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　　

俗语：谨以此文献给经历过、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拆迁的人们，并以此记录这段让人难以忘记的日子。　　

　　

　　

　　

　　

目 录　　

　　

前言... 2　　

第一部分 通知... 3　　

第一章 拆迁通知... 3　　

第二章 初期入户... 7　　

第三章 抗拒被捕... 10　　

第四章 奥运会... 12　　

第五章 最后的春节... 16　　

第二部分 如此拆迁... 19　　

第六章 黑社会介入... 19　　

第七章 初会拆迁办... 23　　

第八章 找人说情... 26　　

第九章 痛苦等待... 30　　

第十章 受到关注的拆迁事件... 35　　

第十一章 “诽谤政府罪”... 40　　

第十二章 强拆事件... 45　　

第十三章 友邻陆大夫... 49　　

第十四章 钉子户... 52　　

第三部分 痛苦的胜利... 58　　

第十五章 开发商出面... 58　　

第十六章 搬家... 65　　

第十七章 往事不堪回首... 67　　

　　

　　

　　

　　

　　

　　

　　

　　

　　

　　

　　

　　

　　

前言　　

唐代杜甫曾经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感叹，站在一个政治人物的立场看待中国人的房子问题，这句感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老百姓突然间发现银行里存的钱无论怎么样都不够用了，需要用一生的积蓄加上从银行贷来的“万年债”才能买到一套供家里人居住的小房子。而且，社会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有办法有钱的人可以同时拥有数套房子，而没钱没办法的有可能会一家十几口人住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平房里。房子的价格有一段时间一个月一平米就会涨一百块钱，有的二手房上午一个价，下午就成了另一个价，一般是又涨了几万块钱。　　

近期发生了一件事情，中石油内部员工团购住房，这让社会中有房子没房子住的人都感觉到极度不平衡，这不是过去的福利分房吗？这下羡慕死好多人，而网上的评论则是批评的多。因为中石油本来就利用垄断地位从中国老百姓口袋里掏了那么多钱，同时还拿着国家的巨额补贴，回馈社会却很少，反而拿出大把的钱为员工买房子。其实这个事情不必深究，在今天房子问题这么敏感的年头，想多种办法解决人们的住房问题也是国家支持的，只要不违法，单位为员工解决住房不是很正常的吗？只是中石油本身的社会地位太过特殊，所以才产生了这么多批评。　　

所以，房子是当前中国老百姓最为头痛的问题，而房地产行业却是中国目前最来钱的行业。各地政府主要的领导的考核主要看GDP，在有限的任期内如果没有地下资源（如煤、铁、石油等）可挖，求助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是任何一个领导都无法抗拒的巨大诱惑。在此大前提下，政府的规划主要会围绕房地产行业来设计，由此引资问题和银行信贷问题也相应会得到解决。　　

想盖房子就要弄土地，但经过建国后多年的发展，城市中心地带的“净地”很少，连城乡结合部的“净地”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这就催生出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拆迁。之所以说这个行业特殊，主要是因为它的几个构成要素的复杂性和其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合法的违法行为”，其中包括政府、拆迁机构、黑社会等，而其所带来的利润也是非常丰厚的。　　

我将记录一段亲身经历的拆迁过程，把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人和一些事记录下来，来描述一些将伴随一生的记忆，以真实地记录这一段难忘的日子。而这个过程也让我认识到，中国的一些事情不可能用摧毁性的、暴风骤雨式的方式瞬息完成，相反的，要分步骤的完成，其中充满了妥协与矛盾。　　

任何一件事情、一个现象经过时间的洗涤后，会被逐步略去好多东西，等我们想试图了解时，才发现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再经过一段时间后，都说不出一个大概来了。不论现代社会的科技多么发达，它留给人们有血有肉的历史教训却总是被或多或少地忽略掉。所以，我想，应该尽可能记录下来这些事情，以免失落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以尽量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第一部分 通知　　

　　

第一章 拆迁通知　　

近日，看到一首网上流传的“外北村谣”，摘录如下： 　　

　　　　发布政策是中央，执不执行在地方　　

　　　　地方官员搞政绩，没有钞票征土地　　

　　　　他们动作到是快，前脚征来后脚卖　　

　　　　非法征地坑百姓，地方如何能安定　　

　　　　村官只为保官位，不管产值对不对　　

　　　　征用土地补偿低，村民肯定不会依　　

　　　　两万多元实在少，买房还是买社保　　

　　　　民生问题不解决，社会如何能和谐　　

　　　　村官只顾自己好，这回征地要吃饱　　

　　　　村民要把村官罢，上级部门维护他　　

　　　　看来上级一样脏，村官只是防火墙　　

　　　　村官一旦被罢免，他们自身就危险　　

　　　　来找上级讲道理，派来警察收拾你　　

　　　　盾牌警棍握在手，百姓吓得直发抖　　

　　　　总有几个胆子大，结果全被打趴下　　

　　　　中央领导若来查，定把这群官痞抓　　

　　　（注：外北村为四川省什邡市外北村）　　

这首“民谣”讲的是当下村官强行征收农民土地、强拆农民房屋的事情，透露出小小百姓们的无奈、困苦及愤怒的情绪。在这里，我也想讲一件有关拆迁的事。　　

2007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坐在火车上，还有三个多小时就要到家了。　　

这时的北方，天气已经比较冷了，尤其是早晨。太阳不情愿地露出了半张脸，使北方所特有的土黄色格外明显。北方的收秋都已经完成了，地里到处是枯黄的秸杆，路边村里人家的院子里到处都堆积着金黄色的玉米；远处的地里有一大群羊，不远处有一个拿着鞭子的老头，缩着脖子抽着烟，正看着羊群在玉米地里刨食吃。　　

虽说这次回家主要是为了一笔业务，最重要的是还可以趁机回家看看父母亲。父母的岁数已经大了，作为子女身在外地，家却永远在父母亲所在的地方。前一段时间，和家里通电话时，父亲说要拆迁了，已经发了拆迁通知，而且由执法局和开发商组成的拆迁办也成立了，有赶早的几户已经拆了房子拿钱搬走了。不过，因为情况还不明朗，所以，多数人还都在观望中，父亲也想看看形势再说。　　

我家所在的地方过去是北坨市的近郊，一九九三年刚搬过去的时候，那里有一家牛奶厂，是个集体企业，名字叫做“北坨市人民牛奶厂”。附近住的多数都是牛奶厂的职工及家属。刚搬过去的时候，除了牛奶厂及其周边的范围外，其它地方到处都是黄沙遍地，地里能长起来的只有沙柳和一些耐旱的东西，还长着刺，走在上面有时会扎进鞋底里，很不舒服。牛奶厂离公路还要走将近　一公里　，市里每年都会在途中的荒地上面种一些防风用的树，但由于缺水，往往会有许多死掉了，不过，种得年头长了，自然会有一些活下来。所谓的路就是人和车从植被中走得多了而形成的，都是很虚的沙土地，骑车时经常会陷进去，不得不下来推着走。等到了公路上的时候，往往鞋里面都是细沙子。只有在下雨或者下雪时，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每年的夏天，这里的蚊子非常多，尤其到了晚上从这里走的话，一定会被叮得受不了。白天走着的时候，有时会看到小的蜥蜴飞快地跑过去，还有蝗虫和蝎子。　　

搬到这里时，我还在上高中。每天上学要骑车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属于离家比较远的。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深刻体验过北方春秋两个季节的黄沙蔽日，夏天的倾盆暴雨，以及在冬天深厚积雪里的“摸爬滚打”。不过，当时同学的条件都差不多，并没有显得比别人吃更多的苦，而且，从小作为运动员经过多年的艰苦锻炼，已经对这种恶劣的天气状况习以为常，丝毫不以为苦，反而认为在恶劣的气候里有利于锻炼出强健的体魄。但由于过去住在繁华的市里，现在却搬到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心里还是颇有一些落差。　　

那时附近的空地非常多，想要在盖房子不是很困难，只要有盖房子的钱，可以找厂里出个证明，再到土地部门办个简单的手续就可以在附近建一个大院子。我家的院子是从别人手里买来的，房子的质量很差，房主也不是特别能持家的人，整个房子显得非常破旧。买下后，全家人经过了多年的努力修缮，又重建了一些新房子，总算比较象点样了。　　

后来的时候，牛奶厂经过一翻改制过程，把牛都分给了职工们领回家去养，生产的牛奶有一部分由奶厂职工自己去卖，牛奶厂也代为收购一部分，卖给大的奶制品加工企业。原先的厂区都租出去了，租金由厂领导班子支配，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据说，每次厂家选举时竞争也十分激烈，买选票的事是经常的，但这和我们这些外来户一点关系也没有。　　

刚搬过去的时候，买点日常用品非常困难，往往要到附近镇子里才能买到，直到我考上大学那年，才在牛奶厂门口开了一家小卖店，但生意一直不景气，虽然几经易主，终究因为假货太多，价格偏高而倒闭了。唯一的一家饭店，在经营了两年后，也支撑不下去了。　　

近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北坨谋生，这附近才渐渐有了两家小卖店，一些蔬菜、日常用品已经不用去镇子里去买了；后来，还有人开了理发店和洗澡堂，这里才住着方便了一些。而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个地方由于处于交通必经之路，已经成为市里新的一个发展热点，也象北京一样称呼之为“CBD”，已经有外地许多房地产商都来这里投资。所建的项目也五花八门，有体育馆、高档楼盘、高档会所和宾馆等。牛奶厂的前面靠近主干道的大片空地上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大大改善了这里的环境。毕竟已经住了将近二十年的地方，父亲一说起要被拆迁，总有一点不舍的味道。　　

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总有些不安。按道理，城市拆迁一般会有回迁房安置或者直接的货币补偿，但据我了解，北坨市的领导是出了名的好面子，只有有利于政绩，有钱没钱也要工程上马，强行把任务压给下一级政府，让下一级政府自己想办法。而近几年全国各地发生的那么多强拆事件，北坨市又是个比较闭塞的地方，谁能保证不会发生在自己家的头上。　　

下车后，我直接打车回到家。附近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牛粪堆和草料堆和过去一样，空气里有一股熟悉的牛粪的味道。父母还是俭朴如故，只是母亲的脸上却多了一些说不出的愁容。没几句话，自然说到了拆迁的事情。父亲给我拿出拆迁办发的通知和他复印的其它一些资料，我拿过来拆迁通知，内容是这样的：　　

北坨市五里区人民牛奶厂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已于　2007年7月14日　经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批准，为了保障项目拆迁工作有序推进，我公司先期对人民牛奶厂的被拆迁人进行了动员工作，经过2个多月的时间，我公司通过入户走访、电话沟通、面谈接触等方式与人民牛奶厂的被拆迁人进行了联系，现人民牛奶厂大部分的被拆迁人已与我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仍有部分被拆迁人未与我公司联系。为了保障本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得以顺利实施，请人民牛奶厂的被拆迁人于　2007年9月20日前　速与我公司联系。逾期不与我公司联系的，我公司将对被拆除房屋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证据保全后予以拆除，该部分被拆除房屋及所涉及的被拆迁人仍享受本项目所执行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及相关优惠政策。 　　

　　人民牛奶厂拆迁指挥部地址：人民牛奶厂*栋*号 　　

　　联系电话：136********（　孙　先生） 130********　王　先生　　

　　特此通知，望周知。 　　

北坨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7年9月16日　　　

父亲告诉我，这个已经是第二个通知了，还有其补偿方案和标准的文件。这个通知只比第一个通知多了一个优惠政策，就是在规定期限之前签字并搬迁的会给一些租房补贴，另外还有一笔搬家费。我大致一看，这是一个标明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的文件，房子按照朝向、房屋结构等规定了不同的标准，以及对于电视、电话、水井、树木等的相应补偿标准都规定在内。　　

母亲有舍地说，这地方住了十六七年，前年附近新建了一个免费进出的大公园，环境大为改善，平房大院的生活又非常舒服，住着已经有了感情。父亲还准备了一笔钱，想把老房子翻盖一下。看来，这个拆迁通知让他的这些想法都落空了。　　

这几年北坨市的发展很快，靠着地理优势，人口数量也大幅度地增加了，附近的一些城市的人都跑到这里来谋生。随之而来的住房需求，也使得房价快速攀升。我家这里虽然过去是个没人想来的地方，楼房价格一直徘徊在一平米一千元左右，但只用了两年的时间，房价都涨到三千多一平米了。　　

不过，按这个通知提出来的标准，拿到的钱还不够在附近买一套六十平米的楼房。虽然还可以接受另一种方案，接受开发商所提供的拆迁安置楼房，但那个楼房的位置是在离城区更加远的国道边上，而且土地是一个村里的，据说土地地租来的，没有付土地出让金，租金也只付了十五年的。人们开玩笑说，楼房是平地起来的，恐怕连地基都不怎么打好。听说，房子是村子里的工程队盖的，质量非常差，没有通水、电和暖气，这些都要等到大家入住时由住户共同出钱才能修通，这样的房子怎么能住呢？况且，由于土地问题，还使当地的农民去北京上访了一次，村长由于这件事情也被抓了起来。父亲认为那样的房子坚决不能要！　　

我一边看着文件，一边思考着父亲的话。问道：“我怎么看着附近还没拆几户？”　　

母亲说：“是啊，两个多月一共就拆了六七户，都是有点关系的。包括牛奶厂的厂长和他两个弟弟，听说厂长一家就拿走将近二百万，还要了好几套安置房。还有那家姓齐的，听说是牛奶厂的会计，也拿了不少钱。后面那家吸毒的也搬了，听说拿了十九万，不过他的房子小，连院子才有七十多平米，是黑社会，拆迁办优先给他办了。”　　

我想，这年头原来黑社会也很有用。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小涛，他一直和黑社会有点关系，找个时间问问他。　　

母亲还是对拆迁通知有点担心，问道：“到时候我们不主动搬，房子是不是真的会被强制拆除？”　　

我安慰她：“不会，有我们哥俩。再说，国家有《物权法》，他们应该不敢强拆。”其实这时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这家开发商到底是什么来头，看样子能开发得了这么大的项目的，应该不是小开发商。　　

谈到开发商，父亲给我拿出一份报纸，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开发商所发的一份宣传材料。这份名为“赤城报”的材料由高档的铜板纸印刷而成，第一版是一幅很大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在一个类似新闻发布会的场合与中央某领导握手的合影，照片下面还附有一篇新闻报道，是关于赤城房地产公司荣获全国×佳房产公司的内容，而且，其董事长还被评为全国×大慈善家。看样子，这家房地产公司的来头确实很大。　　

这时，我哥下班回家了。因为前两天我已经在电话里说过我今天回家，所以，今天他特意早走了一会，提前回来了。我哥在市房管局工作，按理说他应该知道拆迁的详细情况。　　

我哥说这次拆迁是由五里区政府直接负责的，虽然拆迁办也要在市房管局备案，不过，赤城公司这次所开发的项目是市里确定的重点引资项目，他们局有很多的事情只有配合的份。但他同时还说，现在北坨市的领导也比较精明了，招商引资更象是“关门打狗”，只要资金落地，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现在所有的房地产项目基本都被放在各个区政府负责，出了任何事情首先要由区政府负责。　　

他分析了一下，赤城房地产是个大公司，拆迁费估计不会抠得太细。这个项目的开发商还有一家是本地的“巨龙房地产公司”，这家公司前几年为区政府盖了一座办公大楼，但近几年国家对政府兴建楼堂馆所限制很严厉，区政府也确实没有钱付工程款，就把我们这里的开发权给了巨龙公司，只要他引进投资方进行开发，拆迁费首先要拿出来付他的办公大楼的钱。要是这样的话，这里的拆迁就有问题了，拆迁费一定高不了。　　

巨龙公司的出了名的“流氓公司”，所使用的拆迁公司多数是黑社会，拿提成的，省下来的钱都和他们切身利益相关。这些人只认钱，尽管能够说得上话，但能够照顾到什么地步就不知道了。而且，这个项目的拆迁工作也放到区里负责了，要和区里打交道，这些人吃不吃这套也难说。说到这里，我哥摇头苦笑了一下。　　

对于拆迁通知里强拆的条款，我哥说：“不用怕，房子是自己的，而且有正规的房产证，他们不敢乱来的，那个强拆条款是吓唬人的。而且，开发商要的是地，不是房子，房子具体盖成个什么样子没有关系。按照相关规定，要么‘拆一还一’，要么按地段楼房的价格补偿，得不到相应的补偿谁也不会主动搬的。”这下，父母才有点放心了。　　

这时，我问我哥：“你应该和巨龙的老总很熟吧？”　　

我哥说：“这个人姓田，吃过几次饭。关系一般，求着你的时候怎么都行。不过，这个人在拆迁方面是出了名的‘六亲不认’。”　　

“怎么‘六亲不认’？”我又问。　　

我哥说：“前年的时候，他在新区那里开发了一个项目。他的儿女亲家住在那里，本来想靠他的关系多要些拆迁补偿，不过，就在项目开发前，他就给亲家打过招呼，为了保证拆迁工作顺利完成，就是亲爹也不照顾。最后，从帐面上看，他亲家确实拿得不多，和别人一样，但私下里给不给谁也不知道了。”　　

“这个人还挺铁面无私的！”我说。　　

“什么铁面无私，扯淡。他跑关系比谁都在行。”我哥说。　　

“应该是，这年头想发财没有关系怎么行。”父亲插话说。　　

我哥接着说：“这个人过去也很穷，是搞羊毛起家的。后来，跑贷款时认识了他们那里商业银行的信贷员，是个女的，就是他的老婆。后来，房地产行业起来了，他老婆给贷出来几百万，搞了一个项目就发达了，现在也是北坨的十大明星企业家了。”　　

“原来如此！”我赞叹道。　　

谈到这个项目，我哥说：“赤城应该不缺钱，听说已经按用地的面积把拆迁费交给了区政府，不过区政府已经劈了一半给了巨龙，剩下的一半估计还要截留一部分，最后剩下的才是拆迁费。”　　

我不由得担心起来，区政府这样干，拆迁费平摊到被拆迁户手里肯定没多少了。不过，我哥告诉我，这是个博弈的过程，一定会有办法的。　　

晚饭照例是我们爱吃的炖肉，父亲还专门拿出来一瓶好酒。　　

　　

第二章 初期入户　　

回家后的第三天上午，阳光明媚，虽然温度不高，但这样的天气还是很舒服。正在琢磨应该去上街逛逛，忽然，大门响了，随即陆续走进来六男三女。　　

母亲说：“是拆迁办的！”父亲和我走出房门。　　

一个岁数较大的象是带队的男人对父亲说：“怎么样，胡叔，考虑得如何了？”　　

父亲说：“你们的给的价格太低了，没法搬嘛。”　　

那个人说：“主动到拆迁办找我们商量啊，你也不去。”　　

其他的人有的在环顾四周，有的在大致清点院子里的树木、估计房子的大小等，并在手里的本子上记着什么。其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看着我笑笑说：“看着有点眼熟，是不是哪里见过？”　　

我说：“没有吧。你们是哪里的？”　　

他说：“我们是执法局的。”　　

这时，为首的人说“走吧！”一大群人又陆续了离开了。　　

回屋后，我对父亲说：“应该去一趟，主动和他们谈谈吧！”　　

父亲仍然倔强地说：“不去，等他们出价合适了再说吧！价格不往上涨，找他们也没有用。”　　

我问：“打听一下这些人里有没有能找到关系的，现在什么事情都得找人花钱，我看还是找找关系尽快解决了好点。”　　

父亲说：“还用打听，拆迁办里有三拨人，有五里区政府的，有北江区执法局借调的，还有就是两家开发商的人。五里区政府主要负责拆迁，执法局相当于雇佣来的，开发商是掏钱的，当然要安排他们的人。”　　

我问：“为什么不用五里区执法局的人，还要用北江执法局的人？”　　

父亲解释道：“听说是北江执法局的人会干，这次派过来这个人听说去年在拆北江区七道街时有成绩，获得过五一奖章。”　　

这时，母亲说话了，“还五一奖章，都烧死一家人，还获奖！没天理！”　　

我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说：“说起来挺可怜。那户人家不同意拆迁办给出的价格，可能老头儿还被打过一次。老头想不开就买了汽油，那天他女儿也回来了，听说在上海打工。拆迁办是由北江房管局的一个副局长带队，那个人和你哥关系还不错，一大帮人又去他们家里。谁知道一进门，全家人堵住门口，往拆迁办的人身上浇汽油，然后就给点着了。老头和女儿当场就烧死了，全家现在就剩下老太太一个了。”　　

“那拆迁办的人烧得怎么样？”我又问。　　

“副局长被烧得最严重，现在还住在医院里。烧死个小年轻，刚进执法局工作。其他人没怎么受伤。现在，老头和女儿的灵棚就搭在房顶上，谁也不敢去拆了。现在北江区政府出面，要给人家六百万，但只剩老太太一个人了，要钱还有什么用？”父亲说。　　

母亲叹道：“唉，我看差不多就行了，别跟他们来硬的。”　　

我说：“这是何苦呢？就为了些钱。”　　

父亲说：“哪是这样，他们只想要一套一楼养老，还能开个小卖店，有点生活来源。但拆迁办根本没有安置房，回迁房太高档，不想给人家，就想给个几万块钱把人家打发走。平常砸玻璃，还给泼过大粪。这家人也是被欺负得急了，才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不用怕，我从来也没说过什么过火的话吧？还有那么多户，慢慢磨，他们的价格那么不公平，没法拆。”　　

我问：“别人家怎么样？”　　

父亲说：“都一样，就那个价格。就老李家（我家邻居）那天听说有黑社会，吓得第二天就搬了，二处大院子、二十来间房才要了六套楼房。”　　

母亲接道：“听说还给了二十万！搬家那天哭了半天。”　　

父亲接着说：“还有前面经营奶站的老齐家也搬了，破奶站才二百平米，眼看来场大雨就要塌了，还没手续，要了四套楼房。咱们家全有房本，我也就参照这个标准。”　　

我说：“人家肯定找人了。”　　

母亲说：“肯定的，他姐姐是牛奶厂的会计，要不能那么痛快，给那么多。还有几户拆了的，也是老齐给找的拆迁办的人，现在的事，哪有不花钱就办事的。”　　

我说：“就是，还是找找人吧！”　　

父亲说：“再等等吧，刚拆了几户。不着急。”　　

我说：“不行让我哥打听一下？”　　

父亲和母亲一齐反对：“别让你哥参与了，对他影响不好。”　　

这时，朋友来电话，要中午一起吃饭。　　

　　

出门后，碰到了后面一排的大明。大明过去在社会上混过，做过许多职业，见过些世面，当时是牛奶厂能人，喜欢帮助人。前些年成家有了女儿以后，才踏实下来养牛。大明的运气不怎么好，从牛奶厂领回去两头奶牛，配种后第一年产下的小牛全是公牛；第二年好容易又产下两头奶牛，养大一点，眼看就要产奶了，谁知，全家产奶量最大的那头牛却死掉了，一查原来是吃草料时吞进去一截铁丝扎坏了胃。　　

经过这么多年，全家到现在只有四头奶牛。而且听说现在厂家的奶款给得不好，总有拖欠，所以养牛户的日子过得也比较紧巴，但也还过得去。从我家搬过来后，我们两家一直关系不错，他还帮我家盖过房子。看样子他比去年见面的时候晒黑了不少。打了声招呼，聊了几句，不由谈起拆迁的事来。　　

我问“二哥，拆迁办去你家没有？”　　

他说：“还没去，现在拆迁办主要抓面积大的人家，我家面积小，还不到你家的一半大。”　　

“你家不小吧，不是和我家差不多大吗？”我诧异地问，就我所知，他家和我家的院子大小差不多。　　

“唉！”大明叹了口气，“二哥前年办了件蠢事，当时着急用钱，把院子隔出来一半卖了。就两年的时间，损失了六七万块钱。”　　

我一听是这样，说：“哦，是有点亏。不过，剩下的也不小。”　　

“那到是，等等吧，看看别人是多少。搬到楼房就养不了牛了，不知道以后该干啥。”他又说。“我还是想多要点钱，能做个生意。可你嫂子想要套楼房。”　　

我说：“要套房子也不错。”　　

他说：“那个房子现在要了也住不上。”　　

“咋了？”　　

“刚打了个地基，听说那个村的农民不让盖，说买地钱还没给。要了楼房，还得装修，我从哪弄那个钱？”　　

我附和着，“也是。”　　

他接着说：“看现在搬的这几户，匀下来可能数老齐要得多，平均下来上了两千二一平米了。我算了一下，我要是按这个水平也能要个二十多万。”　　

我说：“哦，能达到两千二一平？”　　

他说：“那就看能不能找上人了。”　　

“看来还是要找人才行。”我附和着。　　

“那肯定，必须要找人，现在的人没熟人介绍、没钱谁给你办事？”他无奈地说。　　

我说：“那你一定联系上了？”　　

他说：“人家老齐花了三万多，但要了四套楼房，多要出来将近二十万，还不值？我先让老齐帮忙试试。花点钱，多要点也行。”　　

这时，大明的老婆卖完牛奶走过来了，我和她打了个招呼。　　

大明老婆问：“刚才拆迁办的人去你家干什么去了？”　　

我回答说：“就是来看了一眼，闲聊了几句就走了。”　　

“现在想谈都得咱们去找他们，人家上门就是量个尺寸，谈钱都得私下谈。”大明老婆说。　　

大明说：“是啊，这一段搬走的都给了好处费。”　　

我又问：“好处费怎么给？”　　

大明老婆接道：“听说一般得找他们拆迁办的拆迁队长，还有个镇政府派来的副书记好象也行。”　　

大明说：“不行，就那个拆迁队长说了算。”　　

我问道：“拆迁队长是哪的人？”　　

大明说：“北江区执法局的。”　　

大明老婆说：“这个人老婆和人二哥是高中同学。”　　

大明看了一眼他老婆说：“也不知道能不能说上话。人家搞拆迁多年了，有自己的拆迁公司和拆迁队伍，他弟弟养了好多台车，这次运土方他们也有份。”　　

我“哦”了一声。　　

大明接着说：“二哥这几年混得也不怎么样，还不知道人家给不给面子。”　　

我安慰他说：“同学的面子应该给，再花点钱。哪天你也给我家牵个线。”　　

大明说：“那没问题。”　　

一看时间差不多了，我说：“二哥，我还有事，不多说了，有时间去我家。”道别后我去赴朋友的宴。　　

晚上回来时，已经是十点多了。可能喝酒有点多吧，我想多走走，就到随便在四周转了转，远远的看到有一处火光冲天，好象离我家不远的样子，心想，不是拆迁办在烧人家房子吧？快步走了过去。　　

拐过弯儿来，才看到原来是离我家相隔一户的一个草料堆被点着了。附近还有很多养牛户没有搬走，也不知道是谁家的草料，我心里不由得骂道：“不让人活了罢！”但还是不由地心里有些嘀咕，赶快回家。　　

回到家说起草料堆起火的事情，父亲说：“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动员牛奶厂的职工和养牛户搬迁，外来户还没怎么动员。”　　

我问道：“这还有分别？”　　

