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派的祖师爷亚当·斯密传下来的经《国富论》，强调的是“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他的嫡传弟子中有人将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致，强调追求个人享乐最大化。斯密等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哲学基础是利己主义，强调放任自由的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其后经过数百年，又出现一个顽固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者集大成者哈耶克，此人有一本扬名经济学界的著作，叫做《通向奴役的道路》，武断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所谓“低效弊端”，极力夸大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效作用”，偏激地认为市场经济万能。其人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自由方面继承了斯密的衣钵。与斯密不同的是，此人最著名的论调就是，收入分配不公是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活力的源泉。也就是说，只有收入分配体现不公，才能确保自由竞争的高效率。

　　

　　无论是斯密还是哈耶克，他们所鼓吹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认为“经济人”的决策机制更趋向于合理、高效、理性，较之任何集体或国家的决策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然而市场机制实现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却是需要确保货币流通数量稳定，这样才能做到市场机制自动调节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故而哈耶克提出货币非国家化，也就是私有化。哈耶克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假设条件几近理想状态，现实社会几乎不可能达到，所以自由竞争纯粹是一种梦呓和幻想。他们忽视了人的社会存在必然要受到周边环境的左右，忽视了人们的“从众”心态，忽视了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人们的自私、贪婪、无耻、阴险和狡诈行为，必然导致自由竞争充满了狭隘、血腥、嫉妒、荒诞。他们忽视了现实社会产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的存在，必将形成产品市场的局部垄断地位，以排他形式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斯密和哈耶克的自由竞争之路充满了阴险、狡诈、贪婪、残暴、骄傲和野心。正因为斯密钟爱的“经济人”各自追求自己个人的最大利益，根本无法避免不正当竞争的出现，根本无法规避市场交易中的种种劣行。那么，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下，效率高是虚设的，资源合理配置是臆想，垄断和不公平却是货真价实。自由竞争学派的高效兼顾公平不过是他们自娱自乐的游戏罢了，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经济学说，也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说退出各国政策决策层的根本原因。因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派主张的放任政策，曾经导致全球经济大萧条，至今仍然是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祸首。

　　

　　最近，中国有几个自称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拥笃者，连篇累牍地宣扬市场经济学说如何高效率，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看不见的手是如何高效地自动调节市场平衡。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无所不能，是唯一可行的经济制度。他们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给全球造成的巨大损失视而不见，一再否认这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造成，反咬一口是国家干预政策造成的。中国徒有虚名的几个“经济学家”，为什么一再坚持要推广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说呢？他们呢究竟想干什么呢？其实之所以卖命地宣扬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学说，是因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基础是私有制。所以他们鼓吹市场经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起私有制经济基础，然后利用这样的经济基础，摧毁现行的上层建筑。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以及他们那么几个喽罗们，矢志不移地宣扬市场经济，当然不是为了好玩，更不是为了纯学术交流。

　　

　　因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集大成者哈耶克强调收入分配不公是自由竞争体制的活力源泉，所以在谈到调整社会财富收入分配问题时，哈耶克是不屑一顾的。那么他在中国的徒子徒孙们绝对不会抛弃他的这个观点的。正因为如此，当下一些有关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观点，根本不会触及私有制是引起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主要根源这一敏感神经，更不会赞成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转移视线，利用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工人工资差距较大的问题，盗用垄断名义攻击国有企业，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会议和咨询等等场所，捏造国企垄断之罪过，夸大垄断国企工人平均工资畸高。而对私营企业工人工资如此之低的问题，对强资本、弱劳动的分配制度造成的社会分配严重不公问题只字不提，极力回避。刻意将主要矛盾回避，寻找一个看似合理，实则荒诞的次要矛盾做替罪羊，就是中国那几个自诩为经济学家的专家学者的绝招——杀猪杀屁股。

　　

　　近日那个闲不住的茅于轼专门写一篇文章，宣扬市场经济的诸多好处，目的只有一个：加快国企的私有化。配合国内市场经济学家的喧嚣，政府出台了所谓的新36条，进一步加快了私有化步伐。主要媒体和统计部门千方百计地献媚外夷，一再宣示国有经济成分所占比例低于民营经济，国进民退子虚乌有，如此媚外，无耻之极。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已经名不副实，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创造的GDP。私有化进程已经驶上了快车道，在一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喧嚣声中飞速发展，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还洋洋得意地听任资产阶级继续私有化到底，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就该换个招牌了——干脆叫做封建资本主义，或者货真价实的经济殖民地好了。

　　

　　从收入分配的喧嚣声中，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产阶级不会允许工人阶级的收入倍增的。当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尚未出台，就有人开始造舆论了，说什么企业成本增加了，企业主的压力增大了，幸福感减弱了。这些人对资本家惟命是从，笑脸相迎，对工人阶级趾高气扬，横眉冷对。凡有利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事情，一概加以阻止和否定。劳动合同法出台之时就是如此，如今调整收入分配方案又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不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行事，却热衷于工资共决制。这个工资共决制无论如何也无法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工资共决制实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资产阶级掌控着国家强力机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处于弱势地位的无可奈何的让步；是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压迫下，是对不得不被资本家剥削压榨现实的屈从。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总统是资本家财团的傀儡，法律与政策的制定根据是以资本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得利益不过是缓和阶级矛盾，避免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附产品而已。可中国不同呀！我们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该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了。背离这个基本原则，与资本主义制度接轨，干脆扔掉社会主义招牌好了，何必挂羊头卖狗肉呢！

　　

　　杀猪杀屁股，调整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的制定定是此种传教，不信走着瞧好了！写于2010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