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自由主义”与对国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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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私有化方面，左翼知识分子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在一个自然资源以及文化、历史、智力都被“商品化”的世界，在一个经济领域“金融化”的世界，“私有化”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大资本控制一切，平等与公正得不到保障，自然环境遭受极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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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这些年的结果证明，公共财产与自然资源的“商品化”与“私有化”只会在GDP这样的数字指标上给人一种发展了的感觉，自然资源的破坏与充满掠夺的原始积累才是它们真正的“成果”。有时候我想，马克思只是将“土地”作为特殊商品是不是太狭隘了。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一定义虽然没错，但是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已经不再可能保持它们“自然”的本色，而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商品化”了。比如水资源，在只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受极大污染，并同时催生了“纯净水”或“矿泉水”产业，把自然界本该人人都有权享用的水“商品化”了，如果这时候再允许水资源的“私有化”，那么最终的结果显然是只有有钱买水的人才能活命。如此发展下去，可以预测，过一些年头，空气也将变成“商品”，并随着它的“私有化”而只掌控在少数有钱人手中。这时如果再加上经济领域的“金融化”，那么这个世界最终会被那些有钱有势的投机分子所操控，并且做到这一切不须任何暴力，只要保证有一个“自由市场”就行了。事实上，金融与商业投机在中国这些年来的影响不光在经济领域日渐增强，它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更是让人心痛。已经有许多人对当代人的赌博心理进行了批判，然而如果没有考察这个大的背景，这样的批判难免变成一种无力的道德义愤。当然，上述的这个过程不可能不遭受抵抗，那么对抵抗的抵抗也就必然产生，斗争开始了，于是可以想见，国家政权在此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促进还是反对私有化，是制造“自由市场”（这个奇怪的说法其实并不奇怪）还是根据宏观计划调整经济的发展，都关系重大。这时重要的不是国家本身，而是国家所代表的利益及它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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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一切本来都可以从学理上进行说明，并且我认为，细致的推理并不会难到人们听不懂的程度。然而，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反对“私有化”的声音却遭遇大多数知识分子甚至一般民众的冷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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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明目张胆为大资本家说话的人，对于那些认为“人之间就是应该有不平等”的人，对于那些认为人类就应该遵守“丛林法则”的人，我们确实无理可说，只能给予道德上的谴责甚至蔑视。但更多的知识分子或一般民众，并不是“屁股决定了思想”的。对于他们，我们如何看待？比如上个月有一位叫“七格”的网友，他写了一个回帖反驳王晓明先生。他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文笔也很顺。当然，在学理上他也只是重复了哈耶克在反对计划市场时所说的“信息不完全”观点，并没有什么新意。而且那也只是从反面证明了计划的艰难性，并没有从正面来回应“自由市场经济”已经带来并将进一步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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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大一部分人跟着新自由主义理论走，而反对所有对它的批评呢？尽管在感觉上他们已经体验到了现在社会的不公，为什么他们依然更不愿听左派那一套反对市场反对私有化的批评呢？在左派看来，他们的观点简直有点混乱：一方面他们承认左派所说的社会不公正、自然资源遭受极大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依然坚信如果按左派的观点走将会有更大的灾难，因而宁愿将新自由主义的道路走到底。他们难道真的被“意识形态”蒙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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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想法是，这一切都与人们对当前国家政权的判断以及左派对当前国家政权的态度的暧昧有关：一方面，左派不得不承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一般民众对国家的批评——它腐败不断、效率底下、对言论自由的管制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其它的组织或其它的团体力量足以抵抗“资本的逻辑”，他们只能企盼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做这一切（当然，对于一些在海外的学者来说，另有其在海外所感受到的民族受威胁为触发原因）。正是由于这样的困境，左派学者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方案时，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都寄希望于目前的国家政权，而由于目前的国家政权确实与当下的许多不公和腐败有联系，所以在这一点上，民众会认为左派提倡削弱自由市场却加强政府力量的作法是“为虎作伥”，不值得尊敬。矛盾当然在于左派学者确实没有找出一个更好的且有力的方式来制约“新自由主义”可能带来的上述危险。