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手假手，福兮祸兮——“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思考

　　一、看不见的手

　　今日新浪头条《胡锦涛赴安徽小岗村考察农村改革》一文摘录：

　　

　　“在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胡锦涛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

　　“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把双刃剑。

　　先说说好处，从对土地权这个最大“物权”的法律认可，农村由小农经济向集约化农场转型，农村生产效率的结构性翻升，活化廉价劳动力供给，小产权房稀释城市住宅用地的供需矛盾等诸多方面都有正面意义。

　　石仲泉的《对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谈虎色变”》一文中谈道：“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将市场经济这种属于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法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剥离出来，让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使其为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次的“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可看作是这种借鉴学派手法的延续与深入。

　　按吴思在《政治体制改革该全面启动了》的访谈中对过去三十年改革的总结：“政府的对策是抓大放小，收缩阵线。……无论是被动、主动还是讨价还价、双方博弈的结果，总之官方在很多领域是退缩了。”那么“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可看作是执政方转交“看不见的手”打理的又一块鲜肉。

　　二、真手假手

　　再谈谈忧虑。古人云：福兮祸之所伏。带来昔日辉煌的“看不见的手”，是否真是原来那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现在属于“福”还是已被“祸”的病毒感染？

　　

　　所谓“看不见”无非是亚当·斯密当年命名时，如同“道可道，非常道”般耍个帅气。“看不见”指的是客观规律这个“道”未曾如人间法典般形于文字，却又冥冥中操控着因果循环。

　　正如我们看不见磁力线，但是能通过铁粉的分布将其“可视化”。如果将中国近年来的自由博弈案例“可视化”一番，却会发现，那神秘之手早已非“自由博弈”的天使柔荑，而是“权贵坐庄”的巫婆黑爪。

　　昔日邓公面对的只是反对“看不见的手”的顽固派而已。那农村的三两晌地，街边的万元户实在也激发不起什么阶层从“看不见的手”中夺食的兴趣。

　　

　　今日顽固派尚在，而力挺改革的雀跃者中却大有转身就去幕后，只管伸出手来敛钱的。反正黑幕后的脸你是看不到的。

　　

　　“假手”之恶政，股市、房产、医改、教改，甚至毒奶背后的免检制度中都可见一斑。

　　今朝改革之维艰，改来改去，却无法体现“大多数人的大多利益”，概莫如此。

　　

　　新成长的左派，也多将“假手”的弊政，诟病唾骂于“真手”，而誓死要将民主、自由之类的西式谎言揭穿。

　　“真手”变“假手”的机理，吴思在《政治体制改革该全面启动了》的访谈中切中要害：“其实，无论官方是否推动政改，资本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这就意味着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权钱交易掌握了立法权、执法权、行政权，……从官员的角度说，他也在每次的交易中不断的在出售手中的权力，也在不断的用这个方式来完成权力的市场化，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实最终是老百姓和中央在吃亏。”

　　

　　吴思说得还是太客气，这场游戏或许由“土贵”引发，但却早就由“权”担当A角“假手”手掌，而买办、洋贵、土贵们只能沦为再分配的手指。

　　资本和权贵已经进入制订规则，掌控博弈的席位，那么对政改的拒绝只意味着继续将民声关于博弈大门之外。意味着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意味着收益归资本和权贵，亏空归中央政府。

　　

　　而中央任何为民生而设计的一局局“大棋”，不过是将一块块鲜肉交由“假手”分肥，饕餮。

　　落实到“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案例，按目前的节奏不变调，羊毛自然是“假手”剪了去，五到十年后，农民卖地引发的超前消费大潮一过，就如现在集资案的几个地界，就业、温饱、生存权，硕大一屁股债就交由中央政府头疼去了。

　　最恐怖之处在于，“流民四起”这一传唱千载的魔咒，中国史书中令无数王朝竞折腰的梦魇，将在全国范围成功复制。

　　三、真手回归

　　解开玲珑局，需要“真手”回归，更需要中央政府引导，二者缺一不可。

　　“真手”回归，就是让民众入局博弈，真正启动属于民众的人大体系，由民众制衡、监督权贵势力。

　　

