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盛世”，但没有一次盛世持续百年，更不要说长盛不衰。

相反的例子却是，每一次盛世都伴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盛世之后的衰落，往往就是那个朝代终结的开始。这或许是中国王朝政治“兴、盛、衰、亡”四部曲的规律。怎样才能打破这个规律，在农业文明——帝制时代似乎始终找不到出路。

到了近代，商业文明渐渐兴起，人们开始从比较的眼光重新思索这个问题，方才渐渐悟出不一样的道理。这方面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例证，就是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的一生极具象征意义。他生于《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又生在著名侨乡广东香山，病逝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一年（或曰第二年），他的一生几乎与近代前期相随始终，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错失”的20年，是经济高速增长、洋务30年的直接参与者。甲午战后，介入维新、新政、宪政，直至国体变更，民国建立，郑观应逐渐淡出现实舞台，专注于教育。

郑观应是“同光中兴”盛世背景下最为警醒的思想者，他不是抱怨体制，抱怨朝廷，而是感到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总在思索发展中的问题，只报忧不报喜，是盛世中的清醒者。

郑观应晚年总结自己的思想进路说：“余经营商业五十年，究心当世之务，颇知其中利弊。素性愚憨，夙夜在公，艰辛备尝，于世无补。特目击时事，利权日损，漏卮日多，而惓怀家国之念昕夕不忘。凡有关大局利病者，罔识忌讳，上书当道，尽所欲言。”（《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据郑观应本人回忆，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表达起源很早，甚至可以追溯至其二十几岁，其作品结集为《救时揭要》。《救时揭要》为郑观应作品系列中的第一种，对此作品的著述年代，现在的研究者并不认同郑观应的自述，以为郑观应有“倒填日期”自我标榜的嫌疑。

其实，如果仔细阅读《救时揭要》的文本，郑观应的说法大体可信，因为《救时揭要》只是一部短文集，其结集或许在1873年前后，但其中一些短文的写作、发表，肯定早于这个时期，约在郑观应进入上海商圈不久。

在《救时揭要》中，郑观应分别讨论了贩卖华工问题、鸦片问题、救灾恤贫问题、慈善问题、航运问题、溺女婴问题等，无不切合当时社会实际，同时对症下药，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救时揭要》为郑观应赢得了商圈之外的名声，也激励他在此后几年持续思考，“盱衡时事，思挽时局，幽愁积愤”（王韬：《易言序》）。郑观应另著有《易言》一书，依然用单篇文章结集的方式，系统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认真检讨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以为中国要赶上西方，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变革，而不是点点滴滴改良，不是漏屋修补，不是弥缝补漏，而是重构，是中国社会全面改造，必须触及中国的政治、司法、教育、经济、言论自由等各个方面，必须建构一个能够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组织，必须政治公开化，朝野互动，方能使政治措施日臻完善。

在经济上，郑观应《盛世危言》并不讳言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政治期待，以为一个健康的近代工业、商业无法由政府包办。自由贸易、商战都是资本、商业本身的较量，政府应该从重商主义立场给予保护、支持，但绝对不可以取而代之。

在郑观应看来，中国经过长达30年洋务运动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重现了一个“盛世”。但他的思考是，怎样让这样的“盛世”长盛而不衰，怎样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基础上，为中国构建一个长治久安的体制。郑观应的结论不言而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盛世”一定要有容纳“危言”的雅量，一定要从“危言”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重构体制。

得读《盛世危言》的前兵部尚书彭玉麟也盛赞郑观应这部书“为时务切要之言”，“所说中西利病情形了如指掌。其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实获我心。”（《盛世危言》彭序）

亡羊补牢，未为太晚。在此后数十年政治变革中，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无不受到郑观应思想的恩泽，无不从《盛世危言》中获得启迪。书比人长寿。知道郑观应的人或许越来越少，但《盛世危言》所表达的忧世情怀，却像屈原的《天问》一样传之久远，成为中国人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2014年11月24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