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他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一重要论述，不仅首次明确提出党的文化领导权，也为如何在网络时代牢牢把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指明了方向。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发展大势提出来的，充分体现了对新时代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把握。领导干部应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全面理解网络时代文化领导权的重大意义、当前形势以及面临的挑战，积极探索在网络环境中如何牢牢把握党的文化领导权，为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把握网络时代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

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深化与拓展。把握文化领导权，不仅要把握好文化工作管理权，还要综合把握好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不仅要防御性地守护好意识形态阵地，防止各种错误与有害思潮的渗透与传播，还要积极进行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生产与传播；不仅要用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这把“利剑”，还要用好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文化“利器”。尤其是在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成为推动社会各领域深刻变革的最大变量，新技术、新应用不断涌现并迭代升级，不仅推动生产力产生巨大变革，同时推动生产关系发生深层次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不断交融与相互影响渗透，带来了社会思想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加之海量信息的快速跨境流动传播，引发世界范围内文化激荡交锋，迫切需要我们更好掌握新技术阵地的文化发展与建设规律，敢抓敢管、善建善用，建设好网络文明，使互联网这个变量成为凝聚共识、争取人心以及推动民族复兴伟业的巨大增量。文化领导权是我们在网络时代分析辨别各种复杂文化现象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把握好网络时代的文化领导权是新时代我们党要担负的新的文化使命。

二、当前党的文化领导权面临的主要形势与问题

在当前各种复杂形势不断交织的条件下，文化领域所呈现出的各种趋势具有融合、联动与系统化等鲜明特征。

西方对华文化战、舆论战和网络战合流趋势明显。少数西方国家利用非政府组织及其在国内的代理人，通过敏感话题在中国社交媒体进行意识形态与文化渗透，制造和炒作舆情，制造社会对立。这一套“组合拳”的运用日益频繁，已经成为中国网络舆论场中相当一部分热点舆情的来源。西方国家炒作的热点问题除了传统政治领域的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外，当前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女权、跨性别、环保与动物保护等非传统政治领域，通过社会问题的方式呈现出来，频繁引爆热点舆情。同时国内与国际舆论场贯通联动趋势愈发明显，外部势力既试图在国内平台发布反华言论，挑动国内社会矛盾对立，又试图在国际社交平台煽动海外民众对华负面情绪。多种矛盾与斗争错综复杂，对文化安全整体态势构成严峻挑战。

国际局势对国内舆论场牵动效应明显，中文社交媒体成国际舆论斗争前沿阵地。自乌克兰危机、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中文互联网成为文化安全与国际舆论斗争的新变量、多方国际力量竞相争夺的舆论主战场。争取中国网民的支持成为国际各方势力重要的宣传策略，境外媒体也高度关注中国网民的动向。这一趋势为中国声音与立场的传播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但与此同时，中国网民面对国际局势产生的不同价值立场也成为撕裂国内舆论场的一大动因。

新技术、新平台、新业态带来的综合性问题与风险增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迭代，信息获取、社交、舆论、电子商务、娱乐等多元应用场景深度交融，互联网平台与资本驱动的内容生产模式互嵌，不断催生出新的业态。这些因素使不同领域社会治理的关联度增强，治理成本增加、难度加大。例如，由互联网平台、影视综艺节目与多频道网络、出版发行公司等成熟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孵化出了新饭圈文化、名人直播带货、公众人物代言站台等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化形态与业态；这些不仅为国家经济注入了新活力，还积极推动了地方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然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等多方面的乱象与风险，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另外，快速升级迭代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给未来的新闻、影视、广告等行业带来颠覆性影响，也给国家安全与监管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领导干部对热点舆情的应对不当仍然是重要的舆情发酵导火索，叠加外部势力介入，成为制约当前有效处置舆情的瓶颈。当前舆情处置的主要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领导干部在拥有深厚网络经验的众多网民面前，仅凭有限的网络素养和过往经验进行应对；在面对日益常态化的复杂舆论场时，仍固守简单的应急思维；在辨析不同价值、立场与情绪的网民群体时缺乏精准且细腻的洞察力，难以做到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从具体行为来看，主要表现为：对热点舆情拖延回应，不得不回应时匆忙被动回应；官方通告笼统含糊，无法及时回应网民关切，甚至官方通告本身成为次生舆情导火索；过度依赖信息删除等行政手段；缺乏有效的舆情处置预案与推演经验，导致舆情发生后慌乱失措等。这些外在表现的内在根源则在于领导干部对舆论规律、公众心理乃至互联网执政规律严重缺乏认识，停留在低水平应急处置阶段，还未适应当前网络时代的执政需求。

三、如何在网络时代把握好党的文化领导权

面对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动员组织与整体协调优势，以积极奋发有为的姿态，重塑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新格局，抓牢网络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

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既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原则，也是坚持文化领导权的政治前提与有力保障，是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保证。反之，坚持好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为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奠定坚实的思想、精神和文化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

在打通内宣与外宣，打通新闻、宣传与文化，打通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三个场域中重新定位文化领导权工作。应当增强内宣与外宣的统筹协调，打造好“文化—教育—媒体”的“整体宣传”策划，在整体性战略框架下理顺媒体宣传、文化产品生产供给与意识形态斗争之间的关系，从而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与联动性。

