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六七（四，徒步大串联之所见所闻，尾声）

再写一点见闻吧。一路所见，自然无奇不有。连县城也没到过的乡下孩子，走了几千里、二十几个县、还有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坐了汽车坐火车，真是见了世面、长了见识，看啥啥新鲜。光说说话吧，一进入河南地界，口音就变了，而且百十里就有很大区别，但还听得懂；一进大别山，就听不懂别人说的啥，问路用手比划，他们倒是听懂了北方话。　　

风俗人情，因为一直走，仅就耳目所及，也差异很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此言不虚也。而且一路同行的红卫兵就来自全国各地，说话行事也有不同。记得进入河南没几天，一天晚上往宿，一问，居然是安徽的地盘桐城（现在地图上标的是另一个字）！一群学生正围着接待人员吵闹。我们想办登记住宿也办不成了。问了问，原来还是河南的，刚出家门就借吃的！所谓借吃的，就是吃饭不交钱，吃完打借条。不光借吃的，还有借穿的，南方人去了北京，可不得借棉衣服？还有借钱的。理由嘛，真情况、造情况的都有。那时的人善良宽厚，出门在外，穷家富路，谁还不兴许遇到个难处？帮！何况还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远离家人走四方见世面，更要支持帮助！当时国家一定也有规定吧。帮是帮，帐要记。那时的人又特别认真。一针一线不乱动，一钱一物有去处。这伙人一出门就借，一定有诈！我们也气不过，出来干什么来啦！白吃白喝看风景呀！可也没插嘴，不愿惹事。大约在一九六七年二三月份，中央下令停止了大串联，要帐的帐单就来了。有的红卫兵傻了眼：怎么？不是吃了白吃、拿了白拿、借了白借吗？当然，二月逆流来了，没等到秋后，就算账了，那是另一回事了。　　

山东人在外边名声极佳，仗义，打抱不平。这好声誉有时也会闹出笑话。一次，在长沙公园，几个瘦伶仃的南方学生，瞪着眼，小心翼翼地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粗门大嗓地答道：山东人！他们像似倒抽一口冷气，又问：“听说你们那里出响马，是吗？”我们就绷着脸，骗他：“可不是。”他们又说：“那你们教我们打拳吧？”我们说没功夫。我们的一个班长忽然蹲了个马步，大叫一声：“嗨！”那几个人退了几步，一脸疑惑地走了。这伙子一定是看武侠小说看迷糊了。　　

当时的农村形势，还没有好过山东的。河南与山东交界处是黄河故道，著名黄泛区，又值冬日，荒凉，映入视野的，仍然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沙地，碱地，白花花的；两眼能见到的，也穷。到处没星点绿颜色。商丘往南，也好不到哪里去。进入大别山区，崇山峻岭，深山老林，山起伏，路弯弯，有点儿阴森可怖。人似乎又有点野，感觉如此。也许在河南的新县，也许在湖北红安县七里坪，我们住了一二天，参观了鄂豫皖根据地旧址，还有董必武题字的当年苏维埃办的“列宁小学”。还翻山越岭爬了几个小时，到一个深山里参观了中共地下县委办公室，就是三块巨石支撑着的、只有几个平方的、连风雨也难遮挡的山洞。一队一队慕名而来的的红卫兵大失所望，但是，听了当地人讲了当年环境恶劣艰苦，才又肃然起敬。他们也是在办公呀，可在白色恐怖之中，只有东躲西藏！革命就是不容易呀！　　

湖北湖南山多。山上松树多，湖南（当然是北部了，再往南往西肯定更好）好一点，山上有竹子。深冬时节，仍是绿满山。走上去，阴森森的，凉丝丝的。有砍伐竹子的，竹子倒下，又砸在别的竹子上，竹枝被一个个压断的声音，真叫清脆，是好听。还有水牛脖子上的铃当，从竹林深处幽幽地传出，挺神秘，也悦耳。偶尔见几个人把捆住的三五棵竹子拖出去，拖到公路边。山多高水多高。山涧流水来无影去无踪，只闻流水淙淙响声，更增加了山高竹密的寂静。毕竟是山里人，砍柴、担柴的不甚稀罕。到湖南，快到春节啦，挑一担柴赶集的也多有。山村里树枝上还挂上了一块块的猪肉。是风干，还是做的腊肉？　　

