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现莉：梦幻的“中产阶级社会”

　　
　　中国的自由民主派们认为，只要在中国实现了“自由、民主、宪政”，中国就能出现一个壮大的“中产阶级”，就能形成一个像美国那样“橄榄球”形的社会结构，同时他们又把建立这个制度的希望寄托在中产阶级身上。但问题是，“自由、民主、宪政”是“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唯一条件吗？

　　要知道，在当今世界实现所谓“民主宪政”的不光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有形式上的“民主宪政”，但在这些国家，社会结构依然是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并没有壮大起来而成为社会的主体，政治也动荡不安。这种情况充分说明，“民主宪政”不是中产阶级壮大起来的充分条件，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必要条件，除了这个政治方面的条件之外还应该有其他物质方面的东西。
　　一个国家要想使大多数人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首要的条件是要有充足的物质资源供他们享用，物质的需要毕竟只要靠物质来满足，而这样的物质条件却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具备的。“民主宪政”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各利益集团在法律框架内开展合法斗争的平台，在物质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这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必将尖锐化，国家也就会在政治上动荡不安，不仅不能解决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问题，而且其内部的贫富分化也同样得不到缓解。底层民众处于贫困之中，他们的“自由民主”权力也很难落到实处。
　　今天中国的自由民主派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提倡“自由、民主、宪政”，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否定这一点），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去考察这个制度赖以建立的“中产阶级社会”该怎样实现，实现的客观条件是什么，主观条件又是什么。
　　客观条件：摆脱依附地位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建立一个中产阶级占社会多数、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自由民主”也能得到比较好的保护的社会，客观条件就在于这些国家占据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他们在历史上通过对外战争、对外殖民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奠定了工业革命的基础，与此同时也破坏了广大殖民地国家发展的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斗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取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是殖民主义并没有结束，只是形式有所改变而已。西方国家通过对他们的投资控制了他们的经济命脉，挤占了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堵塞了他们自主发展的前进道路，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极其重要的产业利润也大量外流；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只能提供初级农产品或矿产品，在与发达国家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进行交换时处于不平等地位，他们依然是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供应者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个依附地位没有得到改善。当然有些国家的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最后很多也沦落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成为他们产业链条上的一环，失去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条件。
　　以上这些还都是在所谓的“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经济”的幌子下“温情脉脉”地进行的，一旦当这些国家试图摆脱这种地位的时候，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就会高呼反对“经济民族主义”，说什么“不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伤害别人”等等，甚至还有可能使用武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你老老实实地、心甘情愿地安于这种附庸地位，而不要企图改变。
　　但是，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地位的话，又如何使利润留在本国国民手中呢，又如何取得经济上、政治上完全的独立地位然后参与国际资源、市场争夺呢？没有这样的地位的改变，我们用来使社会多数人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物质资源又在哪里呢？很不幸的是，今天我们国家就处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的核心产业、战略产业已经有相当部分被国际资本控制了，我们在国际上的依附地位已经相当深了，我们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已经相当程度被挤占了。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据社科院的一份研究告显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资；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11家合资；化妆品，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汽车工业：外国品牌占销售额的90％等等。
　　今天，我们民族对外的任务就是要争取自己在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地位，发展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发展民族产业，摆脱依附地位。只有在实现这些之后，我们建设“中产阶级社会”才有了物质基础，否则，我们理想中的东西只能是空中楼阁。
　　这种依附地位不是和我们普通人没有关系，这是造成今天大学生就业越来越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道理很简单，“加工车间”里需要大学生吗？根本不需要，或者很少，国家培养大学生是要让他们从事科学技术研发的，他们的任务并不是直接去做产业工人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些年社会上职业技术学校得到了大发展，反而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还赶不上优秀技术工人。
　　在很多行业我们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只是一个“加工车间”，技术研发都是在跨国公司的总部里进行的，因此就只有极少数特别优秀的人才能厕身其中，这是造成目前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形势下，他们不仅工作难找，而且即使找到工作，也要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待业群体的竞争，工资被越压越低，被迫或者“自愿”延长劳动时间，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处于过劳死的边缘。他们的经济地位越来越下降了，已经距离农民工的地位不远了。