父亲说：“当然有分别，这里是牛奶厂的地方，给他们的职工定的价格应该要高一点。而且，还有一点是怕牛奶厂的这些人报团，先把他们弄走了，这些外来的就不怕了。”　　

原来是这样，这里门道还真不少。　　

父亲接着说：“不过，国家对奶农有照顾政策，他们不敢做得太过分。后排老王在前面搭的那个牛棚子，前一段被当作违章建筑下了强拆通知，执法局派人来推倒了，老王老婆当时大闹了一场，昏过去了，老王还去了市政府告状。后来，区政府给赔了十万。你想想，就用几根木棍子围了一下，地也不在他们家院里，绝对的违章建筑。”　　

这些话，让人不由得感慨，国家对农民现在真是越来越好了！　　

　　

第三章 抗拒被捕　　

北方的冬天应该是格外冷，但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现在要比二十年前暖和了不少。我小的时候，每年冬天都会看到地上被冻得裂开的现象，而现在这种现象基本早已经绝迹了。那时的冬天，母亲每年都会提前缝好厚厚的棉袄和棉裤，里面都是新棉花，一般都是蓝色或黑色的新布做面儿。刚穿在身上胳膊和腿都弯不过来，不夸张地说，如果把棉裤直立放在地上，它能够自己“站”起来。所以，每次穿棉衣的时候都会有一场不大不小的斗争。　　

2007年的冬天不算太冷，只是那年的煤涨价太快，一吨煤甚至达到八百多元。在不知不觉中，春节已经过完了，紧接着就是五一节了。中国放假制度现在也在逐渐和世界接轨，甚至于端午节、清明节都要放假，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极大地促进了消费。但直到现在，我在放假时的主要活动就是回家，而每次一回到家，在家里的时间可能还不如外出访友的时候多，不是和同学喝酒，就是喝歌、玩儿麻将。即使是出去旅游，也无非还是找当地的风味小吃，喝点当地的酒。　　

那一年的五一节，趁着放小长假，我又回了趟家。家里一切如旧。只是旁边又多了几处废墟，满眼望去一片土黄色，显得很凄凉。有时，还有汽车经过，带起来一大片尘土。后面的牛奶厂的院子里，已经竖立起几座塔吊，看样子那里的地已经处理完了，已经进入了工程建设阶段。　　

在家的几天里，除了必要的应酬，我一般都呆在家和母亲聊天儿。这几天有个比较明显的景象，不远处的拆迁办公室房顶立着一个大的喇叭，用北坨人民所特有的普通话播一会儿“拆迁通知”，紧接着会播一会儿音乐。只是音乐全部都是二胡演奏的，主要曲目是“二泉映月”。母亲说，过完“二月二”后就这样了，补偿的价格一直是那样没有变化，但与高不可攀的房子价格相比起来却明显太“寒酸”了。拆迁办照例还是要入户，只是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大家都不理，有的人甚至连门都不让进了。　　

这时，全国各地的房价之高已经到了多数百姓不能承受的地步，在中国经济史上都应该记上这一笔，拆迁补偿金显得越来越少，以至于拆迁工作非常难做。一方面地价在不停地创着新高，另一方面则是百姓口袋里的钱一天比一天更不值钱，但所给的拆迁补偿金却鲜见跟着上涨的。　　

2008年是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年份，为了保证奥运会安全召开，众多行业都受到了限制。为了环保达标，一切造成污染的行为都会受到限制。房地产业牵涉着重多的行业和大量的农民工兄弟，所需要的许多物资都显得比较短缺，价格也随着飞涨；而运输业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到哪里都会被以奥运安保为由进行检查，为各地方靠运输业为生的监管部门又多了一个“创收”的借口。只有运蔬菜和肉类等新鲜必须品的车辆可能稍微好一点，各地都设有“绿色通道”。正因为这样，许多进行当中的房地产项目都不得不停下来，把工人遣散回家，以免影响奥运安保工作。上访行为受到了严格的监控，强行拆迁的现象也比过去少得多。想想这些，我也很理解拆迁办的做法了。　　

我说，“前面我看见起了一大片工地，挖了两个大坑，还用挡板围了起来。”　　

母亲说：“就因为这片工地，挖断了人们进出的路，还把周大兴给抓起来了。”　　

我一惊，周大兴过去也混过社会，社会上提起来应该是有这么一号人物的；家里又比较有钱，听说还有点背景，只有一个儿子。他结婚很早，儿子也受到影响二十岁就结婚了，所以，在他四十六岁时已经当了爷爷。周大兴办事通常是以讲道理和公正出名的，所以，在一些拆迁户的心目中还是比较有威信的。刚开始拆迁时，拆迁政策非常不公平不透明，这时，周大兴自然就被推到了前台作为拆迁户们的代言人，而他也十分乐意担当这一角色。于是，拆迁户们选出以他为首的一些代表，组成了“人民牛奶厂业主委员会”，以便与拆迁办进行沟通，就这样，他自然也成为了拆迁办眼中的一根“眼中钉，肉中刺”。　　

我很诧异地问道：“怎么回事？”　　

母亲说：“就因为断了路大家进出不方便，人们都吵吵。周大兴领着几个人代表大伙和开发商谈判去了。那次开发商怕人们闹事，找了几十个工人。镇政府害怕激起群体事件，由镇长带领副镇长、书记以及公安局民警到达现场。听说那个镇长本身也是黑白两道都沾的人，脾气很不好，所以双方沟通过程中差点失去控制，最后由警察保护下把镇长、副镇长等保护进入拆迁办公室。谁知，不知道谁把拆迁办公室从外面把门锁了起来。这下可相当于捅了马蜂窝，当天晚上半夜十二点左右，周大兴夫妇让警察带走了，当时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上，身上只穿睡衣睡裤。第二天人们才知道，同时，‘人民牛奶厂业主委员会’被镇政府宣布定性为‘非法组织’。后来，去年十二月十几号，周大兴夫妇被镇政府以‘非法拘禁罪’起诉，没几天就判刑了。拆迁户们好多人到看守所看望，都被拒绝了。你爸自己还去看守所看过，一听说看周大兴，就不让进了。”　　

我感叹道：“太没王法了吧？！”　　

母亲说：“不过，过完年放出来了。政府说是他坐牢期间表现较好，被允许提前出狱回家过年。过完春节，就主动找拆迁办签字搬家了。镇政府说让他老实点，不要再出来闹事，要不随时能把他再抓进去。现在周大兴再没敢在拆迁问题上说过一点话，街道还给了他一份工作，看守深井，每天到点开闸抽水。”　　

“这年头，为民出头的人得不到好报。”　　

“你别以为周大兴是全为了大家，”母亲接着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能够成为大家的代表，一方面可以为自己多争取点，另一方面谁家拆迁不得通过他？现在的社会办点事都要花钱。那样的话，他里外都会有好处。就为这个原因，当然牛奶厂那个厂长叫白三的，也想这么办。最一开始开发商是让他来负责拆迁的，谁知道他把自己吸毒的两个兄弟都弄到拆迁办来，他家那个老二前年还用刀捅了后排王老汉的儿子。白三当然对他的亲戚和朋友都照顾了，拿了不少回扣，就因为这，开发商嫌他太黑了，就把他给弄出拆迁办了。”　　

不听不知道，原来这里还有这么多故事。　　

“其实这里最厉害的不是别人，就李老汉隔壁那家。那家也姓白，是个黑社会，他姐姐原来是牛奶厂的。有他顶着，他姐姐家的补偿也很高。你没看他还在那里住着，估计拆他家时也少给不了。”母亲继续说。　　

说到这里，听到大门响，一看原来来得正是周大兴。原来，他是来通知停水的，并且通知大家，当初由大伙集资挖的那口井也要卖了。　　

周大兴本来是个外表十分富态的人，现在又黑又瘦。虽然满脸是笑意，但总透着点无奈的感觉。看到我在家，他一边笑着一边问：“哦，你回来了？”　　

我也笑着递上支烟，说：“回来了，看看家里。周叔，最近忙什么呢？”　　

“我还能忙什么！这不，给人跑腿。”他答道。　　

“老二，人永远不能和政府斗啊！我就是教训。”他一边吸烟一边对我说。　　

“是啊！不过周叔别多想了，已经过去的事了。”我安慰他。　　

“对对，过去了不想了。”他点头说。“你爸还没去找拆迁办？”　　

我说：“还没有。不知道下一步拆迁办要怎么办？”　　

“能怎么办，奥运会要开了，谁也不敢瞎干，万一惹了人到北京上访，可不是开玩笑的，市长估计都得给弄下来。”周大兴说。　　

“这水停了怎么办？”我又问。　　

“能怎么办，自己想办法吧。”周大兴说，“最难受的就是这些养牛户了，每天都需要那么多水，有从外面来卖水的，可是太贵了，再说拆迁办也不让来了。那天来那个卖水的，刚到路口，就被连车带人砸了一顿。”　　

“这不成土匪了吗？！”我说。　　

“离这儿不远的小刘四家可以打上水，稍有点远，”周大兴说，“不过，打水最好是白天去，千万不要晚上去。”　　

“怎么了？”我问。　　

“安全起见，”周大兴说，“去年北江粮库那边拆迁，有个拆迁户也是不肯搬，他经常去附近打水。有一天，刚擦黑，他去打不，回来途中被十几个壮汉打了一顿，当时就住院了。第二天，开发商的人去医院看他，问他搬不搬，并且直接告诉他，如果不搬就三天两头派人打，连他家里人也打。这人一看，惹不起了，在医院就把字签了，最好在补偿金上面多加了一万块钱的医药费。”　　

“现在尽是土匪！那些养牛户就可怜了，没水怎么养牛？”母亲感慨道。　　

周大兴道：“这是镇政府的决定，先要把养牛户逼走了，剩下的都是外来户，团结不起来。前面养牛那几户，水管不是早就被挖断了，就把牛赶到西面的河槽里饮水。”　　

我说：“那河槽里的水不都是废水吗？”　　

周大兴说：“可不是，所以，牛奶快别喝了！牛喝的都是脏水，出来的奶能好得了？！”　　

我妈听了，叹了口气。　　

“在咱们这里，拆迁办就是代表政府，别和他们来硬的，咱们斗不过。”周大兴感叹道。　　

正在这时，父亲从外面买菜回来了。看到周大兴，一边拿烟一边问道：“最近怎么样，身体好点没有？”　　

周大兴一边点着烟，一边回答说：“好多了，就是老伴儿的腿去年受风了，一变天就疼。”　　

父亲说：“我在门口碰见大明，他说要断水了？”　　

“就是，水井要卖给镇法院了，明天就断水了。”周大兴说。　　

“这得去哪儿弄水去呢？”父亲无奈地说。　　

“不怕，街道的水暂时不能断，小刘四家，还有新建的图书馆院儿里也能打水。”周大兴安慰他说，然后他接着又说：“这几天我看老邱那个小舅子放出来了。”　　

“那是干什么的？” 我问。　　

周大兴说：“过去是个黑社会，那年拿刀捅人，判了几年，最近放出来了。估计是想来搞搞拆迁，听说他过去帮过现在那个拆迁队长。”　　

“刑满释放人员不是不让参与拆迁吗？”我说。　　

“现在谁还管你这些，老百姓还能作得了主！”周大兴笑着说。　　

一边又和父亲说了一些话，然后说还要通知其他人家，起身走了。　　

　　

第四章 奥运会　　

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磨难和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之后，中国人终于迎来了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的机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这一年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的一大盛事。　　

为了保证举办一届完美的奥运会，在之前的几年间，国家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基础建设，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借“奥运的东风”有了巨大的发展。哪个厂家要想把东西卖出去，都言必称已经入围奥运厂商，这样就好象自己的产品达到了国际一流标准一样，而消费者也乐于购买与奥运沾边的产品。　　

此外，国家还从政策方面下足了工夫，从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物资准备以及安保等方面都下了极大的力气，尤其是安保和环保方面。偏偏这一阶段我出差的时候非常多，在我往返天津和家乡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每次坐火车买票、进站都有可能随时查验身份证，并检查行李；坐飞机时，进候机大厅及办理登机手续时，检查比过去都要严格；连平时不怎么严格的长途汽车，这时也变得异常严格。有时坐大巴车去北京时，都要登记身份证，还要检查行李；沿途还设有常规的检查站，对过往车辆进行安检。并且，有时在进站口，都会把当地政府需要严控的上访人员的身份证号和姓名贴在进站口。　　

为了改善北京的环境，国家还专门颁布了“限塑令”，也就是禁止商场使用一定规格以下的塑料袋。春天时，我给孩子买了一双鞋，卖鞋的老板把手提塑料袋放在鞋盒子里，告诉我这是为了应付商场的规定，要么会罚他们的款，叮嘱我一定要到商场外面再把塑料袋拿出来提鞋子。　　

七月间的一天，我坐长途汽车回北坨，顺便给父亲带了两瓶酒，谁知，在进站过安检时被拦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让上车，安检人员中的一个岁数比较大的人对我说：“这是上级规定，而且这一段时间电视上反复宣传不能带酒坐长途汽车，坐飞机连化妆品和牙膏都要限制，车上严禁带超过40度的酒，我们也没办法。”　　

我说：“那不是针对进北京的车吗？要么我打开喝一口怎么样？”　　

他说：“不用，全国都这样。没办法，你还是把酒处理了再上车吧。”　　

看我还想继续磨嘴皮子，他小声说：“你要么去半路拦个车多好，非得要进站坐？！”　　

我一听，原来如此。随后，从车站候车室出来，想上一趟洗手间。我从车站外和车站相邻的酒店大门进去，上洗手间时，我注意到后面有一道门被封死了。在洗手间里，我碰到两个身着白色工作服的人，可能是酒店的厨师。我问道：“哥们儿，你们这儿有通向汽车站里面的门吗？”　　

其中一个小年轻说：“有一个门，从厨房里进去，后面专门运料和泔水的。”　　

我一听大喜，道声“多谢”赶快从厨房进去了。果然，有一个小门正开着。　　

从小门进站后，我直奔去北坨的长途车上去，把酒赶快放在行李架上，用一张报纸盖在上面。一路无事回了家。　　

回到家里，家里依旧是老样子。这一段时间，拆迁办的人再也没有来过。要不是他们在大喇叭里播放的“二泉映月”，都以为他们已经放假回家休息了。父亲说：“怕奥运期间人们去上访，说要等奥运以后再拆。”　　

晚上，我给我一个当警察的好朋友打电话，邀请他出来一起吃饭。往常一请就出来，这次却无奈地拒绝了。　　

他电话里说：“我也没办法，天天要值班，有时到晚上十几点，有时还要值一晚上班。一直到年底，就是为了保证奥运会正常进行。”　　

我说：“那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他说：“怕人闹事，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还是主要怕上访，市领导开了好几次会了，谁在这上出了事，谁就要下台，这回是真的，谁的情面都不给。”　　

饭局安排不成，只好在家待着。　　

这时，和父亲聊起最近的拆迁。父亲说，其实拆迁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有好多人都在私下里活动。比如开奶站的老齐，原来，在牛奶厂院子里种的三十多亩玉米也是他的，那些地要了二百多万。老齐还一直“热心”地帮拆迁户们牵线，从介绍其他人认识拆迁的过程中，也收了不少回扣。那个从北江来的拆迁队长，也拿了不少回扣，几乎每一户搬走的人家，都要给他“上点供”。　　

“不过，上个月发生了这么个事情。后排老徐，你还记得不？”父亲说。　　

我点了点头，我家经常从他那里打牛奶，虽说人们称呼他为老徐，其实也就四十岁左右。　　

“老徐干了这么个事，”父亲继续说，“他答应那个拆迁队长，按他的要求，事成后给人家三万块钱。谁知道，签字拿钱那天，拆迁队长开车带着他到银行，他自己进去一查，存折上钱到帐了，趁人家不注意自己跑了。拆迁队长在银行门口等了大半天，也没等着，丢人败兴。最后，钱也没给。”　　

我一听笑了，“这人可够缺德的。”　　

父亲也笑着说：“缺什么德？这是人家自己的钱，为什么要给别人？不过，后来谁想再通过包队长办拆迁合同也难了，一方面是价钱咬得紧了，很难往上浮动，另外，拆迁队长只在签字前收钱，而且只收现金，后来的几户都这样办的。”　　

我说道：“那是一定的，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既然人家帮争取到了更多的利益，答应人家的就应该给。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就不拆了？”　　

“大规模的不折腾了，谁愿意拆就找拆迁办去谈。不过，听说开发商没钱了，有两户刚拆的虽然价格不错，但拿到的是白条。”　　

母亲插话说：“白条可不能要，谁知道什么时候能给。”　　

父亲又说：“这个社会真的变了，老毛那时候，谁敢要回扣？抓起来就毙了！”　　

我附和了一声。　　

谁知，从随后的一个月开始一直到年底拆迁工作就象停止了一样，到了后来，甚至连“二泉映月”也停止播放了。　　

　　

奥运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场面十分壮观、十分奢华，估计将来再难有国家能够把一场运动会办得如此高档次，如此富丽堂皇。那一段时间，全国除了与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相关的行业外，其它经济相关领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建的房地产项目都用围网围了起来，建设也都停止了，农民工许多都被解散回家。我有一个开铁矿的朋友说，他们用于开矿的炸药审批也停止了，关系非常硬的人才有可能审批出来，炸药拿回家都和现金放在一起。那时，连庆祝用的炮竹都很难买到。　　

我虽然身处天津，离北京很近，但是丝毫没有想去现场看比赛的心情。根本受不了那样严格检查的气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十几天的天气也非常炎热，坐在家里看电视会更加舒服。不过有一点是例外的，就是北京交通实行了限行措施，车号要随日历的单双号限行，大大改善了交通出行。听我一个在北京打工的朋友说，那几天上班基本没有堵车的现象，真是利国利民的举措，不知为什么“十一”后竟然没有再继续实行。　　

这届奥运会给人留下的记忆也很多，中国以五十一块金牌总数名列第一，超过了美国，大涨了国人的威风。另外，这届奥运会还破了许多记录，最有名的就是博尔特的男子百米和　二百米　记录，他的成绩已经超出几十年前人类所想象的极限；还有美国的菲力浦斯独得八块金牌，甚至超过了有的小国家的金牌总数。唯一遗憾的是刘翔的退赛，让全国十几亿观众都大失所望，最亏的是现场买票看刘翔比赛的观众，许多人是从黄牛手里买的票，刘翔比赛门票最高时竟然被炒到了近二万元一张。当时，我还和一个朋友开玩笑，估计还有一些赌博集团赚得多了，按道理刘翔是稳拿一块金牌的。　　

还有好多人收藏和奥运会相关的一切东西，就连奥运会开幕式门票，在奥运会结束后都被炒到了上万元，让人感觉到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随着奥运会举办，水涨船高的还有中国的房价，不光是北京，全国的房价都已经高到以致老百姓已经麻木的地步。购房者除非是太有钱或者十分必须，否则都在持币观望，成交量也极大地萎缩了。　　

随行就市地涨了起来的还有北京和其它几个有奥运比赛的城市的宾馆酒店及房租价格，2007年，青岛举办过奥运帆船赛的系列赛，为奥运会正式比赛进行预演，那几天青岛的稍好点的酒店房价都涨到了一晚上一千元左右；而北京在奥运会场馆周边的住宅出租市场也分外火爆，平常的一居室在比赛那个月的租金要到了五六千左右。　　

这天，我哥下班回家，谈到那天局里开会，学习了一下市里针对奥运期间拆迁工作以及“维稳”的一个文件，当时我听到我哥说“维稳”两个字还有点陌生的感觉，当看完文件后，才知道这才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文件的内容是这样的：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县）和各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因城镇房屋拆迁安置引发进京、来省上访事件。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积极稳妥预防和处理城镇房屋拆迁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根据省委省政府领导意见，现就进一步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城镇房屋拆迁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容易引发矛盾和纠纷，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当前，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奥运会成功举办，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大局观念和责任意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强化责任、狠抓落实，依法做好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及时化解各类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因素。　　

二、严格城镇房屋拆迁行政许可。按照备案的城镇房屋拆迁年度计划，合理安排拆迁项目和实施进度。除能源、交通、水利、城市重大公共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以及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和其它社会事业项目以外，原则上不得超出年度计划许可范围。拆迁项目实施前，要制定拆迁安置方案，落实拆迁补偿安置资金，明确建设项目内容，规范用地手续。对拆迁计划、拆迁安置方案和拆迁安置资金不落实的项目，不得发放拆迁许可证。　　

三、依法规范城镇房屋拆迁管理。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实施城镇房屋拆迁，做到程序合法、过程公开、手续完备。全面贯彻拆迁公示、信访投诉接待、目标责任承诺、拆迁举报、拆迁过程监管、责任追究等六项制度，真正实现“阳光拆迁”、“公平拆迁”。认真落实市场加保障的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充分尊重被拆迁群众对补偿安置方案的选择，保障被拆迁群众的合法权益。坚持城镇房屋拆迁集中统一管理，不得下放拆迁管理权、裁决权和资金监管权。妥善处理拆迁中的各类矛盾和纠纷，坚决杜绝停电、停水、停气、断路等野蛮拆迁行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要严格执行“零强拆”的要求，防止矛盾激化。　　

四、加大城镇房屋拆迁信访工作力度。广泛宣传拆迁政策、安置方案、补偿标准和操作程序，最大限度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引导被拆迁人自觉履行拆迁义务。建立健全拆迁投诉信访机制，畅通投诉渠道，耐心听取被拆迁群众的意见，细致做好调解和沟通疏导工作，努力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当前，要集中力量开展拆迁矛盾的梳理排查和化解工作，对拆迁信访量较大的地区进行重点督查督办。对发现的拆迁矛盾和问题，按“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将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单位和个人，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敏感问题和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情况，要立即报告，及时处置，严防发生大规模进京来省上访，杜绝发生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　　

特此通知，请即贯彻落实。　　

　　

据我哥说，他们局领导在开会时反复强调“维稳”的重要性，这与之前国外有些人借拆迁之名为北京奥运造谣有关，说北京奥运场馆建设时有强拆行为，还有人被强拆后被迫离开北京了，外交部专门因为这个事开过记者招待会澄清了一下。　　

市领导还找他们领导谈过话，看来是真着急了，虽然没有明说，但大致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拆迁部门最好能在奥运会开完之前停止所有的拆迁工作，并且责成相关部门调查最近一年由于拆迁而引起的信访和上访记录，以便随时掌握最新情况。　　

我哥还提供了一个未经证实的信息，有一些由于拆迁而变成“上访专业户”的人，已经被当作严控人员，奥运期间他们要被严格控制不准离开北坨去北京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我在车站看到过进站口旁边墙上贴过所谓的“严管人员”的名字和身份证号，以备当时登记上车人员的工作人员查询，这些人当中极有可能有房子被强拆的。　　

　　

第五章 最后的春节　　

人们还没有从盛大的奥运会中回过味来，2008年下半年，风云突变，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给美国金融界以致命的打击。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最严重的估计应该是冰岛了，国家都破产了，让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都以为这是个国际玩笑。紧接下来的2009年，注定应该是令全世界都难忘的一年。　　

200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又选出一位年轻的总统，元旦一过，这位全球头号经济强国的年轻的新总统奥巴马上任了。这位令人期待的年轻的总统比当年克林顿上台时还要受到全球瞩目，不仅是因为他年轻，还有这位新任管家从一上任起就会面临众多的艰难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是美国第一位身体里流着有色人种血液的总统。　　

奥巴马的上台或多或少地为这场经济危机带来一点新鲜气息，随着美国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全球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也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有一些乐观人士制造了一个有意思的情节，全球的黑人有盼头了，华人也有盼头了，毕竟作为全世界带头人的美国选了一位非白种人的总统，那么说明其他人种也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的总统。不过，据一位现居美国的朋友描述，现在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可能要高过华人了。在一些与军事和国防相关的行业里，黑人是可以做高层的，而华人最多可以在技术方面担当中层领导，华人想要完全融入美国社会，还需要相当长时期的努力。但可喜的是，已经有华人成为新一届美国政府的部长级高官。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年春节将是我们在这个院落里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尽管因为拆迁的事迟迟没有着落，而四周也被片片废墟所包围，但生活还要继续。春节过得还算可以，只是亲戚来拜年时，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　　

春节前，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　那天上午，我碰到了大明，他正在搬家。穿着厚棉袄，戴着厚厚的手套，脸被冻得通红，全家正在寒风里把家里的东西搬出来往一辆车上装。　　

他一边哈着气一边和我打了个招呼，我上前和他及他老婆也打了招呼，我奇怪地问：“怎么不过完年再搬？连这两天都等不及？”　　

大明一边大口喘气一边说：“不让，昨天才签了字，今天就让必须搬，要不拿不到钱。”　　

我说：“这帮王八！你房子找好了？”　　

“房子倒是早就找好了，我亲戚的房子，早就收拾好了，不耽误过年。”他答。　　

“怎么补偿的？”我又问。　　

“一套房子，外加七万块钱。”他说。　　

我说：“哦，不错不错。那你的牛呢？在哪儿养？”　　

“早就卖了，住楼房还养什么牛！再说这个活儿太辛苦，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奶款还不好好给，根本挣不上钱！”大明说。　　

“那你忙吧，有时间来喝酒。”我看他有点吃力和言不由衷的样子说。　　

“那行，等我那儿安排好去坐坐。”他赶紧说。　　

回家后，我和母亲说起大明的事情。母亲说：“是啊，都挺难。拆迁办就这样，只要你一签字，一天都不让耽搁，尽快搬走。第二天就有人来拆房子，而且，和邻居家共用的墙也要拆掉，咱家和老李家共用那堵墙不是就让拆了，你爸后来又重盖了一堵。”　　

我说：“大明家那点房子，要套楼房外加七万，也行了。”　　

母亲笑着说：“哪是七万，要了十万，是拆迁办不让说出去。”　　

“哦，还有这种事。”我笑了。　　

“是啊，现在再好的关系一涉及到钱就说不清了，都不说实话。”母亲感叹。　　

“你爸说，”母亲接着说，“大明和拆迁队长的老婆是高中同学，大明送了拆迁队长二万块钱才给办了。”　　

“那折过来他说拿了七万也差不多，我爸怎么知道的？”我又问。　　

“听旁边诊所的陆大夫说的。”母亲说。　　

“怎么陆大夫什么都知道？不过，他们也够大胆的，收钱的事情也敢说出来。”　　

“陆大夫有个同学在区里工作，也负责拆迁，平时消息灵得很。那些人现在要钱都是明要，只收现钱，而且要先付钱才给办事。”母亲说。　　

我又问：“那陆大夫家应该能补得高一点吧？”　　

母亲叹口气道：“按道理是这样，但他家的房子没有手续，只有一个准建证。都和拆迁办谈好了，签合同时拿不出房产证，那个拆迁队长当即就拒绝了，想拆的话补偿费用少了将近二十万。不过，后来听陆大夫说，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不想答应给拆迁队长提出来的钱数。”　　

我说：“也够倒楣的。”　　

母亲继续说：“是啊，过年连老家都不敢回，两口子就在这里住了。怕回老家过年，家里没人，回来房子也没了。”　　

