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言匪语之五

“不高兴”，“没头脑”

匪兵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大众”文化是喂养我长大的，尽管我生活在内陆的小县城，直到博士学习了文化研究之后，终于可以打着研究的“高尚”名义继续看电视剧，经历了十一年“精英”主义教育之后感觉还是“大众”文化比较暖人心，这些精英教育从刚上大学阅读法国新小说开始到学习西方20世纪的文学理论，包括文化研究集合了如此多的“高端理论”，显然都需要进行如此漫长的“专业学术”训练，起码付出的时间成本还是很高的，当然，精英趣味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养成的，中国究竟有没有精英文化都是一个问题，据一位前80年代知名学术领袖研究表明尽管中国已经富了，但离“贵”还很远呢！），这也是无数令我怀念的动画片之一（还有《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九色鹿》、《大闹天空》、日本动画片《龙太郎》等等，原来有两部是寻找“妈妈”的，是不是建构了“我”的恋母情结呢）。这部动画片竟然制作于1962年（顺便做了点功课：《神笔马良》1955年、《骄傲的将军》1956年、《渔童》1959年、《小蝌蚪找妈妈》1960年、《大闹天空》1964年、《雪孩子》1980年、《南郭先生》1981年、《三个和尚》1981年、《九色鹿》1981年等），我是80年代中后期来了县城上小学并家里拥有电视机之后才看到的，尽管80年代笼罩在反对道德说教追求自由意志的文化氛围里（就不说各种艺术本体论、文学主体论、审美自主性等等），但是并不能阻碍我们这些“无知少年”“由衷”喜欢这些带有50-70年代印痕的动画片。现在看来，《没头脑和不高兴》也是这种带有教育意义的说教作品（80年代初期恰好是以反对政治干预艺术创作的名义下给文艺带上了启蒙主义的项圈，这种新启蒙主义喂养下个人主义文化的说教色彩一点也不比锻造“社会主义新人”更少），教育小朋友不要像“没头脑”和“不高兴”这两个“活宝”那样做事马马虎虎、大大咧咧。“没头脑”竟然造了一个没有电梯的九百九十九层的高楼（本来是一千层，但“没头脑”忘了一层），高楼大厦作为典型的现代主义美学的“崛起”的象征却被那个批判“现代派”的没落资本主义艺术的年代所深刻的认同，更不要说描述共产主义理想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所包含的诸多“现代”因素（电话、电灯、高楼），而有趣的是，戏院竟然建在第九百九十九层（经济基础真是决定上层建筑啊），以至于排队看戏的小朋友要带足干粮和水来回走一个月，在这座经济高楼的顶端所上演的是“传统”京剧《武松打虎》（京剧只有在当下才被命名为传统、国粹，在60年代的戏剧改革中，京剧恐怕是最现代的艺术样式），这种荒诞感和喜剧感恐怕不是对高楼大厦所象征的现代生活的拒绝和批判，而是一种幸福的乌托邦式浪漫想象（没有饥饿，也没有压迫，遇见的困难只是摩天大楼如果没有电梯该这么办的“奢侈”问题），人们去大楼里不是去工作，而是去娱乐、去消遣，正如同时代的那部拍摄于1958年的科幻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科学技术是那个时代对于未来想象的重要元素），在五谷丰登、鸟语花香的“桃花源”式的人民公社里人们过着可以去月球旅行的能够上天入地的神仙般的生活（就如同去年春节晚会伴随零点钟声敲响，“天宫一号”的辉煌登场，成为晚会当中最为魔幻的一个幕，其征服宇宙的雄心壮志恐怕成为这个“和平崛起”的时代跨越了一些意识形态纷争最为现代化的也最为古老的“人类”愿望，美国人信这个，“消失的”苏联人也信这个，当然，中国人也不例外）。“没头脑”是工程师，“不高兴”是演员，可谓一文一武、一文一理，总之，他们是一对“欢喜冤家”，但他们都是不合格的小朋友，是有着缺点的人，这些弱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是不利的。而这部动画片对于“没头脑”和“不高兴”的讽刺，如同时期出现的喜剧电影《新局长到来之前》（1956年）、《今天我休息》（1959年）、《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年）、《满意不满意》（1963年）等（1962年还出版过一本《喜剧电影讨论集》），这些讽刺、批评、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始终是左翼文艺争论的基本议题（56年争论过，60年代初期争论过，79年又争论过）。《没头脑和不高兴》出现60年代初期也不是偶然的，从文本的内部结构来看，对于“没头脑”和“不高兴”的讽刺，是站在维护秩序一边的：建设高楼而不是打碎一个旧世界，武松“打”虎而不是挨打的老虎“造反”，“没头脑”就像只讲专业不讲政治的工程师，“不高兴”如同“死不悔改”的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故事是为了树立建设现代化的高楼也要遵循科学严谨的规矩，扮演老虎就应该吻合剧情的假定性，不能随便打破规矩，这显然与60年代初社会主义调整时期的意识形态是吻合的，因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部带有50-70年代印痕的作品本身呈现了文革与十七年代冲突。所以说，已经被单一化叙述的50-70年代并非如此简单，比如在50-70年代尤其是文革中获得支配位置的造反有理、破坏偶像的意识形态却达到了一次对偶像/领袖的更大的崇拜，这种文化逻辑之间的悖反与冲突恐怕是那个时代的最为基本的特征。而进一步说，这部能够在80年代放映的作品，与70年代末期被解禁的作品一样成为喂养新时期的精神养料，而“拨乱反正”的合法性恰好就是要恢复文革前期、60年代初期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叙述，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所借重的资源与其是“五四”，不如说更是十七年的遗产。

