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历来自称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许没错。上下五千年、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都在述说着文化的源远；四大发明、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也在述说着“博大”。但仔细翻开这些东西，却发现其中都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失。
“司南”除了“指南针”外，用途只有“风水家”的罗盘；不源远、不博大的国度，却运用了磁力线。火药的长期用途，主要是“岁岁报平安”，即使“八国联军”和日本人踏入国土，也依然在报。活字印刷，从“木活字”到“泥活字”，如果没有西方的机器印刷，恐怕现在依然在使用“传统工艺”。造纸从丝帛到树皮等原料的进步，也被西方的机器造纸所淘汰。
“四大发明”确乎是古人的“勤劳智慧”，但也彰显着“后人”的懒惰愚笨。诸子百家反映着文人相轻的浅薄，也反映着“文化泛滥”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唐诗是从高蹈的文人嬉戏到社会没落的无聊感叹——君主梨园绽新枝，臣僚酒肆诗酒痴，家国风雨飘摇日，才是“忠臣”忧国时。宋词则从出现开始，就意淫着社会，终于把一个令今人自豪的大宋帝国，词成四夷入侵、民不聊生；元曲直接控诉着传统文化主流即官文化的残暴与冷酷；明清小说昭示着豪门的奢侈淫乱与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
传统文化缺少什么？或者说，传统文化的内核是什么？儒家说是“仁”，墨家说是“兼爱”，但这“仁和兼爱”却从来没有成为传统文化的内核，更没有成为文化的主流。因为“仁和兼爱”都是建立在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不仁、不兼爱”的基础上。因此，鲁迅先生说：翻开历史一看，满纸只有两个子，吃人。
在“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眼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是“吃人”。当然，鲁迅的话也并非“金科玉律”，而且，以当代的标准看，鲁迅的思维属于比“极左”还极左。但鲁迅毕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被公认为思想文化的“先驱”，即“吃人”的传统文化“内核”，是长期被多数人认同的。
中共的出现，开始祛除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一个“为人民服务”，使得中共和毛泽东站在了人类文化永恒的道德顶点。当邓小平扭转方向、进入“新的春天”时，我们内心压抑的某些因素开始冲动，也开始兴奋。但当“乱帮”的东西充杂在其间时，这高兴就变成了一种担忧：邓无法树立新的道德标准来取代“为人民服务”这个道德制高点。
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工具的更新，也是社会道德的进步，而“社会道德”这种“形而上”的虚拟又实在的人性进步，则更能显示社会真正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不能代表社会的进步水平。我们说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也在于此——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标准，中华民族只能是世界上第NN个“最优秀”的民族。
事实上，邓小平也不可能建立起比“为人民服务”更好的道德标准。其原因不仅是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无人能望其项背，毛泽东的大德大勇，也是没有人能望其项背的。因此，“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列宁标准”，在被毛泽东淘汰了几十年后，又回归了。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并不能算作一个社会道德标准，而是社会个体之间相互依存的生态链的客观写照：富人依靠穷人才富，穷人依靠富人才穷，彼此相互依靠，才能和谐共存。延续开来，政党依靠“非党”才成为政党，“非党”依靠政党才成为“非党”；“老一辈”依靠“新一辈”才成为“老一辈”，“新一辈”依靠“老一辈”才成为“新一辈”。
“老一辈”流传给“新一辈”的文化“内核”是什么？不少人根据“老一辈”的“回忆录”或者“口述历史”，得出一个结论：揽功委过或者不揽功却委过。
主管经济的“老一辈”，在回忆“五风”制造的“三年困难”时期时，彰显的是自己的“英明”和“功劳”，却几乎不承认自己存在很大的责任。主管军事的“老一辈”，在回忆自己指挥的部队全军覆没时，也是彰显自己的“英明”和“功劳”，同样也不承认自己很大的责任。主管文化的“老一辈”，有的连“匿名信”这种不光彩的行径，也“回忆”成一种光荣……
我们的社会确乎富裕了起来，当然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打下的坚固基础上实现的富裕。而且，也正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康庄大道”前进。主流文化告诉我们：新的指导思想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不包括“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这已经缺失的道德内核用什么来填充？
因此，让我们的美德也富裕起来，就成了当代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主题。哪怕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在我们的美德上，“让少数人先富，先富带后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