一是建立打通内外宣的整体文化传播机制，统筹协调、相互助力。当前，无论是内宣还是外宣，与海量互联网内容相比，官方媒体账号的内容生产与供给在数量与质量上都非常有限。一方面，在国际传播中，西方商业平台对出海的中国官方与媒体账号采取标注“官方”、封号与限流等方式进行打压与围堵，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声音的传播范围与效能。另一方面，国内社交平台上每天都有自媒体在生产大量优质的原创性内容，它们并非为宣传工作刻意打造，而是具有强烈的社交属性、拥有浓厚的民间性与生活“烟火气”。这些内容受到国内网民的喜爱并得到广泛传播，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还会被海外留学生、海外华人、有国内社交媒体账号的外国人、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的国内民众等各类传播主体搬运到海外社交媒体上，成为海外宣传的一支生力军，起到了内外宣联动的双重效果。因此，应当用好自媒体这一内容生产主体，建立内容发现+渠道推广+热点制造机制，并选择合适的内容进行海外传播。这些积极健康、丰富生动的内容既可以丰富拓宽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资源，又可以有效抵消西方一些极端价值观的传播渗透，有利于国内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

二是打通文化、新闻与宣传，一体化布局形成“整体宣传”氛围。随着新技术平台及其应用的演化与迭代，文化场、信息舆论场、娱乐场等不同场域不断以互联网为基础加以融合，并成为宣传思想文化的主阵地。这需要我们打通原有分属不同领域与部门管理的文化、宣传、舆论等不同场域。为此，要积极培育和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鼓励引导优质文化产品的不断涌现，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产品需求的同时，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地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形成深厚的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心理土壤与整体宣传氛围。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政治教育与新闻宣传就会事半功倍，水到渠成。同时，良好的民风与民意基础也是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错误思潮作斗争的坚实精神文化根基。

此外，西方对华文化战、舆论战与网络战的合流趋势，也需将这些场域统筹起来，形成整体统一的部署与一体化机制，以防意识形态渗透、舆情处置与颜色革命的配合联动。可以将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作为新闻传播与国际舆论斗争的前端工作，以大量反映中国民众多彩生活、健康风貌，以及体现亲情、爱情、友情等全人类共同情感与价值的文化作品出海传播，打破西方民众对中国陌生、警惕和隔膜等心理防线，使他们对中国产生兴趣、同理心与好感。这样，西方民众面对中国官方传播的新闻，或者舆论斗争中的说理时，也就具备了倾听与接受的心理与情感前提。

三是各级政府对于热点舆情的处置应当逐渐从舆论引导的单一视角拓展为将舆论引导和公众情绪、心理、价值引导结合起来，进而将舆情处置的过程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的过程，在每一个热点舆情事件中进行价值引导，最终将漂浮不定的舆论与公众情绪沉淀为相对稳定的主流价值。这一过程的完成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塑造与以文化人的过程。

善于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做好网络统战工作。善于团结与组织群众，既是我们党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法宝与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从国内网络舆论场的情况来看，部分领导干部对热点舆情应对不当的主要内因还是未能正确处理好团结、依靠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的关系。在舆情事件处置中，当故意挑动社会对立的少数人、受到情绪煽动和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广大群众、与各种不良信息作斗争的正能量网络“大V”三个群体共处于同一个舆论场时，部分领导干部往往难以对其加以辨别与区分，不善于掌握团结、引导与斗争的策略，不善于走好群众路线。

同时在国际传播与斗争中，当主流媒体受到西方平台打压与限制时，也应当进一步动员民间群众的力量，与学者、智库、企业、地方政府等多主体形成合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形成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合唱。能否在喧嚣复杂的舆论场中对不同立场与力量的声音进行精准分析、分众引导、广泛团结，是下一阶段能否实现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做好新技术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风险评估、治理规划与应用引导。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其在为社会带来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伴随深层次的挑战与风险。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占领新技术制高点、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高度，精准把握新技术发展脉搏，有效平衡新技术发展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确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稳健前行。

当前，新一轮信息技术竞争焦点聚焦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研发与应用领域。2024年2月16日，新型人工智能视频大模型Sora的推出，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从静态迈向动态，从二维拓展至三维，将对包括宣传思想文化在内的多个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为此，一方面，我们需加紧做好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布局与政策引导，尽快缩小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全球领先技术的差距；另一方面，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信息伦理等问题，要进一步做好新技术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风险评估、治理规划与应用引导，确保新技术能够为我所用，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

以国际传播工作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存在内容生产能力不足、传播渠道不畅、话语共鸣能力不强等短板。而大模型所展现的信息生产能力、接近用户能力和塑造认知能力，为弥补这些不足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提前谋划与布局，充分利用这一技术变革的红利，积极探索新技术在文化传承、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的应用，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更加精准、高效、富有成效，推动国际传播能力的全面提升。

此外，算法已成为影响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对于互联网的治理也应逐步转型，从当前以内容治理为主，转变为基于算法治理的内容治理。尤其要改变当前互联网平台普遍存在的“基于流量分配流量”的算法逻辑，提升热点舆情的前置审核能力，并对算法进行有效监管和引导。这一基于技术逻辑的治理思路，不仅有助于引导我国信息技术实现“科技向善”的伦理目标，还能显著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制作：胡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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