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红鹰学院 傅绍磊

严子陵是东汉著名隐士，少有高名，同光武帝刘秀游学，当刘秀即位之后，应召入京，却拒绝入仕，归隐富春山，垂钓富春江，《高士传》、《后汉书》有传，流传于世；不但史书记载，诗歌也有歌咏，滥觞于南朝，至唐代蔚为大观，严子陵隐逸形象也随之成型，成为后人景仰的高风亮节之士，而且与富春山水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影响更加深远。

严子陵像 图片来自网络

一、富春山水严子陵

吴均《与朱元思书》："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 奇山异水， 天下独绝。"富春山水闻名已久，诗情画意，引人入胜，颇为唐代诗人所激赏，又因为严子陵而得名，《高士传·严光》："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严子陵隐逸之后，周围又有钓台、祠堂等古迹，游历于此，自然与严子陵不期而遇。唐人来此，或为漫游，孟浩然《经七里滩》：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钱起《同严逸人东溪泛舟》：纷吾好贞逸，不远来相访。或为途经，刘长卿《却归睦州至七里滩下作》：南归犹谪宦，独上子陵滩。权德舆《宿严陵》：身羁从事驱征传，江入新安泛暮涛。因为身临其境，更加容易引起共鸣，王贞白就认为严子陵选择隐逸是因为钟爱富春山水，《题严陵钓台》：严陵爱此景，下视汉公卿。富春山水不但有严子陵的隐逸气息，而且颇有生机，令人流连忘返，贯休《游严陵钓台》：游人到此慵归去，庭树孤猿有好声。在情景交融的语境中，对严子陵的隐逸更加仰慕，权德舆《宿严陵》：今夜子陵滩下泊，自惭相去九牛毛。王贞白《钓台》：何颜吟过此，辛苦得浮名。

儒家虽然强调积极入仕，但是，同样肯定独善其身的隐士，而严子陵却是主动选择隐逸，从而引起强烈反响。中晚唐咏史怀古之风盛行，严子陵因此进入唐人咏史怀古的语境中，刘驾《钓台怀古》：澄流可濯缨，严子但垂纶。孤坐九层石，远笑清渭滨。潜龙飞上天，四海岂无云。清气不零雨，安使洗尘氛。我来吟高风，髣髴见斯人。江月尚皎皎，江石亦磷磷。如何台下路，明日又迷津。诗人通过与同样垂钓的姜尚进行比较，表现严子陵真正意义上的隐逸。诗中出现的是历史的钓台而不是现实的钓台，引申而言，富春山水也是历史的而不是现实的，这是严子陵咏史怀古诗的共性，张谓《读后汉逸人传》：子陵没已久，读史思其贤。谁谓颍阳人，千秋如比肩。尝闻汉皇帝，曾是旷周旋。名位苟无心，对君犹可眠。东过富春渚，乐此佳山川。夜卧松下月，朝看江上烟。钓时如有待，钓罢应忘筌。生事在林壑，悠悠经暮年。于今七里濑，遗迹尚依然。高台竟寂寞，流水空潺湲。严子陵"名位苟无心"，所以，"乐此佳山川"，诗中的富春山水与其说是自然的，不如说是理念的，其实就是严子陵隐逸情怀的外化。

富春江 图片来自网络

二、唐诗中严子陵形象的流变

严子陵进入诗歌领域在南朝，大约始于谢灵运，《七里濑》：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诗作于永初三年，谢灵运遭受排挤，出任永嘉太守，途径富春江严子陵垂钓之处，有感而发。当时诗人情绪低落，身在羁旅，情之所感，山水景物都带上伤感的气息，落日、荒林、哀禽等尽显秋日的肃杀萧瑟，契合诗人当时的郁郁寡欢的状态，所以，诗中的严子陵与任公与其说是隐逸之士，不如说是寂寞苦闷之人。王筠《东阳还经严陵濑赠萧大夫》：子陵狥高尚，超然独长往。钓石宛如新，故态依可想。诗中严子陵虽然是隐逸之士的身份，形象却并不鲜明，高尚、超然只是泛泛而谈，至于任昉《严陵濑诗》，甚至只是记录山水，严子陵根本就没有出现：群峰此峻极，参差百重嶂。清浅既涟漪，激石复奔壮。神物徒有造，终然莫能状。总体而言，严子陵在南朝诗歌中出现频率极低，形象非常简略，甚至只是作为富春山水的一部分出现。

