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群体舆论压力的双刃作用

　　

　　陆一

　　

　　这次四川地震后所出现的新旧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以及群体舆论对于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行为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深入讨论的问题了。

　　

　　首先，民意在新的平台上伸张，并得到政府善意的回应。

　　

　　在地震发生的第一天网络上就出现了要求举行全国哀悼的帖子，四天后有学者公开提议5月19日、也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祭奠往生者的“头七日”设立哀悼日。

　　

　　 在5月18日，没有任何预兆，国务院发布公告：“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鸣响。”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普通民众的因灾难逝去而宣布全国哀悼。仅此一点，这次的全国哀悼日也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载入史册了。作为一个象征，这一举措也意味着共和国对自己国民的尊重，今后将通过庄严的国家仪式体现出来。

　　

　　其次，信息的公开和及时性制止了传言对政府形象的损害。

　　

　　传统媒体以电视为突破口、以凤凰卫视为先导，第一时间、特别是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开始，对四川地震进行了接近于全天新闻直播的滚动播出。第一个到达现场，第一个发回道，第一个传回照片或者图像，成为一个记者乃至一家媒体平时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成就感。“我在现场”，成为各大媒体竞相追逐的目标。凤凰卫视的记者何润峰作为第一个进入汶川灾区的香港媒体记者，极大的享受了“我在现场”的职业荣光。现在，凤凰台的人很骄傲的说：“总理温家宝到的时候，我们也到了。”

　　

　　网络、短信等新媒体的加入和向国内外媒体开放现场，使得现实的大多数信息和政府的行为都公开、即时地在公众和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

　　

　　在这个背景上，我们看到的是政府总理第一时间到达灾区现场，跳过了臃肿拖沓的官僚行政体制直接调动政府资源，被外界事后称之为“半个国务院在灾区”。部队、救援力量、医疗队伍、救灾物资的快速调动，都在我国建政史上是空前的。

　　

　　其三，新旧媒体对于灾难当头时期的不协调言行的舆论压力，监管并改变了各类群体和个人的行为方式。

　　

　　当成都市区的住宅小区出现标有“救灾专用”的帐篷、并有人在其中打麻将。市民被引发众怒并警，在警察初步处理未得到市民认可，市民几乎和警察产生冲突。当第二天此事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后，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与两天后明确表示，省纪委、省监察厅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市场监管和救灾物资有序发放和监督的文件，同时派出了12支监察队伍到灾区加强市场监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查处了60余起违规和价格违法的行为，查处了96件违法违规的事情。”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克福也表示，对于有人反映帐篷挪用，他们的态度是急查、严查、重处，“现在纪委和监察部门已经介入，很快会给大家作出答复，我们也希望媒体加强在这方面的监督。”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例是万科王石的捐助门事件。地震三天后的5月15日，王石在自己博客中的一篇名为《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答网友56）》的文章，王石在文章中称：“200万（指万科给四川地震灾区的捐助）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因慈善成为负担。” 王石表态很快为公司以及他本人带来更多铺天盖地的指责甚至谩骂。

　　

　　网络上迅速公开了各个行业著名企业和各类人物的各种捐助额排行榜，甚至以曾经制作福博斯财富排行榜著名的“胡润研究院”，也于地震后第一个星期发布了“2008胡润慈善榜”——《5.12抗震救灾民营企业捐赠告》。这给了各行业富贵们极大的压力，不断有企业和老板个人、以及各种明星追加捐助额的消息出现在每天网络上、媒体中。

　　

　　终于，10天以后勇攀高峰的王石第一次向网络朋友低下了他高贵的头：“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并宣布万科将动用1亿资金无偿参与四川的灾后重建。

　　

　　其四，网络和媒体对新闻的充分道，开始引导政府主动接受行为公开和公众监督的责任。

　　

　　当四川地震灾后经过全国哀悼期，引发了全国和全世界华人的捐助热情、捐助款项几乎和当期中央和地方政府下发的财政拨款相当。网络上对于捐助善款的监控和使用公开，对于政府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募捐款的去向、使用、扣除等问题的讨论，使得政府和红十字会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红十字会开始公开表示：“中国红十字会欢迎国家审计部门对募捐款的使用进行专业审计，并将审计结果及时向社会发布，欢迎大家关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及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红十字会所接收的地震募捐款物，将全部用于抗震救灾工作，与抗震救灾无关的费用不在地震募捐款中列支，不存在扣除比例的问题。” 20日下午，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庞陈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尽管法律规定，慈善机构按规定可以提取募集资金最高10%作为管理费用。但“我们要求所有的接收机构一律不得再从捐款中开支任何工作性的费用。另外，要求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组织，不得将此次救灾接受的资金留做原始资金。” 24日，红十字会明确表示“已经邀请审计署进入我会，从救灾工作一开始，就介入资金的管理。”并在回应网上有关“救灾药采购索要超额发票的传闻”时，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表示，欢迎社会各界通过舆论监督或者是通过当地的行政监督，或者是通过审计监督，甚至于通过司法监督。

