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大政府、高成本、低效率
德先生OKOK: 为什么是大政府、高成本、低效率
《楚天都市》9月2日道:湖北鄂州的郑女士经人介绍来到黄石市“两会医院”诊病,主治医生徐某给她号脉后,告诉她患有9种疾病,一次就开下了元的天价处方。治疗70多天共花费了24.8万元!后来,郑女士到鄂州市人民医院和武汉同济医院复查,均诊断为膀胱炎,并不是徐某所说的“子宫癌”。
郑女士认为是上当受骗了,今年8月10日找徐某讨说法未果,于是前往黄石市卫生局投诉,工作人员说她应该找市卫生监督所,市卫生监督所又推说应找工商部门,而黄石市工商局认为应该找药监局,药监局说这样的事应该找物价部门,最后,郑女士来到黄石市物价局,但有关人员表示:医保目录以外的药品价格放开,他们不便管理。
五部门互相“踢皮球”,郑女士非常无奈:这事到底该谁管?
中国政出多门、权力交叉、责任不明,遇到麻烦事相互推诿,而遇到有利可图的事又如饿狗扑食般地一哄而上。这是典型的大政府、高成本、低效率的表现,五部门就管不住一个庸医!
所谓“大政府”是指国家管理人员队伍庞大,同时也是指管理者独自尊大、高高在上;“高成本”则是费用支出过高,这种高成本除了上述之类的不作为,更还有乱作为,把好事办成烂事坏事再进行补救,更增加了成本;“低效率”就不用说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为什么不将五个部门合而为一呢?即使不把五个部门合并,也应该将责任划归明确,使之不可能出现上述的混乱局面。
大政府、高成本、低效率,三者之间有紧密的逻辑联系,大政府必然高成本,高成本就不可能是高效率。大政府是因,低效率是果。
与之相反,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小政府、低成本、高效率。仅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例,据称,香港廉政公署只有区区的29人就把香港的官场治理得水不动鱼不跳,哪怕贪污一元也要查,所以香港的反腐行之有效。
中国的管理成本和效率不仅不能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不能和改革开放前相比。我们常见到,为围剿一个犯罪嫌疑人不惜动用几个市甚至几个省的警力,还调集武警部队协助,其声势浩浩荡荡,最后得胜回朝还要弄个庆祝表功会。但如果仔细一算账,其成本不知高得多么离谱!
德先生记得小时候全公社(相对于现在一个镇)的警力就一个特派员,但一连几年不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为什么呢?因为依靠了人民群众!一个人在未来得及犯罪之前,可能他的家人、他的邻居、村里的干部群众就已经阻止了他的犯罪,所以根本用不着派大批的警力。
小商小贩占道经营与城管执法躲猫猫,有管理者不明就里,一味地扩大城管队伍,所谓“加强执法力度”,但效果仍然不好。但怎么不想想为什么小贩要占道经营呢?你指定的市场收那么高的费用,小商贩经营得起吗?不找出真正的原因,靠增加执法人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个城里有一万个小贩是不是该配一万个城管呢?
各管理部门遇到管理不到位的问题都在推说人手不够,都在喊渴,要增加管理人员。
现在有了高科技,有人以为找到了万能的良方。司机闯红灯、超速,靠电子眼监控,但不可能每公里装一个电子眼吧。如果旁边坐的家人或朋友提醒、阻止司机违规,这抵得过千百双电子眼。
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考场就设在原校,监考老师就是考生的任课老师,但是很少有作弊现象。现在考场安装了手机屏蔽仪甚至摄像头,但作弊现象还增加了也更隐秘了——高科技并不能降低执法成本。
虽然科技越来越发达,硬件越来越先进,但如果忽视对软件——人心的管理,那只会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使矛与盾之间的博弈更为剧烈。
没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忘记了依靠人民群众,加之全民道德素质的退化,无论怎么加强政府力量,也无论借助什么高科技手段,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管理模式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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