　　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应该是“中产阶级”最理想的“候选”群体了吧，如果他们都这么艰难，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谁有资格成为“中产阶级”呢？那些更多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呢？“中产阶级”又如何能成为社会的主体呢？要知道，虽然这些年扩招之后大学生群体增大了，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然是很低的。
　　在客观条件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地球上的资源总量允许我们建设成为象美国那样发达的、奢侈的社会吗？美国只有2亿多人口，是我国的五分之一，而美国已经消耗了地球资源总量的40％。假如我们把除中国之外的全部人口都不计算的话，我们要实现美国那样发达的社会就还需要另外一个地球，可是另一个地球在哪儿呢？更要命的是，地球上另外80％的人口会答应我们吗？他们也一样有在地球上生存的权力。在“可控核聚变”这样几乎无限的能源能够大量使用之前，地球上的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强，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对于资源的争夺将越来越激烈。只要我们摘下自己戴上的有色眼睛，看一看当今国际斗争形势，看一看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发现，国际社会并不充满“亲情、友情、爱情”，而是激烈的战争、残酷的杀戮、盛气逼人的战略威慑。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还是奉劝那些憧憬未来美好“中产阶级社会”的朋友们，先来仔细考虑考虑我们建设这样的社会的资源从哪里来吧。
　　要使客观条件成熟，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摆脱目前的依附地位，而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在学界、政界、商界广泛流行的盲目引进外资、自由贸易论、比较优势论等等就要重新反思了，是否适合我们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实际上，国际资本一直以来正是打着这样的旗号实施他们的战略的，但对我们来说，这种论调不利于我们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利于自主创新，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我们的民族产业还很弱小的时候，还需要国家政权的强有力的保护。当然，这样的保护是我们民族整体利益的需要，不是为了一小部分人靠政治权力的保护垄断国内市场，得到了国家保护的好处却不去进行自主创新，奋起直追，要避免这样的结果，还需要一系列政治条件的完善。
　　主观条件：底层民众的民主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实现“中产阶级社会”的主观条件。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不光对外进行战争、掠夺、杀戮，而且对内也同样是残酷的剥削，这种情况不需要我们到历史教科书中去寻找，只要看一看现今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血汗工厂”就清楚了：延长到极限的劳动时间，极高的劳动强度，压到最低的劳动工资，恶劣的劳动条件，缺乏劳动保护设备的机器，时时发生的矿难……，已经够了，我们在新闻媒体中看到的已经够多了，但是我要说，这只是冰山之一角，还有更多淹没在主流媒体给我们创造的灿烂光环的后面。
　　这些发达国家对内对外掠夺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还只是为他们“和谐社会”的建立准备了客观基础，具备了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也是需要条件的。看一看西方国家19世纪的历史，这不仅是一部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历史、对外殖民掠夺瓜分地球的历史，而且还是一部工人阶级通过各种形式同本国的资本及政治权力集团斗争的历史。
　　在19世纪后半期，西方各国普遍成立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不仅有合法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有在议会里面的唇枪舌剑，有时候还有激烈的暴力冲突，甚至还有工人的起义。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劳动者的工资提高了，劳动时间缩短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权力一步步地得到了扩展。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并没有结束，而这种斗争正是“中产阶级社会”建立起来的主观条件。缺少这个条件，掌握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家阶级以及政治利益集团是不会主动地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的，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那就是“谁会嫌钱多啊”。
　　这些年来，由于国际、国内大资本与政治权力合谋疯狂地进行原始积累，有些直接把全民所有的财产化公为私，造成了国民在财富占有方面极其严重的两极分化。2006年10月17日，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06全球财富告》出炉，告显示，中国大陆25万个家庭共占有财富1.335万亿美元，平均每户534万美元。告还显示，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告没有显示这150万个家庭都是什么家庭，但从我们身边的感受也能猜测到，他们要么拥有政治权力，要么拥有大量的资本，或者兼而有之。
　　这种财富占有以及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不管是怎么造成的，都会对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重大的危机。要改变这种状况，首要的是底层民众要有充分的民主权力，不仅要有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制约，而且还要有对资本权力的监督制约，提高工人阶级在面对资本时的谈判能力，改善他们的状况。
　　一部分知识分子希望在中国建立西方那样“民主宪政”的国家，这种要求与底层民众有一定的交叉点。但是他们的这种要求，仅仅依靠知识分子的呼吁是不行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还记得么，在国共两党严重对峙的时候，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是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的，他们热烈呼吁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但结果呢，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面对的是枪口。
　　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和知识分子并不完全相同，他们甚至还要求永远推翻资本对他们的剥削、压迫。当看到他们的这种要求的时候，我们那些高喊自由民主同时又拥抱资本的知识分子还敢去动员他们吗？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些人理想中的东西又怎么变成现实呢？这是目标和手段之间的矛盾。
　　没有人会否认“中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比我们今天更美好的社会，但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这里，而是建立这样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什么，该如何实现，进而全面检查在经济学界和自由民主派中间流行的经济、政治观点能不能促进这些条件的实现，抑或是南辕北辙。
　　单纯地憧憬未来是无用的，研究这些现实的问题才是当地青年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