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正重复中国大豆产业的命运

2007年10月23日 10:10 《商务周刊》

　　文 丁未

　　世界各国政府，只要不太混蛋，都有类似廉租屋这样的政策以示对低收入人群的关心，但这种做法的问题之一，是廉租屋直接导致了社会阶层在地理上的分化。

　　大量的低收入阶层聚集在一起，事实上就在城市中形成了贫民区。按照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就近入学，这样一来势必造成低收入人群的子女在一起上学，也就天然形成了一个特殊人群。

　　这样发展下去，随着政府廉租屋规模的扩大，城市贫民区也必将随之出现，并由小到大，规模化、凝固化，不出十年，就可能导致包括社会治安在内的社会矛盾黑洞。在这点上，世界各国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再说，按政府现在的设想，每年一百万平方米的廉租房建设面积，实际上解决不了多少贫民住户，估计还不如新增的低收入人群需求大。

　　我的结论：不应该有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这样带有收入歧视的政策出台，而应发展全民住房运动。

　　当年野心家希特勒之所以能赢得德国民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当政期间，只用了极短的时间就解决了几乎全部德国工人和普通群众的住房困难问题，并建立了工人疗养院。德国大众汽车也是在其支持下以“为人民造车”的理念发展起来的。当然希特勒对人类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就解决住房这个局部问题上，确实值得借鉴。

　　在我看来，由人为因素导致的社会阶层不合理的分化趋势，应该得到遏制。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契机，发动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建立新型的和谐的阶层关系。

　　最近，政府有关部门表示要进口2万吨美国猪肉，表面上看这是为了缓解目前的猪肉短缺和价格高企的问题，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行为直接将政府和银行对猪肉的支持努力化为乌有，也非常不利于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

　　农民养猪最关心的当然是价格，大量进口猪肉，短期受惠的是城市居民，但长期受损的确实包括农民和城市人在内的全体国民。因为农民的生猪生产成本是受中国国情决定的，而进口的猪肉成本是受美国国情影响，这种成本的差异经过不同的市场价格传导机制反馈，后果很难预见。农民在整个社会的信息结构中是最底层的，千家万户的家庭式经济体很难及时获取市场供求信息，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极弱，本身抗风险能力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又远比城市居民低，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猪肉涨价，养猪的农民获益很小，更多的涨价收益被加工、流通等城市环节获得——在一些非猪肉产地的农村，猪肉价格甚至是城市价格的一倍。而今又因为城市居民的消费而大量进口美国猪肉冲击本土市场，恐怕很少有政府部门和经济学家真正计算过农民会因此利益受到多大损失，就像财经高官们都想当然地认为猪肉涨价至少农民是获益了一样。

　　这也就是世界各国农业问题的政府谈判往往旷日持久的重要原因，因为任何一方妥协都代价极高。中国原产的大豆已经被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彻底击溃了，发改委也承认这个事实。今天的生猪也在一步步重复着中国大豆产业的命运。如果我们的政策总是“拆东墙补西墙”，无异于饮鸩止渴。(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