城里与农村就是两重天啦：城里人精神，匆匆忙忙，城里人让我们从山东乡村走出去的孩子看来，都很羡慕了。至少通电，有汽车、商店多、又有电影院，人来车往，花花绿绿。人家过的啥日子、啥社会？这些，当时的公社所在地也没法相比，更不必说一个普通乡村。武汉、长沙更繁华，楼房成了片，马路织成网，街上哪天不是熙来攘往？公共汽车总是挤的满满的。　　

记得到武汉那一天，是午后，经过了一个叫横店的地方。在汉口市东北郊区的接待站登记，我们被分到汉口市粮食局住宿。接待站又发给一张小纸条，告诉坐几路车、如何换车。清楚周到，关心备至。我把学生一批一批送上车，也拖着一根三四米长的竹竿裹着一面大红旗上了车。终点站？人还少，司机也照顾，就上去了。可该下车了，却下不来，上车的太多，司机又不敢多停。我只好坐到终点站才下来。进入市区了，下来了，可又上不去车。我干脆就扛着红旗在大街上走。正是下午五六点钟，下班人多，我还成了他们眼中的一景。一个人过来问我，我说了到那里去。他说：远着哪，天明能走到就不错。他说：一根竹竿哪里买不到？我想：到了南方了，一只竹竿应该不难买，就扔了。又坐车，下了车，见我那可怜的学生都还在街面上蹲着呢。一问，还哭了：没有手续，不能登记，不能入住。也不敢动。说，几个同学回去找你去了，还没回来……　　

此后吃了饭就在外面跑，出门就想坐车，因为抢着坐公共汽车，还与市民发生矛盾。农村人不知道啥叫乘车高峰，越是上下班、越人多越挤，越是争着上车。好玩呗，热闹呗。市民发急，报纸也呼吁，我们也看出了门道，就少在上下班时乘车。但一天三饨饭的时间不能错过。看了长江大桥，走过来走回去，走了好几趟。宽阔的江面，滚滚东流水，一桥飞架南北，壮观，雄伟。一时胸中激荡，顿生感慨无限。见了长江，以后再看了黄河，也不虚此生了！花五分还是一角，乘了桥头上的电梯，有十一二层吧？真是开了眼见了世面啦，连电梯都坐上了呀！上上下下，坐了好几趟。还有汉口到武昌的轮渡，也有事没事一趟一趟坐。长江那水叫清，连水里的鱼也看得见。不到二十年，一九八五年盛夏，我在南京中转车，天刚亮，我就乘车去看南京市长江大桥。这是我第一次见南京长江大桥，不到二十年，桥面上栏杆己不象样，栏竿上刻满了字，桥头有电梯，还没人开。那浩浩荡荡的一江黄水，更叫人失望。怪不得《人民日报》都登了漫画：长江与黄河的对话：黄河呼叫长江：长江，长江，我是黄河！长江回应：黄河！黄河！我也是黄河！世人趋利，岁月无情，长江无奈，为之变色！长江也变成了泥沙俱下的黄河（枯水季节好一些？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初游三峡，也还能见到清澈的江水）。到了武汉，学生的兴趣就是坐车、逛马路、进商店、看动物……有几个好迷路的，竟然连大门也不出，怕回不来，怕撞车，怕……　　

我就想往武昌跑，大学都在那里。看大字报、看人家批什么，看北京来电，看中央首长讲话，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有一次记得正在汉口某条街上走，忽听大喇叭震耳欲聋：夏菊花呀，夏菊花！一朵红花变黑花！原来是游斗夏菊花！三四辆大卡车，一辆开道，装着多少扩音器！第二辆就站着夏菊花，穿着黑衣服，一边一个人抓着她。后面还有两辆车。夏菊花是武汉杂技团名演员，顶碗是一绝。六五年吧，宣传她，《人民日报》上登了文章，题目就是“一朵红花”，大概是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写的吧。全国闻名。夏是名人，大约武汉人也难得一见，一时人如潮涌，争睹夏菊花的芳容！那一段游斗正盛，把各类“……分子”们集中起来，挂牌游街。有几个监督的。可一开始还当回事，被游了街的，头也不敢抬，威风扫地。一个牌子挂在脖子上，什么样有权威、有派头的人也塌了架。比《水浒》里狱卒对付新来犯人的杀威棒厉害百倍。中国究竟是讲究面子的国度。面子有时就是一切。后来游斗的人多了，次数也多了，主持其事的人也懈怠了。没人管，他们倒成了逛大街的，东瞧瞧，西望望，有说有笑，还敢与熟人打招呼。两手托着黑牌子，脖子不受罪了（大冬天好一点，夏天难熬）。摘下来挟在胳子窝里的也有。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刚从哪里开会领了些奖牌牌回来呢。谁游斗了谁？后来游斗就少了。　　