隋唐融合南北，诗歌也在六朝基础上发展成熟，彰显出独特的个性。严子陵在唐诗中不但出现的次数大幅度增加，而且，形象逐渐清晰、饱满，隐逸的形象终于定型。

事实上，在初唐百年的诗歌发展历程中，严子陵几乎无人问津，直到盛唐，才正式进入唐诗之中，吴筠《高士咏》：汉皇敦故友，物色访严生。三聘迨深泽，一来遇帝庭。紫宸同御寝，玄象验客星。禄位终不屈，云山乐躬耕。吴筠由儒入道，受玄宗征召颇受器重，却终于难容于朝廷而归隐，所以，对严子陵有感同身受的认同。诗中重点表现的是严子陵与刘秀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严子陵在君王面前特立独行的一面，依托的是史书，何尝不是自己生平的一种折射。虽然照搬史书的痕迹很重，但是，诗中严子陵生平完整，形象清晰。

严子陵在吴筠诗中的主要形象是拒绝君王的高士而不是纵情山水的隐士，两者之间的转变出现在孟浩然诗中。

严子陵最终隐居在富春江，富春山水也因此而得名，与严子陵融为一体，所以，身临其境，在富春山水之间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严子陵隐逸情怀，孟浩然《经七里滩》：予奉垂堂诫，千金非所轻。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 五岳追向子，三湘吊屈平。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复闻严陵濑，乃在兹湍路。叠障数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氛氲，别流乱奔注。钓矶平可坐，苔磴滑难步。 猿饮石下潭，鸟还日边树。观奇恨来晚，倚棹惜将暮。 挥手弄潺湲，从兹洗尘虑。孟浩然一生未仕而纵情山水，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是也。诗中并没有正面表现严子陵形象，而是以虚写实，以七里滩的"趣"和"奇"表现隐逸环境，从而暗示严子陵超然世外的隐士形象，所谓的"挥手弄潺湲，从兹洗尘虑"，是自己心向往之，也是对严子陵隐逸的肯定；而且，第一次正式将富春山水与严子陵结合在一起，从而赋予严子陵隐逸形象更加丰富的意象。

初盛唐诗歌中严子陵出现的次数还是颇为有限，安史之乱以后，才逐渐频繁起来，表达的意义也更加多元化，与之同时出现的富春山水也往往呈现出相应的特征。

第一，严子陵隐逸超越常人，张继《题严陵钓台》：旧隐人如在，清风亦似秋。客星沈夜壑，钓石俯春流。鸟向乔枝聚，鱼依浅濑游。古来芳饵下，谁是不吞钩。尾联说明主旨，因为常人难以抛弃富贵，所以，严子陵的选择就难能可贵，"鸟向乔枝聚，鱼依浅濑游"，是实景，也是隐喻，颇有匠心。欧阳詹《题严光钓台》：弭棹历尘迹，悄然关我情。伊无昔时节，岂有今日名。辞贵不辞贱，是心谁复行。钦哉此溪曲，永独古风清。因为严子陵超越"辞贵不辞贱"的人之常情，所以，彰显出气节，万古留名，而富春山水也因此与众不同。