为什么会想起这部动画片吗？不是为了迎合80后越来越自恋的怀旧潮，而是因为长大的“不高兴”们写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使我马上联想起这部动画片，好奇心促使我想看看这些“不高兴”们为什么“不高兴”，而更大好奇心是寻找“不高兴”的搭档“没头脑”又在哪里呢？无论是本书的作者还是书评都在提示《中国不高兴》是十年前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情感及政治选择》的升级版，从叙述的情感动力来看这两本确实很像，尽管出版《中国可以说不》的90年代中期正好是中国改革高歌猛进也分外艰难的时期（就连讲述30年代改革开放的公益广告，都要把1997年“我”下岗作为生命中的低点，只是2008年“我”的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那段“分享艰难”的岁月已然过去），而如今全球金融危机、“风景这边独好”的今天（去年的春节晚会上早已不再“敏感”的相声演员们已经感受到中国三十年代的变化，从“千万次我追问着你”到“我和你”和“暖冬”：女海龟在国外遭遇寒冬回到中国土男身边），“中国”却“不高兴”了。如果说十年前，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背后转移的是国内矛盾分外尖锐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也使得该书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至于“不高兴”能否也借助这种首先引爆“社会话题”然后再畅销的营销之路还有待“市场”的考察）。

《中国可以说不》恰如书的副标题“冷战后时代的情感及政治选择”，“冷战后”的背景使得本书并没有重复50-70年代在冷战意义上对于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反而是在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挑战美国的霸权，在对美国说“不”的逻辑，日本和古巴是可以放置在一起，都是中国的榜样，因此，这本书确实是在后冷战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意义上来讲述中国的情感，所以对美国可以说“不”，但不会对“资本主义”说“不”，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对美国说“不”的人坚信“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同样，世界市场也不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所以说，那些连同这本“不高兴”也被认为是左派“愤青”之作的评论确实有冤枉之嫌。“不高兴”延续了上本书的基本思路，在这本“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又让我想起那部“大块头有大智慧”的电影）的“谏言献策”的书中，对于美国、西方的“批判”或者说去“魅”化上并没有太多变化，变得的是如今已然经济上强大的中国更应该以“世界大国”、“超级强国”的心态来思考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说“不高兴”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大国崛起”的梦想，那么“没头脑”就是那些主场全盘西化的、信仰“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与民主的自由派，这样两对最佳搭档表面上针锋相对，其实却深刻分享着相似的逻辑，应该是亲密的“好兄弟”。