我说：“不会吧，敢强拆？”　　

母亲说：“怎么不敢？！你哥说大南窑那边有一户人家长年在外面做生意，拆迁时他不在，他以为没事，平时也没有关系好的邻居帮着照应。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回来一看那一大片都拆完了，他的房子也没了。现在正委托你哥那个当律师的同学打官司，以前的邻居和他也没什么交情，都不愿意出来作证，怕开发商报复。你哥同学说这个官司不好打，民告官哪能告得赢？”　　

春节期间，和同学在一起吃饭时，母亲所说的大南窑那件事情得到了证实，据说开发商和负责拆迁的部门正在互相配合“踢皮球”。人家告诉他，愿意上哪儿告就上哪告。之所以敢这么说话，是因为拆迁都由政府有关部门主管，这种案件一般法院都只是调解，没法判谁胜诉，所以，法院对有的类似的案子甚至都不受理了。我的一个同学说，这种事情找关系都不一定能办得了，最多就是能要回一点补偿，但相比之下，能要回这点补偿也已经不错了，人家不理你，你这个官司拖个一两年，照现在房地产开发的速度，那时房子早就卖完了，开发商都走人了，到哪里去找人家和你打这个官司。　　

在酒桌上有一个多年没见的高中同学叫李小勇，说起他父母现在所住的地方也在拆迁。我问了一下地点，也归五里区管。　　

我问起具体情况，他说：“我们那里是五里区的一个重点开发项目，按他们发的通知中说的，拆迁价格还可以，能达到两千一平米。”　　

大家都说这个价格不错。　　

他又接着说：“什么可以呀！拆迁通知里还说了奖励办法，说在规定拆迁日期之前签字的，会有一万块钱的奖励。村里的人就看重那点奖励，一下子签了二十多户，但是只有最先签字的两户拿到了奖励，后来签字的二十几户人家都没拿到，拆迁办突然说奖励取消了。人家房产证都交了，才说取消了，人们都炸了窝了。”　　

另外一个同学说：“拆迁办的话也信！”　　

“是啊！”李小勇接着说，“这下那二十多户不干了，守着房子不让拆，还想要回房产证。村里的人都急了，一齐把拆迁办砸了，区政府也派了人，还派出几十个警察过去。”　　

“打起来了？”一个人问。　　

“没有，”他说，“区政府派那个人挺厉害，威胁说谁要闹事就抓谁，还提起了你们那儿的周大兴。”他看着我说。　　

我点点头，说：“就是，周大兴也是能人啊，被收拾了一回，现在老实多了。”　　

李小勇又说：“是吧，那天开发商的老总也去了。我们那儿有一个混混挺厉害，不知道听谁告诉他开发商老总在场的消息，他直接找到了那个老总的车，从车上把人拽了下来，跟那个老总说要敢强拆就先把他捅了。后来，开发商一打听，这个混混挺不好惹，就先给他办了拆迁手续，房子也就五十多平米，加小院儿还不到八十平米，给了二十五万，第二天一早就搬走了。”　　

我说：“黑社会真好使！”　　

“打这次以后，又发了一个通知，说奖励正式取消了，为了五里区未来拆迁工作的正常进行，拆迁补偿价格和你们那里取齐，正房一平米一千八，其它的房子更低一些。”李小勇说。　　

“操，政府净干这种没屁眼的事儿，农民们那么苦，这上面怎么不向高取齐，只能向低取齐。”某公务员骂道。　　

另一个人说：“政府没钱，项目还想干，没办法只好委屈一下农民兄弟了！”　　

“那之前签字没给奖励的二十多户呢？”我又问。　　

“他们还是按二千一平米给了补偿款，就是没有奖励了。”李小勇说，“现在村民们都抗着，谁也不去搬，拆迁办公室只要一开门，人们就去砸。就因为这个，区政府已经抓了几个人进去了。”　　

人们听到这里，都大骂起来。　　

李小勇说：“这一段时间，开发商不知道从哪找了一帮‘光头’，听说是从北江区调过来的黑社会，是铁路的，没人认识。这帮人一到后半夜，就到各家去砸玻璃，有的还扔‘二踢脚’。村里的人开始还挺团结，但让抓了几个人之后，多数人都怂了，都不敢再出头闹事儿了，要不是这样，那些流氓根本管不了事，早就被打跑了。”　　

“你家怎么样？”我问道。　　

“我们早就搬了，按二千一平米，但没拿到奖励。”李小勇说。　　

“现在的情况你也不太清楚？”我又问。　　

李小勇说：“前两天我爸回去过一次，听说有一个在村里当老师的被骚扰得实在受不了，用皮球做了一件武器，就是在里面灌上盐酸，安一个喷嘴，用力一捏就往外喷，有好几户都按他教的办法准备了这种武器。”　　

“反正是够悬的！”一个同学叹道。　　

李小勇说：“现在的拆迁就这样，用黑社会能省下大笔的拆迁补偿金，虽然说政府主管拆迁工作，但多数都交给了开发商自己操作，能不出事儿嘛！不过，只要能挺过去，到最后开发商都能提高价格。我妈身体不好，所以就尽快搬了，省得受那份罪！”　　

饭后回到家，我还向父亲询问过李小勇说起的那个区域，父亲证实了那里对被拆迁户骚扰得确实挺过分，不过，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而且，由于经济危机，开发商已经没钱了，所有的工作都在停止当中，有的黑社会还没拿到钱，已经和开发商有矛盾了，没几个人愿意再接手那里的拆迁，这对被拆迁户是好消息。已经搬迁的拆迁户，有的也要了和我们这里相同的安置房。　　

同时，父亲也担心起我们这一片的拆迁，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开发商极有可能也要用黑社会。其实，如果拆迁补偿能达到一平米两千，人们早就抢着都搬走了，根本用不着上门催，更用不着什么奖励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搬走，留下来许多小狗小猫没有带走。冬季的北坨，天是非常冷的，但这些动物还是能够顽强地活下来。小狗一般成群结伙，一起玩耍，一起跑到路口的垃圾堆上面找些吃的东西。　　

有的人家会领回去几只小狗，因为每当有人经过大门时，小狗们就会狂吠，以使家里的人知道可能有人在大门口或者房顶上，这样，人们也有时间准备防御。而我家里人不喜欢动物，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几只猫长驻到了他们家里。这些猫外表的毛色都是一样的，最多时有六七只，一般常来的只有两只。据胡文定母亲说，这一定是一家子，那两只天天驻在家里的是母子俩，因为有一只是从小长大的。　　

母亲还专门准备了两个塑料的壳子，一个用于盛一些剩饭，一个盛清水。而那些猫也很知趣，从来不进到家里，即使外面很冷，最多也只是在家门口的棉门帘下面，或者从没玻璃的窗口中进凉房躲避寒风和雨雪。　　

每当猫对着人们叫着的时候，就是它们饿了，母亲总会取一些馒头之类的东西喂一下。有时，家里吃炖肉时，剩下的骨头都会给猫拿过去。　　

母亲总说：“拆迁使老鼠都跑光了，这些猫连吃的都没了，真可怜！”　　

　　

　　

第二部分 如此拆迁　　

　　

第六章 黑社会介入　　

春节让拆迁户们有一段难得时间，能够平静地休息一下，一过完年，所有的生活都步入正轨，开始了新的一年。　　

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让全世界的房地产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连中国的房地产也不例外，价格虽然还在高位，成交量却已经极大地萎缩了，但人们对于买房的热情依旧不减，认为买房是投资的最好渠道。国家这时的经济刺激计划适时地起了作用，房地产行业一下子变得非常热闹。现在看来，那个时候买房其实是一个比较适当的时机，贷款利率低，相同的一套房子价格比春节前下降了20%，有的下降可能更多，但买了不到半年，价格就又恢复到春节前的水平了，甚至涨得更高了，买到房子的人在庆幸，而没有及时出手的人则后悔不已。继而，房子的成交量再一次大幅下滑，不过此时的开发商已经套取了大笔的现金，足够支撑很长一段时间，房地产行业又进入新一轮的“平静”。　　

房子价格经过这一次的下跌与上涨，再一次吸引了大笔的投资。过完年之后，拆迁工作又要大规模地展开了。拆迁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中牵涉到大量的资金交易，包括被拆房屋中拆下的砖、地基石、木材、金属等都可以变成钱。而且，不规范的拆迁本身就会带来不规范的操作手段，所以，拆迁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交易，即谁在拆迁办允许的资金额度内谈妥一户，就可以拿到提成或者得到被拆下来的物品，而一般能够拿到这种活的人就是具有黑社会背景的。　　

从陆大夫和其他拆迁户处，我了解过在我们这片拆迁范围内，最多时活动着五拨黑社会，事先已经划好了片，或者可以称作“势力范围”，各谈各的，互相保留着一定的距离，毕竟一旦发生不愉快很有可能被同时清出去。为此，黑社会团伙之间也事先会做相应的沟通，如果实力相差太大，弱小的一伙就会被清除出去；如果实力差不多，双方就会有相应的合作。比如，如果有一户拆迁户托人找到了其中的一个黑社会作为依靠，而这一户所在的片为另一个黑社会负责范围，双方就会进行谈判；而这户拆迁户最后所拿到的钱中必然会同时包括这两伙人的好处费。　　

大家有时聊天儿，开玩笑时会说起谁家是某某的“片儿区”，也就是说这家拆迁户已经有黑社会派去的人登门“拜访”过。这些内容，也有拆迁办的人证实过。　　

一个地方只要一拆迁，杂人就特别多。在拆迁过程中，会发生大量的偷盗事件。如果家里有一两天没有人的话，很快就会有小偷光顾，对家里的财物会洗劫一空。而更为普遍的一个现象是，有一些拆迁户如果没有什么背景，晚上家里又不留人看家，则很快会被拆掉大门，如果还没有反应，有可能会推倒围墙，甚至直接把房子拆掉的可能性都有。有一户女主人托邻居代为照顾她的房子，可是，邻居在晚上拆迁公司大肆活动时根本不敢出门，她家里的东西基本在两三天内丢得一干二净，剩下的是一片狼籍的屋子，而这个女主人原先在市里也有一套房子，在拆迁时恰巧碰到的也是这个拆迁公司，据说她当时对这家拆迁公司的意见就非常大。可想而知，她的心里是多么痛恨和无奈。　　

黑社会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难以根治的毒瘤，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另一方面也加快了黑社会发展的速度。2009年以来重庆打击黑社会所取得的一个个令人瞩目的胜利，则从反面说明了我国的黑社会发展之快、组织之完备、实力之强大已经到了必须要整治的地步。据相关报道，　2009年3月19日晚　，位于重庆高新区石桥铺的某驻渝部队营房哨兵遭蒙面歹徒持枪袭击，该哨兵经抢救无效身亡，并被抢走半自动步枪一支。　6月3日凌晨　，重庆江北区爱丁堡小区大门前，44岁的李明航被人近距离连击两枪致死，行凶者从容不迫地乘车离开现场。这居然是发生在这个直辖市的事件，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6月15日　，重庆市公安局经过对重庆黑社会势力的缜密调查，掌握的涉黑涉恶团伙数已有104个。　6月25日　，重庆警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龚刚模、岳宁、包华、王二娃、王天伦、雷德明、陈坤志等头目已经落网，大部分成员被擒，部分成员已投案自首。　2009年8月7日　，中共重庆市纪委证实，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涉嫌黑社会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54岁的文强从1992年9月起，担任了16年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成为重庆公安系统的一面旗帜性人物。这个关键性的人物的被抓，动了重庆黑社会的根基，随后又有一批黑社会成员被捕。　　

让我们再看看这些被捕的黑社会头目是些什么样的人吧。　　

陈明亮，重庆市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1976年，陈明亮高中毕业后进入重庆长江仪表厂工作。1981年，陈明亮开始下海，并南下深圳，1991年回到重庆。陈明亮拥有亿万身家，平时喜好收藏，尤好东汉陶马、元青花瓷、清代釉里红等高档古董。2005年，陈明亮斥资1.4亿元在人民广场打造了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重庆泰古三峡古玩城，目前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2006年，陈明亮当选重庆市古玩商会会长，被称为重庆最大古玩商。他还当选渝中区人大代表。他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龚刚模，重庆市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被摩托车行业中称为销售奇才，与陈坤志等人共同成立了万贯财务公司。龚刚模在做摩托车和摩托车零配件销售顺风顺水之际，其“财技”更是令人惊叹，万贯财务公司便是其施展“财技”的指挥中心，放水、洗钱，无恶不作。他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岳宁，重庆万豪白宫夜总会董事长。2005年，堪称重庆娱乐业最张扬的一年，量贩式KTV和酒吧遍地开花，越来越低廉的消费价格，把重庆人的娱乐生活引入夜店时代。这个岁末，雄踞重庆高端娱乐业霸主地位6年的万豪白宫会所，再次祭起高尚生活、高级消费的旗帜，12月初，白宫夜总会正式开业。认识岳宁的人都知道，他酷爱豪车，曾在很短时间内买了数款高档宝马车。另外，他也喜欢钢琴，他的办公室放着一架老式钢琴，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他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逮捕。　　

王天伦，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汉族，1966年1月出生，大专文凭，生长在合川宝华镇一户农民家庭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曾是重庆市第9届杰出青年农民候选人之一。1996年，王天伦创办了以经营生猪为主的永红食品有限公司。2003年7月，他创办了目前西南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现代化生猪屠宰加工企业——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如今，今普在重庆猪肉市场上占有41%的份额，是重庆目前最大的生猪屠宰、加工企业。他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逮捕。　　

陈坤志，江津人，万贯财务公司负责人，杨家坪一酒店股东。　1966年7月19日　出生，汉族，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户籍所在地是九龙坡区文化七村1幢1单元5楼4户，现居住地有渝北区新南路6号附5号5幢8—4、渝北区龙湖花园1—1—5—4两处。1988年7月参加工作，曾在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杨家坪派出所、江北区公安分局石门派出所任民警，　1989年12月5日　因受贿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1990年3月29日　受行政开除留用查看处分，　1995年12月21日　因殴打他人受到行政撤职处分，之后辞职离开公安机关。他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黎强，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在日前警方公布的67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分子中，头衔是最多的。除了是渝强公司董事长外，他还挂有多个官方或半官方头衔，包括：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会长、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道路运输商会（协会）常务副会长。据警方调查，黎强拥有20多家企业，涉及道路客运、房地产开发、汽车维修等领域，为争夺客运线路不惜以“涉恶涉黑”手段进行争夺。他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经营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被逮捕。　　

马当，大正集团董事长。上世纪90年代，马当在朝天门组建了大正商场，但大部分资金是贷款得来，盈余不多。后来，马当贷款3亿元接手重庆大世界酒店，该酒店本是由港商建设，但港商撤资给了马当机会。随后，马当便组建了大正集团10多个全资企业。曾有天涯网友分析，3亿元的贷款，一年得支付利息两千多万，光靠大世界酒店很难赚回银行利息和收回本金。他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伍树芹，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强力运输有限公司负责人。她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经营罪、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被逮捕。　　

伍树峰，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汽车修理厂负责人。主要经营二类汽车维护，汽车装饰，维修等。他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被逮捕。　　

张建伟，法国保乐力加集团中国重庆地区负责人、销售主任。该公司在重庆主要销售中高档洋酒，是重庆最大一家销售洋酒公司。他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逮捕。　　

蒋冬，大世界酒店夜总会经理，酒水部主任。由于表现出色，曾被提升为该夜总会副总。他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王萍，白宫夜总会公关部经理，她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周勇（大），专门在一些娱乐场所“放水”，曾非法拘禁他人，他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被逮捕。　　

王小军，在解放碑一家酒店开球庄，他几乎什么球都赌，在重庆“赌界”十分有名。近日，他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容留卖淫罪被逮捕。　　

何永红，渝强实业公司副总经理，他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经营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被逮捕。　　

（以上内容摘自华龙网-重庆晚报）　　

这都是些什么人哪？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吗？这些内容足以让人心惊肉跳，可以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了。　　

在北坨这个西部欠发达城市中，黑社会的发展情况虽然比不上重庆，但也绝对是“一片繁荣景象”。小涛给我说过的一个北江区的黑社会老大，非常年轻，过去就是靠拆迁起家的，现在主要经营赌博、地下钱庄，近年来由于拆迁的违法成本高的原因，他已经不怎么插手，这为其它小型黑社会团伙提供了一些机会。前年的时候，他曾经被抓进去过，虽然刑期是一年，但只在“里面”呆了半年就出来了，据说，是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保出来的。到了外面，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成功转型，依然风光无限。　　

在拆迁中使用黑社会的成本相对于赔偿给拆迁户的资金要少许多，使用黑社会动迁会节省很多时间，效果相对也很不错，而且地方政府对这一方面的刑事案件一般不会采取什么有力的处罚措施，这是“逢拆则黑”的现象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举个例子，我们邻居的弟弟过去曾经是一个地方恶霸，近几年一直在牢里。但不久前，他不知用了什么办法被保了出来，并且直接受拆迁办指挥。在他进行“工作”三天左右，就动迁了七户左右，而且成交价格也不高，他的报酬是承包了新建小区的一部分土方工程。　　

实际上，目前的拆迁中黑社会主要负责大规模的打砸、强拆、入户恐吓和强制签字等工作，而半夜扔石头砸玻璃、写大字、放礼花等则一般是由小混混负责。即使是这样，对于善良的老百姓而言，这已经是不能承受的，更何况半夜被突然闯进来的蒙面人从床上抓起来、光着身子被扔到马路这样的事情。　　

不过，现在所谓的黑社会一般不会直接扰民，因为这样的事情会在警察局留下案底，多数直接扰民的是社会无业人员，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求财为主，除非有极可靠的“靠山”才会明目张胆地干违法的事情。拆迁户如果家里有公检法背景的话，这些人还是要拈量一下的；或者能够有更大的黑社会出来“撑腰”，自然也会得到保护，不被骚扰。　　

我家在拆迁后期的“盟友”陆大夫被骚扰得最严重时，他的大哥派儿子到他家里看望，那天正好被我碰到了。当时，我去他家打水，一进门就看到椅子上坐着一个彪形大汉，留着寸头，由于天气热光着膀子。　　

陆大夫的老婆一边给我介绍，一边又用毛巾给“大汉”头上抹着汗。　　

我打过招呼后，接过陆大夫老婆递给我的烟，点着了抽起来，听着他们谈话。　　

原来，陆大夫的大哥现在住在离我们这里不远的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里，家里是搞典当行的，现在非常有钱。这一行本身就有许多“见不得光”的行为，而且为了保证把借出去的钱按时按量要回来，一般都与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儿子这次来，就是为陆大夫联系北坨市的一个黑社会头子，以保证陆大夫不再受到欺负。　　

过了几天，听陆大夫老婆说，她侄子那次来找到了参与这一片拆迁的几个黑社会，并且把他所要找的那个黑社会头子也找过来，请了北江区刑警队的一个副队长，一起吃了顿饭。他找的那个黑社会头子是东江区的“小刀帮”老大，曾经在新疆犯过事，被判了六年，刚回来一年多。饭桌上，那几个参与拆迁的黑社会都下了保证，不再给陆大夫添任何麻烦。　　

但黑社会之所以黑，有一点是要想清楚的，他们主要目的是求财。陆大夫大哥曾经多次用过“小刀帮”老大，双方的关系可以说非常好，但即使是这样，陆大夫在搬迁后还是得拿出一笔钱来答谢他们。不过，在这一点上，有人认为黑社会比一些贪官还要讲点信用，最起码他们拿了钱一定会办事的。只是你只要用过一次黑社会，他们会经常和你“联系”，这一点很麻烦，因为说不定哪天有什么事会受到牵连。　　

总之，黑社会的介入，是这个时代、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中一段不能够被遗忘的黑暗面，要勇敢承认，否则，无法安慰全国各地大量的被强制拆迁人们受伤的心。　　

　　

第七章 初会拆迁办　　

由于父亲和母亲的坚持，我们哥俩一直没有参与过家里的拆迁问题，他们的理由是不想让我们与拆迁那些人接触，以免受到影响，主要还是怕黑社会，因为刚开始拆迁时有人被黑社会殴打过。　　

2009年的4月份，我又回到家一趟。其实这次根本不用回来，但心里总是牵挂家里的拆迁问题，于是找了一个借口不远千里地赶了回来。　　

那次回来，我看到我们家不远处的牛奶厂里去年新建的十几栋楼都处于停工状态，有一栋楼甚至连“塔吊”都撤走了，只剩下一个水泥壳子留在那里，在寒风中分外显眼。而其余的楼，也只有塔吊还在，整个工地好象只有一个工人在守护着。到了晚上，总会看到有人拿着手电筒出现，而且有时还有人扯着嗓子喊叫几声。　　

我问父亲时，父亲说：“包工头拿不到钱，没法开工，就把人撤走了。最前面把塔吊撤走的那栋楼，据说有质量问题，开发商以此为由想不给钱，还说要把楼拆掉。”　　

“是不是经济危机，赤城也没钱了？”我问道。　　

“不知道，”父亲说，“听说去年十一月份工人们闹着要工钱，还让人打了。”　　

“是吗？胆子太大了吧！”我惊道。　　

父亲说：“那天晚上我还有印象，八点的时候正要看电视剧，但停了一个小时的电，整整耽误了一集。后来，听说工人住的地方外面还有警察把着门，里面派了几十个流氓见人就打，听说打死了一个，赔了二十万。”　　

“什么社会了，还能发生这种事情！”我大声说。　　

母亲插话说：“这地方没人管！”　　

父亲又接着说：“后来再没听说工人闹事，没多长时间就都撤走了。”　　

　　

这天上午，父亲从外面打水回来，说：“开发商雇了一些武警，在路口站着。”　　

我正要出门，听到了父亲的话，问是怎么回事。父亲说“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正要和母亲打招呼，突然听得大门被什么东西打砸而传来阵阵巨响。我们一愣神，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我冲到院子里捡起两块砖头要往外面冲，这时母亲使劲拉住了我。不到半分钟，听得有大群人走过去的声音，还夹杂着铁锹拖在地上哗啦作响的声音。随后，父亲打开了大门，看到那群人后面紧跟着几个后排的住户，一边走一边骂道：“王八旦，把老子的玻璃都给砸了！”这时，我一看大门上有许多脚印，而临街房屋外面的窗户上面的玻璃也全部被砸碎了。　　

随后，一直到上午十点半左右警察来之前，这帮人十多个人一组，在各个胡同里不停地走，示威一般。都是由年轻人构成，有一个三十多岁左右的人带领。其中，有的象学生，而有一些则分明是社会上传说的“光头”。　　

警察来后，到拆迁办门口停下车。几个民警还拿着相机到各家照相采信，而我们看到拆迁办似乎也被砸了。过了半个多小时，警察还过来说，一定要给大家一个说法，这种事一定不能姑息。我看了一阵，也拿相机把我家里被砸的部分拍了下来。由于有急事，就出门去了。当天晚上，和同学喝酒太晚了，打了个电话就没有回去。结果，第二天一早，给家打电话时，父亲非常生气，说：“你办完事赶紧走吧，家里房子被拆了。”我一听，酒马上醒了。问道：“怎么回事？”父亲说：“前面南房的房子被挖了一个大窟窿。”（北方有的房顶用木头和竹竿搭成，上面用胶泥覆盖，不算结实）　　

我马上安慰父亲说：“你先别着急，我找找人。”　　

挂了电话，琢磨了好长时间，找谁能管点用呢？不能再让父亲这样硬和拆迁办顶着干了。随后，我联系了高中同学小涛，他和本地的几个黑社会比较熟，让小涛帮打听一下这次的事是哪里的人做的。随后，马上和我哥通了电话，让他打听拆迁办里执法局的人是哪一个在负责。中午前，小涛来了电话，说这次的事不是本地人做的，好象是开发商从外地调过来的黑社会。我哥那里这时也有了回信，并给了那个人的电话。　　

第二天午饭后，我一个人走向拆迁办。前两天被砸的拆迁办公室，原来是他们故意让人砸个稀烂，是做给拆迁户看的。他们其实在打砸事件发生前，就已经搬到了新的办公地点，是一户已经办理完拆迁手续的住户家的房子。我进去，看到屋了里有几张办公桌，靠窗户的下面有一张长条凳子，上面有一个人正睡着午觉。我过去轻轻拍了一下，问：“你好，包主任在不在？”　　

这个人眯缝着双眼，说：“正睡午觉呢。有什么事？”　　

我说：“是为拆迁的事来的。”　　

那人问：“你是哪户？”　　

我说是姓胡的那户。　　

那人说：“哦，胡叔家。包队长刚睡一会，不行你等会儿？”　　

我说，“那行吧，我等一会。”　　

随后，我递上一根烟，他说不吸烟。　　

我就自己点上一支，一边吸一边和他聊着。原来，这个人就是本地那家开发商——巨龙地产——的代表，他说：“区政府让我们盖了办公楼，但没钱给，后来，就把牛奶厂这片地的开发权给了我们。这不，前年我们引进赤城地产共同开发，而拆迁由我们负责，可赤城公司嫌我们慢，耽误了工期，所以今年也参与进来一起干。”　　

我问：“昨天的事情谁做的？”　　

他说：“不知道。”　　

闲聊着，已经到下午三点了，我说：“可以叫醒包队长了吧？”　　

他说：“差不多了，我去叫他。”　　

随即，他去了对面屋子里，很快出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这个人　一米　六五左右，寸头，可能刚睡醒，眼睛还没完全睁开的样子。我马上站起来主动上前打个招呼：“包队长，你好！”并伸出手。　　

包队长也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问：“你是胡叔家的？”　　

我答，“对，是你们执法局王副局长让我过来找你的。”　　

包队长一听，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噢，对对对，中午他跟我说了。”　　

我一边笑着一边递上一支烟，他接过烟，我又帮他点着。他深吸一口，一边拿起桌上的水杯大声说道：“小宋，帮我泡上杯茶，用那个红桶里的茶叶。”说完，又深吸一口烟，一边又安排小宋拿出我家的资料。　　

先前和我聊天的小宋过来拿杯子洗了一下，泡上茶又把资料递给包队长后掉头出去了，并回身带上了门。这时，包队长严肃地说着：“我们这个拆迁也是按照五里区的文件规定办事的，你就是找到胡总说情，最后还要找到我这里。当然，王局长的面子还得要给，一定会给你们家照顾的，但照顾到什么程度，我尽最大努力吧！”　　

“不过，你家不是真的和胡总有亲戚关系吧？！”他开玩笑似的说。　　

我笑着赶紧又递上一支烟说：“哪里哪里，五百年前可能有点关系。那这个事情就请包队长费心了，你那份我们会考虑在里面的。”　　

包队长还是严肃地说：“不用，那到不用，自己兄弟嘛！”　　

这时，他又把小宋叫进来，说：“你赶紧给算一下，按照最高标准核计。”　　

随后，小宋拿出几张画着图的纸，又拿出计算器在桌子上算了起来。　　

包队长这时又深吸一口烟，说：“你哥在房管局哪个科？”　　

我说：“产权科。”　　

