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杨连宁先生《提防“为穷人的主义”》文章。杨先生在文中指责，“为穷人的主义”祸害全球穷人已近200年，贻误中国穷人也有100年了。”杨连宁先生还唯恐表达得不清楚，专门解释道 “‘为穷人的主义’，特指煽动穷人革命的主义，绝不是指英国圈地运动式、美国废奴式、德国俾斯麦式、日本明治政府式 ‘来自上层的革命’；而是指巴黎公社式、俄国十月革命式、中国农民革命式‘来自下层的革命’”， “一句话，来自上层的革命是工业化、理性化，最终造福了穷人；而来自下层的革命是瞎折腾，耽误了穷人脱贫致富。…………”云云。我没有很深的理论造诣，虽然觉得这些话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但也一时没想出如何驳斥，但对其中的一个观点，即穷人革命是被煽动出来的，却颇有点不得不一吐为快的感觉。
以杨先生的说法（杨先生何许人也，好象是大学的教师，算是精英一类的人物吧），穷人革命似乎是靠煽动而来的。我以为，杨先生这观点十分荒谬。革命历来是被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的，称之为造反，只要统治者说谁“反了”，谁就会被视作洪水猛兽，犯了不赦之罪，统治者就必要欲取其头而后快，就是杀头。只杀头仍觉得不够恐怖，担心镇不住，因此便有了种种让人难以想象的苛刑峻法的发明，比如凌迟（也就是千刀万剐）。对付革命，统治者从来是不吝使用暴力和残忍的。但是为什么千百年来，至下而上的革命仍然不断呢，为什么仍然会有无数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呢？是人民没事找事，赶时髦，搏眼球吗？显然不是，无不是因为统治者的残暴，已经使下面民不聊生了。杨连宁先生作为教师，也许是教授吧，应该是有知识的，但他可能缺少一点历史知识，甚至是常识。就拿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例子来说吧，陈胜等戍卒在戍途误期者死的苛法面前，在“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无可奈何的出路面前，喊出“等死，死国可乎？”，这难道算是煽动吗？可以想象，假如他们不反抗，出路只有一个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陈胜，也会有张胜、李胜……，也根本用不着煽动，只要振臂一呼，便会有山呼海应之举。造反是要命的呀，让别人拿命跟你造反，请杨先生煽动煽动试试，恐怕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人会理的。再拿杨先生津津乐道的巴黎公社来说吧，当时法国的社会矛盾何等尖锐，巴黎公社的发起是靠谁煽动的？如果说有煽动，应该说是当时的拿破仑第三帝国政府和后来的梯也尔资产阶级政府，正是这个梯也尔，不仅以其的愚蠢“煽动”了巴黎人民起义，后来也正是毁燹和血洗巴黎的元凶。我觉得杨先生很应该去看看法国历史学家和记者普•利沙加勒写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如果认为读史太枯燥，那请杨先生看看小说吧，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就挺好的。假如杨先生一昧认为法国人天生就爱受人煽动，那杨先生现在去煽动一下验证验证效果？不到穷途末路，谁肯做亡命之徒；若非没有选择，谁愿挺身造反？
最后，还想忠告杨先生几句，请不要以为自己是教授什么的，别人就什么都不懂。当然，现在是思想言论开放的年代，有什么样想法都可以想，也可以说，但请别当自己是个什么人儿似的，到处指责这也不对那也不好，好象就是自己说的那套东西才是对的，就要按引来做才行，才天下太平才是和谐。如果杨先生执意要这样说，那么很可能会遭到这样的对待，大部份人会朝地下唾一口，“呸，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