还参加了一次夺权大会，是在武昌？人很少，稀稀啦啦，松松答答，一个那么大的省夺权了？不像那么回事。“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体学押上来！”两个人拧着张的胳膊，又薅着头发，推推搡搡拥上台。王任重上调北京后，曾任省长的张体学就是一把手了吧？念大批判稿，，念宣言、致敬电，散会。第二天也没见报。传说是假夺权。保省委的一派演假夺权的双簧戏呢！其时是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二十六日。中央没有承认。上海刚夺了权，还成了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报道了呀！我买了不少报，大报小报，也各处要了不少传单，都让我寄回家去了。邮费免了？我不想扔，想存点资料。因为那几天天热，大家把棉裤也寄走了。　　

在长沙，“某某风雷”正受难，被镇压了。一会儿一个中央来电，一会儿一个中央首长指示。大街上辩论的；开着车，用高音喇叭打“语录”仗的：“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出不要脸的话来，某某派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在长沙，还逛了橘子洲。我自己去的。冬日的湘江也清澈见底，橘子洲上就冷落的多了。有纪念的诗词碑？有语录牌？有几个石凳？仅此而已？完全没有《沁园春·长沙》写的美，意境也难体察。来的一拨一拨的都是红卫兵，转一转也就走了。参观了第一师范，也就是一所规范的学校。三十年后重游故地，这两处都旧貌变新颜，很有看头了。韶山更不用说了。应该说，被指为搞个人崇拜的昨天，远没有今天怀念毛泽东热潮之中纪念毛主席的规模大，投资大。还去了清水塘自修大学旧址，抄来一些别处见不到的说明文字。　　

还在武汉，在武昌桥头下面见了毛主席像章市场。当然，先是从报上见到的，说是不严肃，要取缔。那时佩戴毛主席像章正热，一直热到“九大”闭幕，上边有精神说不提倡戴，就不戴了。但周总理一直戴着，直到他去世。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即便是在这些小事上也见得真诚与执着，不跟风，不摇摆。毛主席像章最热的时候，也是交易最火的时候。交换互通有无，也可出钱买。我的一个同学T就搞到一大批像章，回到学校还吹风，视如家珍，可就是不让我看。我后来也搜集了一些，别了整整一大块毛巾，送人了，后来就不知去向了。当时最珍贵的是韶山纪念章，长方形的。除非亲去韶山，凭介绍信按人头购买，别无门路得到。在韶山，就是买纪念章的地方（和登记同时进行吧。）人多，成千上万。好像是在空地上临时搭建的大棚子。地下一片泥泞。有好几个窗口。排队。一条条长蛇阵，见首不见尾。那也得排。要不干啥来了？怎么证明你到了韶山？参观故居，还有纪念馆，花的时间就少了。排了二三个小时，才到得窗口，又说没有了，以后寄去。寄就寄呗。还真寄去了，一只牛皮纸信封，装30多枚纪念章，汽车拉、火车装、自行车送，二三千里路，一个不少！连一卷一筒的传单也如数寄到，而且一律免费。如此诚信，如此热情，如此有责任，你不能不感动，更不能不怀念。　　

说说返程。到了长沙，见了中央的布告，说时疫流行，说几个主要纪念地人满为患，说暂时停止串联，说春暖花开时再串联。外出串联看来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也想不开。也挺失望。也有点不情愿。当然，也有几个同学走够了、思乡心切、又虑着学校里的几亩实验田没人收拾、早已萌生思乡心、想念爹妈，现在让返乡正中下怀、归心一下子变成了弦上的箭！不管怎样，你得服从，听中央安排。原先还说停课半年闹革命呢，半年早过了。中央又下了停课一年的通知。中央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再说下一步。到了三四月份，又提出复课闹革命啦。反正是中央叫怎么办就怎么办、中央叫干啥就干啥，你不能按你的想法想干啥就干啥。叫你串联你就串联。出门串联，天大的好事，你不出来、你亏了不说、你还落了个不响应号召的名；如今中央又不让串联了，免费让你返乡回校，你愣不听还到处跑、你就顶了干扰中央的统一部署的大罪名了。走吧。回家吧。回家过十五去！　　