“哦。我听王局长说他们关系很不错，那就是自己兄弟。”包队长说。　　

“是啊！王局长也这么说。”我答道。　　

包队长问：“那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我说：“我在天津打工，家也安到那边了。这次回来一方面是有笔业务要谈，另一方面，是想看看能帮家里做点什么。”　　

包队长说：“哦，在天津工作，好地方。”　　

我随即说：“包队长看岁数也不大，和我哥差不多。”　　

包队长说：“老了，都四十多了。难哪！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我那个儿子，不好好学习，今年考大学，才他妈考了三百来分，也不知道能不能上。”　　

我接道：“你儿子今年考啊！我认识几个高校的主任，看看能不能帮忙。”　　

包队长这时脸上有了一点笑容，说：“太好了，你一定要帮问问，顺便看看花多少钱。我只有初中文化，就当了几年兵，没办法，这方面一点不懂。”　　

这时，小宋算好了，拿过来一张单子。上面是一张表格，有对应的名称和数字。我看了一下，面积和其它该统计的都统计进来了，只是最后的数额还是和父亲计算的数额差很多。　　

我问：“这个数就这样了？”　　

包队长说：“不瞒你，这也是王局长介绍的关系。不信你问你爸，前几天赤城给算了多少，比这少二十多万！”　　

我说：“那到对，我再想想办法吧！主要得让老两口心里不要别扭。”　　

包队长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我父亲今年都快八十了，我平常也是这样，岁数大了主要得顺着来，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尽量满足。我有时还带他去洗桑拿，洗完再给找两姑娘按摩一下，这也是那方面不行，要不然那不也得尽量满足。哈哈！谁让咱们现在有这个条件！”　　

这时，我虽然没心情听他说什么了，但还是陪着他一起笑着，说：“那包队长先这样吧，我回去再给我父亲说一下，我们商量商量，随时打电话吧！”　　

互想留下手机号后，我离开拆迁办向家走去。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因为有时在外面陪客户，有时也有同学安排一起喝酒玩闹，所以，回家总是很晚了。为了安全，我买了一把蒙古刀和一支甩棍，正好能装进随身背着的挎包里。一般快到家时，我就会拿出蒙古刀握在手里，一方面为了壮胆，另外也以防万一。　　

有一次，确实碰到了开发商的一个人带着三四个“小弟”迎面走过来，我看着他们走过来，已经把刀握在右手里。他们几个盯着我，一直走了过去，但我们还是互相盯着，我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过去而继续往前走，而是调回头继续看着他们几个。凭我的经验，这时不能跑，如果跑的话他们极有可能会追上来。不过，那时和他们对视明显带有挑衅的意思，大概是酒喝得有点多了。有个“小弟”有点不服气的样子，想冲过来，但当我有点警觉地右手不由自主地轻轻抬了一下时，开发商的那个人把他拦住了，小声说“有刀”，随后，他们嘴里咕哝着走了。　　

这次经历给了我一种错觉，黑社会也不是十分可怕。可是，现在想想其实有点后怕，如果冲突起来不论谁受伤对我都是十分不利的。　　

　　

第八章 找人说情　　

五月的北坨天气已经热了，在过去，五月份北坨还有点冷，大人们还不允许随便减衣服，出门时还需要穿上一件外套。可是这几年，北坨也变得越来越热。我哥分析过，一方面是人多了，另一方面就是政府加大了对城市绿化方面的投入，而绿化面积加大的结果，就是空气湿度大了，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天气显得有点闷热。前两年，有个建设部的领导来过，对北坨的绿化大为赞赏。因此，北坨的领导已经有把北坨建设成为一座园林城市的规划。　　

但我想到更多的是领导们如果要加大市政投入，就会产生大批工程项目，也就会为那些“有关系的人”带来大笔的收入。虽然，我国目前有一种说法“高薪养廉”，其道理是公务员如果挣到的钱够花了，也就不想也没必要受贿了。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高薪再高，也无法和意外横财的数量级相比。而且，挣薪水是辛辛苦苦、长年累月的事情。一劳永逸的收获肯定还是非常吸引人的。否则，怎么还是有众多的公务员买彩票呢？　　

就拿拆迁办来说，包队长是属于执法局的公务员，同时还带来了两个年轻干将，他们虽然是借调过来的，但既领着执法局发工资，同时还拿着区政府发的津贴和奖金，按理说每个月平均下来包队长可以拿到近六千元的收入，其他的两个人也可以拿到三千多元，在北坨这样的收入绝对可以算是高的了。不过，他们在被拆迁户送上的“好处费”面前，根本没有一点“抵抗力”，只是越拿越不嫌多而已。　　

而作为司法体系中的公务员，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工作人员相对更有机会游离于制约机制之外，只要监督制度不够严谨或者监督一松，其“伸手”的机率是非常高的。尽管这些人员是经过非常严格的挑选，也接受过更多的法制教育和思想教育。即便老百姓知道这些，当他们在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或者受到伤害时，最先还是会想到求助于公安、法院等部门。但是我国目前的公检法体系是服从于行政机构的，当遇到行政领导的干预时，会极大地影响其对于违法事件的处理。　　

目前，我国政府的行政体系中，对各地方领导的考核中经济指标是最重要的，而且，各地官员在升迁过程中有时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听说，某些地方还对引进投资项目的政府人员进行重奖，这使各地方领导对于大的投资项目十分重视，相应地，会提供各种优惠措施；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也会给予相应的“照顾”。由于房地产行业投资充满了暴利并且见效极快，短期内可以迅速地大幅提高GDP，所以各地方都在大力发展房地产行业。而大的房地产项目一般都由地方主要领导负责为之“铺路”，这直接导致司法体系对于拆迁中的违法行为无法进行有效干预。　　

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就是明证。在黑社会介入的日子里，有些人家白天就有黑社会派的人去进行所谓的“入户调查”，多数时候威胁的次数多，据网络上有些人介绍，有些地方的被拆迁户甚至有被“光头党”强迫按手印的遭遇，如果不听话，有的还会被关进“小黑屋”。听母亲说过，我家最初应该也有黑社会“小弟”去过，一般说一些“废话”就走，虽然没有做过火的事，但也让人非常不舒服。　　

刚开始，一些被骚扰的人们还报过警，警察也来过，但一段时间过后，警察会直接在电话里问：“打人没有？”如果没有发生打人事件，警察就不会再出警。后来，发展到晚上睡觉时家里玻璃被砸时，也如类似的过程经历，警察慢慢就象“被麻木”了一样，除非拨打110，否则打派出所电话也许等到天亮都不会看到警车的影子。据有消息的人说，这是由于市领导在相关的场合表过态，对于重点的房地产项目要 “予以配合”，同时，要保证拆迁过程不出“大事”。而区政府则已经明确表态，对于类似的骚扰行为警方还要予以一定的“配合”。有一晚上，家里玻璃被砸，由于我已经事先“埋伏”，认清了人并且拍了照片，也指认了所用的车辆，但后来警方的态度让我大失所望，当他们问“看清是谁没有”这句话时，我都拿出照片了，他们却以照片太暗为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当年初家里“被砸”事件发生后，我托同学和朋友到处打听关系。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王强的舅舅是市法院院长，他给我们联系了一下五里区法院的院长。于是，在得到其同意后，我找了个方便的时间去拜访了一下。　　

那天下午，我和他通过电话后，到了五里区法院。这是一座高大五层楼，从外面看具有中国公检法部门明显的特征，虽然是一个“科级”单位，但这座楼十分豪华。浅黄色的外观，外墙用大理石镶砌，花岗岩台阶，玻璃大门旁边挂着“北坨市五里区法院”的牌子。由于刚过中午，法院门口很冷清。我进了玻璃门，正面是宽阔的大理石台阶，上去后往两走都可以上楼；一楼左边是传达室，宽大的玻璃窗户从外面直接可以看到里面，有三十多平米；右边看来都是办公室。在一楼楼梯右边有一面方方正正的“整容镜”，一眼看去让人感觉非常庄严肃穆；右边办公室外墙上挂着许多照片，最上面的照片下面写着“院长许某某”，下面依次是各科室的领导和科员的照片和名字。　　

这时，一个身着“制服”的年轻人刚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两盒“芙蓉王”。看了我一眼问“找谁？”　　

我回答说：“找一下许院长？刚打过电话，他让我过来。”　　

他一面进了传达室，一面赶紧拿起桌上的电话，一边拨号一边问：“你哪个单位的？”　　

我说：“您就说姓胡的就行。”　　

他拨完号，听了一会，说：“没人接，可能还在睡觉吧！”　　

我说：“十多分钟前打的，怎么会呢？”　　

他说：“一般这个时候领导都在睡午觉，要不你等一下吧！”　　

我说：“好吧！”　　

随后，他把我领到了一楼右边第一间办公室里，门上挂着“报案室”的牌子，进门有皮沙发和玻璃茶几，沙发的对面是一个类似银行柜台一样的玻璃窗隔着的办公间，里面有一个年轻人正在电脑前用鼠标点着，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掉转头盯着电脑屏幕，不用看，他正在玩“纸牌”。　　

门卫对我说：“先在这儿坐一会吧！喝水不喝？”　　

我回答说：“不用。谢谢！”　　

随即，他点头示意后出去了。闷坐了十多分钟，门卫回来了，说：“院长起来了，你上去吧。在四楼四一八室。”　　

我一边说“谢谢”一边赶快上去了。　　

上楼到了四一八门口，门虚掩着，我轻轻敲了几下，里面传出一声“进来”，我推门进去。这是一间五十多平米的房间，正对着门的是一溜沙发和茶几，进门往右是一间小屋，门没关，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张单人床和办公桌，桌子上有传真机和电脑等。进门往左手看去有一张大办公室桌，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看样子有四十多岁，瘦瘦的，有点秃顶，正在和桌子前的一个人聊着。他看了我一眼，伸手示意了一下，说：“你先坐吧，自己倒水。”　　

我说：“好！”随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悄悄打量起屋子里的陈设。许院长桌子上有点突出的是一件精美的玻璃制帆船模型，上面写着“一帆风顺”，旁边还有一件“镶金戴玉”的“麒麟”，十分威武。　　

那个人又和许院长聊了几句，起身说：“许院长，那就这样吧，你这儿来人了，我回去等你电话？”　　

许院长说：“好吧！回头我打电话给你。”　　

那个人出门时和我点头笑了一下，出了门轻轻把门带上。　　

这时，许院长起身笑着对我说：“你就是小胡吧？王强对我说过你的事了，哦，来来，抽根烟！”一边拿起桌上的一盒“软中华”递给我。　　

我说：“不客气，不抽了。”　　

“抽吧抽吧，别客气了。你再给我说一下你们家的详细情况。”许院长说。　　

于是，我一边拿出一支烟点着，一边开始简要地说着家里的事情。　　

许院长听后，说：“拆迁我也不大懂，不过这是个小事情，我现在给他们老总打个电话。那你家想要多少？”　　

我说：“我爸根据家里的情况，参照已经搬走的那些人家的补偿结果，详细计算后的结果是一百一十万。”　　

许院长“哦”了一声，一边拿出手机查号一边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起来，电话那边很快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许院长说：“田总，你好！”　　

随即寒暄过后，许院长大致说了一下我家的事情，那边的声音听起来很爽快地答应了。　　

挂电话后，许院长说：“没什么大问题。这是开发商的老总，他答应了应该没问题。不过，他说拆迁一定要通过区里，完了我安排一下，给郝镇长打个电话。”　　

我听后十分感动地道了声“谢谢！”和许院长聊了十多分钟，我道别后出门，许院长让我回家等信儿。　　

第二天中午，刚吃完饭，父亲已经睡着了。这时，大门口有人在敲门，我到门口一看，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没有见过。他见我出来，笑一笑问，“您家是不是姓胡？”　　

我说“是啊！”　　

他说：“行行，没什么事。”笑着走了。　　

我一边关上门，一边心里纳闷着。没两分钟，又有人敲大门，我出去开门，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刚才那个人，另外一个人是个三十多岁的人，短发，戴着一幅墨镜，穿着鳄鱼恤，很气派的样子，旁边还停着两辆车，其中一辆是法院的车。　　

戴墨镜的人看着我问：“你家在市里有亲戚？”　　

我说：“没有，我只是和这里的市法院院长的外甥是同学。”　　

他哦了一声说：“许院长让我来一趟，找了半天，不敢确定。”指了一下刚才那个人，说：“我让我们单位老张先来看看是不是这家。”　　

我赶快把他们让进屋里，一边递上烟。问道：“您怎么称呼？”　　

那个人说：“我姓李，是五里区法院办公室主任。”一边吸了口烟。　　

又说：“你们家的事我问了一下，现在拆迁办的负责人是区里的郝镇长，我们过去关系一直不错，我们的面子他应该给。你记个手机号，回头我给他打个招呼，明天你去找他一下。”　　

我拿出手机，一边说着话一边记下李主任给的电话号码。　　

这时，母亲进来沏茶，李主任和母亲打个招呼说：“大妈，不用了，我还有事，马上走。拆迁的事您不要着急，我们的面子他们一定得给。”　　

母亲一边沏着茶，一边道谢。这时，李主任起身说：“你明天找一下郝镇长，院里还有事，我得赶快回去。”　　

把李主任送走，我松了一口气。看来，法院出面应该起点作用吧！　　

第二天，我一早到了镇政府办公楼，去了郝镇长办公室，一直等到十点钟郝镇长还没有来，旁边办公室的人说不清楚郝镇长什么时候到办公室。我随即打了李主任给我的电话号码，谁知，打了多次竟然一直没有人接。快到中午时，我又给李主任打了电话，他说，已经告诉了郝镇长，他答应会安排。我问起郝镇长电话没有接的原因，李主任说我的电话号码郝镇长不认识，所以没有接。　　

到了下午三点多，突然接到了郝镇长的电话，他说：“我已经安排了拆迁办，许院长的事一定要办，你也配合一下拆迁办的工作。”　　

我一边回答一边道谢，过了十多分钟又接到包队长的电话，说郝镇长安排了，晚上让我去一趟拆迁办。　　

我非常激动，告诉母亲许院长打招呼起作用了，拆迁的事终于要解决了，母亲听了也很高兴。　　

下午六点多的时候，我到了拆迁办，包队长一边笑着，一边把我让进屋里。　　

寒暄过后，包队长又安排了一下手下人的工作，对我说：“郝镇长再三强调，你们家的事一定要照顾。”　　

我道了声谢。　　

闲聊了几分钟，有一个比较胖的年轻人进来了，一只手里拿着几张纸和计算器，另一只手拿着一只笔。走到包队长桌子前，把那几张纸递给了包队长，说：“包队，这是胡叔家计算的结果。”　　

包队长看了一眼，递给我说：“小胡，你看一下，这是尽我最大的努力了，能算的都算上了，不过，这几天开发商帐上快没钱了，你们要办就快办，最起码我能保证给你家可以拿上现钱。前一段时间，有几户拿的是开发商给的白条；现在找开发商要钱，人家就说没钱，一直拖着，估计这个钱要不出来了。”　　

我拿过来一看，比上次的计算结果又多加了几项，有水井、果树、菜窖等一些比较杂的东西，最后的结果是七十二万多，比上次的数字高了三万多，但离父亲计算的结果还是有些距离。　　

我问道：“一百一十万达不到？”　　

包队长说：“实在达不到，不信你看一下你爸老说的老陈家的底子，”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表格，上面是一户姓陈的人家的拆迁统计表，面积确实比我家大一些，拆迁费是九十三万，“你看一下，他家比你家大将近二百平米，才补了九十三万。”　　

我一边看着，一边说：“我回去和老头说一下吧，这事主要看老头的意思，他说搬就搬，但他要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不过，包队长，这里也没外人，我家一定会把你那部分留出来的。”　　

包队长笑着说：“好说好说，你回去一定要劝劝老父亲。老二，史光辉你听说过没有？”　　

我想了一下，问：“是不是过去开锅炉厂的那个人？”　　

包队长说：“就是这个人，他的大儿子真是个孝子。”　　

我点头附和着，包队长接着说：“那年史光辉家拆迁时，他大儿子找到我了，说无论如何不要给他父亲气受，看完我这儿能给的最高补偿，最后，他自己拿钱，补了个差额，让我们一齐给老父亲送去。”　　

我说：“人家有钱，我们比不了。”　　

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三十多岁高个子的人，背着一个皮挎包。包队长介绍了一下，说是开发商那边负责拆迁的黄总，那人和我点头示意了一下，用浓重的港台普通话对我说：“劝劝你父亲了，不要火气太大了，把我们的人都骂出来了，这种事差不多就行了嘛，现在这种情况，住在这里心里多别扭啊！你说是不是？”　　

我说：“当然，我也不愿意让老人再住下去，担惊受怕的。”　　

黄总拿了点东西，说还要去一户拆迁户家里，示意一下出去了。　　

包队长这时小声说：“前几天打砸的人是开发商从山西雇来的，黄总带队，简直无法无天，这里的警察都不敢管。打砸完，派出所把他从车站带回来，没几天就出来了，拿人家没办法。他们每天都有三十多个人住在售楼处，前天晚上五里区派人查暂住证，人家理都不理，要查身份证，人家说没有。后来冲突起来，三个警察都被打了。”　　

我说：“不可能吧，连警察都敢打？没听见消息啊！”　　

包队长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市领导都发话了，没人敢管。劝劝老父亲赶紧搬吧！别出点什么意外”　　

我有点奇怪地问：“这家开发商这么牛逼，究竟是什么背景？”　　

包队长神秘地说：“不瞒你，人家后台的老板是国家军委的××，你想就北坨这弹丸之地谁能管得了人家？又有谁敢管？听说，去年在西安开发了一个项目，拆迁过程中打死两个村民，到现在都没人管。”　　

我寻思着他的话，又点着一支烟吸了起来。　　

包队长喝了口水说：“小胡，你上次说和几个高校的人认识，看能不能帮我给我那个儿子问个学校？花钱不怕。”　　

我说：“那行，我试试吧！你家孩子考了多少分？”　　

包队长说：“三百二十多分，这小子不好好学。最好是能联系个本科。”　　

我说：“好吧，我试试问一下。”　　

说着，又聊了一些无关的话，告辞回家。　　

　　

第九章 痛苦等待　　

找许院长说情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父亲说这种事情没那么容易，既然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也不在乎再多等一段时间。　　

而新建小区的工程却好象没有丝毫受到拆迁进度的影响，有一些人在已经拆迁处理好的地上面开始划白线，夜里则开始挖土方的工作，接连挖开了好几个深坑。因为房价的大幅上涨，牛奶厂院子里已经停工的楼也有工程队来重新开工了，连那栋被指责有质量问题的楼也开工了，上面还挂着赤诚楼盘的巨幅广告宣传画。　　

拆迁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又过了近十天的时间，又有一些人家搬走了，依然是搬走一家马上就拆一家，这样看起来，剩下没有搬走的也没有多少户了。有时，还会看到一些小年轻五六个人驾着车在附近转悠，多数时候是中午和傍晚时分，有人猜测应该是 “来看场地”的黑社会。每天除了白天的拆迁工作，夜里从八点半开始，大规模的土方工作准时准点开干了，声音非常大；而且接土方的工程车所走的路线都事先经过了设计，都是从每户人家的房前屋后经过。每当这种大车从屋后经过时，家里象地震了一样，好象整个大地都在颤抖着。而每天从深夜凌晨十一点半左右开始，外面开始就有一些“怕亮光的人”在做着“见不得人”的事情，第二天就会有人上门去“谈话”，这样，每天都会有忍受不下去的人家搬走，使拆迁工作得以“正常”地进行着。　　

这天早晨，阳光明媚。包队长突然打电话，说要来看看。十多分钟后，他开着车过来了，车里还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他从车上下来，背着一个挎包，手里拿着一个保温茶杯，而那个姑娘并没有下车，在车上听着音乐。　　

进了屋坐下来，寒暄了一阵。包队长说：“小胡，这不，我又得到了新任务，新修的国道要通过五里区，我要调到国道那边去负责拆迁了。我这是最后一次来你家入户，这边你也劝劝老父亲，赶紧搬吧。”随后他放低声音，“赤城集团从南方又调了二百来人，就住在天星大厦七层。”　　

我问：“做什么的？”　　

包队长有点表情夸张地说：“这就要采取大规模行动了。四月份砸完那次，五里区抓了赤城的经理，人家赤城集团不干，跟市里说要撤资。市里专门为这个事情开了个会，梁书记主持，区里的主要领导以及建委李主任、房管局杨局长都去了。赤城老总在会上公开质问梁书记拆迁慢的问题，说如果提高补偿标准可以，不过一定要在牛奶厂边上建一个火葬场，每户一个存折，但打死了人直接就塞到炉子里烧了，打死一个二十万。”　　

我叹道：“太嚣张了吧！”　　

包队长接着说：“那是一帮畜牲，那次连我的车都给砸了。我也是好意，尽快劝劝老父亲，差不多就行了。行动开始了以后，谁也控制不了，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大半夜，三十多个人跳进来，五个人一组控制一个人，把人拖出去，直接把房子推倒。一般好点的能让穿件衣服，主要的电器给你搬出去，其他的都埋了。”　　

我说：“够厉害的！”　　

包队长这时接了一个电话，接完后又聊了一会，无非还是劝劝老父亲搬走的话，而我也告诉他事成之后会有重谢的意思，不过酬劳只能在事成之后。临走时，他还不忘又问了一下帮他儿子联系学校的事情，我说已经找人在问了。　　

包队长走后，我心里怎么也无法平静，他说的可能有夸大的成份，但这样的强拆方式我是早有耳闻。　　

三月份时，有一天凌晨，离我们不远的昆河镇王村的一处楼房被强拆了。据报纸上的报道，房子的主人李顺老人那天凌晨三点左右他正在二楼的房间睡觉，突然间听到玻璃被砸碎的声音，等他睁开眼时，发现挖掘机已经将窗户撞碎，李顺还来不及穿好衣服就被破窗而入的七八个陌生人给拉下了楼，随后挖掘机开始推房子。为了防止李顺报警，来拆房子的人竟把他用电线绑在了电线杆上，还把他的手机抢走了。等到房子全被推倒后，李顺才被松了绑。　　

后来，他说：“我管他们要手机，他们将电池取走才还给了我，但还不让我离开，我是趁机打了出租车才离开现场，直奔公安局报了案。”而被拆楼房隔壁是一家建材门市部，当晚，店主刘财也遭到了殴打，据他描述，当晚当他听到拆迁的动静出来查看情况时遭到群殴，手臂、腰部和腿部多处受伤，和他在一起的儿子也被打受伤了。李顺的妻子告诉记者，这栋楼房的一层以前有一家超市和一家社区服务站，前不久有人在一楼的门口倒了一车大粪，让人们没法做生意，后来这些店铺全关了门。二楼是一家广告公司，公司的办公用品也都在拆房过程中全部被毁。　　

看来，这不是没影的事情。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又想到了许院长。因为今天是周六，我犹豫了好长时间直到十一点才拨通他的电话。　　

电话那边的许院长，听起来好象没睡醒的样子。他说：“我听郝镇长说加了五万？”　　

我说：“没有，加了三万多一点。”　　

许院长说：“我过几天问问吧！”随后是一阵沉默。　　

我一听，只好这样了，道声谢后挂了电话。　　

随后，我又联系了一下王强，他正在外面陪客户喝早茶，说他和许院长联系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这时，我哥回来了。我给他描述了一下包队长的说法，我哥说：“别听他胡说。首先，他说的市里开会的事就不可能，区里的建委主任和房管局长是什么级别，能参加梁书记主持的会？另外，凡是被强拆的都是因为房屋的手续不全，所以他们才敢强拆。咱们所有的房子都有正规的手续，都有房产证，他们不敢。”　　

看我还有点不信的样子，他又说：“没事，我以前帮过五里区房管局杨局长，过几天我问他一下。”　　

家里由于短暂的团聚又显出一些温馨气氛，父亲也高兴地多喝了一点。　　

　　

随后的一段时间，拆迁工作依然照旧。期间的端午节那天晚上，开发商还派人送了一些水果过来，第二天听说有些人家根本没让他们进门，而且还拒绝收下那些水果。有几户人家则更为极端，全家拿着大棒子把开发商的人赶走了。　　

但自那时起，拆迁工作似乎陷入了一种僵持的境况。我哥抽时间找五里区房管局的杨局长问了一下拆迁的事，杨局长说区里现在没钱，正在想办法，要筹一笔钱来解决牛奶厂的拆迁问题。不过现在找谁也没有用，他表示再等等看，时机适当时会帮我家出面协调一下。　　

由于有一个项目要盯着，我可以在家里多待上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比较困难的，家里没有电，水要从离家一里多地的一户关系一直不错的养牛户家里去挑，有时也从陆大夫家里打水。不过，好在是夏天，天气不冷，生活方面不算太困难。父亲闲不住的时候还从拆倒的房子边上捡回好多木头，有时间时会劈成柴火，整个夏天母亲做饭时都在烧这些柴火。　　

随后的一段时间，拆迁办和开发商在各拆迁户周围都挖了沟，房子的后面则堆起了很高的土堆，我试过我家房子后面的土堆，我站在上面很轻松就能上到房顶，为此，我专门用了一个多小时把这个土堆铲掉了一些。我家四周的沟还好，对进出影响不大；有些人家则连进出的路都没有了，只好在深沟上面搭上了木板，勉强能出门。　　

由于附近搬走的人越来越多，用于架接电话线的电线杆早已经被拆迁办的人弄倒了，家里的电话也停机了。父亲还为此找过电话局，但那里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也没有办法，这种事只能自认倒楣。我家一直是在做一种橡胶制品，虽然规模不大，但父亲每月只要稍微做一点，就能够挣个几千块钱，电话没有了，相当于许多客户都需要通知一遍。这种不便让父亲非常生气，碰到包队长和其他拆迁办的人还理论过，但那些人都说不出什么实质的话，只是劝尽快搬迁。对此，我也只能安慰他，并且拿了用过的一部手机，买了一个手机号，总算家里的通讯不至于完全和外界断绝。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一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段“艰苦岁月”。　　

首先，隔两天就会从墙外面飞进来石块或者酒瓶，家里的玻璃被砸碎。最开始的一次，“凉房”（北方人为了专门储存东西的库房）玻璃被砸了，石头凭惯性还把放在里面的塑料桶也砸坏了，这次报警打得是派出所的电话，警察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来了。　　

看完后有一个警察咕噜着：“看来还得抓几个人才行！”当时让在场的几个来看“热闹”的邻居颇有些振奋，但随后的事实证明这只是说说而已。　　

另外一个警察说：“操他妈，没钱就不要拆迁，想拆就给人钱，干这种事情算怎么回事呢？”这话让当时在场的人都心里一热。　　

后来因为玻璃被砸还报过几次警，但都是拨110，十多分钟警察就会赶来。每次报警后，警察来时父亲总要给他们看那个被砸坏的塑料桶，以至于那几个警察一看到父亲往凉房那边走就会说：“不用拿了，已经知道了，塑料桶被砸坏了。”后来父亲还会不时说起他的那个塑料桶。　　