我的疑问不在于对这份漫谈式表达了某些“真实的”民众情绪（能不能畅销书还不知道，但“哗众取宠”总是在这个商业的时代最大的广告），而在于为什么这些“中国不高兴”的言说并没有比“没头脑”们说出更多的故事，反而分享了一样逻辑和“大目标”。在“中国”如何“崛起”的道路中，“不高兴”说不要像“没头脑”那样唯西方是瞻、满脑子崇洋媚外、满脑子都是“一夜美国人”（或者说和美国“一夜情”），可“不高兴”开除的药方却是要有拥有“持剑经商”的“铁手套”，比如要有航空母舰等强大的海军即“硬道理”来支撑和保障中国海上的生命线（“航空母舰就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一直信奉和坚持的‘持剑经商’原则中的‘剑’。从科学上讲，航空母舰是一个复杂的作战系统，它是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都集成在一起的一个作战平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靠航空母舰奠定了世界老大的位置，后来又靠航空母舰维持了霸权。想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是不是有一种潜在的挑战霸权的冲动呢？我认为是有的，这种潜在的冲动实际上反映了对中国现实安全环境不满意的心态，这种心态固然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稀烂的历史悲情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与现实世界有关。我可以肯定，就算有一天台湾回归了，中国人一定还想要航空母舰，或者比航空母舰更先进的海上战斗舰艇。在这背后，实际上是渴望有一个‘大目标’的冲动”，下面的引文都来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著《中国不高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80页），比如“中国去非洲，无论从利益上看还是从重塑世界秩序上看，都是对西方的一个重大的、潜在的挑战。如果中国不去非洲，无法解决能源、原材料的瓶颈问题。怎么解决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呢？”（第96页），这种走向海外的“闯关东”精神恐怕与80年代“走向蔚蓝色”文明的“河殇”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比美国还美国的国家，因此，德国、日本、苏联这些昔日落后后来强大的国家正是中国的典范，当然日后走向军事扩张主义也是必然的和有道理的，否则面对日渐枯竭的石油资源，没有拳头来掌握更多的石油资源“注定”是要灭亡的，显然，那些坚持“持剑经商”的日不落帝国更是中国的榜样了，“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几百年来形成的‘持剑经商’的传家宝是不会丢弃的，你想靠自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剑，跟你吻合地做买卖，这可能吗？这其实是机会主义”（第86页），所以说，“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多少人我不知道，总之人数不能太少，我不相信一两人就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集团带领我们这个民族，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资源，并且除暴安良的任务”（第102页），而真正需要“英雄集团”的原因在于“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再商量，但是这个视野一定要有，我们需要一群英武的人把我们的民族带出去。这里实在用不着什么高深的道理来故弄玄虚。你只要看一下我们中国的现状，我们的人口，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能力，就只能得出这两句话：人要走出去，东西要拿回来”（第102页），因此，“中国需要自己的‘摩西’”（“想想孙中山、毛泽东这些人，带领一个苦难民族浩浩荡荡，九曲九折，从黑夜奔赴晨光，真像史诗一样啊，让人联想到大禹和摩西”，第130页）。这种在对美国说“不”的愤怒和“不高兴”的决心有多大，“由衷地”成为美国/西方的欲望和渴求就有多大，所谓只有“恨之深”，才能“爱之切”，反之亦然。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感觉“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也认为中国终于“不差钱”了，中国要趁机去全世界购买资源，去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买地，到时候中国的农民就可以去国外当农场主，去越南、缅甸、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发展金融产业，成为银行家，这样就可以把“危险的”的可能贬值的外汇变成资产和资源，后代子孙也就可以坐享其成了，拥有花也花不完的土地和能源，这真是太好了！同样受到“大国崛起”鼓舞的人文知识分子也“深刻自省”西方模式的缺憾并要自觉地从美国和西方模式中走出来，而忙着整理和论述中国的软实力，也就是说光经济崛起还不行，关键是文化上、制度上要提供一套能够造福人类的“软道理”以区别于美国的自由和民主，这显然是一份有中国特色的大工程，对于渴望“没有中心、边缘之分的空间和没有透支未来的时间”的我来说也是心向往之的事情（但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走出不一样的实践来），就拭目以待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成果吧。但是在“不高兴”们所渴望“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的论述中，恰好走上的是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扩张并尽量占有资源和能源的老路：“我曾经说过，秦国的战斗意志连续保持了几百年，太了不起了，所以最后由它来统一中国。当然统一之后它的战斗意志就衰退了，很快就完了。我觉得中国保持这样的战斗意志不用保持几百年，只要几十年，中国很多大事就全办好了。我希望中国能回到祖先曾经走过的光辉道路上来。”（第145页）

