，他一开始就在内心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针，这对一个少贫未读，社会成才的农民皇帝来说，是非常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

为了推行自己依法治国的思想，朱元璋颁布命令，让明朝的刑官公开讲解律法，宣传法治精神，并且规定每日不得少于20条的工作要求，取得了很好的宣传和普法效果。

同时他自己也在日理万机之中，还随时抽空到皇宫西楼，召见诸位下臣，席坐论法，将自己的律法见解陈述，并与下属讨论，同时也聆听群臣见解；这对一个开国皇帝来说，能不宠后宫而御西楼，实属难得，足见其对法治之重视和执着。

随着他“法治安天下”思想的成熟和体系化发展，便颂布了一系列律法，明朝在他依法治国引领的道路上阔步而行。

朱元璋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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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严修律例，健全法制，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

朱元璋知道治理国家，光有法治的思想来指导是不够的。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来作为具体的行事准则。这样才可以充分发挥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教育”作用，让民众知法而畏惧，犯法受强制处刑，才能取得法治的实践效果。

所以，为了建立健全大明朝的法制体系，朱元璋早在建国前，就已经着手立法工作，积极组织人手对修订的《大明律》等进行讨论、评价，反复修改，最终才颁布执行，《大明律》是当时和后世的一部集大成的律法，是明朝的主法典，也是“刑用重典”的完美诠释，完成了许多朱元璋赋予它的使命。

随着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明朝的法治体系逐步完善起来，真正实现了有法可依。

同时，朱元璋自己步步把关，确保了立法工作充分实现他的法治思想，充分体现了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产物这一特性。值得一提的是，重刑主义在明朝运用到反贪污腐败上时，不仅对贪腐人员施以重刑，而且采用株连家族及亲近人员的泛化手段，有力的打击了贪腐行为，可以说明朝是中国古代反贪最严厉的朝代。

通过严厉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朱元璋不仅清除了朝廷异己，扫清了稳固障碍，还快速的加强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为后来的逐步取消宰相制度，让军政大权均集中于中央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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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执法严明，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朱元璋还在行军打仗期间，就执法严明，令行必止，言出必行，很大程度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思想。

当时为了广积粮，做好作战准备，朱元璋明令禁酒，减少粮食的其他消耗。但是，骁勇善战的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却视而不见，知法犯法，公然与其他人私自酿酒，卖出赚钱。

朱元璋知道这件事后，便要下令斩杀胡三舍，有人便给他建议“胡大海正在攻打绍兴的关键时刻，如果杀了胡三舍可能会引起谋反和消极作战”，希望朱元璋看在大局上，赦免胡三舍死刑。但朱元璋听后大发怒火，为了坚决严明军纪和树立威严，便自己亲自动手杀死胡三舍。

建国初期，一些文武勋臣，居功自傲，无视法纪，直接危害了王朝的形象和威信。于是，在洪武六年的时候，便明文规定，凡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财物，田宅的人，一律处以死刑。

他唯一的女婿，安庆公主的丈夫，当时的驸马都尉欧阳伦，就因安排家奴去贩运私茶，还纵容农奴凌辱地方官员，案件发生后，朱元璋龙颜大怒，直接下令赐死了欧阳伦。

只要有犯法作案的情况，上至皇亲，下至平民，他都一视同仁，真正做到平等适用法律，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有力的正统了纲纪，起到了严明法纪和模范适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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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注重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为依法治国积累普法基础

从中国流传下来的法学著作中，明朝系统和集大成的较多，除流传至今的《大明律》《明大诰》等法律法规汇编外，当世的律学著作还有百部之多流传至今，具有典型的传统法制意义；足以说明明朝当时的法治建设成果，和法学研究之盛况。

这些都与朱元璋重视法学教育有关，他不仅在皇都设立了专门的法律学校，还要求地方的官办学校，民间筹办的私学书院设立法律课程，让学生可以从小、从早学习国家的法律，熟知国家的律令，为依法治国积累普法基础。

当时的法律主要是“律、例、大诘及令和会典”，要求学生在考试中以这些为内容考点，培育有学、会考、能用的法治人才。于是才有历史上“天下讲读《大诰》（大诰就是将当时典型的刑事案件案例汇编，向全天下进行诰示，以起警醒作用），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的法治盛况。这对当时只有2000万人左右的国家是何等的宣传力度和普法效果。

这一切都是朱元璋个人人治理念上升到国家法治层面的实践效果。

结语

朱元璋通过系列法律手段和普法传播，基本构建了当时完善的法治体系，这一切都是在“明刑弼教”掩护下进行的“刑用重典”。

而重刑主义法律在当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治理作用；一定程度上清理了贪官和异己，也震慑了部分官员的贪腐行为。

公平和正义理念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认可，明太祖也造就了一个秉公办案的公正形象，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好评！

但是，简单的依靠严刑酷法来维持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不足的是看似健全的法治，其实完全建立在他个人的治国思想下，造成了高度集权，让明朝成为了封建专制的典型朝代。

当他逝去，其引以为傲的“重刑主义、株连主义”，更快的促进了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尽管其子孙后代，也有几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但因实行的重刑主义根本未予以改变，中间短暂的辉煌并不能阻止整个帝国衰落的到来，正所谓“成也重刑，亡也重刑”。

本文参考资料：

[1]《明史－刑法志》

[2]《明史－纪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