拨打110电话，派出所基本都能够保证及时出警，听他们说通过110报警，他们必须要出警，回去还要写反馈记录。只有一次例外，在半夜玻璃被砸时，我拨打了110，还是前几天接过电话的女孩儿，但这一次态度非常恶劣，并说他们管不了，由于110电话应该都有录音，后来我和她吵了几句就挂了电话，出外面拿起“武器”准备“战斗”，不过，流氓一般骚扰一下就会离开，守也是白守。第二天，我还打电话投诉过，但一直没有下文，以后打110时，那个女孩儿再也没有接过电话。　　

至于从外面扔石头和酒瓶砸玻璃的人中，除了开发商雇来的流氓，拆迁办的人也有时会干这个事，甚至已经搬迁走的原来的住户中，也有人为了二百元钱做这种事。　　

有一次半夜，我在院子里“值班”，听到外面有电动车经过的声音，就趴在墙上向外张望。看到一个人骑着电动车从门前已经过去了，趁着月光看上去有一点眼熟。过了十几分钟，就听第一排那里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又过了五六分钟，有一道灯光从远处照过来，一会那个人又骑着电动车从原路返回了。仔细一辨认，原来是过去在牛奶厂门口开过小卖铺的小六子，过去这个小子店里卖的东西假冒伪劣的很多，尤其是烟，所以，父亲从来不在他店里买东西。但即便这样，他的这种行为还是让我非常难过。　　

第二天，当我向陆大夫夫妇求证时，他们告诉我，不光是他，老徐的女婿现在也干这个事情，都是冲那二百块钱，什么都不顾了。　　

有的住户院子的围墙非常高，我有点奇怪他们是怎么上去又那么快速就离开的呢？为此，那一段时间，白天我除了必要的工作外睡觉的时候多，一般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我就会在院子里守着。发现一个规律，每次拆迁办有行动时，傍晚在他们必经的路上，总会看到有一些年轻人提着都会在做土方工程的掩护下，派出一辆专门的装载机，把身体比较灵活的人托在装载机的铲子上面，或直接站在装载车顶上面，从高处向住户家里扔石头砸玻璃，而且首选是住人的屋子。父亲为了抵御这种行为，专门用木板、铁皮、铁网把家的玻璃从外面防护起来，非常管用。有些人家比较惨，半夜正睡着砖头已经飞到了枕头上面。　　

另外，他们还把过节用的礼花拆了，拿出里面的“弹药”，点着了扔到住户院子里。这些礼花会发出巨响以及非常亮的光芒，随之还有大量的烟。这一着也很有震摄力，尤其对于睡得正香的人，一下子以为自家的房子被点着了。他们还往每一户的门锁里面灌脱水，让人们第二天从里面开不了院子门锁，但父亲对于这样的招数有自己的办法，用火一烧，胶一会就被烧没有了，即便这样，父亲还是觉得麻烦，干脆用铁板从里面把门孔堵了起来，这样，门锁从外面自然无法碰到了。有些人家房顶上面的烟囱也被扒倒了，有一户人家房子上面总共有八根烟囱，是分五次被扒倒的，不过这户人家是老两口，对此只是一笑了之，很“豁达”的样子。还有的人家的大门上面被用油漆写上了“钉子户×××”一类的文字。而多数养牛户家里早已不敢再储存草料了，因为已经有多户人家的草料垛被用火点着烧掉了。所以，养牛户是最先被拆走的。　　

除了这些，拆迁办还有一个能制造非常大动静的办法，运土方的翻斗车在卸土时为了卸得干净，一般会把翻斗拖着走一段距离，但如果在这段距离内踩急刹车时，翻斗后面的马槽会和翻斗碰撞发出巨大的响声。我第一次听到时，以为他们在用车撞墙。后来，我在房子上面拿着砖头守了两个小时，原来车离房子还有四十多米的距离。可是听起来却近在咫尺，可见这个响声有多大。不过，不远处停着一辆桑塔那车上坐着的人应该是车主，他和那个翻斗车的司机应该已经看到我手里拿着砖头站在房顶上，所以，后来那辆运土车再开过来的时候也没有象前几次那么近了。　　

有一天夜里，我听到外面又开始“行动”了，就在院子的两边墙下都准备了许多石头和玻璃瓶，对此，父母多次规劝过，但我一直不“悔改”。根据经验，他们一般只能从我家大门的一边“进攻”，所以，我就守在墙根下，手里拿着石头，旁边还准备着一根很称手的铁棍。大约十二点四十的时候，我看到墙上有一支手电筒照了进来，在玻璃上晃来晃去。这边墙下有一个由过去盖房剩余砖块堆成了台子，我突然从台子上站了起来，和那个人打了个照面。是个小个子，二十多岁，见状以异常快的速度从装载车顶上跳了下去，落荒而逃，当时我估计他吓了个半死。事后，经了解他是我们这里已经拆迁走的养牛户老王的女婿，每天夜里可以挣二百元。不过，想想当时的情形既好笑又危险，如果我再年轻十岁，当时招呼他的可能就不是打个照面，而是直接会扔一块石头，如果被击中，他可能会从　两米　多高的地方摔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多亏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没有那样做。随着对拆迁办这些招数接触越来越多，才慢慢了解原来那些来骚扰的人一般都是拆迁办和开发商雇佣来的，行价是一晚上二百元，现结不赊，人员主要包括一些吸毒的和附近的无业人员，甚至还包括一些已经拆迁走的人，虽然过去关系不错，但为了拆迁办许诺的利益他们也什么都干，还有的人也出面“帮忙”对一些住户进行劝解。　　

有一户住户，由于其妻子有轻微的“癔病”，所以，那一段时间有几个晚上都没有回家去住。最开始时是家里所有的玻璃被砸碎，所有的柜子和箱子被砸开锁后翻个底朝天；在没有反应的情况下，他家的大铁门被拆掉拿走，还被推倒一堵院墙。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他主动找到了拆迁办，寻求“提前解放”，最后寻求到了包队长的“照顾”，拿到拆迁款后，从中把二千元的零头拿出来扔到了拆迁办公室桌子上，说：“拿去买烟抽吧！”自此，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　　

当时拆迁户所处的环境，真的可以用“熬”字来形容，许多人家其实整晚上都睡不好，而我父亲由于耳背的原因，外面的响动对他影响不大，但母亲则很长时间都睡不好，这一点是我最为担心的。所以我和哥哥多次劝过他们先搬到新家去住，但都被倔强的父亲拒绝了。　　

一次，我在附近没事转悠时，看到一棵树下的大石头上面放着一个文件夹，应该是有人坐在石头上时垫在屁股下面的，走时却忘记拿走。我过去捡了起来，一看之下，非常意外，非常惊讶。这是一叠统计表，大概的格式如下：　　

序号　　

　　

被拆迁户　　

门面　　

住宅　　

经营性用房　　

所在地　　

家庭情况及措施　　

包干负责人　　

数量　　

总面积　　

数量　　

总面积　　

数量　　

总面积　　

　　

　　

　　

　　

　　

　　

　　

　　

　　

　　

　　

看了看其中的内容，是我们这里一些拆迁户的情况，记录非常详细。举两个例子：　　

李某，北坨市人，现在北坨市新区开办超市；哥哥李某某，北坨某工厂会计；嫂子白某某，区财政局工作；卫生部门对其无证经营已进行查处，但目前还在经营，建议卫生部门予以查封。　　

张某，本人为北坨市公安分局干警，自己经营某饭店，经市、区级领导多次做工作，仍拒绝签订协议，其妻刘某为区教育局副局长，建议区政府做好刘某工作，必要时给予照顾。　　

　　

后来，在一个网上的论坛里看到有人写过“拆迁宝典”的东西，我家所经历的这些都赫然在列，而且还有许多其它更为“残酷”的做法，真不知道人处在拆迁办所营造的那样的境遇下是否真的能够撑得过去。　　

有一次，在网上有一个身处被拆迁境遇中的网友上传了一段文章，内容如下：　　

毛泽东同志在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摘录。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了四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以下是从《讲话》中第四部分摘录的：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看来，这样的拆迁行为从建国起在全国并不鲜见，而这些网友所发表的言论应该对党对国家抱有很大的希望。但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和在一系列事件当中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合谋行为，处于被拆迁当中的一些人们对于当地政府已经极度失望，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的人们，面对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只能抱试试看的态度到北京去上访，到中央政府去申诉不满。　　

不过，据一些网友报料，有些地方政府的执法部门，为了防止被拆迁户到北京上访，还开办了所谓的“学习班”，而从“学习班”里面出来的人们据说再也不敢继续上访的道路或根本无法再继续上访。　　

　　

第十章 受到关注的拆迁事件　　

在忍耐和渺茫的希望当中，拆迁户们的日子依然在继续。期间，有的已经搬走的人不断回来探望留下来的住户，而留下来的住户则由于同病相怜关系更加密切。　　

包队长并没有如期到他说的所谓“新任务”那边上任，我还去过一次北京，走了大约两周的时间。这期间，我们也通过两个电话，给我所打的几个电话都描述了他见到我父亲瘦了许多，还说了一些开发商“太可恶”的话，并且让我继续劝劝老父亲，也几次提到过帮他为他儿子找学校的问题。　　

我哥提供了一个消息说明了为什么许院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原来那位郝镇长就是靠拆迁起家的，由于胆子大，手段高明，很受上层赏识，他的一切财富和官位都与此不无关联，而区政府在未来的几年内已经把主要拉动经济的重点放在了房地产上面，所以，已经制订好了在未来三年内把治下“城中村”改造完成的规划任务。而郝镇长由于在拆迁方面“功绩卓著”，虽然已经年过五十到了官场中快要退休的年龄，但还是在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被提为副区长，主管拆迁，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没有给许院长面子的根本原因。不过，由于许院长的特殊身份，他们也不敢太过分地对我家进行骚扰。　　

这期间，我不断在网上的几大著名论坛里搜索有关“强拆”的内容，看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关消息，而且内容五花八门，多数都把照片上传在了网上，不过，结果是一样的，不是被打就是被强拆，被骚扰的方式也多种多样，甚至有的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流血事件。强拆者很多都是所谓的“光头党”，做事有恃无恐，毫无人性可言，一些被强拆者的身份甚至是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的退休教师、高级工程师。对这些话题的回复，绝大多数表示愤怒和不平，当然，其中也有指责“钉子户”的回复，但这些都无一例外“被唾沫淹没了”。　　

有一天，我在我哥哥办公室上网，突然进来一个中年人，看起来和我哥哥很熟的样子。

我哥哥很惊奇地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说：“刚回来两天，在家休息了一下。”　　

我哥哥说：“玩得怎么样？对了，‘六五事件’怎么样？”　　

我听了一愣，“六五事件”不是最近发生在S省的群体事件吗？　　

那个人说：“别提了，我们几个那天正在玩，听到这个消息，取消了所有的行程，坐车从S省赶北京，从北京转机回来。”　　

“机场交通没事？”我哥哥问。　　

那人说：“没有，闹事只是在市里，而且并没有扩大，其实当时的治安还行，不象网上说的那么严重。”　　

我哥哥笑着说：“够惊险的！”　　

那人也说：“是啊！不过，人们还是比较克制，上级处理也还及时，没问题！”接着又聊了些闲话，那个人看到我在看一些强拆的帖子，走之前给我提供了一个“辽宁张剑杀人案”的线索。　　

我马上搜了一下，觉得收获不小，辽宁张剑杀人案确实值得关注，这个案子不仅是一起杀人案，更为重要的是张剑的被强拆者的身份。　　

据相关文章介绍，张剑是辽宁本溪市民，开发商希望拆迁他所在的村子而建一个别墅区，但在未达成协议之前进行了强制拆迁。2008年5月，一群人闯入张剑的家里，张剑在被殴打的情况下用刀杀死了一个叫　赵　君的强拆者。这个事件网上有许多报道和转载的，当时发表在《凤凰周刊》的《本溪张剑杀人事件》一文是其中最权威的。2009年3月，本溪检察院以张剑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的罪名，将其公诉至本溪市法院，判张剑犯故意伤害罪，但因为是张剑面临不法侵害，不得不采取自卫方式来维护自的己合法权益，杀人后又有自首行为，就判处张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关注着这件案子，后来到了九月份时，看到了网上有了新的报道。报道说，　2009年9月15日　，张剑在家人的陪同下，办理了缓刑手续。在法院的协调下，张家还获得房产商50万元赔偿。　　

相关评论说，如同刺死镇干部的邓玉娇一样，张剑成为杀人者当中很罕见的一个幸运者。张剑和他的母亲赶到北京先寻找律师，他们得到了一个叫王令的律师的帮助，王律师陪同他自首，并垫付费用为其进行无罪辩护，还通过其个人博客发布该案信息，呼吁社会关注。年迈的张思之律师曾计划和王令一起赶赴本溪，为张剑辩护，但未能成行。他在王令的辩护词上做出了283处批改，令辩护更加有力。　　

《本溪张剑杀人事件》一文的作者把王令律师在　9月15日　发给他的信里写的一段话发在了网上，很有震撼力：“民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互联网无数网友关注下，本溪中院完成了这个意义异常深远的判决，必须承认此案判决不彻底，却瑕不掩瑜，它至少在司法实践的层面，有效破解了被拆迁户自力救济方式和程度的司法难题，敲响了当下中国各地暴力掠夺式拆迁的警钟。”　　

王令律师甚至愿意理解该案是对法治精神的有效实践，可成为中国保护公民私权利法治进程上的里程碑，就象1926年黑人亨利·史威特枪杀骚扰其住宅的白人一案，无罪判决一举确立了美国的住宅不受侵害以及公民在家中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法律准则。张剑案或将成为中国的亨利·史威特案，从而一举奠定中国公民私权利法律保障的基础。　　

这段话的多数内容摘自网上，其内容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再多的修饰与渲染已经是多余的，张剑用三年刑期换来的“胜利”从别一个侧面看应该是中国被拆迁人群的一个“悲哀”，而那个名字叫做　赵　君的死者是否也应该值得同情，他也是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拆迁事实的一个证人。　　

我也从这个案子中才知道，现在我们国家，如果闯进家里行凶的人被杀死，这个家的主人会被判刑。刚开始有流氓骚扰时，我天真地认为，如果有人敢进来强拆，我就用刀捅他们，捅死一个再说，看来，这种想法比较危险，法律上还不支持。　　

　　

此外，由于拆迁而引起的伤人事情中，发生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的一起强拆引发的自焚事件也比较受人关注。2009年２月13日依据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红山区人民法院对位于红山区哈达街民航家属楼的黄洋和石国清两家住房强制执行拆迁。在执行完401室（黄洋）执行人员撤离执行现场后，101室（石国清）室内起火，导致石国清女儿王娜被烧伤。2月18日石国清妻子王玉霞、女儿石莹先后到市、区两级政府上访。　　

据网上的公开资料介绍，这是一起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发生争议而导致的事件。开发单位曾经向“赤峰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申请裁决，而赤峰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也做出相应的裁决书，由开发单位补偿黄洋房屋拆迁补偿款22万多元，补偿石国清房屋拆迁补偿款26万多元，并限两户被拆迁人自接到裁决书后15日内搬迁完毕。两户被拆迁人不服，向赤峰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赤峰市人民政府维持了市拆迁办所做的裁决书。　　

而此后两户被拆迁人没有在裁决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搬迁义务”（很可笑的字眼，可能引自于政府相关文件，原文如此），赤峰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向红山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红山区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完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合法，且已发生法律效力，做出了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而执行案件立案后，红山区法院还两次向两户人家下达通知，要求其履行搬迁义务。但石国清、黄洋没有在执行通知书规定期间内自动履行搬迁义务。据说，红山区法院还多次给开发单位和被拆迁人做调解工作，最终开发单位同意在裁决书确定的补偿数额基础上再增加3－4万元，但是二被拆迁人不同意，石国清要求最低补偿34万元，黄洋要求最低补偿35万元，因差距过大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在协商调解无效的情况下，红山区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决定强制执行。　2月13日　，红山区法院决定对两户人家依法强制执行。　　

据官方报道，当天上午约８点40分执行人员到达现场，布置警戒线，疏导围观群众。根据事先制定的预案，首先对401室黄洋的房屋进行强迁，黄洋的亲属黄国文（黄洋的姐姐）、黄蓉（黄洋的侄女）在屋内拒不开门，从屋内向外泼洒汽油并点燃，执行人员为避免事态扩大、防止被执行人过激行为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及时采取措施，使用灭火器将火扑灭，并将黄国文、黄蓉强制带离，以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对二人进行了司法拘留。　　

在对黄洋的房屋实施强迁过程中，一楼101室石国清的女儿王娜情绪十分激动，一直在自家阳台手持菜刀，声称如果法院对其家房屋实施强拆就自伤、自残。红山区法院执行人员为避免意外发生，没有进入石国清的房屋进行强迁。　　

９时50分，消防部门接到王娜姨妈王玉杰的报警电话称王娜在屋里把汽油点着了。消防人员于10点赶到现场，由于王娜反锁房门，消防人员无法施救，不得已将窗户护栏剪断后才将王娜解救出来。据介绍，赤峰市医院对王娜伤情诊断为：热烧伤18％（头面、颈、双上肢、双下肢），其中深Ⅱ度８％、浅Ⅱ度10％，吸入性损伤。　　

虽然，赤峰市政府一再宣称红山区法院在“自焚事件”中并无任何过失和不妥，但由于拆迁补偿所引起的这次事件还是对政府的形象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户人家如果按照开发商和法院的承诺拿到补偿，很可能无法在原住地附近买到相同面积的房子。被迫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所得到的“补偿费”要到城市的边缘地带才能买到栖身之所，如果想要在原来的地区居住，就要为此付出更多的金钱或者要用十年甚至二十年还银行的贷款，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拆迁户做出如此极端行为的理由，房子的价格已经上涨到百姓无法忍受的地步，而当地政府在此情况下却仍然站在治下“百姓”的对立面，看看被伤害的群众，地方政府还有什么理由推卸自己的责任呢？　　

影响大的还有无锡徐国新拆迁爆炸惨案，这是发生在2007年的一个案子。据报道，　2007年　10月22日上午10时　　许，在无锡万达商业广场前期拆迁工程核心地块发生自杀爆炸事件，一名警察死亡，引爆炸弹的被拆迁人一只手被炸掉。据了解，万达商业广场前期拆迁工程位于河埒口新华书店附近，引爆炸药者为无锡滨湖区河埒街道河埒新村38号102室居民徐国新，时年48岁，因房屋拆迁问题，多次与负责当地拆迁的市政拆迁公司交涉未果，拆迁公司态度恶劣，曾经多次围殴他，使他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报警后无锡公安局滨湖分局河埒口派出所并不予调查。　　

当天上午，徐国新因其家中停电，报供电部门抢修后，抢修人员认为线路遭到人为破坏。徐国新去市政拆迁公司驻地拆迁办交涉，被拆迁办人员再次围殴，关在办公室里，痛打一顿。徐国新翻墙逃跑后，至河埒派出所报案遭到拒绝。九点三十分左右，徐国新在悲愤交集中，带上自制炸弹（疑似炸鱼用的炸弹）再去拆迁办，又被围攻后，拆迁办有人报警，说被拆迁人带着炸弹，警察王建峰与另一民警几分钟就赶到现场。之前居民因拆迁被殴报警，出警时间甚至达到50分钟（这与我家所遇到的情形类似）。　　

在与警察王建峰争夺炸弹时，炸弹被引爆。惨剧发生后，警察王建峰腹部被炸开，徐国新一只手被炸飞。事发25钟后救护车才到达现场，将二人送往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接受救治，警察王建峰在到达医院时就已身亡。被炸死的警察王建峰，时年32岁，留有一子5岁。而22日晚间，国内网站有语焉不详的官方报道，报道隐瞒了此案由拆迁而起，更是把市政拆迁公司拆迁办改成了河埒口街道有关部门。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惨剧发生前，常常有不愿搬迁的居民们，遭到拆迁办人员的殴打，家中电力、电话、有点电视线路等遭到人为破坏。居民报警后，110出警时间奇慢，甚至达到50分钟，出警的警察也只是把报案人送去当地河埒口派出所，而河埒口派出所并不予以依法立案、处理，表示此乃居民和拆迁公司之间的矛盾，派出所不介入。正是在警察部门此种不作为，纵容的背景下，导致了悲剧发生，反过来报应到警察身上，警察王建峰可悲地成了一个牺牲品。究其原因还是警察部门的不作为，若是警察部门能够秉公办案，断不至酿成此种惨剧。　　

另外，网上有一名注册名为“百姓不能承受之痛”无锡的网友写下了自己家的遭遇，摘录部分如下：　　

2009-7-1 20:01:00　　

　2009年6月27日　，早上8点多，江苏无锡滨湖区法院、城管、光头一行百余人，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来到我家（太湖镇（原雪浪镇）申新村前新村）。强行把我父母和7岁的侄子非法绑架上车，，强行拆除全家人花了十年时间，倾注了无数心血建造的别墅。在几台大型机械的“工作”下，我曾经的“家”，我父母引以为豪的“杰作”，短短1个多小时，就灰飞烟灭。这就是和谐“无锡”？？？阳光“工程”？？？都他妈的操蛋。我哥得到消息，赶过去，只留下一堆废墟了，家里的财物也不知去向，父母和侄子也不知去向，一起失踪了。　　

12点多，我哥给我电话，告诉我以上的事实。一瞬间，我的脑海一片空白，人在上海，不知所措。对于无锡的“强拆”，时有所闻，实在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当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才能体会到什么叫“欲哭无泪”？虽然对于“强拆”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此时浑身依然弥漫着“绝望”的感觉。　　

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马上打无锡110，说明“家里被强拆，父母和7岁的侄子被非法绑架，已经失踪半天了。”110回答：“找居委会。”我说：“这应该是公安机关的事情。。。。。。”话还没说完，110又来了一句：“打居委会。”然后，就挂了。他妈的，看来，无锡的110，对于处理百姓的强拆，很有经验，已经见怪不怪了。打了南京的110，110说管不了无锡的事情，给了我一个省公安厅的电话。打过去，小姐问了下情况，转了个号码，一听，还是录音电话。把情况说明了一下，挂了。到现在，还没有回音。　　

我哥问村委书记许锋：“谁让抓人的？”
　　 许锋：“上面的人。”
　　 我哥：“我家人在哪里？”
　　 许锋：“不知道。”
　　 我哥：“什么时候放人？”
　　 许锋：“不知道。”
　　 我哥：“凭什么抓人？”
　　 许锋：“不知道。”
　　 。。。。。。。。
　　 妈的，什么都不知道。才做了1年多村委书记，汽车倒换了2部了，越换越高档，就他妈知道贪污。
　　 上网联系媒体，找了N多电话，打了N多电话，很多没人接，或转留言。猛的想起，原来是周六，记者不上班。只能发了N多EMAIL。晚上，上天涯，看了很多无锡拆迁的帖子。躺在床上，心里一直想着父母和小侄子怎么样了。父母都已经六七十岁了，小孩才7岁，对政府很失望，强拆了别人赖以生存的家，还非法羁押我家人。生平第一次感到很冰冷，很绝望，很无助。　　

本来，我们的生活是很平静的，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生活，幸福而满足。但始于2006年底的这场拆迁，一直让我们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其间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对于每一位经历拆迁的人来说，或多或少都是一场灾难，我家自然是重灾区，从“良民”到“刁民”到“钉子户”到“强拆，亲人身陷囹圄”，无疑是最惨的。
　　　2009-07-02　　　

这几天忙着联系记者，看有没有哪家媒体愿意曝光的，联系了不少，但是，好像效果甚微；唯独让我感到温暖的也就是“焦点访谈”，很认真的听我把话讲完，很认真的记录，态度很好，甚至让我有些“感动”。可能不会有结果，因为毕竟在他们眼里事情太小，没有死人，也不是群体事件，不足为虑，但至少表面工作做得让你无可挑剔。这就是现在中国的媒体。　　

……　　

又联系了最高检察院的12309，中纪委的12388，还有国土资源部等等，说实话，很失望，摆设。　　

刚刚看了一下天涯，我的文章被“和谐”过了，让我觉得有没有必要再写下去？把这2年多的经历写下来是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有这点时间和精力，还不如想办法多挣点钱，有钱才好办事。　　

经过和村委书记许锋、主任朱小宇等再三的交涉，30号凌晨终于见到了我父母和侄子。他们关在邻镇（东絳镇、滨湖区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和平旅馆的一楼，从一个很偏僻的小弄堂进去，有一扇小门，很不起眼，外人是根本找不到的。进去后，里面很黑，有一条十几米长，　一米　多宽的走廊，两旁都是小房间，可能也关着其它的被拆迁户。走廊里，一长排，坐着十几个壮汉，每天由镇政府和村委的领导轮流值班，父母只认识来值班的有：村委书记许锋、村委副书记、村委主任朱小宇，其它镇上的人不认识。　　

来到我父母的房间，大约十平方，2张小床，其它什么都没有了，白天也只能看到一点点的阳光，这一层应该是类似于地下室的一层，上面是旅馆，正常营业。　　

这就是早有耳闻的“黑监狱”，今天终于领教了，这里不知被关过多少老百姓。　　

在这里面，没有自由，不能随意走动，吃的是买来的盒饭。　　

问父母：“干吗关你们？？？”　　

回答：“怕我们去北京上访，今年是建国60周年，上面管得特别严。”　　

听说，去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第一次每去一个人，国家信访局要向地方政府收20万/人次罚款，第二次去，收40万/人次。是不是真的？有知道的网友，麻烦讲一下。　　

经过交涉，值班的村委副书记（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同意把我7岁的侄子带走，但我父母还不行。理由是：她没有权力放，要听上面的。　　

前天晚上，原村长周中文对我嫂子说：“可能要关到国庆节。”　　

妈的，真这样，我把他全家干掉。　　

……　　

看看这些充满了无奈和仇恨的文字吧！　　

此外，还有湖北省鄂州市七十五岁的李有志老人房子被强拆的事件，在网上也受到了关注。据介绍，李有治老人是上世纪中国文革后平反的知识分子，曾是湖北黄石市科技馆的工程师。他的房子五证俱全，也不是违章建筑，开发商的项目不是政府的城建项目，完全是用于赢利的商业用途。在买菜出门十多分钟的时间里，他的房子被强拆。事后，老人就地在废墟上面搭起了“窝棚”，在那里继续自己的生活。可见，“钉子户”有时是被逼出来的。看着网上那些照片，有老人炒菜的，有老人练太极拳的，还有老人在北京上访时在某部委门口所拍的照片……这一切，都是如此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间和空间里，让人感到怵目，感到心痛。　　

据后来的跟帖介绍，居然有“光头”又找到老人，明目张胆地索要“拆迁费”，理由是“房子自己又不会拆掉，当然是要花钱的，是谁的房子这个钱就要谁出。”十分有意思的一个场景。　　

过去有一句老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但是对于身处被强拆境地的家庭，这句话则应该有另外一种说法：不幸的家庭都有相同的不幸。　　

　　

第十一章 “诽谤政府罪”　　