第二，严子陵隐逸具有警示时代的意义，权德舆《严陵钓台下作》：绝顶耸苍翠，清湍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得臣。心灵栖颢气，缨冕犹缁尘。不乐禁中卧，却归江上春。潜驱东汉风，日使薄者醇。焉用佐天子，特此报故人。人知大贤心，不独私其身。弛张有深致，耕钓陶天真。奈何清风后，扰扰论屈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纷纶。我行访遗台，仰古怀逸民。矰缴鸿鹄远，雪霜松桂新。江流去不穷，山色凌秋旻。人世自今古，清辉照无垠。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由盛转衰，士风也极为消极，而权皋、权德舆父子则是当时士人的楷模，《旧唐书·权皋传》："初，皋卒，韩洄、王定为服朋友之丧，李华为其墓表，以为分天下善恶，一人而已。"《旧唐书·权德舆传》："德舆自贞元至元和三十年间，羽仪朝行，性直亮宽恕，动作语言，一无外饰，蕴藉风流，为时称向。"权德舆为士人景仰，更加深知个人楷模对于时代的重要意义，唐朝、东汉都是如此，严子陵的意义就在于"潜驱东汉风，日使薄者醇"，所以，严子陵的隐逸就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对当时风气形成警示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比入仕更有意义，更能够报答君王的知遇之恩，所谓"焉用佐天子，特此报故人"是也。基于对严子陵的高度肯定，诗中的富春山水也极具象征意义，"绝顶耸苍翠，清湍石磷磷"、"矰缴鸿鹄远，雪霜松桂新"，呈现出峭拔嶙峋的风格。

第三，严子陵隐逸超然闲适，钱起《同严逸人东溪泛舟》：子陵江海心，高迹此闲放。渔舟在溪水，曾是敦夙尚。朝霁收云物，垂纶独清旷。寒花古岸傍，唳鹤晴沙上。纷吾好贞逸，不远来相访。已接方外游，仍陪郢中唱。欢言尽佳酌，高兴延秋望。日暮浩歌还，红霞乱青嶂。诗中对严子陵的肯定不是因为拒绝君王，而是因为有江海心，这就摆脱了贵贱选择的文化语境，赋予严子陵隐逸独立的意义，简单地说，对隐逸的肯定不需要建立在否定入仕的基础上，于是，格局就更加开阔，境界更加高远，"朝霁收云物，垂纶独清旷"，严子陵也就不再局限于富春山水之间，而是垂钓于天地之间，而富春山水也呈现出万千气象，俨然是世外桃源，令人心向往之，戎昱《题严氏竹亭》：子陵栖遁处，堪系野人心。溪水浸山影，岚烟向竹阴。忘机看白日，留客醉瑶琴。爱此多诗兴，归来步步吟。诗中的富春山水"堪系野人心"，是隐逸之地，充满诗情画意，具有审美气息，暗示严子陵的隐逸是因为野人心，也就是隐逸心，与富春山水相契合。

第四，质疑严子陵隐逸，方干《暮发七里滩夜泊严光台下》：一瞬即七里，箭驰犹是难。樯边走岚翠，枕底失风湍。但讶猿鸟定，不知霜月寒。前贤竟何益，此地误垂竿。诗中的富春江水流湍急，似乎不是垂钓之处，方干以此质疑严子陵垂钓的地点。通常隐逸的前提是无道，而当时光武帝贤明，国家安宁，正是用人之际，入仕无可非议，汪遵以此质疑严子陵隐逸的必要性，但是，并没有否定隐逸本身，《桐江》：光武重兴四海宁，汉臣无不受浮荣。严陵何事轻轩冕，独向桐江钓月明。

