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饭碗养懒汉”是对工人阶级的污蔑

杨思远　

人们的分析似乎陷入了一个两难处境：要解放和发展人就必须坚持公有制，这就要有生产力已经获得充分发展为前提；而要为获得这个前提去发展生产力，追求财富就必须私有化。私有化论强调的重点是发展生产力，坚持公有制论的重点是强调劳动者的地位与利益。
但是这个困难是表面的。曼德尔说得好：“思想意识上的真正矛盾只有在实践中，通过实际的阶级运动的发展，才能求得解决。”这种两难是逻辑上的而不是历史上的。搞私有化还是坚持公有制，这不是单纯理论之争，而是现实社会斗争的一种反映。
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固然要发展生产力，迎头赶上先进民族．问题是在存在国家制度的条件下，如果人民的国家没有形成较为健全的民主制度，公有制在采取国有制条件下，极有可能形成一个独主的官僚集团，产生一个新的阶级，苏联解体充分说明一个以叶利钦、盖达尔、邱拜斯为代表的官僚阶级是客现存在的。从实践上看，国有制在保证劳动者经济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如何发展生产力，是整个的民族以实践才能够回答的，这种实践的结果会产生自己的逻辑，形成新的理论。就国有企业改革来说，“鞍钢宪法”就是一个有益的探索，遗憾的是这种探索一是太少了，二未能坚持下去。同样，如果形成一个新的有着独特利益的官僚阶级，其统治实践也会形成自己的逻辑，私有化思路正是这种统治实践的产物。总结半个多世纪国有企业发展的历程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造性发展的一个新契机。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一种新的实践出发探索生产力落后基础上如何保证劳动者的自由发展的逻辑。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尚未瓦解之前，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还不能废除国家制度，公有制既可能通过合作制，也可能通过国有制出现。这里最易出问题的是国有制。国有制不是国家所有，而是国家占有。明确这一点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至关重要。要保证劳动者全面自由发展，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确保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但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这种个人所有不可能像小生产者那样采取个人占有的形式，而只能“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和共同占有是一对矛盾。在国有企业中，所有者个人如何控制行使“共同占有权的公共机构是能否保证劳动者自由发展的关键，我们不来设计劳动者如何有效地实行这一控制，我们假设这种控制是非常有效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种新的国有制实践中能否造成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靠的是饥饿规律，靠的是胃的压迫和监督劳动；但是发展生产力靠工人自身利益的激发不是更有保证吗？无论如何，依赖仅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去迫使工人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不可能与按劳分配提供的动力相提并论的。前者靠的是压力，后者靠的是动力。如果认为只有压力才能迫使工人好好干，等于咒骂工人天生下贱，是对无产阶级的公然挑衅，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铁饭碗会养懒汉”就是对工人阶级的污蔑。人们的一切行动无不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要所有者个人能成功地控制行使占有权的公共机构，也就能够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致失落，那么在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机制上是不存在问题的。
问题的关键是所有者个人如何有效地控制行使占有权的公共机构．我们认为这种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不是通过什么制度设计就能解决的。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利益，困而会有不同的制度设计。这是一场社会斗争，正像剥夺工人一系列经济政治权利需要通过真正的战斗才能解决一样，工人阶级要控制行使占有权的公共机构也需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一个阶级设计一种制度去说服另一个阶级接受，它本身是一场社会斗争．哪个阶级胜利了，维护这个阶级利益的制度就形成并巩固起来。摆脱公有制与发展生产力的逻辑矛盾，不是去论证哪种制度更为合理，而是要到工人阶级实际社会运动中去找寻答案。当前，在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企业改革中，劳动者的利益遭受重大打击，终身就业权被剥夺了，福利房商品化了，公费医疗取消了，免费教育被免除了……这些旨在剥夺劳动者的所谓“改革”本身是一场严重的经济政治斗争的结果，这样的“改革”有利的是资本增值，包括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和国际资本。同样，要使公有制在保证劳动者经济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现生产力发展，本身也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社会斗争，离开亿万劳动者的团结奋斗，离开社会实践，离开民主运动，要在理论上解决初级公有制核心范畴转变所带来的矛盾无异于缘木求鱼。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