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开博客已经5年了，前几天是开播5周年的日子，自己都忘了。
昨天写了《限购令是一剂猛药》一文，有读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限购并非是限制购买第一套住房，而是限制二套以上，甚至十套、几十套住房。这个意见正是限购令的核心，也就是说，要限制投机性购房。不可否认，的确有不少人在一个城市或多个城市拥有多套住房，我身边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人，限购令对其进行限制，也的确能抑制部分有钱人投机性购房的泡沫化需求，这也是人们认为限购令有可能会产生房价下降效果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投机性购房是不是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
关于投机性购房，前几年时常听到“温州购房团”、“山西购房团”等消息，但是，投机性购房所占的比例究竟多大，并没有明确。能够看到的一些数据，也是模模糊糊。有业内人士说，投机性购房约占30%左右。还有说，在北京的外地人购房约占30%左右，还有说占40%的。一家商业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西历2008年，外地人在北京购房仅占26%，西历2009年，这个数据为38%，西历2010年，上升到45%。虽然我们缺乏权威机构的数据，但商业机构的数据可以做一个参考。
从外地人在北京购房比例逐年提高的情况看，西历2008年以前，外地人在北京购房的比例可能更低，而房价早在西历2008年以前就开始飞快上涨，那么，外地人购房是否就是推高房价的主要原因呢？答案只能是不确定。因为，即便2010年外地人在北京购房达到45%，我们也不能说都是投机性购房。常住北京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举家搬迁的也不少，大多数在北京购房的外地人，还是自己需要住房，外地人的投机性购房，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当然，北京本地人也有投机性购房的，因此，投机性购房的真正比例，实际上很模糊，30%的说法，只是一个猜测。
不管怎么说，如果认定投机性购房占购房比例的30%，那么，抑制这部分需求，的确会对房价的上涨产生相反的作用，这也是我认为限购令有可能使房价上涨减速或下跌的原因。那么，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什么？如果说去年外地人在北京购房达到45%，说明外地人购房的需求很大，其中相当一部分应该不是投机性购房，而是真实的需求，大多只是第一套房。因此，限购令出台后，这些想到北京生活的外地人，他们的正当购房需求被速冻了。即使有些外地人满足了5年交税的条件，首付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也让他们望房兴叹，如果要买房，啃老的现象将更加严重。因此，如果限购令降低了房价，能够实现住房梦的人，还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被迫将购房需求延后。它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旦限购令松动，大量被压抑制的需求将同时释放，房价将继续上涨。
有人说，中国人有拥有自己住房的传统，所以才造成人人买房、房价上涨的局面。其实，这种说法同铺天盖地的“购房团”消息一样，只是给房价上涨找一个理由，而不愿触及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所谓“传统”就要说到古代。中国古代的确有买房置地的强烈心态。但是，中国古代社会一方面是大量小农经济的存在，这就好比现在房地产市场里应该多有小户型、中低档房，而不是高档房居多。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人人都想拥有自己的土地，也不排除一部分人只是佃户，租种别人的土地，等到条件合适了，再买自己的土地。这就好比现在的房地产，也应该让一部分人能够租到便宜的房子，而不应该逼着人人都去买房。把每个人都逼上买房、做房奴的绝路，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学了美国金融化的手段，只有人人买房做房奴，才能扩大金融市场。与此同时，美国的房地产金融化与中国政府的卖地结合在一起，房价就控制不住了。
投机性购房之所以产生，房地产金融化是重要的原因。在金融化的政策下，房子不只具有居住功能，更拥有了保值、升值功能。如果人们把钱存在银行里，有较高的利息，那么，资产的保值升值压力就在银行。如果银行实行低利率，让房子来保值，等于是把保值的压力推给社会，自己光靠手续费就能赚钱。等到房地产像美国那样顶不住的时候，政府还用老百姓的钱来救银行，这实在是官商勾结坑害百姓。幸好中国目前还没出现这种事情，但是，限购令依然是治标不治本。
有住房需求是必然的，尤其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都想在城市里获得合适的住房条件，人员流动的加快，也使很多外地人有合理的住房需求。限购令抑制了这部分需求，显然是一种误伤。去年我去长沙，看到一个企业家的慈善项目。这位女企业家投资3亿，建设50万平米的廉租房，并且规定，只租给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这个廉租房社区叫“幸福家园”。而且，她想在建成之后，把这个社区的管理完全交给当地政府，连房租她都不收，归政府管理物业用。我友一清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介绍长沙“幸福家园”的情况，其实我以前也写过。但是，我觉得，要将这种方式推广，不能完全靠企业家的慈善，它应该是政府的职责。
如果政府通过抑制投机性购房，把房价弄得好看了，但同时把相当多的外地人对于住房的正当需求也给抑制了，这不能不说，限购令抑制了投机性购房，也误伤了正当需求，限购令只能算是一个“面子工程”。所以，事情应该全面地看。对于政府来说，还应该对那些正当住房需求的外地人有相关政策。其实，各地的房地产现实中也有，比方说很早就出现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但是，由于它们会抑制房价的上涨，使得房地产商的利益受损，因此，在很多地方，房地产商已经同政府联手，不让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发展的太大，甚至把经济适用房也纳入到商品房的行列中，使得很长时间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只是一个摆设，没起到真正的作用。包括上面提到的长沙的“幸福家园”项目，也遭到当地利益集团暗中的羁绊，其本质就在于，这种方式会影响金融化的房地产商的利益。因此，政府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像重庆那样大手笔地投入公租房，如果在全国早一点动真格，而不是摆花架子，北京、上海以及全国的房地产市场，早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也无需用限购令这样的猛药，冒着副作用的风险，临时抱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