　　

　　5月22日开始，民政部为加强对捐款的社会监督，将自5月13日期的财政汇缴专户有关四川地震捐款账清单向社会公布，并承诺将连续公开款项使用情况信息。5月25日，中纪委等五部门联合公告，将联合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区援助和捐款使用的监管。

　　

　　 同样值得研究的是有关此次地震没有得到预的疑问。四川地震发生伊始，就有人在网上发布意见表示中国地震局有压制地震预意见的做法，并广泛传播部分民间专家近几年的预论文。至5月20日，中国地震局监测预司副司长车时刻意安排中国地震信息网的专访以便澄清，他表示，汶川地震前，中国地震局没有作出短临预，同时也没有收到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有关这次地震的短临预意见。车时还介绍，2008年以来，共收到26份短临（地震）预意见，尚没有正确预的短临预意见。同时，由于地震预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社会性，政府发布地震预测意见是非常慎重的。

　　

　　 在那几天，在媒体上不断有包括美国的各国专家被请来发表意见，表示“当前地震预是公认的难题”。

　　

　　但是，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5月19日晚，地震局却主动违反以上表白的立场发布地震预公告称，19日至20日汶川8.0级地震区附近，6—7级余震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但事后并未发生预的余震。于是地震局的专家们又在媒体上表示，中国地震局关于这次汶川特大地震余震趋势预的发布，所用预用词科学客观，在当前的特殊情形下，能够如实告知社会公众，大震之后余震的时间分布规律，加强对强余震的防范，是一种很有必要的行动。余震预了没震比较正常。以至于5月25日清川又发生6.4级余震，地震局却根本没有作出预。

　　

　　在网络媒体的压力下，在地震预这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上地震局言行失据的尴尬可见一斑。

　　

　　其五，地震发生以来在新旧媒体之间争论反差最大的是新闻道的道德观念和人文关怀。

　　

　　地震后的头几天，充斥各类媒体上的灾区图片，大量的采用死难者遗容遗体特写。更有的电视媒体，为了收视率，不惜打断现场救援工作，为的只是拍下废墟前的镜头。以至于在网络上，“做人不能太cctv”成了新的流行词语。

　　

　　这几年，新闻的娱乐化和商业化成了作业标准，在这标准下培养和规范出来的媒体、记者、主持人、评论人、编辑……都趋向于用煽情、直击、第一现场、摆新闻、造假和种种不道德的手段来处理新闻。加上商业化的浸染和新闻管制的桎梏，人道关爱、人文关怀已经悄悄地远离我们的新闻界和媒体了。

　　

　　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看到5月15日， 英国《每日电讯》刊登了一组图片，记录下中国抗震救灾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背部，这名男子坚持认为妻子不应该遗弃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中，而应送她去太平间，他在极大悲痛的折磨中，他努力要给予自己的妻子死后些许的尊严。

　　

　　和这种人文道德至上的媒体处理方式和角度不同的是，在三天的国殇期，全国媒体高度统一、专一、单一地24小时简单化地唠唠叨叨反反复复炒作着各种自然非自然的新闻来填充版面和播出时间，这反应的是社会人文精神积淀的差距……

　　

　　从年初的雪灾、314藏区的骚乱、4月份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引发的冲突，到当前的四川地震；甚而推前至2003年的SARs、2004年的禽流感、2005年频发的矿难、2006年从“齐二药”到“欣弗”的药品质量事件、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相比较而言，政府行为、民众的参与、信息的公开、政府和百姓的互动，这一切都在2008年的5月份，在中国这块古老的皇权统治下的国土上，在数千年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统治下的社会结构中第一次出现了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形态。正像奈斯比特在26年前所说的：“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在网络组织里，信息本身就使得一切事物都趋于平衡。网络组织的平等不是因为每个成员身份的平等，相反网络组织包含着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在网络组织中成员彼此平等相待，因为最重要的是信息，它使一切变得平衡。”[1]

　　

　　中国政府在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部分放开了媒体对社会信息公开的传播功能，也部分放开了网络对于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行为的公开监督，并部分地利用媒体和网络来听取民意、及时修正自己的行为、产生了良性的互动。

　　

　　这带来的结果是，政府行为第一次被曝光在十数亿国民的眼光下、在几千万网民的博客论坛和帖子中。没有公开的宣示、但明显可以看到，政府在关注自己行为的后果、通过网络观察员的反馈来修正自己的行为，这使得民意得以部分伸张、民主得以部分实现。

