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梦想，以顶尖学者、文化大师、思想英雄之身份，辅佐时代领袖，开旧邦新命之时代新政治格局、新文化风尚。我有一个梦想，以寄生阶级、敝旧世风、权贵官僚为寇仇，联合民间士子，除祖宗旧法之陈年大吏治积弊、大文明死角。我有一个梦想，以辨证古人、反思时代、正本清源为正途，启蒙民众百姓，彰官民伦理之陆沉老民权火种、老民主范式。我有一个梦想。以历史视野、世界眼光、天下大势之理据，倡导内外兼修，继往圣绝学之道统成大化流行、成翕辟之变。

　　时下，自由派所期许的，显然是释放资本权力的自由意志。民社派所标榜的，无非是包装资本权力的民主画皮。而法政系所兜售的，也不过是袒护资本权力的宪政法则。

　　社会改造的过程，首先是利益关系改造的过程。利益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纽带，要解决企业道德问题，理顺利益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否则，道德只不过承担着社会批判功能，是不会发挥主导作用的。作为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是人的解放——比政治解放更彻底的经济解放。这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对这种社会理想，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经营管理也好，技术创新也罢，说到底还是个利益分配格局的问题。创新，一是靠智力资源，无非是兴趣和精力；一是靠物质资源，无非是材料和环境。惜儒家以其势限，未忍深察，佛家以其高致，惟传心法。惟先贤以其时艰，西风东渐，后学以其远瞩，东学西传。

　　小康儒的礼教是权贵们的驯服工具，大同儒的理念是大众解放的精神资源，不便一视同仁。不区分小康儒与大同儒，就如同不区分恭维和赞扬、不区分赵高和吕政、不区分月光和阳光。小康儒的中庸是调和骑墙和稀泥，大同儒的中庸是正道直行不妥协，小康儒的中庸是流俗乡愿，大同儒的中庸是止于至善。和而不流、中立不倚、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攘除奸凶、扬善隐恶。只有极高明，方可道中庸。

　　就认识论来说，有是的确认，有非的破解，是非同为正见。以方法论而言，有正的方法，有负的方法，正负各有坦途。

　　历代圣贤的文化使命，是对人类思想的改善。历代圣贤的历史功绩，是对改善之道的确认。总有一部分人是要坚守的，总有一部分人是要阐发的，人多人少的问题，人数比例的问题，量变质变的问题。大众总是有些后知后觉的，似乎总要在一定情势逼迫下，才会觉悟。

　　道德水平有高低，明白事理有先后，蒙昧与解蔽之别，当在道德品位和人生态度。前者指良心，后者指理性，所谓启蒙，即是引导大众去做有良心的理性主义者。良心象征理想主义，理性代表智力水平，所谓启蒙，即是引导大众去做有智慧的理想主义者。较高的道德品位，使人不忍做精神空虚的拜物教徒，通达的人生态度，使人不肯做自作聪明的市场工具。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作为心地善良而思路清晰的人，百年来，周树人之弃医从文、熊子真之退伍执鞭，其道一以贯之。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是故有论曰：

　　铸剑匠人眼中，剑有利钝之分；实证法学目下，法有优劣之别。江湖人选剑之时，非利剑不买，以为杀人之器，钝剑刺而不死；肉食者颁律之际，非优法不用，以为治理之道，劣法用而无效。铸剑匠人是故以铸利剑为职志；实证法学从而以立优法为己任。然江湖人可用剑亦可不用剑，剑止为武器之主流，缘何剑为先？暗器伤人为江湖所不齿，无道之时暗器大行其道，侠不能亮剑。而肉食者可行法亦可不行法，法不过治道之时尚，何以法为最？暗箱操作乃民众之最恨，无德之世暗箱大倡其德，民无从循法。剑之不同于刀枪棍棒者，必有其为百刃之君的道理：身份象征；法之不同于训令习惯者，亦有其为正义载体的缘由：公平标志。

　　以剑作恶，犹如焚琴煮鹤，有辱江湖斯文，可鄙可叹；以法致恶，好比附庸风雅，败坏人间规矩，可憎可悲。以剑作恶之人，手中有剑而心中无剑，剑之名为烫手山芋；以法致恶之邦，口中有法而心中无法，法之名为愚民口惠。行侠之士以仁义之剑攘除奸凶，能至剑人合一之境界；崇法之邦以有道之法科察世事，可达从心所欲之自由。江湖之武器，剑人合一最为有力，然兵刃毕竟凶事；人间之治道，从心所欲最为得体，然制裁终究难免。天下太平、海晏河清虽好，怎奈天下有贼，以剑仗义、垂法而治虽次，也算名至实归。（《法学幼稚病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