　　但是，只有民众，是铁定会被权贵玩残的。这个“假手”游戏，权贵已操练经年，技巧纯熟，妙思泉涌，活力盎然。而民众这些菜鸟级玩家，早在成长为骨灰级选手前，怕就被学费抽干成了炮灰。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而更深层的道理，在于博弈机制本身。我们研究博弈，主要是分析如何完成博弈合作，避免崩盘。

　　

　　而博弈合作的最基本规律就是：博弈合作出现的可能，是因为对策者将再次相遇。

　　

　　只有存在再次相遇的可能，对方恐惧你对于上次博弈的复，才会在这次选择合作。

　　打个比方，三鹿奶粉，这次你吃了亏，下次再遇到，你就会选择不购买作为惩罚，因此不需要国家的惩罚，三鹿直接会被市场玩死。而其他蒙牛、伊利，他们搬不走，所以他们也很怕消费者的惩罚，以后就会加倍小心质量。

　　

　　再次相遇并惩罚的机制，帮助消费者与牛奶厂商完成博弈合作。

　　再看看农民的案例，贿选问题。

　　

　　吴思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贿选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但这涉及到怎么看待的问题。我认为，比较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这笔钱是用来贿赂民众而不是更高一级的官员。贿选也同样会有竞争者出现，经过三届，民众就会知道自己手里的权利到底值多少钱。选举就是一种关于公共产品的权利交易，你不能要求农民一上来就知道这个权利值多少钱，你得允许他有一个观察的过程，逐渐了解行情是什么，这样经过三至四届就会明白极了。这就是民主的学习和选民成熟的过程，没什么不好。”

　　

　　吴思的乐观就在于“经过三届，民众就会知道自己手里的权利到底值多少钱”。

　　

　　农民和被他们选，却反过来贪他们钱的会再次相遇，不选他就是了。这是农民和单个候选人之间的博弈惩罚。

　　

　　如果第二次选又贪便宜，选了心黑的，他们就明白，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要尊重选票的问题。

　　

　　这个更高一级别的成熟过程，是因为选票会和农民再次相遇，选票惩罚了贪小便宜的农民，这惩罚使农民在未来和选票的博弈中会选择合作的最优解。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在“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案例中，农民卖了一次地，他们哪里来的机会再卖第二次？　　

　　

　　没有再次相遇，哪里来的博弈？哪里来的合作的可能性？

　　

　　而连试点选举，都会将选票以几十到上千元不等的价格卖出的农民，面对这么大的利益，其第一次会怎样选择？

　　那么，权贵阶层会不会良心发现？

　　

　　想想亚洲金融危机，乔治·索罗斯剪羊毛会手软吗？因为他可以避免与东南亚再次相遇，他不需要考虑惩罚。所以怎么利益最大化他怎么做。

　　

　　我们很多权贵阶层也早就准备好后路了。他们会怎么选择？

　　把这些问题串起来，用脚后跟都能想清楚，农民兄弟很可能兴高采烈地摔死在坑里。

　　盘局到此，中央政府就该登场了。因为中央政府没有后路，要留在这里面对民众的第二次、第三次，直到第N次博弈。中央政府必须考虑是面对惩罚还是与民众合作。

　　通过对博弈过程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只能选择与民众联手，对抗权贵阶层。这是现实，也是客观规律。　　

　　是不是客观规律，我说了不算，回顾历史。

　　

　　马克思横空出世之前，西方虽然有民主制度雏形，但是权贵阶层下手辛辣刁钻，“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就说了，我反。“无产阶级失去的永远是锁链”，所以无产阶级利益最大化就是不合作，罢工，造反。这就是把博弈的惩罚量化、理论化了。

　　西方权贵阶层固然可以剪了羊毛跑路，政府却留在那里替他们扛雷。所以这些西方政府和权贵的选择肯定不同。马克思的老家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虽然镇压上毫不手软，但也率先推动了无产阶级的基本福利。因为要再次面对民众，而惩罚太过凶险，他选择了博弈合作。

　　

　　之后，西方按照这个思路不断发展，尽量控制权贵，从他们头上多抽税，养育出中产阶级，甚至福利社会。

　　西方今日自由民主的光环，军功章背后有马克思老爷子的一半。因为他提倡的严肃惩罚跑不掉的（包括政府），才逼成了政府和民众的合作博弈。　　

　　