　　

　　但是千万不可过高地估计了这民意伸张的十几天的历史意义，这绝不是空前的、也肯定不会是绝后的，它并不表示中国开始进入民意自由的公民社会、也并不表示我们的全体公民就此就可以自诩就此具备了现代公民社会相称的人文素养、可以称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合格成员。

　　

　　我们应该看到，政府在这同时也在与以往不同地利用新旧媒体的力量和作用，利用这种群体舆论压力来积聚民意、引导舆论向政府设定的目标移动。政府在以往不同的平台上发动了一场对与政府主流观点不一致的行为、观点的全民讨伐和全民监控。

　　

　　所以，我以为对与网络上出现的以下事件之外的社会影响，就更值得深思：

　　

　　5月21日上午，网民们发现一个女子在视频里辱骂四川地震长达4分 40秒。视频中，这名女子脚翘在桌子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断的辱骂灾区人民。国务院规定，19日至21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这名女子因在网吧里玩不了 J5游戏，所以大骂灾区人民。此视频出现后，该女子成了YOUTUBE政治首页里的新闻人物，并开始在国外网站风传。

　　

　　“人肉引擎”在此时再次发威，网友们通过各种渠道在不到3小时搜集到该女子的信息：姓名张雅，1987年7月29日出生，辽宁沈阳市苏家屯人，她的QQ好友号码、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等个人隐私信息。

　　

　　据来自沈阳方面的消息称，该女子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网民愤怒后，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区分局根据网上提供的该女子的信息资料，于21日中午1时左右，在苏家屯区如意网吧将其抓获。

　　

　　值得关注的并非这无知、无良女子的对与错，而是网络上对她发动的全国性的“人肉搜索引擎”、对她个人隐私的越权公布以及政府专政机构在人肉引擎旁同步跟进的行为。

　　

　　 人肉搜索引擎是指更多的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的一种机制。其中最引争议的是对人的搜索，成百上千个人从不同途径对同一个人进行搜索挖掘，很快能够收获关于一个人的一切信息。

　　

　　 在人肉搜索引擎上充分体现了“多数人的力量”：“踩猫事件”中网民们靠视频截图中出现的大桥,认出了视频拍摄地点是黑龙江萝北县,并迅速挖出了踩猫者,一位离婚的中年护士；几个小时之内,殴打老人者钱军和其妻子的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孩子上学的学校全部曝光......

　　

　　然而，人肉搜索也被称为最恐怖的社会搜索，如果多数人的力量被滥用，在网上和在现实世界里，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隐私可言。

　　

　　 我们可以静心回忆一下号称高举自由、平等、博爱大旗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最终会导致专制恐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人民已经决心不再受君主政体或贵族制度的压迫了，但他们却从来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民众的压迫。” “没有一个欧洲人知道保护个人不受人民的集体意志的侵害需要什么样的保障机制。……他们却使多数所向披靡，公民投票（plébiscite）成了一种暴政。” [2]

　　

　　 “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就是阿克顿对此所作的评价。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这样说过：“第三次浪潮也向所有关于多数派统治与社会正义关系的传统观念进行挑战。……多数派统治，非但作为一条合法的原则不再适合，在向第三次浪潮推进的社会中，它也未必再是人道的和民主的。”[3]

　　

　　不过，当网络冲破了专制社会的控制，信息化成为传播民主和表达民意的工具时，托夫勒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发表预言的28年后，网络高度发达、短信空前泛滥、网吧深入穷乡僻壤的中国（也多少包括他所描写的美国），会出现主题词监控技术、网络屏蔽技术和网络警察部队。

　　

　　 在中国，网络是有主题词屏蔽、过滤的，媒体是有宣传纪律和口径的。在这个背景之下的群体舆论压力（暴力）的泛滥，如果被有意识和有目的地纵容和放任，其结果必将是尚未从我们记忆中消失、却尚未在80后的年轻人的经历中唤醒的噩梦：文革中的群众专政、集体甚至亲人间的互相揭发和打小告、小脚侦缉队的24小时监管、绝无个人隐私和尊严批判和揭发、红海洋般的数十万人批斗会、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舆论一律下个人意志的脱媒和无语（或者叫边缘化、甩出滚滚向前的红色列车）……

　　

　　任何技术和工具、任何群众激情对于一个社会来讲都具有双刃的两面：也许是民主的前奏、也许是专制的新生……

　　

　　也许，我们在欢呼的同时仍应该警醒……

　　

　　2008年5月25-27日

　　

　　[1]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约翰.奈斯比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2] 《法国大革命讲稿》，阿克顿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111页。

　　

　　[3] 《第三次浪潮》，阿尔温.托夫勒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