而希望从“国家”那里“借力”，却既触动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在历史上所造成的灾难的记忆（要指出的是，这种记忆并不是全民记忆，其它的记忆还有待挖掘），也触发了当下正在受官僚们欺压的民众们的痛（想想《中国农民调查》吧，直接的压迫与伤害都来自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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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反对公共财产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是有理可说的，而且一定能说服人。但是求助于已经失去信任的国家，不能说不是一个让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希望更有言论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其实这一点我们也一样）和一般民众感到失望的行为。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来看待当下的国家政权的问题。它是一个能表达民众意愿的政府吗？它能不能承担左派学者所暗中寄于的希望？或者它本身已经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机器，它一直在做的正是推进全面的“市场化”与“私有化”？如果是后者，左派学者的战斗，就不应该只是反对市场或私有化（同时把希望寄托于一个不明的国家政权），而更重要的是争取政治的民主，因为他们的希望之所托已经被对方占领了（再求助于它，显然不能说服民众）。然而，是合法的斗争还是另起炉灶？前者的困境是：自身合法的同时也意味着承认对方的合法，但双方的位置并不对等。后者呢，不但缺少可能性，代价也太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是反对市场化与私有化，并对现存的政权抱一种暧昧态度，而不同时吸取民众的不满，以作为民主的资源，从而从两方面同时作战，是左派的一大损失。寄希望于传统的“无产阶级”力量，显然也不能说服别人和自己（有关这一点，以后还要再讨论）。吸取民众的不满，从中找到变革的动力，而不是光指责对方，却把民众的不满让给对方去利用，才是可行的吧？左翼知识分子确实怕一旦国家乱了，资本更容易畅行无阻，然而就此寄希望于本身也成问题的国家，是否有更大的危险？更关键的是，你如何说服民众你的批评其实没有违背他们的利益？左派当然可以指责新自由主义者们（或者说右派们）与国家政权穿同一条裤子，然而他们以及民众也有理由怀疑左派们其实与当前政府之间有默契。除非你说清楚你自己与它的关系，如果要寄之以希望，还要对其进行怎样的改造，或有何方案可使其成为更民主更能代表民众利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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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国家政权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东西，在社会转型时期，它更是一个各方力量斗争的场所。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构。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或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国家的一项重大功能是利用各种方式管理国家经济事务，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总该有那么一个全国性的机构，被假定受全民委托，管理本国的自然资源与公共财产，并对它们的开发利用做出合理规划，这样才不至于只顾眼前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破坏自然资源或制造过分的社会不平等。到目前为此，这样的全国性的机构并不能独立于国家政权而存在，因而可以想象，所有反对“私有化”与“市场自由化”的派别，都或明或暗地要求助于国家政权。当然有些左派认为，无产阶级最终要消灭国家，但是国家消灭之后由什么机构来掌控公共财产与自然资源，他们并没有想清楚。所以只是说左派并不求助于国家，而是意在消灭国家，那也失之空洞。但是，国家政权既可以在毛时代对各项资源进行国有化以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赶超英美。也可以在邓小平时代重新将财产私有化，以激发竞争，促进发展。在当代，英美的“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结盟，说明了在国际范围内，具有帝国主义倾向的国家政权正是推进全球“市场化”、“私有化”与“金融化”的主使者和政治助手；在国内，正如汪晖所说的，92年的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说明国家政权本身就推进“市场化”、“私有化”的力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政权是专制式的（但却并非真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左派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对它的期望能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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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左派与“新自由主义者”们的区别，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一个希望加强政府干预，一个希望减少政府干预。事实上是，前者期望有一个能代表民众利益并具有远大目光的政府，对公共财产与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并让全民共享这一切所带来的财富。而“新自由主义者”们则期望民众不要有事没事瞎掺和，并求助于一个权威的政权，强制推行“私有化”政策，且通过立法或其它方式，确保资本的“自由”不受干涉。应该说，私产权入宪，就是他们成功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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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依然将国家政权作为一个斗争的场所，就必须分析它的力量构成，并以各种方式争取民主的政治参与。说白了，“新自由主义”的受益者已经通过“三个代表”正式进入了这个场所，而左派如果要迫使它考虑自己的意见，就必须汲取民众的不满，发起广泛的社会运动，形成一股民主力量。毕竟，历史的主体不是凭想象给出来的，而是在做中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