　　民主、自由并不是天生贵胄，而是吓大的。　　

　　

　　“看不见的手”并非政府无为而治。只有中央政府与民众合作，联手制服权贵阶层的“假手”，真实的，脆弱的“看不见的手”才敢粉墨登场。　　

　　所以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救市案一审没过，大家不必惊讶。这说明美国议员背后“沉默的大多数”，选民们，要运行“一还一”的机制。即刻复，即刻惩罚，就算最后救市通过，也要让华尔街肝颤两天。

　　

　　前面我们说了合作博弈成立的基础是再次相遇，并能予以惩罚。而合作博弈最好的运行规则非常简单，就是第一次善意合作，之后一还一，你对我咋样，我就对你咋样。应不爽，且不隔夜。

　　

　　美国的自由持枪，实际就是惩罚最大化的符号（实际效用就那么回事，代价也挺大）。与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同出一辙，就是提升惩罚的层次，以时刻提醒政府，充满诚意地与民众进行合作博弈。

　　美国本次的金融危机，与美俄冲突等，也是惩罚缺位闹出来的。如果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这次能够平安脱身，不受太大惩罚，各位大可静心等待他们摔出个更惨烈的跟头。

　　四、联手

　　废话完美国，回头看看咱中国。咱的博弈，起点够低，够原始，够暴烈。

　　

　　中央政府在和权贵阶层关起门的博弈中，屡战屡败，既陷入权贵游击战的汪洋大海，又不知自己内部有多少无间道。权贵剪完羊毛，脏水还都泼在中央的脸上。

　　

　　国际外交界有句俗话：外交，就是每天吃屎，吃剩下的抹在脸上。

　　

　　能体会中央政府痛苦的，都觉得这话够形象。

　　而民众单独和权贵阶层的博弈，就是直接被KO，被自杀的命运。

　　所以，在这场博弈中，中央政府与民众利益一致，只有真心联手，让“真手”回归，才有挽救艰危国运的些许胜算。

　　

　　启动人大体系这张杀毒软件，给民众力量登上博弈舞台一个制度性的保障。民众出人，中央撑腰，让权贵阶层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有了制度保障与方向指引，民众会低成本高效率灵活狡诈得完成监督任务。

　　这其中，舆论、监督、立法、执法，许多需要统筹处，中央多费脑筋，也大可善用民众的创造力、执行力。毕竟“天下苦权贵阶层久矣”。

　　我只想顺着博弈规则的思路，再演绎一下：

　　

　　首先，要加大惩罚。许霆案开始判过个死刑，而贪了十几亿的家伙却只判几年。老百姓肯定觉得这是恶法，还能指望他们再尊重法律？死刑不利于引渡，不考虑。而贪污额度与牢狱年限的对应关系，则应该听听老百姓的意见。或者对比发达国家相关条款，再将贪污额度按人均收入成比例打个折，让老百姓心服口服。

　　其次，要砍断贪腐阶层“再也遇不到”的侥幸心理。从陈水扁案汲取经验教训，迅速确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完善实名存款跟踪系统，收编地下钱庄，同时扩大国际反腐合作。发扬“拿钱跑路者，虽远必诛”的优良传统。让他们的钱藏不住，汇不出，到海外也跑不掉。只有打乱他们“再也遇不到”的犯案预期，才能逼权贵阶层重归合作博弈的理性范畴。

　　再次，要反用博弈手法，瓦解权贵阶层内部的合作博弈，让他们互相怀疑，人人自危。一则是污点证人体系，尤其鼓励施贿方作证。二则是模仿国外由检察机关冒充妓女，逮捕嫖客的思路。使冒充施贿，逮捕上钩者合法化。这样可以使官员对于各类贿赂产生严重的不信任感。

　　总之，砍掉他们“再也遇不到”的幻想，增大他们的惩罚预期，降低他们内部的信任感，令其犯罪成本高涨，最终逼大部分权贵阶层退出乔装“假手”的位置，重新坐回合作博弈的牌局中。

　　对于“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简单交付给农民，任其博弈。而应同时教授给他们充足的信息，利弊的衡量，博弈的方法论。

　　

　　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而后者，正是目前政策的阙失。　　

　　

　　同类的其他项目，同理可解。

　　真手假手，福兮祸兮。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