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的“三高强国论”，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三高强体论”放在一起进行逻辑推理，的确是件很有创意的事。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在　2010年10月30日　举行的“2010亚洲经济合作论坛”上表示，中国要想成为强国，必须有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刘福垣在谈到当前国内物价时说，物价涨几个点无需着急，物价上涨正是在拉动内需的一个反应。他说：“我们没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拉动内需物价就要上涨。物价上涨正是在拉动内需的一个反应。所以我认为每年三到五个百分点的物价上升，每年10左右的GDP上升，每年15左右的工资上升，每年一两个百分点的汇率上升，我们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　　

　　

　　刘福垣的话，核心部分有一半是实情，有一半是虚拟的。其中“我认为每年三到五个百分点的物价上升，每年10左右的GDP上升，每年一两个百分点的汇率上升”，这是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每年15左右的工资上升”则是他虚拟出来的，与事实不相吻合。　　

　　

　　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的消费率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1991年的62.5%，下降到2008年的35%。同期的投资率从34.9%，上升到42.5%。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从1992年的17.5%，上升到2005年的24.3%。我国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三项社会发展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5.1%，远低于美国、法国、瑞典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的10%～27%的比重。199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分配比例分别为18：16：66，而到了2005年，这三者的分别比例变为23.8：16.2：60。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在11年间下降了6%,而国家财政收入则上升了5.8%。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的三大权利体系应该是相互制衡的，任何一种权利体系都不能危害另外一种权利体系的应有权利。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要让改革开放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居民收入的增长比例要与GDP的增长比例同步。但从1992年至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年平均递增达到19.6%，高出GDP增递近10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的递增则一直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为7.3%。　　

　　

　　 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过程中，分配向资本倾斜，也就是向企业权利体系倾斜，劳动分配比例偏低，也就是居民权利体系收入偏低。在再分配过程中，国家财政收入长期偏高，而居民收入长期偏低，并呈下降趋势。而且在居民之间的收入结构也严重失衡，2005年我国平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镇人民币和外币存款总额的64.4%和88.1%，而最少的20%家庭，拥有存款的比例仅为1.3%和0.3%。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在社会财富分配结构中长期偏低，严重失衡。居民之间的收入结构也严重失衡，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贫富两极分化。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不同步现象严重。1979-2009年，GDP年均增长9.9%，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3%，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2%，经济增速比城乡居民收入分别高出2.6和2.7个百分点。2001-2009年，GDP年均增长10.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9.9%和6.6%，分别比GDP年均增长率低0.6和3.9个百分点。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速直接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而投资率则由1981年的32.5%提高至2009年的47.7%，消费率由67.1%下降到48%。由于消费与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必然走低。收入水平低、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供求失衡，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19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增速长期慢于GDP增速。1990-2003年GDP年均增长15.3%，而居民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8%，居民消费增长比GDP增长慢1.5个百分点。按不变价格计算，2001-2009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12.4%，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年均增长10.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年均增长8.9%，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比GDP增长分别低2.1个和3.5个百分点。　　

　　

　　中国居民的“收入高”（所谓的人价高）没有实现，倒是实现了“每年三到五个百分点的物价上升，每年百分之10左右的GDP上升，每年一两个百分点的汇率上升”，物价、房价、药价见天看涨。连香港人长期到深圳买日用品、食品的现象也发生了逆转。苹果的产品iPhone3GS 　16G　在美国是599美元，而中国联通引进的同一款货，开价6999元人民币。同样一辆奔驰S600，在中国要222万人民币，在洛杉矶的一个汽车网上，查到的价格是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刚过100万。丰田卡罗拉　1.8升　，在美国的价格是美元，中国同样配置的价格是14.98万元人民币，比美国要贵5万元左右。而且中国制造的东西，一离开中国反而变得便宜了。如广东东莞生产的李维斯牛仔裤Levis505，在中国商场的价格是899元人民币，在美国的亚马逊网站上开出的价格是24.42美元，合人民币167元，价格相差5.4倍。阿迪达斯的一双男式复古休闲鞋，中国的市场价是615元人民币，而美国的亚马逊网站上是27.62美元，合189元人民币，价格相差3.2倍。但是，1980年美国人均收入是1.02万美元，我们当时的人均收入是190美元，相差约54倍。由于当时我们是低工资低物价，所以在收入相差54倍的情况下，中国工人也如同美国工人一样，独自一人就能够养活一家子四五口。可到了2008年，美国人均收入是3.76万美元，中国是1100美元，相差34倍。但物价和生活支出却与美国相当，有些甚至高于美国。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国策。各地不顾一切的引进外资，过度开放，全面开放，一味追求带血的“GDP”，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引向了外向型经济和房地产经济。多年来，我们国家除了发展房地产经济外，就是不断的追求出口创汇，出口挣美圆，拿了美圆再到美国买国债，其结果是我们的经济被美圆绑架了。我们的国际外交跟着美国的指挥棒在转，美国要怎样就怎样,要制裁谁我们就制裁谁。一切听着美国的指挥与国际接轨。当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我们的企业就成千上万的倒闭。工人则一批一批失业。美国的次贷危机出现，我们建设投资则高度提速，4万多亿投向建设，还说什么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不顾经济客观规律，滥发货币，推高通涨，还高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通涨超过预期，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普通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很多人吃饭都成了问题，政府却无能为力阻止通涨，房价控而又涨，“蒜泥狠”，“豆你玩”、玉米价暴涨、水稻价难控。很多问题诸如拆迁掠地，贪污腐败、通涨严重等问题一再加剧，难以控制。　　

　　

　　如刘福垣所言，“每年三到五个百分点的物价上升，每年10左右的GDP上升，每年15左右的工资上升，每年一两个百分点的汇率上升”。如果“每年15左右的工资上升”成为事实的话，那么“每年三到五个百分点的物价上升，每年10左右的GDP上升，每年一两个百分点的汇率上升”是基本上可以承受的。但是，“每年15左右的工资上升”成为镜中花水中月，居民收入水平长期偏低，就必然导致消费率偏低，而消费率低表明经济总量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对较少，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调动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影响影响社会稳定。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居民消费升级步伐会明显加快，但如果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则会延缓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速度，减弱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表明收入水平偏低不利于启动有效需求，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对总体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收入差距的拉大将导致经济增长的过度波动。当前收入差距的扩大还可能带来一定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影响消费的扩张，加剧城乡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引发社会动荡。　　

　　

　　近年来，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已引起党中央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了今后几年要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理念。因此，要抓住历史契机，在居民收入增长的目标取向、发展思路、制度创新、分配格局和政府职能转换上做出调整，进一步调整和提高对外开放的方式，千方百计地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同时，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强化政改就是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只有民众的活力被有效的激发和释放出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会真正的令世界望而生畏和肃然起敬。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它不是哪一届政府和少数利益集团的中国。只有尊重民意、顺应民意，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希望。只有坚持反腐肃奸，坚持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弘扬正气严肃党纪，做到亲民、重民、以民为本，才有可能恢复人间的正气，中国人民才有可能万众一心的搞好本职工作，中华民族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