总体而言，唐代诗人肯定严子陵隐逸占据压倒性优势，质疑者寥寥无几，正因为如此，严子陵隐逸形象终于在中晚唐逐渐定型，从而赋予富春山水深厚的审美气息。

严子陵名胜 图片来自网络

三、唐诗中严子陵形象流变的原因

（一）地域原因。游历富春山水受到触动是唐代诗人接受严子陵最普遍的方式，现存严子陵唐诗数量最多的就是这种类型。换言之，富春山水为人熟悉程度直接影响严子陵被接受程度，而富春山水在中晚唐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唐诗则与当地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富春江流经浙江桐庐、富阳，先后从属吴郡、余杭郡、杭州，所在地域为吴、越、楚江南之地，秦汉时期，地处偏僻，颇为贫瘠；三国东吴立国数十年，虽然有长足发展，却主要集中在建业、会稽等政治文化中心区域，而且，整体上还是难以与北方相提并论；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大量移民进入江南，江南迎来第一次高速发展，经过东晋南朝三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发展水平直追北方；特别是隋朝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南北，大大激发了江南的活力；安史之乱，中原板荡，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成为财赋的渊薮，维持整个大唐帝国的运转，当时成为共识，作为浙西重镇的杭州也在江南发展过程中逐渐崛起，成为中晚唐极有影响的大州，白居易《卢元辅除杭州刺史制》："东南列郡，余杭为大。"李观《杭州刺史厅壁记》："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由此可知，虽然严子陵被接受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是，结合时间轨迹与江南发展历程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推测，江南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富春山水为人熟悉的程度，从而影响严子陵进入文学的程度。

（二）时代原因。隐逸之风，古已有之，不但道家推崇，儒家也以此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另一种选择，从而对积极入世进行合理的平衡。唐代三教并重，思想自由，隐逸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初盛唐国力强盛，蒸蒸日上，积极入仕是当时的士风主流，真正意义上的隐逸难以引起广泛的共鸣，所以，隐逸成为入仕的敲门砖，徒有形式，《新唐书·隐逸传》："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安史之乱，唐朝由盛入衰，政治风气也逐渐恶化，社会危机加剧，对士人产生强烈的冲击，积极入仕之风消退，消极遁世之风悄然兴起，反而推动了隐逸向本质的回归，正因为如此，严子陵具备入仕的条件却没有受到任何功利的诱惑，保持自己，主动选择隐逸，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从而越来越受到中晚唐士人的激赏，频繁地进入中晚唐诗中。

（三）诗人原因。作为诗中的审美形象，严子陵来自不同诗人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诗人表达的都是自己心目中的严子陵，而这又是基于自己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念，《中兴间气集·刘长卿》："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度谪迁，皆自取也。"刘长卿经历开元盛世的繁华，安史之乱后，在江南为官，又亲历战乱，对于盛衰之变自然有切肤之感，出任睦州刺史之前又两次贬谪，又不容于士林，诗风伤感，《却归睦州至七里滩下作》：南归犹谪宦，独上子陵滩。江树临洲晚，沙禽对水寒。山开斜照在，石浅乱流难。惆怅梅花发，年年此地看。《奉使新安自桐庐县经严陵钓台宿七里滩下寄使院诸公》："犹怜负羁束，未暇依清旷。牵役徒自劳，近名非所向。何时故山里，却醉松花酿。回首唯白云，孤舟复谁访。"诗中富春山水和严子陵都偏向寂寞清冷，与当时的刘长卿颇为契合。《旧唐书·顾况传》："能为歌诗，性诙谐，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侮之，然以嘲诮能文，人多狎之。柳浑辅政，以校书郎征。复遇李泌继入，自谓己知秉枢要。当得达官，久之方迁著作郎。况心不乐，求归于吴。而班列群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恶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调笑之言，为宪司所劾，贬饶州司户。"顾况诗中严子陵也是特立独行的隐士形象，《严公钓台作》：灵芝产遐方，威凤家重霄。严生何耿洁，托志肩夷巢。汉后虽则贵，子陵不知高。糠秕当世道，长揖夔龙朝。扫门彼何人，升降不同朝。舍舟遂长往，山谷多清飙。诗中的严子陵"糠秕当世道，长揖夔龙朝"与扫门的魏勃形成鲜明对比，表达的是顾况的爱憎，顾况因为诙谐而贬谪，一方面更加反感汲汲功利之徒，另一方面也是对严子陵能够主动隐逸的羡慕。当然，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影响诗人创作极为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但是，至少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