这一段时间，白天没事时我还会去网吧或者我哥办公室上网，一方面有一些工作要做，另外，还想通过网络，了解更多关于强拆的信息。　　

在一些论坛里，我不仅看到众多的关于强拆的事情，也积极地为这些网友“打气”，而看到众多的网友提供办法、提供解决渠道并且予以支持时，自己的心里也感到有了一种“无形的动力”；同时，还积极地参与到声讨一些“五毛”进行辩论中。（“五毛”是那些站在众多百姓对立面，替少数既得利益者做“枪手”的人）其实，这个过程无形当中使我了解到不少对付强拆的知识，也减少了不少心理压力。　　

那时，印象很深的还有关于对“绿坝软件”的讨论，以及对“周市长”和“你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的讨论。　　

“绿坝软件”是“工信部”为过滤网上不良信息欲强制安装在待售电脑上的一款软件，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谁知却引来了全国网友的一片骂声。过去很多企业都开发过“过滤软件”，也有做得不错的，但一直都是自愿安装。这次，“绿坝”被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强制安装，让电脑用户和电脑厂商都大为恼火；还有，据某些技术人员对“绿坝”的分析，这款软件的功能一般。最有意思的是，在中央台接受采访力挺“绿坝”的人，很快就被人在网上曝了光，这个人是中央台的一个实习记者，他是在某些人的授意下在镜头前“秀”了一把，更为这场闹剧增添了许多话题。　　

对于襄樊周森锋市长的讨论，网上有许多“报料”帖，看了不少，我还和几个在北京的大哥们聊过。不过，一个姓张的大哥说得好，中国的事情是要慢慢来的，着急没有用，现在国家已经开始有了好的转变，年轻的周森锋当上市长从根本上而言是个积极的变化，他就是有再多的缺点也不能否定这种积极的变化，我们应该支持。　　

“你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出自于一个名字叫做“逯军”的公务员口中，谁知是当时在开玩笑还是他昏了头，竟然对记者说这样的话，这样的人如果主管拆迁工作，不知还会出什么乱子。　　

有一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碰到了好多年没有联系过的高中同学李浩然。上高中时是非常不起眼的一个人，学习不好，每天就知道胡闹，但现在已经成了大款。据说，正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帮人修路，开着一辆奥迪Q7，穿着、用品全是名牌。那天，由他安排在一家北坨数一数二的酒店吃饭。　　

酒桌上说起我家正经历着拆迁，他给我提起了最近在鄂尔多斯非常有名的案件——吴保全诽谤案，这正是一起由于政府强行征地而引起的案件。说起来，他的第一笔财富与这个案件还多少有点关系。　　

他说，当时的鄂尔多斯市政府为了未来城市的发展，要迁到现在的市政府所在地——伊金霍洛旗康把什地区，那里有大片的荒地，而且人口稀少，多数都是农牧民。尽管当时有专家提出，那里的土地多是沙地，不适合建设高层建筑，但在市政府的压力下，项目还是上马了，并且还下令停止建设另外一个已经形成规模的“新区”。　　

那个时候，土地价格还没有现在这么敏感，从农牧民手中征地时最高也就是二、三万元一亩，但当市政府把土地拿到手之后，除一部分用于建设新政府办公场所，还按照规划对其余土地进行了拍卖，最高的价格可以达到八十万一亩。经过两三年的时间，那里的土地已经被炒到了平均二百多万一亩，有许多人靠炒地皮就发了横财。李浩然的亲戚当时在那里修了一条路，而他也是从那时起的家。　　

我去过李浩然所说的那个地方。两年前，有一个项目要谈，我从北京坐飞机到鄂尔多斯，那座机场就在伊金霍洛旗，下了飞机打上车往市里赶，路上还路过了康把什。给我的感觉，那里人不多，非常清静，也很干净，城市的规模很大。和出租车司机聊起来，说了一些当地的喝酒风俗；还有，记得当时我问过他盖这么多楼是不是能有那么多人去住，而他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说市政府现在鼓励多生孩子，不单是有奖励，而且小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所有的学费全免。我只记得当时给我的感觉是，鄂尔多斯真的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了！　　

李浩然对这些给予了肯定，他的孩子现在上小学，根本不用花什么钱，只是，那里的硬件虽然是一流的，但教学质量一般，还是有许多有钱人把孩子送到了北京或者呼和浩特等地去上学。　　

之后，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关于内蒙吴保全的“诽谤政府罪”案的内容很多，据说，还有国外的媒体在关注这件事情，而且已经有高手写下了比较好的文字。有一篇报道说，经过一审二审和重新审理等法律程序，吴保全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刑期自羁押之日起计算，吴保全当庭表示不上诉。　　

据报道介绍，吴保全是内蒙古乌海市人，被捕前住山东省胶南市，无业（这是官方说法，此人很可能是自主择业）。　2007年9月6日　，吴保全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村村民康树林电话闲聊时得知，康巴什村民因征地补偿事宜正与政府进行交涉，吴保全当即表示可以在网络发帖（为什么发帖，报道中没有明说）。　2007年9月7日　，吴保全以“找我吗”的网名，在互联网上发布对时任鄂尔多斯市委书记云峰进行攻击的帖子，题目为《云峰，你要杀你的农民姐弟》。　　

在帖子里，吴保全写道：“云峰为了打造鄂尔多斯和自己的新形象，强制征收土地，倒卖土地，打伤农民……是一个旧社会的活阎王”。吴还凭空捏造云峰的话说，“你们上访，我就是皇上，今天是你的领导，明天是中国的皇上！你们到哪里都是我的人，小小百姓算个屁”。帖子在网上发布后，被国内多家网站转载。之后，吴保全亲自到康巴什村充当农民代言人，并且收取了康巴什村民的现金数万元，除了支付律师费，部分自己开销。　　

　2008年4月29日　，吴保全因涉嫌诽谤罪被鄂尔多斯公安机关在山东抓获并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被逮捕。公诉机关指控，吴保全以图利为目的，利用网络、假冒记者、凭空想象、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不仅严重损害了他人的人格和名誉，而且严重危害了当地的社会秩序。鄂尔多斯的公诉机关用4组证据相互印证支持指控。吴保全对帖子中编造的事实表示认可，但辩称“是为了渲染气氛，制造轰动效应，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以推动问题的解决”。吴保全的辩护律师则认为，他发帖是为了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不具有诽谤他人的主观故意，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足以判刑。　　

报道中还说，东胜区法院重新审理后认为，吴保全作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在第一次因发帖侮辱诽谤他人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后，已明知这种行为属违法行为，仍继续在网上连续多次发表相同内容的帖子，其行为表现足以证明主观上具有故意。在客观方面，吴保全采用捏造、歪曲、虚构事实的方法对他人进行诽谤，并在网络上公开散布，这种利用网络发帖进行诽谤的方式传播范围广，速度快捷，严重侵害了受害人的人格尊严和个人名誉，情节严重，同时，也严重危害了当地社会秩序。吴保全的行为已构成“诽谤政府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做出上述判决。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程序上的一个细节，据一名律师在网上的文章称，从　4月17日　“他得知，鄂尔多斯市中级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到　4月21日　由做出生效判决法院的院长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仅仅用了不到四天的时间，在“申诉难，难于上青天”的今天，这么快的速度，实在是破天荒了，恐怕吴保全是中国启动刑事申诉程序最快的一个申诉人了。　　

文章还说，恐怕没有人相信这是吴保全申诉的结果，也没有人相信是鄂尔多斯中级人民法院的自我纠错。如果没有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参与，没有网民的声援，吴保全的终审裁定将会成为“铁案”，申诉到猴年马月也不会有结果。而民众之所以如此愤怒，不仅仅是在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更是缘于对自身安全毫无保障的恐惧。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一天他们的哪句话惹恼了哪位权贵，就会有牢狱之灾。如果继续保持沉默，今天坐牢的是吴保全，明天可能就是李保全、张保全。　　

因言被抓已经不是吴保全一人了，吴保全们之所以采用网上发帖的方式揭露某些权力机关的违法行为，是因为他们正常表达意见的渠道被完全剥夺了。他们不论向哪级部门作何反映，结果都会如石沉大海。无奈他们只好选择在网络上以发帖的方式反映问题，表达诉求，以期得到民众的支持，更希望被哪位“青天大人”看到，能够拨云见日，这也是那些权贵们最为害怕的。因为网络的无域性，超出了那些权贵们的权力范围，如果所反映的问题真的被民众盯上，继而引起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自然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前程。于是就以破坏本地区形象的为名，对吴保全们断然采取司法措施。　　

其实维护本地区形象只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词罢了，而真正维护的是本地区领导的形象。因为当地的“形象”关乎这些领导的政绩，关乎他们的升迁，关乎他们屁股下的那把椅子是否稳固。于是这些大老爷们就把公安当作护院的家丁，把检察院和法院看作自家的“私堂”，对这些国家公器呼来唤去，让他们随意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子民。无论是“彭水诗案”、“稷山文案”“孟州书案”、“灵宝帖案”，还是进京抓记者案以及吴保全案，真正的动机概莫能外。　　

同时，文章还举出了一些法律依据。文章说，法律毕竟不是大老爷们手中的面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吴保全们在网上发帖反映问题，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就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违法罪行为，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所谓的罪刑法定原则。诽谤罪规定在我国现行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可见该罪的客观要件是侵犯公民的名誉权，而不包括机构。遍翻刑法，找不到明文规定“诽谤政府罪”，因而吴保全发帖反映政府征地的行为自然“不得定罪处刑”。　　

真正应当“定罪处刑”的是吴保全案的相关责任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九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或对明知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吴保全案的办案人员对于我国刑法没有“诽谤政府罪”是明知的，对于吴保全不构成“诽谤政府罪”也是明知的，而侦察和检察人员为了自己的“前途”畏于权势、不敢坚持原则，对该无罪之人故意“使他受追诉”，审判人员又畏于权势和自身利益故意违背法律做出有罪判决和裁定，涉嫌犯徇私枉法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条四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两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吴保全的被抓、被诉、被判，任何人都会想到司法人员是领了某些领导的“谕旨”，这些领导之所以要让吴保全领教牢狱之苦，无非是吴保全批评了他们的不当做法，冒犯了他们的尊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因此这些领导纯粹是滥用职权、假公济私，涉嫌犯报复陷害罪。因此建议上级检察机关要对吴保全案的相关责任人立案侦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北京市五里律师事务所付明德）　　

还有一个名为“胡泳”的网友在其博客上以《诽谤案屡发背后的特权气味》为题谈了自己对此类事件的看法，他写道，“发生在2009年的一系列网民诽谤案，似乎在竞赛何者更能创造出震惊中国的司法奇观，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何者更能拼凑成贻笑神州的司法笑话。”　　

文章说，　7月3日　，吴保全诽谤案在鄂尔多斯市中院再次开庭。此前，2007年和2008年，吴两度被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第一次被刑拘十天，第二次以诽谤罪被判刑一年。吴不服而上诉，市中院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重审。结果，在没有新增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刑期却从1年改判至2 年。在王帅案遭遇强大舆论和公众监督从而获得解决之后，鄂尔多斯市中院决定启动院长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吴保全案。主审法官宣布判决：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这意味着，这一目前因网友发帖构成诽谤而获刑最高的案件，仍然没有获得人们企盼的结果。　　

文章还说，此案的荒谬之处，用中国政法大学　蔡定剑　教授的话说，创造了两个“世界之最”：“一是创造了一个‘诽谤政府罪’。现代世界各国有煽动颠覆政府罪，而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有‘诽谤政府罪’。其二，还创造了一个‘破坏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秩序罪’，这是很荒谬的罪状。”　　

这种荒谬性在　7月3日　的审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之所以是公诉而非自诉，是因为吴保全的帖子严重损害了前市委书记云峰的形象，而云峰的形象也是鄂尔多斯的形象，鄂尔多斯更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吴保全的帖子不仅对云峰构成了诽谤，更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鄂尔多斯检方以这样的逻辑回应对“公诉”问题的质疑。　　

从什么时候开始，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利益，被等于地方政府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又被等于国家利益？（这段话评论得很精彩）　　

文章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7月17日　，山东省曹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段磊，原因是他在网上发表了6篇帖子，“举报”一个乡镇干部；曹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帖子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行为构成诽谤罪应无异议”，因此对段磊提起公诉。也许有关方面意识到一个镇党委书记的“压力巨大、身心俱疲”与“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实在相差得太远，以至于这个笑话听起来不那么好笑，最终，控方撤诉、公安销案，“曹县帖案”峰回路转，段磊得以洗脱诽谤罪指控，比至今没得到说法的吴保全要幸运得多。　　

同样，这位“胡泳”对法律条文同样在行，他在文中写道，此案创造了一个记录：当地法院以“涉及隐私”为由，不公开审理。根据《刑事诉讼法》，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法庭可以不公开审理。然而，段磊所举报的事情涉及公共利益，当地法院将应该由公众监督的内容当作隐私看待，无疑是在表示，镇委书记的名誉是国家秘密，所以不应当公开审理。　　

这个所谓的“国家秘密”果真在福建网民范燕琼、吴华英、游清佑、陈焕辉、郭宝峰诽谤案中登堂入室了。　7月27日　，刘晓原等律师终于见到了因严晓玲事件而被控涉嫌诽谤犯罪的几位网民，在从看守所归来后，刘写道：“这起诽谤案件，有可能‘创造’两个全国第一。因一篇‘曝光’文章，以涉嫌诽谤犯罪为由，而刑事拘留五个网民，这可能是全国第一次（另外，还有人被传唤）；将诽谤案件列为与国家秘密相关的案件侦办，这可能也是全国第一次。”　　

律师们向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提交的法律意见书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诽谤罪的规定，是设置在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中。诽谤的对象是自然人，可能涉及隐私，不可能涉及国家秘密。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7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要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因此，你局将这起诽谤案定为涉密案件，明显违反了上述有关规定。”　　

文章评论道，在事必称国家的背后，我们不难嗅到一种严重的特权气味。法律的程序可以不要，法律的正义可以不要，但大大小小的领导的“尊严”却必须维护，这或许就是为何“涉嫌诽谤罪”在中国各地络绎不绝的根本原因吧。　　

在《南方都市报》　7月19日　刊登的　陈爱和　先生的《文字狱何以此起彼伏》一文中，表明了一种看法，即如果诽谤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外交代表等，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巨大的恐慌，似乎就可以认定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从而遭受刑事起诉。然而，我们知道，在法制成熟的西方，无论多么重要的政治家（或者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都难以用诽谤罪起诉他人，因为无论面对媒体还是公众的批评，他们将要费很多力气去证明批评者具有“实际恶意”（《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所确立的原则）。　　

以克林顿总统为例，当媒体爆出他和莱温斯基的丑闻之后，他要想治罪媒体，必须举证说明被告（媒体）在做出那些具有诽谤和诬蔑的报道时，清楚地知道自己使用的材料或信息是“虚假不实的”，或对其使用的材料和信息的真伪予以“肆无忌惮的无视”。克林顿的性丑闻当然引发了很大的动荡，包括国会的弹劾，然而，在“实际恶意”原则下，即使身为美国总统，他也无法对任何人提出诽谤诉讼。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他也毫无隐私可言。　　

所以，绝非一位官员担任公职的级别越高，就和“社会秩序”、“国家利益”联系得越紧密。可是，我们在“曹县帖案”后看到一些评论，好像西丰县令张志国，作为一县党委书记，正七品干部，就有底气在西丰一亩三分地上称：他本人就是国家，对他的诽谤就是侵犯国家利益，因此必须警察来抓捕、检察院来提起公诉。而段磊所举报的那个郭峰书记，竟也敢以“正八品”干部的身份，号称自己的名誉就是“国家利益”，这样做似乎就僭越了什么。这表明，特权思想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么根深蒂固，而一部良性的有关诽谤的法律，离今天的国人还有多么遥远。（转载自作者博客）　　

以上这些报道中所举出的例子，说明我国的法制建设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成熟起来，而这一切的基础，应该是司法体系是否能够相对独立，与国家行政体系“脱钩”，使行政对司法的干预作用尽可能小一些，这样，行政体系中的“大老爷”们在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时才能有所忌惮，才会有所收敛。　　

在吴保全“诽谤政府”这个案子里，老百姓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被“娱乐”对象。首先是制造了一个新的罪名“诽谤政府罪”让人们的愤怒和“娱乐”情绪达到最高点，继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来一个大转折，最后用一个“领导”和百姓们都满意的结果“娱乐”大众一把，让大家都有台阶下。不过，尽管很多人不认同，但这个案子却再次证明了网民对于中国司法实践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十二章 强拆事件　　

经过两个多月的大规模骚扰，受不了的被拆迁户都已经主动签字搬走，而剩余的住户则已经被验证出来根本不吃这一套。时间到了八月份时，双方都已经显示出了足够的耐性。这时，拆迁办使出了最为卑劣的一招。　　

在一个很平常的深夜里，有两辆面包车停在了老刘和春花两家的家门口，这两家是邻居。由于时间是凌晨，人们都在熟睡之中，而车来得比较隐秘，根本没有惊动太多人。车上下来两伙人，分别踹开了院房大门，进入老刘和春花家的院子里，然后砸窗进入了正房。　　

在老刘家，老刘和他七岁的外孙女同住，老刘在稍做反抗的情况下，遭到了残暴的殴打之后，和孙女被强行押进面包车，随后遗弃在荒野之中。半个小时后身著内衣裤，光脚的老刘抱着孙女，艰难地步行到公路边，企图能够拦一辆过路的车载他回家，但由于老刘的“打扮”过于古怪，深夜里路过的车包括出租车都不愿意停下来，这时一辆巡警车开过来，把老刘送回家。（事后有人说这辆巡警车是事先安排好的，怕老人被弃荒野出危险）老刘回到家看到的却是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已经成为废墟，财物已被掩埋在残垣断壁中。　　

春花也没有幸免，丈夫也经过反抗被毒打，她也是身著内衣裤被四个人带上车，眯眯糊糊被装进车里，也不知道是在哪里行驶了二十多分钟，到了一个地方被放了下来。车子迅速开走了，而她定睛一看，正是我们牛奶厂边城市主干道边，离家走路约十五分钟。就这样，在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走回家一看，自己家房子和老刘家的房子都已经被拆倒了一大半。“被赤身露体”对于一个人而言是相当大的耻辱，更何况是年届半百的妇女。　　

两家人欲哭无泪，很小心地进入到还没有被拆倒的房子里面找了几件衣服穿上，站在外面直到天亮。第二天一大早，习惯早起的父亲就知道了，回家来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让母亲极为不安。而我也去看了一下那两家人，他们正在邻近的老陈家休息。在他们被拆倒的房子附近，站着五六个身穿迷彩服的人。听站在旁边的陆大夫的说法，这是开发商派来的人，看着二家人，不要做出出格的事情，不过，春花和老刘还没有真正从被强拆的事件中反应过来，心里可能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下一步怎么办还是没有更好的想法。　　

还有一些人出主意，说“先去把拆迁办砸了再说，现在砸也白砸。”也有的人不太认同，说还是先去报警并去找政府申诉。这时，不知是谁说了：“得了吧，还报警找政府。警察半夜已经来过了，但今天是星期六，警察说只能等星期一再说，所有政府部门都休息。人家拆迁办那帮人就是瞅准了周末政府休息的时机，强拆完了看一下你们的反应，即使去政府，也都推到下周一了，晾你两天，估计到时候火气也消下去点没什么热度了。”原来如此，人们恍然大悟。　　

拆迁办整个上午都没有人来上班，平时即使周末，十点多也应该有人来上班了。而老刘和春花两家人简单吃了一点早饭后，到拆迁办一看没有人，就直接到区政府去申诉。但区政府这时只有信访办公室有人，就被直接推到了信访办。那里的办公人员十分客气，分别记录了他们的遭遇，并让他们签字。随后告诉他们，“今天是周末，领导都休息，等周一会把材料送到领导办公室，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春花和老刘也没有办法，只好从信访办出来。但他们并没有回家，而是坐在区政府门口台阶上，漫无目的地坐在那里。　　

春花对于她的家被强拆是最想不通的，这两年当中，她和拆迁办的关系可以说非常融洽，由于喜欢打麻将，包队长还经常带着人去她家一起玩儿。此外，她还通过亲戚托当地的一个黑社会头目给拆迁办打了招呼。怎么就会先挑她家动手呢？渐渐冷静下来，她脑子里开始对这些事情仔细地梳理起来。　　

到了星期一，区政府派来一个副区长和副镇长，带领五里区派出所和拆迁办的人一起来到两家破落的院子前。见到政府的人，春花和老刘一边哭一边诉说着那如噩梦般的夜晚所经历的苦难。春花一见到包队长出现，咬牙切齿地就要扑上去撕打，被众人拦了下来。而老刘只是一味地哭着，手脚不时地颤抖着，一大早她的女儿已经把孙女接走了，但即使这样，老刘也没有离开，还是捱到了事情彻底解决才离开“破碎的家”。　　

最后，在调查取证完成后，主要领导说要回去研究一下，但再三叮嘱房子不可再住，并告诉身边的副镇长尽快安排两家人的住宿和吃饭问题。随后，众人乘车离开。从这时起直到问题解决为止的将近一个月时间里，总有两个“小弟”在这两家人院子附近，只要有人来，不管是谁他们都会用手机拍下来。　　

到了傍晚的时候，包队长带领着拆迁办的几个人又来到了这两户人家里，对春花和老刘说：“这个房子不能再住了，太危险了，领导让我给你们安排了一家宾馆，费用都由区政府出，吃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费用也由区政府出。”　　

这时，春花忍不住了：“包队长，我只想问你一句话，咱们关系处得不错吧，我没亏待过你，小玲也是我给你介绍的，你为什么派人强拆我的房子？”　　

包队长一听，有点急了，不高兴地说：“又不是我干的，我和这件事情没任何关系，更不能和小玲扯上关系。”　　

说着，拿出几百元钱来，想递给春花，但被春花拒绝了，老刘同样也没有收下。　　

话谈不拢，包队长见状，便带着众人离开了。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从春花和老刘家那边出来，后面跟着的几个小年轻一边大笑着一边还比划着，看起来颇为兴奋和得意的样子。　　

那个春花口中的“小玲”是谁？经人证实，原来是包队长的一个小情人，从外地来北坨打工，本来在附近开小卖店的，颇有几分姿色。有一次，包队长去我家时还带着她，只是一直在车上没有下来。包队长来主持拆迁工作时，常去她那里买烟，一来二去就认识了，想和她交个朋友。春花知道这个情况后，多次找借口请包队长和小玲来家里打麻将，为他们俩个人创造了单独接触的机会，时间一长，包队长为女人花钱还是很大方的，送了几样礼物，吃过几次饭之后，两个人就成双入对起来。然而，没多久，和小玲同住的还有一个外地来的女孩儿也和包队长有了一些“瓜葛”。所以，看人是不能够只看外表的，象包队长这样“五短身材”而且已经步入中年的男人，居然能受到年轻女性的青睐，而且只要出手从不落空，让人不禁感慨，现在的社会是怎么了？！　　

此后的十多天里，他们还去市政府“上访”过，市信访办的人告诉他们已经通知了区政府要尽快处理这件事情。但区政府和拆迁办对这件事情始终没有明确的处理意见，两家人多次找到区政府，则都被带到了信访办，而那里的办公人员则一次比一次地态度冷淡下来，甚至开始有点恶劣了，每次都让他们去找拆迁办。而拆迁办的人一见到他们来，则纷纷离开办公室走掉了。老刘在这个过程中显得越来越消沉，显然所受打击太大。春花虽然明显瘦了下来，但“战斗热情高昂”，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和仇恨。　　

一天下午，拆迁办的几个年轻人耀武扬威地又去春花家附近转悠，被春花看在眼里。趁其不注意时，春花上前抓住了一个姓白的人的衣服，这个人也曾经多次在春花家里玩过麻将，而且有时还登门去吃点炖肉，喝个小酒，春花待他也算是不薄了。当时，春花一边骂着，一边用力撕扯了起来。这个人丝毫没敢还手，只是一味地想挣脱开，其他的人则躲得远远的，一边大声劝说着。最后，这个姓白的人脸上被抓破好几处，衬衫也被撕破了。被挣脱开后，春花手持石块一路追到拆迁办。这件事被迅速传为佳话，人们对春花的这种行为大加赞赏。　　

在强拆事件发生的第四天，我在一个比较知名的论坛里看到了关于强拆事件的帖子。原来春花的女儿在北京打工，这个帖子是由其女婿撰写发上来的。里面图文并茂且充满了愤怒之情，里面写道：　　

回家我看到曾经温馨有小院儿现在已经满目疮痍，二位老人身上的瘀青还没有完全消退，让人既愤怒又心痛。我托了一些比较了解开发商和当地政府的同学、朋友从内部打听出一些消息，开发商之所以要暴力强拆，是因为……暴力强拆后，由于没有了可测量的实地，就可以仅按照房本的面积进行地价补偿，而补偿价则要按政府规定的1800元/平方米来算。更有甚者，据说开发商负责人在某政府官员主持的会议上曾公开叫嚣道：“拆！打死一个人不就20万吗，赔的起！”　　

一边是在政府眼皮底下的暴力强拆，一边是事后不闻不问的政府态度。一边是头发花白，仅有的栖身之所也被夷为平地的两位老人，一边是风华正茂，冠有“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大慈善家”头衔的民营企业家。一边是住了20年没有暖气、煤气、下水而且拆迁补偿少的可怜的平房，一边是仅装修费用就要70万元的豪宅。　　

看着这样的对比，我要大声的呐喊：你们还有人性吗？！！！！！小老百姓还有活路吗？！！老百姓没有偷，也没有抢，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设起了自己的家园。我们要求的并不高，我们要求的仅是按实际占地面积和公平市场价格核算的拆迁补偿款。但是无良的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却打着建设和谐社会的旗号，强盗般的掠夺着老百姓的血汗。被暴力强拆的残垣断壁变成了你们登上百富榜的垫脚石。历史会清算你们的！　　

随后的一段日子里，又有一些从前没有见过的“小弟”五六个人一伙，大白天到各家各户去进行“入户”。一般是手拿名单和矿泉水瓶，到哪一户直接问：“你家是某某某吗？怎么还不搬？给你们三天时间，赶快去签字！”我家虽然没有来，但也不时见到有一些类似的人在附近徘徊。我一般白天在外面和陆大夫他们聊天儿时，身上也带着蒙古刀和甩棍，心里并不害怕这些“小弟”。　　

有一天问到了一家开家庭工厂的老陈家里，老陈见状并不慌乱，问他们要证件，这帮人当然拿不出，还十分蛮横地说：“不搬一定会要你好看！”老陈拿起电话报了警，这次警察来得很快，但这帮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天半夜，就有一辆面包车来到老陈家院子前面，下来六七个人开始用石头砸老陈家的大门，但过了十五分钟，忽然有人大声喊了一句“警察来了！快走！”这些人跳上车飞奔而去。来的是一辆车身上标有“司法”字样的面包车，一直呆到天亮才走。　　

随后的两天，这辆车都是半夜来天亮时离开。后来，有消息灵通人士通报，原来老陈的女婿是市司法局的一个副局长。此后，老陈家再也没有受到过骚扰。人们说，这次包队长的调查工作没有做到位，老陈家有那么“有本事”的一个女婿他们却丝毫不知情。　　