返回就得坐车，边让坐火车。先持介绍信办车票，排了两天队，才给签上字（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多少人，限几日，乘某某次，到达某地。印章是长沙铁路分局。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到郑州下车，又要签字（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倒到徐州，再倒到地区所在地，就算到家了。车上人挤，没座位，地上，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里，座位底下，也钻进去躺下。见缝插针，有个立足之地还算幸运，想挪动挪动可就难啦。车走的也慢，老停，一停下就没个准儿。车上好象也没有列车员。上车下车就从窗户爬进爬出。　　

在郑州中转车待了大半夜，就在候车室游逛。烧着个大炉子，一周围了一些人。一个中年军人正训斥身边的几个人：农民就要好好种地，跑出来干什么？跑出来地不荒啦！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要饭？新社会还逃荒要饭，不光荣，丢共产党的人！受灾了不是有救济吗？在家也要生产自救吗？到处跑，给社会主义抹黑！别跑了。回去吧。回去安心生产，有难处找当地政府……几个农民很是不好意思，一直蹲着的双脚还直挪动，红着脸搭讪着，嘴里答应着“是是是”。我听着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好像挨训的就是我。军人形象在我心里是高大、可亲可敬的，可那个披着大衣坐在连椅上的军人，我再也不愿看他一眼。某些人怎么在任何场合下都能派头十足、盛气凌人、如此放肆地居高临下教训人呢？怎么一换了身军装、变了身份，就不打算同农民们平等了呢？你与农村、农民的矩离究竟有多远？你有多少崇论宏议、天大的道理、一肚子的大话空话，就不能好好说吗？　　

到终点站是清晨，坐火车坐了三四天了吧？累了，又住进了接待站。还下了一阵急雨。睡了足足有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早已按捺不住的学生就撒了欢地往家奔，这里到家还有五六十里吧，这地面他们很熟了。本来大家要我坐车回家的，我想，我把他们带出来的，我还是把他们送回家才好。我同他们一块回了学校所在地。　　

当晚，我住进了中心小学，一位上一届的学长、也是我哥哥的同班同学i正在那里教书，我就睡在他床上。一夜香甜沉酣的觉！醒来，同学S正站在床前。i也在，i说：S已来叫了一次了。见你还睡着，就走了。我就赶忙起来了。盛情难却啊，只好跟着S同学到了她家。我后来就想：同学都回校了，S为什么还没回校呢？她的爸爸S老师及她的弟弟不也是在学校了么？莫非她在家里等我们归来？　　

还有更比老同学更操心的。当天有人传话，说县里财政局这几天就打听你们回来了没有，一会可能来人。不一会儿，还真来了人，说结账。他们可能早算好了。就按他们写的，领了多少，应支出多少，归还多少，签了字，就如数将剩余的钱粮交出去了。谁知这下子我背了黑锅！因为这里边的账不是这么算的！我一时让他们弄懵了。一些宣传、杂费及医疗，一开头就花了，而且一定要超过标准的，以后就少花或不花了，如制作大旗、红卫兵袖章，印发传单，买常用药品，等等。生活补助一开始也用的超标，更应考虑周全。他们按日子计算应该剩余的补贴，就不合理了。一些同学在我这里存着的钱就一下子搭进去了！这是半个月后才发觉的，学生从农中捎信向我要剩的钱，我才知道坏了醋！问县里，县里己入了账。而且当时又大张旗鼓地追讨外出学生在各地的借款借物，甚是急迫，气氛也不对。我没任何收入，一共二三十块钱，我也垫不上。我也说不清了。一下子背了包袱。有人替我解释，多数学生也就释然了（最多的也就二三元钱）。只有一个学生，是那时的典型的自私自利的“够头干”，不依不饶，一年后见了我还要算账！他的说词是：你把钱给了谁我不管，我只算咱俩的账！唉，这么大好的徒步串联，终生难忘，因一时粗心，竟留下了这么个不痛快的记忆，真是太不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