作为这样一幅即将崛起的国度中的一员，“我”应该感到幸福和高兴（正如美国人确实非常幸福，否则各色精英消减脑袋也要变成美国人岂不是傻子，美国不仅仅占据了世界的各种资源，而且拥有自由和民主的制度，还可以在学院里面学习批判理论以批判欧洲中心），再也不用沉浸在拥有灿烂文化和辉煌文明的曾经也富过的“意淫”，而加入“不差钱”的大财主的狂想之中。可是谁让“我”学了一点文化研究呢？谁让“我”还有一点国际主义情怀呢？“我”不能不想到，当中国被拖进血迹斑斑的近代史的过程，是如何被迫割地、赔款，是如何被西方列强欺辱。这种近代以来被“印证”为“正途”的发展之路，已经使得英国成了日不落帝国，使得美国成为新帝国，就连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也是“G8俱乐部”的一员（迄今为止最为成功地实现了“脱亚入欧”的亚洲国家是日本，八国联军那会人家日本已经成了列强之一了，日本既是与西方列强一起侵略亚洲的刽子手，也是以抵抗西方列强为基点的亚细亚主义的发源地，这样两种悖论的状态集中体现在日本对亚洲的侵略以实现“大东亚共荣”和发动抵抗美国等西方列强的太平洋战争，这样两种双重面孔却掩盖了“脱亚入欧”的帝国之心，在这个意义上，侵略亚洲和与美作战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西方列强之间也经常发动战争，难道英国与法国的战争和英国与亚洲国家的战争具有本质的区别吗？尽管最近几年有一种从日本近代侵略历史中拯救出抵抗西方的正面遗产的努力：借助对竹内好的重新讨论，但是对西方的抵抗和仇恨之心有多强，拥护和成为西方的渴望就有多大，正如日本产生出抵抗西方的亚洲之心的同时也可以成为亚洲唯一的西方国家，更不用说受到日本近代所象征的“亚洲的胜利”鼓舞的背后建立在日本成功“脱亚入欧”的胜利，而并非“亚洲”的胜利，如今的日本也身兼反美的最前线和美国最坚定的盟友的双重身份，在这一个意义上，如此众多的“亚洲”论述恰好产生于这个最不“亚洲”的国家里也并非偶然。而在《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表述，日本无疑是中国的好榜样），况且作为全球化的“正面”成果使得印度、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也挤进了“G20”（当然，许多媒体说G2即美国和中国才是应对“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想想也有道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正是最大的消费国与最大的生产国的之间关系，谁也离不了谁），可是并没有改变这种国内圈地运动（中国没有圈地，但农民工依然可以提供廉价劳动力）、国外进行殖民的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如果G20真能变成G100，是不是就意味着这艘“泰坦尼克”永不沉没呢？或者说，资本主义的这艘开了五百年的大船可以搭载上所有的乘客吗？从历史上看，这是不可能的，暂且不讨论这艘“泰坦尼克”本身存在头等舱、次等舱、第三、第四等级，问题关键在于，这艘大船永远都需要更大的水差才能航行，也就是永远都需要一个外部来维系，这个外部可以是殖民地，也可以是未开发的海洋和太空（月球不是已经被美国作为第一个海外殖民地的落脚点了吗？），在这一点上，“金融危机”让船长很不“高兴”，但无论是进一步的刺激计划，还是继续发行未来的国债来刺激当下的人们消费，都是和以前一样的“没头脑”式的方案，起码说是毫无新鲜的故事，如同患了肥胖症的怪物，永远都需要吞吃食物，或者说，要想永不沉没，只能不断发掘新的空间和时间，否则就是慢性自杀。在这个意义上，纵使中国人都过上了美国人的生活，那个时候谁又会“有幸”沦落为今天的中国人呢？

最后请允许“我”这个自恋的80后再怀一下旧，从九百九十九层高楼上一路滚下来的“不高兴”和“没头脑”终于又碰面了，摘掉虎皮的“不高兴”和跌得伤痕累累的“没头脑”大眼瞪小眼，齐声高呼“原来是你啊！”现在这个动画片或许可以得出新的解释，当“不高兴”出现的时候，“没头脑”是不是也在不远的地方呢？谁让他们是形影不离的死对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