这期间，包队长也到过我家一次。那天已经到了傍晚，他还是一个人来。点烟寒喧后，聊起了他儿子学校的事情。　　

其实那时我已经和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联系过了，高考低分数在省内是没有办法协调的，或者很难协调。其中的风险太大，没有人愿意为几个钱而冒“挪位子”的险。但各地高校目前有一种做法很普遍，可以把考生进行“对换”。例如，山西的一个考生分数如果达不到本省内院校分数线的话，他可以到临近的陕西或者内蒙去选一所学校，而对方同时也可以安排这样的一个考生到山西的高校去读大学。其中，考生家长需要花两笔钱，一是高昂的学费，据说学费不等，但最低的也要一年六万多，另外家长们还要为其中的“人情”支出一笔额外的费用。　　

但是，包队长了解之后，面有难色地说：“好是好，就是有点太贵了。”　　

我表示事情也只能这样了，他儿子的分数有点过低了。这时，包队长又一次抱怨起儿子不好好学习，让他为难。随后，又对我说起劝劝我父亲的事情。　　

我也表示了这一点比较为难，随后不由得谈起了春花和老刘家的事情，我说：“包队长，市法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我家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最先要请的是郝镇长，哦不，现在是区长了，另外，包队长你到时候也可能要去配合一下工作。”　　

其实，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无聊，和他说这些做什么呢？　　

这时，包队长有点不高兴地说：“强拆他们那两户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说：“不管和你有没有关系，我家房子如果掉一块砖的话，首先一定会找郝区长和你来调查。”　　

说到这里，已经有点无法再谈下去的意思。包队长随后接了一个电话，以有事为由告辞。在送他出门时，我说：“包队长，回去最好能够和你们办公室那些小孩儿们说说，强拆人房子伤天害理，干点什么不能挣钱，非要做这种事情？做这种事情迟早会有报应的，而且多数要报应在下一代身上。”　　

包队长这时看起来明显已经变了脸色，一边告辞一边快步走了。自这之后，他好长时间没有再来过，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今年北坨的雨很多，而且每次下得时间也长，雨量也很大，虽说有利于解决旱情，但来得实在不是时候。由于早就知道这里要拆迁，近两年父亲也没有在雨季之前修理一下家里的房顶，导致房子漏雨很厉害。　　

有一天，雨下了一天一夜，我和哥哥住的那间屋子漏得太厉害，为了防止屋子里的“顶棚”被雨水浸得掉下来，我们不得不在“顶棚”上面用锥子扎了几个洞。洞刚一扎开，雨水就直线流了下来，后来雨小了之后，才逐渐变成了水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水滴才基本没有了。“顶棚”却一直是湿的，多亏接下来的几天里，天气很晴朗，不过，屋子里潮气还是很浓重，散不掉，地上有许多过去刷在“顶棚”上面的“大白”掉下来，留下一片一片的痕迹。由于窗户外面已经蒙上了防止玻璃被砸的铁皮和木板，窗户不能够打开，这种潮气又过了几天才晾干。那个时候，让人不由得有如此感叹，这房子确实该拆了！　　

就在天气与处于“悲惨”境况的被拆迁户作对时，湖北省李有志老人遭遇的现实版发生在了老刘和春花两个人的身上。有一天下午，老刘和春花家来了三个人，两个　一米　八的大个子，另外的一个明显是他们的首领，三个人都戴着墨镜，流里流气的。三个人来到这片“废墟”前面，那个为首的人把老刘和春花叫到了外面。　　

这个人说：“二位忙呢？正好都在，有点事情想商量一下。”　　

老刘这段时间已经接近“精神崩溃”了，对于这样的“光头”们的来访感到“心惊肉跳”，而春花则显出十分不在乎的样子。她说：“有什么好商量的！”　　

那个人说：“上面通知我们，来和你们收一下拆迁费。”　　

老刘和春花一听，都十分诧异，春花问：“什么拆迁费？你们的上面是谁？”　　

那个人说：“推你们房子的费用啊！雇挖掘机一晚上两千五，八个人一人二百，一共是四千一，这得你们出啊！”　　

老刘一听到这些，当时就呆坐在了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春花听了则破口大骂：“去你妈的，这是什么世道，拆了老娘的房子还让老娘出钱，有本事连老娘一块拆了吧！”　　

那人看到这个情况，说：“大姐别生气，我们只是奉命行事，你有事找上面去，我们只管收钱，收不到钱我们没法交待。”　　

这时的春花已经达到了愤怒的极致，她冲上前去要用头撞说话的那个人，而另外两个“打手”则一人一条胳膊合力把春花控制住了，老刘却已经浑身发抖，哭了起来。　　

那个人又说：“行了，别闹了，考虑好，两家平摊一下，过两天我们再来。”　　

春花大骂道：“去你妈的吧，要你妈个×，再敢来老娘和你们拼了。”　　

这时，我父亲和陆大夫来探望他们，那三个人见势不妙，赶紧快步走了，但也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慌张，象是在做一项非常正常的工作一样。　　

非常令人气愤、也非常令人可笑的一个场景就这样发生了，虽然让人无法接受，但的确真实地发生在了人们面前。据说这几个人正是春花找过的那个黑社会的手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两户的动迁工作他已经“包”了，只要这两户搬走，他不只可以拿到拆迁办发的“酬劳”，还可以从春花家得到一笔好处费。后来，那几个人又来过一次，但看到老刘状况，实在怕他忍受不了背过气去，出了人命，才没有再强行上门收“拆迁费”。　　

据春花对政府所说的情况，她在被流氓从家里拖出来扔到大街上的那天晚上，家里丢了数万元的首饰，因为她经常配戴一些黄金珠宝，而拆迁办对这个情况是很了解的，所以，这个说法的可信度极高。　　

经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有一天，忽然听父亲说起春花和老刘家的事情解决了，开发商赔了一部分钱，虽然没有他们想要的那么多，但也差得不多。又过了一段时间，还听说陆大夫说起春花过去找过的那个黑社会头目在问她要“好处费”，说他们也帮了很大的忙才要出钱来。结论是：这个年头，黑社会千万不能招惹。　　

事情解决之后，我还在春花女婿的帖子里留言，要求介绍一下取得胜利的经验，但一直没有回复。不久，这则关于他们两家强拆的帖子也从论坛里被删除了。　　

有人在网上说过，各地的拆迁多数是有城管局（有的地方叫执法局）负责的，这些参与拆迁的人在上岗前都要经过一系列的培训，其实相当于一个洗脑的过程。首先，要把被拆迁户一律与敌人地位等同；其次，要做好各家各户的调查工作，工作要细，最好能做到无孔不入，记住被拆迁户在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每一条信息；最后，一定要做到四个字——抹杀良心！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拆迁工作者。　　

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第十三章 友邻陆大夫　　

陆大夫与我们家离得很近，他家几年前才搬到这里来，因为在附近开了一家小诊所，卖点日常药品，还能给老人小孩儿们输液，所以人们都叫他陆大夫。后来，从街道开了一个证明，弄了一块地盖起了现在的房子，正规的手续只有土地证和准建证，没有房产证，这就是陆大夫两口子最担心的，如果没有房产证他们怕被强拆的话会上诉无门。　　

陆大夫的一个高中同学在镇政府工作，正好参与拆迁工作。在拆迁一开始的时候，陆大夫就“活动”起来，积极找关系与拆迁办联系调解。在经过几次的请客吃饭后，和拆迁办谈好了补偿金和中间费用，可就要在签字时，拆迁办才知道他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包队长当即拒绝了事先谈好的补偿费用，合同自然也没有签成。其实，当时没有谈成应该是有原因的，因为有很多人家都没有房产证，甚至没有土地证和准建证，都能够拿到比较高的补偿费，以至于后来只要通过了包队长的“审核”，哪怕是在拆迁“谈判”过程中临时搭起来的“棚子”都能够按房子对待计算补偿费。而包队长并没有给面子，这让陆大夫夫妇对包队长极为不满。　　

就这样，陆大夫家的拆迁一度停了下来，虽然拆迁办仍然不断派人去谈，却总是由于补偿费太低而失败。在后来的接触中得知，陆大夫建这所房子的过程极不平坦。首先是准建的问题，当时他家这处院子的地本来是批给了街道建办公室，办好了手续却被镇政府否定了，因为当时政府内部已经有了牛奶厂拆迁的计划。所以，街道只好搬到了别处，而这个建房的手续是陆大夫在镇政府的同学帮他联系的，包括手续费和好处费花了不少钱。而在房子建造的过程当中，陆大夫请来他的父亲负责监工，在一次回家的路上，大夫的父亲被车撞了，到了医院没几天就去世了。所以，这处院子对于陆大夫而言不仅仅是个居住之所，由于其父亲的原因，在他心里一直有个结打不开，以至于在拆迁补偿的问题上他是丝毫都不肯让步的。　　

拆迁开始后，陆大夫家的诊所被镇工商局强制关闭了，而且，家里临街的几间正在出租的店铺也被关闭，租户吓得不敢再租住，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损失。随后，他在临近的一个村子里又开了一间诊所。在骚扰最严重的两个月开始时，还有一些“小弟”到他的诊所去“说过狠话”，拆迁办和开发商的人也开车去过。　　

有一次，陆大夫中午多喝了点酒，光着膀子就冲到拆迁办去了，见人就骂，最后指着小宋破口大骂起来，直至小宋被骂得哭了才被他的老婆劝回家去。自此，陆大夫和拆迁办的梁子越结越深，而他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十分严重的报复。　　

当天半夜时分，几个“小弟”从他们住的屋子对面的房顶上砸玻璃，整块的砖头直接扔到了儿媳妇的床上，陆大夫的儿媳妇刚生完孩子，为了照顾方便还和他们住在一起。第二天，受到严重惊吓的儿媳妇就搬到了早已经布置好的楼房里，而陆大夫的老婆每天也不得不走半个多小时去照顾儿媳妇坐月子。那时，陆大夫白天还要到诊所去上班，但一段时间下来，夫妻俩被折腾得受不了了，只好把诊所关掉，每天就呆在家里坐等，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和陆大夫夫妇认识的。那时陆大夫家的水管由于和街道的深井相通，还能打上水，我三天两头去他家打水，就这样越来越熟悉。那间被砸了玻璃的屋子，到最后搬家时都没有收拾打扫，任由碎玻璃散落，床上的石头和砖头也没有捡，被褥等物品还保持被砸时的样子。　　

那时恰逢六七月份，是工程建设的旺季，开发商为了赶上已经制定好的开盘时间，用　五米　高的落地式广告牌把没有拆迁的住户和他们的工地分隔开来，上面挂上了新建楼盘的宣传画，一方面为了美化环境和满足宣传需要，更重要的原因是要把拆迁的废墟遮起来。并且，按既定的计划在工地里开挖了人工湖，在湖边种植了非常高大的柳树和灌木，修建了漂亮的凉亭和小路。我们两家由于离工地近，在陆大夫家的水管被开发商派人强行挖断后，我们还一同去工地打过水。这过程中，由于广告牌所立的位置离大门太近，陆大夫还对工程队进行过阻挠，包队长只是在远处指挥一定要把陆大夫家的大门堵得“严实一点”，不过，工程队没有办法，只好在陆大夫的强烈要求下为其留下了进出的一个狭窄的通道。　　

开发商所种的高大的柳树被运来时，只保留了很少的根，每一颗据说得一万元左右，都得用吊车吊到指定地点种植，栽上后还在树体上面挂上类似吊针一样的药袋“输液”，有的还给“打针”。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以为是暂时的行为，等开盘仪式后第二年春天再重新种植一批。但过了一个多月这些树长出新叶子时，才知道树原来是可以这样种的。　　

我们两家还由于处于同一个规划区域而受到过拆迁办和开发商的“特殊照顾”。那时，新建小区的人工湖有三个部分，被他们圈起来的是第一部分，我们两家中间夹角的一部分是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是要在开发二期时要挖的。所以，拆迁办和开发商决定提前开挖。据说那天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开挖时，拆迁办和开发商派来了七八个身着迷彩服的保安人员。工程车挖坑时，开发商派来的人要求要尽量靠近我家大门和陆大夫家的墙，这引起了我父亲和陆大夫夫妇的极度不满。在我父亲极力要求下，坑口到了离大门六七米的样子而止。而陆大夫夫妇的要求则遭到拒绝，开发商的一个姓林的经理指挥四个保安把陆大夫的老婆抬到了旁边，并与陆大夫有了肢体上的接触。　　

陆大夫的二儿子正在院子里劈柴，听到后没有放下手里的板斧就走了出来。包队长见状，一声令下，“斧头帮的，给我拿下！”　　

几个保安一齐上去用一件衣服把陆大夫二儿子的头蒙住，合力把他手里的板斧抢了下来。　　

随后，陆大夫打了一个电话，十分钟后来了一辆面包车，从车上下来六个身高体壮的大汉，为首的一个留着类似电视上面出现过的“新纳粹”式的头型，只有头顶中间有头发，两边都剃得精光。这几个人一来，开发商的林经理和那几个保安明显有点害怕了，都停止工作站在了墙边。“新纳粹”上前同陆大夫打了个招呼，叫了声“陆哥”，问明情况后，他走到开发商的人面前，那些人象站在军官面前训练的士兵一样，一动不动，都低着头。　　

“新纳粹”指着这些人说，“不是要打人吗？动手啊！”　　

那些人还是一动不动，这个人走到林经理面前拽住他的衬衫领子就要走，林经理有点想反抗的意思，看着情形不好，陆大夫老婆马上上前制止了。　　

“新纳粹”说：“看你们那个怂样，都老实点，我陆哥要有点闪失，一个也跑不了。”　　

随后，他带领这些人离开了，而人工湖边挖到离陆大夫屋子的墙还有三四米时也停工了。这时，陆大夫的老婆由于刚才的冲突受到了惊吓，抽搐起来。林经理见状不好，赶紧带领众人跑掉了。随后，陆大夫抱着老婆到了拆迁办公室里，正好众人都在。包队长看到这种情形，马上派人叫了救护车来，把陆大夫的老婆送到了医院。经过一番救治，陆大夫老婆总算好了一点。　　

这时，陆大夫在镇政府的同学带着包队长赶到了医院，安慰之余，说：“安心养病，不要着急，这些费用全部由镇政府出，在医院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　　

当天下午，陆大夫越想越生气，又冲到拆迁办找那些人理论起来。没几句话就吵了起来，随后拆迁办的人都纷纷离开了办公室，而陆大夫不肯离开，一直待着。不知哪个好事者把办公室的门从外面反锁上了，陆大夫见状怒不可遏，抄起一个板凳把拆迁办砸了个稀烂。　　

不过，这件事最后没有追究。　　

等我从外地回来后，陆大夫夫妇和我谈起这次事件时，陆大夫老婆总是笑谈“斧头帮”的典故。　　

后来，在晚上被骚扰时，陆大夫夫妇睡不着，站在大门口看着，而我有时则在房顶拿着石头酒瓶等着，无形当中两家已经结成了“同盟阵线”。陆大夫还请教过我父亲“鱼叉”的制作方法，据说他想做这样一件武器，后来被我父亲劝说后放弃了这个想法。　　

一天下午，我正在陆大夫家里坐着和他们聊天，内容无非还是当前的局势和其他人家的最新动态。　　

陆大夫突然说：“晚上和陆哥喝酒吧！”　　

我说：“行，喝吧！”　　

这时，他老婆插话道：“小心你的血糖，少喝点，喝多了又要骂人！”　　

陆大夫说：“烦得不行，你一会去买点熟肉，弄点凉菜，我们就喝一瓶。”　　

我说：“陆哥有糖尿病吗？”　　

陆大夫说：“没事，好几年了。我没什么爱好，烟不抽，就爱喝两口酒。最近就因为拆迁的事，没怎么喝。”　　

随后，我要回家和家里打个招呼。回家说起陆大夫要我和他喝酒的事，父亲说：“最好别去了，虽说现在两家关系不错，但每家都是各谈各的。接触太频繁，拆迁办的会有意见。”　　

我答道：“有意见去吧，都欺负成这样了，怕他做什么！”　　

这时，陆大夫老婆买菜回来了，一手还提着一瓶白酒，在大门口叫了我一声。我说一会过去。　　

到了陆大夫家的时候，菜已经摆上了桌子，猪头肉、香肠、拍黄瓜、花生米、炸大豆。陆大夫拿了两个茶杯，倒满了，两个人先喝了一大口，然后招呼我吃菜。这时，他拿出一个小盒子，从里面拿出一枝笔一样的东西，在肚子上面找个地方扎进去一些，按了一下。然后，把盒子收起来并向他老婆要了半个馒头吃了起来。　　

他老婆说：“这糖尿病就这样，吃饭前要打痍岛素，要先吃点主食才行。”　　

我说：“那就少让他喝点吧！”　　

陆大夫老婆说：“没办法，从年轻时就这样，喝多了酒风还不好。上次喝多了收不住，把小宋给骂哭了。”　　

陆大夫插话道：“行了，他们那些人就该骂！”　　

他老婆说：“就你能！”　　

我一看要吵，赶紧端起酒杯劝了一口。　　

陆大夫告诉我：“听说国家最高检察院有个举报电话开通了，我上午打了一下，直接转到了市检察院，我说了一下情况，他们说帮问问，让我等电话。”　　

我说：“那东西管用吗？检察院归市政府领导，都是一家子，除非能直接打到北京可能会有点用。”　　

陆大夫说：“唉，管他呢！试试吧！”　　

我们喝得很快，一瓶酒很快就喝完了，所谈论的话题离不开拆迁那些事。陆大夫还聊了很多他的亲戚、朋友，包括他所认识的黑社会朋友们。一直聊到半夜，回家睡觉。那天晚上，拆迁办却没有“行动”。　　

后来，我还打过陆大夫所说的高检的热线电话——12309，一拨通直接就转到了市检察院，而且都是录音电话。我分不同的时间一共打过七、八次，想转到人工服务，但都没有人接。最后，我不得不“屈服”了，不得不感叹，国家有些部门怎么都这样办事？那些上访的人就是因为当地的司法体系解决不了问题，才不得不跑到北京告状。既然想出来一个好的办法，公布了一个热线电话，为什么还要转到当地检察院呢？这样的“摆设”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只会起到反作用，让大家看这些部门的“笑话”。　　

在剩下的拆迁户里，还有一位我父亲称之为“　于　老师”的老人，总来和我父亲下棋。而每次在大门口摆棋时，有一句话也总要说：“咱们还能让他们给吓死？！”听后很提气。后来了解到，这人和我父亲原来是老乡。他有个儿子，和他们老两口一同住在现在的院子里。老人想要两套小一些的楼房或者一套比较大的楼房，能够同时解决老两口和儿子的居住问题，但拆迁办一直在房子的面积和补偿金数量上面不松口，所以，他们家被拖到了现在。　　

另外还有一户姓韩的人家，拆迁办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给他补一套朝向和面积都比较好的二楼。但在签字后，拆迁办告诉他先前答应的那个户型已经没有了，并商量给他换一套差不多的，谁知，过了一段时间，他去找拆迁办的时候，房子换不了了，只能给他一套朝向和面积都与事先商量好的相差很大的楼房。谈不拢的情况下，老韩也留了下来。　　

有一天，和陆大夫聊天时，说起去年北江区被拆迁户浇汽油点着的那个房管局副局长，陆大夫说那个人已经放弃治疗死了，因为烧伤太严重，即使治好了又能怎么样呢？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想留点钱给儿子，还说那个人非常后悔过去做过的一些强拆行为，并希望他的儿子不要再从事这种职业。　　

也不知道他哪里得到的消息，但那个副局长确实是不久前已经死了。　　

我问他最高检察院那个热线电话给他回信没有，他说没有，对那个一直就不报希望。　　

　　

第十四章 钉子户　　

这几天，包队长又单独找过我两次，大概意思是在拆迁补偿上面他已经尽力了，实在无能为力。第二次，他提出来如果可以，想让我把郝镇长约出来，一起吃个饭，在酒桌上劝劝郝镇长。　　

我问他，“你不是和郝镇长很熟吗？五里区的拆迁将来不是都要交给你吗？”　　

包队长回答：“哪里！人家已经是常务副区长了，我算什么东西，连人家办公室都进不去。前几天去了两次，但每次屋里都有人，连门都没让进。你要能安排一起吃个饭，我就可以明着会替你家说话。”　　

我说：“我试试吧！”　　

我把包队长的意思和我哥说了，我哥说：“你可千万不要安排这种事情，他这种人确实没资格和郝镇长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想利用咱们和人家套套关系，如果郝镇长照顾了咱们家，那么他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排照顾他的关系户了。”　　

我说：“包队长还想让我给他儿子找个学校，我也给他找了，只不过孩子考得分数太低，学校学费要得高，他觉得太贵。”　　

我哥说：“这上面能帮就帮一把，行善积德的事情。”　　

我说行！　　

然后，我给包队长打电话，婉言地说我们也约不到郝镇长。我又说：“包队，你儿子的事你千万不要多想，我能帮一定会帮，你不要认为我会因为拆迁的事记仇，找你儿子的麻烦！本来能帮人上大学是个好事情。”　　

他在电话那边笑着说：“那是当然，我不会多想，我再考虑一下，我的同学也在帮着问！”　　

然后，又聊了几句，挂了电话。　　

后来，他还专门打电话又问过一次学校的事情，还是觉得贵。再后来，听他说他老婆舍不得让孩子走得太远，还是让儿子留在省内了，找了一所高职院校上了。　　

　　

谈到拆迁，无法不谈谈“钉子户”。就我所接触过的拆迁户而言，多数人对于被称作“钉子户”是非常不满意的。陆大夫的理由很充分，他说：“房子是我的，开发商想拿过去赚钱，而又不考虑我家的现实情况，还不想按照市价给补偿金。我的东西我说了都不算，我不想搬就找人来欺负我，回头居然要骂我钉子户！这是什么逻辑？！　　

是啊，非常可笑的逻辑！　　

没有接触拆迁之前，确实没有认真了解过“钉子户”的真实意思，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这样解释的：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时，讨价还价，不肯迁走的住户。　　

由此看来，“钉子户”一词是最近一些年，随着城市建设和发展而诞生的新鲜词汇。我国的古代的伟大君主不少，但没有一位君主把以法治国作为立法根本，所以，当国家当权者的利益有需要时，百姓的房子、儿子、女儿、财物甚至生命，都有可能会被剥夺。但我相信，钉子户在我国的古代应该也有，不过，如果没有绝对可靠的背景，没有人敢做钉子户。但“强拆”应该古代就有，《水浒传》中所描述的“生辰纲”，宋朝的那些地方官员为了讨好当权者，可以拆掉百姓的墙甚至房子，却只是为了一块大石头或者一棵大树。　　

在网上有些文章说，在几十年前，已经有所谓的钉子户存在，比如，在浙江奉化的“蒋公故里”，就有一个关于蒋介石和“钉子户”的故事。据说，蒋介石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以后，想把位于浙江奉化武陵镇上老家的旧房子拆掉扩建一下，于是要让周围的邻居拆迁，好给蒋家腾出地盘。邻居们得知蒋家扩建房子的事后，都纷纷让出自己的宅基地，可是隔壁卖千层饼的“周顺房”的主人却不愿意让出自己家的地盘。　　

原来，“周顺房”的主人与蒋介石都是儿时的小伙伴，所以并不把蒋介石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人物。他接到拆迁的通知后说：“瑞元（蒋介石的小名）当皇帝了，他让我搬，我不得不搬……”并执意要让蒋介石亲自来说。蒋介石听后叹道：“迁不迁由他去吧。”这个“周顺房”，按现在的标准就是在城市建设中所说的“钉子户”吧！这个钉子户到现在还镶嵌在蒋介石故居大院右边，叫“周顺房千层饼店”。　　

对“钉子户”一词说得和用得最多的可能还是拆迁主管部门和媒体，我们经常从新闻里看到关于“钉子户、依法强行拆除”等词汇。“钉子户”从字面上看是个贬意词，含有“刁民”的意思，有人评论，这种叫法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在拆迁之前，如果先和拆迁户多一些友好沟通，多考虑一些百姓利益，比动不动就派推土机进行强拆，效果应该好得多。不过，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百姓和地方政府及开发商当然是对立的。　　

我并无意追究“钉子户”形成的原因，也不想为“钉子户”鼓吹什么。举我所碰到的两户真实的家庭所遇到的事为例，何锁和郭老两家的情况很说明问题。　　

这两户是邻居，要不是我家后排的房子拆掉后能够直接看到这两户，很可能至今我也不会认识他们。何锁有两个儿子，全家都住在目前的小院子里，而何锁是一个很安分守己的人，和政府的人没什么过硬的关系，也没什么钱，但全家却也过得有滋有味。刚开始拆迁的时候，何锁为了能够拿到一个好一点的价格，还经常在拆迁办转转，和拆迁办及开发商的人想拉拉关系，拆迁办和开发商通过他也了解了不少这个地区的情况。　　

在被骚扰最为严重的一段时间里，开发商经常有一伙身着迷彩服的人在胡同里不停地转悠，象是在示威一样。有一次，在半夜“大扫荡”后的第二天上午，开发商的一个经理带着这帮人又来了。当时，有二十多个拆迁户正在商量着要去区政府“告状”，何锁也在旁边看“热闹”，人们正好看到开发商的人来了，上前堵住了要理论一下。开发商的那个经理态度非常蛮横，并声称要给拆迁户们点厉害瞧瞧。这下象捅了马蜂窝一样，情况眼看就要失去控制了，双方都已经要动手了，那个开发商的经理手里还抄起两块砖头。何锁见状，马上上前进行了劝阻。幸好当时在场的人岁数大的多，再加上何锁的阻拦，冲突没有发生。何锁“保护”着开发商的那个经理走后，人们都大骂何锁是汉奸。　　

谁知，到了下午，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了。何锁的邻居家要拆了，那堵共用的墙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没能保住，而指挥拆墙的人正是他上午还在“保护”的那个经理。人们都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笑谈，而何锁好象也从这件事情当中醒悟了一样，自此也把自己放在与开发商对立的一方。而在一次次的谈判过程中，开发商和拆迁办则一再压低给他的补偿金，这让何锁变得越来越烦燥不安。后来，听说是他的老婆做主，把价格“抗”了起来，从此，他家所要的价格再也没有降过。我们算过，按照他所要的价格，如果折算成相同地段的房子，考虑到他有两个儿子同住的情况，这个价格并不算过分。　　

还有郭老家，郭老家的房子很大，院子比我家的要大一些。因为郭老腿不好，行动不方便，所以，他一直坚持要先安排好他的住房才能来谈价格。但拆迁办只同意每月给200元的租房费，补偿的费用也不能让他满意。拆迁办对他的骚扰是从砸他的花盆开始的，老人由于行动不便的原因并没有什么爱好，只能在院子里养一些花消遣，砸坏他的花和花盆让他着实很痛心。后来，流氓们把他家房顶上面所有的烟囱都弄倒，所有的玻璃都砸坏，让老人的心里越来越不满意。他把所有被砸坏的东西都记录下来，并记录下被砸的时间。当拆迁办的人找他时，他就拿出这些。有一次，包队长用带有羞辱性的口气问他：“你想要多少？每块玻璃一万行不行？你这破院子给你一百五十万满意了吧？”　　

