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张现民　

　　钱学森是我国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为我国科技事业和国防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我们在搜集整理钱老的许多资料的过程中，在惊叹于钱老的科学成就的同时，也为钱老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情操风范所震撼！”

　　“血浓于水”——资助贫困农民子弟学生

　　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科学院创办的综合性大学。建校后，中科院实施了“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作为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也义不容辞地走上了中国科技大学授课第一线。钱学森在授课时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他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捐给系里，资助困难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为此，1961年12月25日，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专门给钱学森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

　　“科大开始筹建时，您就热情地给予大力支持，几年来，您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同学作报告，并常来校指导，对大学教学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最近，您又慷慨赠款壹万壹千五百元，我们给同学买了计算尺，不仅帮助许多同学解决经济上的困难问题，并给同学精神上以很大的鼓舞，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成为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报答您的关怀，我们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稿酬交党费，要求降工资

　　按时定额缴纳党费是每位共产党员的义务，钱学森也不例外，但是在钱学森缴纳党费的过程中有两件事让人肃然起敬。

　　第一件事，1963年钱学森两本宏篇巨著《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出版，钱学森获得了几千元的稿酬。在“三年困难时期”。这笔稿酬真可谓“天文数字”。当钱学森拿到这笔稿酬时，连钱包都没有打开，转手作为党费交给组织。

　　第二件事，钱学森的父亲钱钧夫去世后不久，钱学森主动将其父亲的银行存款上交给组织。

　　1963年9月7日，正当全国调高工资之际，钱学森给中国科学院力学所领导杨刚毅同志写信，要求降低自己工资，他在信中说：

刚毅同志：

　　现在我所正在进行级别工资的调整，我想用这个机会也提出一个近年来留在我心中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工资除职务上的原三百五十元。还有作为学部常务委员的一百元，每月共四百五十元。我认为这个工资过高……恳请组织批准我这个要求。

　　此致敬礼

钱学森

　　一九六三、九、七

　　这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独白。

　　“洒向西部都是情”——两个一百万的故事

　　沙产业是钱学森在1984年面对西部沙化和科技革命的大潮而提出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经营沙漠、开发沙漠和利用沙漠的战略构想”。钱老对沙漠脆弱的生态和恶劣的环境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因年事已高不可能躬行实践该理论，但他依然心系这一伟大工程……

　　1994年9月27日，在钱学森积极倡导和支持下，中国科协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促进沙产业基金”，用于支持沙产业理论研究、扶持沙产业实体等方面的工作。1995年4月14日，他将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100万港元的奖金，委托秘书王寿云、涂元季先生无偿捐献给中国科协沙产业、草产业基金会。

　　为了促进基金会在培养沙产业人才方面的作用，1997年4月9日，钱老给中国科协刘恕副主席写信：“基金会能在培养沙产业人才方面做点工作吗？此意见请考虑。”2001年4月，中国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决定拿出部分资金在我国西部农业高校中建立奖学金，设立奖学金班。给沙化地区留下一支不走的专家队伍。这几所高校分别是内蒙古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农业学院。这四所农林类大学都设立了大约有30人的奖学金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品学兼优而自己又有志于本地区沙产业、草产业发展的学子们。2001年12月8日，钱老写信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促进沙产业基金主任刘恕同志，又将自己的“霍英东奖”100万港元的奖金捐献给沙草产业基金会。

　　这就是我国沙草产业基金会历史上的两个100万的故事。2001年12月值钱老90华诞之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班”的30名同学给远在北京的钱老寄来一份他们亲手绘制与签名的“绿色家园”生日贺卡，贺卡上写道“感谢您对沙产业的支持，感谢您对西北环境的关切，感谢您对我们的—种厚爱。我们—定会不负众望，将沙漠变成绿洲，将大西北变成我们美好的家园”。

　　钱老慷慨将自己的数百万元捐给党组织、贫困的农民子弟和西部的沙产业；而他穿戴十分简朴，生活十分节俭。据中国科技大学老师回忆，“钱学森虽然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但他每次到科大来从不穿西装，只穿上布中山装，戴布帽、穿布鞋。夏天来校时有戴草帽、穿打补丁的短裤。“晚年钱学森更是一身粗布军装”。

　　看看伴随钱老四十多年的公文包，更使我们油然而生敬意。这个公文包是钱学森院士旅美期间参加一国际会议时由会务组赠送的。1955年钱老归国，将其带回国内，伴随钱老繁忙的公务活动。因使用年久，公文包的边沿经多次缝补尚有松断的线头，在公文包两侧还有多个大小不一的破洞。但钱老仍不舍得丢弃，一直使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摘自《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