郭老一听差点气得背过气去，也赌气说：“好吧，就按你说的，每块玻璃一万，但整个算下来不是一百五十万，而是三百万才够！你们以后如果再来，就拿着三百万现金来，否则不要再来谈了，没什么意思。滚吧！”　　

就这样，双方不欢而散。自此，郭老一直坚持着三百万的补偿要求。　　

直到现在，这两户仍然“钉”在那里，不知到何年何月了。　　

那天，待着没事，到我哥办公室去上网发邮件，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有一篇题为“钉子户不是麻烦，权利更不是”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就摘录了下来。　　

文章说，在广州市越秀区珠光路，因为前开发商无力开发导致一块6000余平方米的地烂尾，700多名街坊从此过上漂泊生活，一晃就是十多年。如今又有开发商接手，却因一个廖姓住户对690万元的补偿费仍不满意而不愿搬迁，致使169户人家无法回迁。　　

据《广州日报》报道，该住户认为赔偿金应按广州北京路的商铺价格，每平方米十几万元。而去年有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显示　廖　先生的房子价值是430余万元(折合16086元/平方米)，而　廖　先生认为每平方米应补偿他十几万元。这场持续了十三年的对峙，早已不仅仅是开发商与钉子户、挖掘机与公民物权之间的较量，它伤及到了太多无辜，搭进去太多社会成本。那700多名街坊回迁梦碎，不得不十数年都市漂泊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十余街坊至死都未等到回迁的情感伤害，另外由于这些居民的户口仍在珠光路，他们孩子读书的问题也成为一大难题。于是，一些本是邻居的人，现在纷纷站在了拒不拆迁的　廖　先生的对立面，长时间来，众多街坊没少去跟他去磨嘴皮。街坊们甚至走遍了所有有关部门，希望政府能出面解决问题。　　

文章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当更多的拆迁户开始自发代行开发商之事，上门动员“钉子户”搬迁时，这算不算是这个时代现场中最为吊诡的一幕？而那位被称为“钉子户”的　廖　先生所面对的，已不光是开发商的挖掘机，不光是环境的一片狼藉及经年累月的孤寂，更要面对曾经朝夕相处的街坊邻居的怒目相向，这又该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固然，那700多名街坊有家难回、十数年时间都市漂泊的滋味，不好受，原也不必受。但是，是“钉子户”导致了这一切后果的吗？所有的责任也必须要向“钉子户”索要吗？　　

文章认为，“钉子户”不是令街坊们回迁梦碎的罪魁祸首，一种不负责任的拆迁及开发模式才是。在700多名街坊开始迁出珠光路的1996年，亦即在《物权法》尚未出台而暴力拆迁在各地纷纷出现的年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个“钉子户”得以保全至今。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从1996年到2007年十多年间，因为前开发商无力开发导致该块土地烂尾。“无力开发”却又早早进行拆迁，且事后不仅开发商不管不顾，相关部门也未给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居民的十年漂泊。试想一下，如果长春市的“先回迁，后拆迁”模式同样在广州市得以应用，必然不会出现珠光路居民这种尴尬。这也意味着，没有理由将一切责任都算到“钉子户”的头上。　　

然而我们又能将2007年之后的责任归于“钉子户”吗？众所周知的是，　2007年10月1日起　，《物权法》正式施行。这样的一部经济宪法，不仅对公民合法财产权做出了规定，也赋予了公民在法律边界之内做一个“刁民”的权利。在这里，街坊所说“差不多700万元都不够？我们心理还不平衡呢！”是没有道理的。既然“钉子户”坚持他认为应当获得的补偿金，是他应有之权利，则任何人都无法指责他。即使开发商认为他的要求有过分之处，同样不乏司法解决之道，那么开发商为何舍弃这一渠道，而政府部门为何也任由此事发展，以致昔日街坊邻居反目成仇？　　

文章认为，一个合法伸张个人应有权利的人，是没有必要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得失的。因为其他人的利益得失，譬如700多名居民四处漂泊的情状，他既承担不起，也不应是由他来承担。能够承担这一切，并且必须承担这一切的，不仅是前后两个开发商，还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因为开发商获得的拆迁及开发资格，都意味着背后有政府“具保”。所以，不管历史的原因是什么，有多复杂，不使居民因拆迁流离失所、漂泊无定，都是政府应尽之职责。由此而言，珠光路街坊将原本应当加在开发商身上的怒声，转向“钉子户”，是对钉子户的不公平，当然亦是一种不理智。　　

最后，文章说，在街坊的声讨之中，我们需要更加关注“钉子户”　廖　先生的处境，更加关注权利的处境。必须弄明白的是，“钉子户”不是珠光路街坊们的敌人。当然我说的是，每个人对于权利的伸张，都不该被任何人视为麻烦。而政府部门更周到细致的工作，应当完全能够避免使公民之间因公利与私利而怒目相向。　　

当时，我和我哥都对我家是不是会成为“钉子户”唏嘘不已。正谈着，二哥又从电脑里找出一幅图片，是2007年网络上评出的“中国最牛的钉子户”，那是一个工地上孤零零的、如同大海中的一座小岛的、仅剩下骷髅一般的骨架的两层小楼，极具震撼力。　　

当时，这场由网友发起的另类宣传热潮，让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杨武、吴苹夫妇，在陷入搬迁窘境之际，竟靠一张视角独特、具有强烈震撼力的照片而走红中国。那年正值《物权法》刚刚通过，全国各地在拆迁问题上已经民怨沸腾，“钉子户”女户主吴苹风韵犹存的形象，知法守法的理性姿态，使她成为镜头前最好的发言人及辩护人；“钉子户”男户主杨武渝州散打冠军的身份增添了事件的娱乐性，他站在屋顶挥舞国旗的场景深具震撼力与感召力；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姿态更稳固了网友的民意基础；几个因素促成了这起网友口中的“一个伟大的标志性的事件”。借助于网络表达出来的民意，任何组织及个体都不应该忽视。　　

据经历这件事的人称，最感意外的还是重庆市政府，匪夷所思的另类宣传和海啸般袭来的网络信息，打乱了他们的全盘宣传计划。而网民推动的“史上最牛钉子户”炒作浪潮，与官方安排的重庆成为直辖市的十周年纪念的时间大致相仿，甚至热烈程度并不亚于重庆同期举办规模盛大的糖酒会和火锅节。交通方便的杨家坪轻轨车站旁的“钉子户小楼”，犹如海中孤岛，竟然也成为市民休闲或赶路空隙时观赏的景点。仅仅一幅具有强烈震撼力的照片，一周多就足以让中央、各省市和外国媒体，包括电视、报纸、电台等作现场直播和专题报道。最火爆还是网络媒体，通过直播、视屏、QQ、MSN、博客等多管齐下。　　

　2007年3月23日　，众多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重庆市“正升百老汇”商品住宅小区楼盘工地，集中在了这个工地上孤零零的、如同大海中的一座小岛的、仅剩下骷髅一般骨架的两层小楼的身上，因为　2007年3月22日　24时，是这座命悬一线的小楼生存的最后时限，这是法院判决的执行强制拆迁的最后时限。人们的守候在第二天的早上８点便有了答案。中央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说，这座小楼没有被拆除。许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长长地出了口气。中央电视台在当天中午的一次新闻报道中说，法院没有对这座小楼实施强制拆除。　　

中国的众多媒体都在这天的头版刊登了这张“史上最牛钉子户”的照片。看到这张照片，让人惊叹，在这　十米　深、面积超过了１万平米的大坑中坚守三年，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它记录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漫长的角力，进行得如何艰难。一座两层小楼在断电断水断气断路的困境中，在随时都可能垮塌的危境中，岿然不动，而小楼的主人又需要何等坚强的意志和人格。十几年来，拆迁的纷争燃遍全国，被拆迁人一直处于绝对的弱势，被拆迁人的官司几乎就没有打赢过，即使以生命抗争，也注定会失败。　　

不过，反过来这张照片还告诉我们，这个小区的开发商并没有采取非法的手段，没有铤而走险，还是守法的。对于这件事，我们听到过一些不一样的说法，有人说，被拆迁人要求赔偿2000万元，还说，那是座私人占有的公房。可就在　3月22日　的工地上，小楼的女主人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她说，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求货币补偿，他们仅仅要求的是实物安置，要求原地原面积原商用房安置，2000万元当然子虚乌有，并且向记者们出示了他们的产权证和土地证，这是毫无疑义的私房。　　

他们所要求的是“拆一还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的公平原则。你要人家从自己居住多年的老宅搬走，势必带来财产及心理上的伤害，当然应该赔偿损失。而土地的增值所带来的收益，理所当然该有原土地使用权的拥有人一份。　　

文章还说，如果这个小区的开发商很有头脑，他应该把这座楼保护下来，给它砌上钢筋水泥的基座，使它成为一个极有价值的景观，同时让人们知道，他是何等地遵纪守法，何等地恪守商业道德，何等尊重业主。　2007年3月16日　，恰逢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它的最大亮点之一是国家财产与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文章在这里呼吁：请不要拆掉这座楼，让它成为国家保护公民私权的纪念碑，让“最牛钉子户”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座纪念碑！　　

最后，文章还提到，据女主人吴苹事后接受某记者采访时说：“有人说我是刁民，我真是冤枉，比窦娥还冤。我觉得只要开发商依法拆迁，有关部门依法行政，就应该没有矛盾。现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只要不太过分，我认为也不存在什么问题。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态势。如果开发商依法的话，我会第一个走，因为我要为生活奔波，上有老，下有小。”　　

同时，我哥还让我看了一篇关于《地产SHOW》曾经评出的中国房地产拆迁史上的10大“钉子户”的文章，现在看来，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一些“钉子户”所做出的行为，现在一些地方还在发生着类似的事情，而有些案例显然要比这些所谓的“十大”更为激烈，更值得让人记住。　　

而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顾则徐”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英国‘钉子户’如果在中国”，文中以一个在网上很有人气的故事为引言，说了他对“钉子户”的看法。　　

那个故事是说，在英国伦敦附近有一片树林，在树林空地上，一个名字叫做哈里·海洛斯的流浪汉搭了一个不足　9平方米　的小窝棚，一直住了近二十年。2007年，他向伦敦市政厅申请了一张土地所有权证，正式宣告拥有这片土地的所有权。万万没有想到，一名亿万富翁看中了这个地方，开价200万英镑，要求流浪汉让出这个地方。流浪汉断然拒绝，他的理由是“你看我像那种卖了房子坐着飞机满世界跑的人么？”流浪汉一夜之间拥有了百万身价，很多人非常好奇，政府怎么会允许一个流浪汉在伦敦这个国际大都市附近的树林中乱搭乱盖呢？在中国的某些城市，流浪汉的这个小窝棚属于典型的违章建筑，不管你住了多长时间，只要政府向法院申请强制拆除，那么小窝棚立刻就会消失。　　

文章中解释了一下这个奇怪现象发生的法律依据，英国的财产法具有三大特征：首先，财产私有是常态，而财产公有则是例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只要法律上没有规定属于公有财产，那么，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侵犯公民的个人财产。其次，规定了取得时效制度，行为人占有财产超过一定期限，归占有人所有。这位幸运的流浪汉1986年开始栖居在树林小窝棚中，按照英国法律，如果占有一块无主土地超过20年，那么，他就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在中国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无论合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都不可能因为占有规定时间而取得土地所有权。第三，城市规划民主化，城市拆迁市场化。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对城市规划进行修改之后，涉及的拆迁问题完全由开发商自行解决，伦敦市政府既不会出面帮助其强制拆迁，也不会动员钉子户“为了公共利益”而放弃自己的财产。　　

哈里·海洛斯绝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名人，这仅仅是因为他在伦敦第三区拥有一块面积约　9平方米　的土地，即使商人德威尔先生开价到400万英镑也拒绝转让，德威尔先生却对这位72岁的爱尔兰老人毫无办法。这在中国人眼里简直是天方夜谭，哈里·海洛斯老人和他黑色帐篷的照片在中国媒体上广泛传播。《中国青年报》记者还跑到伦敦，告诉哈里·海洛斯：中国人把他称为“全球最牛钉子户”。显然，“钉子户”这个字眼对哈里·海洛斯来说同样是天方夜谭，他耸着肩对记者说：“我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在我的地盘上，那些开发商才是钉子呢！”　　

中国人把哈里·海洛斯老人称为“钉子户”和哈里·海洛斯老人无法接受“钉子户”称呼，不过是两种难以沟通的土地制度观念的体现。在中国拆迁领域，“钉子户”这个字眼开始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进行动迁的政府或单位把一些采取抵抗行为的居民称为“钉子户”，带有一些贬义色彩，包含着一种“刁民”指责。随着中国社会公民意识觉醒，“钉子户”这个词在最近几年已经越来越中性化，但还没有完全中性化。人们已经认识到私人物权不得随意侵犯，动迁方应该给予居民合理的补偿，如果补偿不合理，居民便经常采取抵抗行为而做“钉子户”。　　

文章还对“合理补偿”提出了看法，认为在中国，即使按照所谓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甚至给出足够高的补偿费用，如果居民仍然不愿意，他们能象哈里·海洛斯老人那样拒绝拆迁吗？显然不行。不仅中国法律不允许，即使从中国人现有道德观念来说也不行，“钉子户”将会被政府和很多民众看作是贪婪的不顾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自私的人，将被谴责为“刁民”。虽然中国民众现已意识到私人物权不应被侵犯，但这种私人物权在国家一系列具体法规、政府政策和人们的观念中，还处于次等的地位，私人利益应该要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哈里·海洛斯老人如果在中国，他不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且将被认为自私和有碍观瞻受到谴责，他保守自己流浪汉生活习惯的行为将被还没有进入公民社会的中国人批评为愚昧无知。他现在之所以被中国人所惊奇，不过是因为他远在英国，而不是身处于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体系当中。　　

文章里，对“钉子户”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文章认为“钉子”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暴力性，在中国语境中通常与被“拔”或不被“拔”相联系，在“钉子户”问题上，同样存在着“拔”或不被“拔”的暴力性。不妨以《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为例，该法规规定动迁权利的获得只需要政府批准，虽然被动迁对象是居民的私人物权，但是，获得这一权利则不需要获得居民的授予，也就是动迁方在没有得到被拆迁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可以获得拆掉被动迁人私人物权的权利。而在动迁过程中，动迁方是与房地局等当地政府部门进行合作，对被拆迁人则承担补偿安置的责任，彼此之间不是私人物权的交易关系，而只是一种强制的动迁与补偿关系。而且居民既不得不接受动迁，也不拥有按照交易关系对私人物权进行自由报价的权利。如果居民不接受动迁，便成了“钉子户”，当“钉子户”坚持到一定程度时，也即超过了《实施细则》规定的动迁方和当地政府部门应该有的忍耐限度时，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就可以“强制执行”，这种“强制执行”的特征当然是暴力的。　　

最后，文章评论道，哈里·海洛斯老人如果在中国，在这样的《实施细则》约束下，按照中国的土地制度他本就不拥有土地所有权，他的帐篷几乎一文不值，连“补偿”也无法享受，命运只会是被当地政府部门驱逐，他的“私人物权”或会被一把火烧掉。2007年9月在深圳，一些已经居住15年了的“流动人口”的所谓违章建筑，就是被当地政府部门以执法名义一把火烧掉的。　　

哈里·海洛斯老人之所以被中国人看作“全球最牛钉子户”，正是因为中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而根源则是中国非私人的土地制度和暴力性的拆迁制度，以及浸透在中国人血液里的“集体主义”观念。哈里·海洛斯老人可以说“我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中国居民从制度到观念都不是土地的主人。　　

这些文字，应该被人们记住。如果我们的后代不会再经历这样的拆迁，我们要用亲身的经历为他们记录下这些，让他们了解在他们的前辈们的身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　　

　　

第三部分 痛苦的胜利　　

　　

第十五章 开发商出面　　

每年一到九月份，北方的天气就明显不同了，早、晚的凉意也很明显。尤其在我的家乡这个地方，所有的工程，都要赶在这之前动工，否则天气变冷，工程根本无法再破土动工了。由于我家始终无动于衷，包队长好象已经对我们彻底失去了兴趣。这时，拆迁办又来了几个新面孔。　　

有一个人总是走在拆迁办队伍最前面，好象是为首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身材高大的人，文质彬彬，一口东北腔。可是，由于被拆迁户对于拆迁办和开发商的“仇恨”已经很深，除非在补偿费上面有重大的变化，否则什么样的人来都无济于事。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是在我家附近，当时老刘和春花家刚被强拆不久。　　

那天傍晚，我刚从外面回来，看到老刘和这个人坐在我家大门前旁边的大石头上。不远的墙拐角处站着两个人，仔细一看原来是大明和另外一个过去的养牛户。大明和那个人半年多之前还在起早贪黑地养牛，现在住了楼房，不再养牛了，衣着光鲜，满面红光，看起来小日子过得不错。　　

我一边和大明打了个招呼，一边看了一眼老刘和那个人。大明问：“这一段没走？”　　

我故意大声说：“一直没走，每天骚扰，怕流氓晚上进来把老人伤着了。”　　

大明说：“那不敢，顶多也就在外面扔个石头啥的。”另外一个人也附和了一声。　　

我拿出烟，每人发了一支，点着抽起来。我又说：“二哥，日子过得挺滋润，现在干啥呢？”　　

大明笑道：“啥滋润，没事干，本来想开摩托车拉拉人，你嫂子不让，说那个活儿太危险。这不，每天就和他们一起喝个小酒，还没想要做点啥。”　　

我说：“那是，补那么多钱，先滋润几天，开个店应该不错。”　　

大明答道：“你嫂子也想开个小卖店，还在犹豫。孩子要上中学了，我们这几个钱，还得紧着点儿花。最滋润的是强子，”说着指了一下我们家北边，“就是现在拆迁办公室那户，他们家和市里的领导沾亲，也没让砸过，和我家面积差不多大，补了四十多万，拿了钱没几天就把那辆夏利换成天籁了，下午才来过。”　　

我仔细想了一下，对他说的这个人没什么印象。　　

这时，我注意到老刘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那个人也不停地点着头，不时还小声说上几句，看起来老刘被强拆事件吓得不轻，精神状态极差，看那个样子象要哭一样，而那个人似乎在不停地安慰老刘。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大明和同来的人又待了一会，怕天黑了路不好走，道个别离开了。而老刘和那个人则一直在那里坐了近二个小时，直到天彻底黑下来才走。　　

回到家里，我问了一下母亲是否知道开发商那个人，母亲说不认识。父亲回来后才告诉我，那个人是开发商从总部调来的专门协调剩余拆迁工作的，姓姜，人们都叫他小姜。　　

此后，我有时和陆大夫夫妇在外面看工程队种树时，常看到小姜出现，要么领着拆迁办的人，要么独自一个人，那时，他去得最多的应该就是老刘和春花家了。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我到南方出差。每天一大早，我就会给家里打电话，询问晚上被骚扰的状况，幸好多数时候母亲都会报个平安，但晚上会受拉运土方的车影响，不过是少睡一会儿罢了。　　

有一天，我给我哥打电话的时候，他说陆大夫家签字了，第二天就搬走了，走的时候还送给父亲两个锡铁合金的“元宝”。　　

我笑着问：“补了多少钱？”　　

我哥说：“一百零三万，那三万是给拆迁办的人要出来的，他实际拿走的是一百万。”　　

我想，这次陆大夫心里的结总算能够解开了吧！　　

我哥还说起有开发商的两个人找过他。我问了一下具体的外貌特征和姓甚名谁，确定了是过去曾经到我家并对父亲放狠话要“整死你们”的两个人。　　

我问我哥：“他们去做什么？是威胁你？”　　

我哥说：“那到没有，态度很不错。只是提了让我劝一下老爸。”　　

我说：“别理他们，欺负成这样还想怎么样？要是威胁你，赶快告诉我，我找人收拾他。”　　

我哥说：“没事，我有分寸，但你千万不要做那些事，他们也是为了工作，我们只是求财，再等等吧。陆大夫家一搬走，我估计咱家也快了。他们今天还给我看了他们的规划图，咱家正好在他们新建的‘楼王’上面。”　　

我有点不解，“什么叫‘楼王’？”　　

我哥继续说：“就是他们楼盘当中售价最高的一栋楼，每平米一万五。”　　

我一听：“这帮人疯了吧，一万五在北坨这地方能卖得出去吗？”　　

我哥笑道：“放心吧，你小看北坨了，越高档的越好卖，精装修又送全套家具和电器，而且是周边环境最好的一栋楼，装修的规格最高，一梯一户，连保姆都有专用的房间和电梯，这样的房子盖好了估计用不了一个月就卖光了。”　　

我说：“原来是这样，要么这帮孙子这么着急。那咱们敲他一把也是应该的！”　　

我哥说：“那倒不用，只要能接近‘拆一还一’或者按差不多的价格补偿就行了。”　　

我心里算了一下，“按他们开盘价四千一平米，我们不是发了！”　　

我哥说：“估计不行，能算到二千六就已经是那一片最高的了。”　　

这时，我哥说办公室来人办事了，就道别挂电话了。　　

过了三、四天的样子，我给我哥打电话时，他特别生气地说：“那两个人又来了。”　　

我问道：“又来了，干什么？”　　

我哥说：“那个姓刘的居然跟我说尽快劝爸搬家，还说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到我年底的评估。我也没和他客气，我说你最好到市长那里告我，让他把我给免了吧，我这工作正干得不想干了。”　　

我骂道：“这王八蛋。”　　

我哥继续说：“我告诉他们以后别再来了，如果再敢来就让保安把他们轰出去。”　　

我说：“应该报警，说他们威胁人身安全。”　　

“不用，那样不好。”我哥说。　　

不过，此后开发商确实没有再派人到我哥单位去。而没过几天，就听父亲说起老刘和春花家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开发商开盘要用的绿化和人工湖部分已经修建得差不多了。而我也接到我哥的电话，说开发商要约我们到外面谈一次。父亲为此还专门列了一张清单，列明了应补偿的项目、面积图和补偿价格等，但被我哥否定了，说不要带这些，只要告诉他们想要多少钱就行了。　　

到了那天，我带着父亲于约定的时间到了事先约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一楼茶餐厅。那个过去在拆迁办见过的姓黄的经理和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已经坐在那里等了。我和父亲走过去，黄经理站起来热情地和我们握了手，并介绍另外那个人是他们新来的老总，姓张。　　

寒喧过后，黄经理点了一壶龙井。上茶后，他让我说一下我们的要求。　　

我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接下来，我说了一下我们的情况，并强调：“我们不是想做钉子户，是我们当初想要的价格本来不高，但没有谈成，谁知道你们接下来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太过分了，砸玻璃、断电断水、给门锁灌胶水，简直是伤天害理。”　　

说到这时，我看着他们两个，停顿了一下。黄经理脸色不大好看，有点挂不住，而张总则面无表情，什么话都不说。　　

这时，父亲插话说：“其实我们想要的是十分合理的，我所参照的就是我们前面的老齐家的房子补偿标准，我要得只是他得到的三分之二，并没有很离谱。”　　

黄经理看了一眼张总，回头问我道：“那你们的要求是多少？”　　

我说：“我家一共六百多平米，一百五十六万。”　　

张总还是一言不发，这时，一个侍应为他们端来了两份早餐。　　

黄经理说：“这样吧，我们回去和总部请示一下。”　　

说罢，我和父亲告辞离开酒店。　　

出了酒店，父亲回头看看，这酒店够豪华的，茶确实是龙井，和他年轻到杭州出差时喝得一样。　　

我说：“等我哪天给你买一大包喝喝。”　　

父亲笑笑，点支烟一边走一边抽起来。走出酒店没多远，我哥迎面走了过来，问了一下大致的情况，我说谈得还可以，但没什么进展。　　

这时，父亲看到旁边有一片工地，问我哥：“这里的拆迁给了多少？”　　

我哥一看，说：“这个地方可有名，是大连的一家公司开发的，一平米给了七千，人们抢着拆的。”　　

我赞叹道：“真幸福！”　　

我哥说：“可不是吗！那些人一拿钱，拿出一半儿就可以在过去两条街的地方买一套和原住房差不多面积的新楼。我有个朋友去年把房卖了，快后悔死了！”　　

我父亲问：“这里盖的是什么？”　　

我哥说：“也是一个酒店。”　　

我说：“还是这种项目有钱，拆迁补偿也痛快。”　　

我哥说：“和开发的项目有点关系，最主要的是开发商能直接把钱能给到拆迁户手里，中间环节少，截流的就少；而且还事先安排好了安置房，所以，拆迁非常快，一个月都没用就完了。”　　

　　

随后的一个星期，那位姜经理去了我家几次，但巧得很，我都有事外出了。而父亲为了尽快能够搬走，降价幅度显然有点过大了。两次谈判下来已经降到了一百二十五万的心理最低价位。为此，我和我哥有点不满意，谈判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底线透露出去，认为这样会给开发商造成一种想敲诈他们的错觉。第三次谈时，父亲再次降了两万，并且告诉他们，这是最低的价格了，没办法再降了。而据母亲说，姜经理人不错，非常和蔼，也很有耐心；而父亲这次也确实没有再把价格往下降。　　

期间，包队长还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没谈什么实质问题，最后，想让我哥帮他约房管局局长吃顿饭，被我婉言拒绝了，我说我哥也不一定能约到他们局长。　　

在与开发商老总见面后的第十天左右，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网吧，十点多的时候回到家里，父亲说姜经理一会儿要来。我说，“终于有机会见见这个人了。”　　

可是直到十一点时，还是不见人影。我忍不住到大门外面，向着大路的方向望了几次。　　

到了十一点半的时候，我正在大门口看着工地上的工人们种灌木，这时，开发商那辆破丰田“霸道”开到我家大门口停下了，车上下来一个人，正是姜经理，手里拿着一个大的信封。别看那辆“霸道”破，但这样的车很能撑门面。当初，白景琦到裕恒当用自己的“大便”成功当出二千两白银，靠的就是豪华的包装吓唬人。　　

我看到他，也跟着往家门口走去，他看了我一眼，可是没有反应，看来他好象不认识我的样子。　　

进到家里，我父亲正在请姜经理坐下。父亲看到我也跟了进来，对姜经理说：“你还不认识吧，这是我家老二。”　　

姜经理说：“哦，我说呢，一直从大门跟进来。你好，你好！”说着伸出手来和我握手。　　

我也上前和他握了个手，说：“你好，听口音您是东北人吧？”　　

姜经理说：“是是，黑龙江的。”　　

我说：“你刚被派到这儿来？”　　

姜经理说：“哪里，我是来调研的，被老总抓了壮丁，非得要我帮忙处理完最后这几户。没办法，干吧！”　　

父亲问：“怎么样，姜经理，我说的那个价格你们老总批了没有？”　　

姜经理一边从信封里拿出一叠资料，一边说：“是这样，胡大爷。我回去又算了一遍，最后硬凑了一个数字，一百一拾九万九千。”　　

父亲把最上面的表格拿到手里，戴上老花镜看了起来，“怎么又少了三万？”　　

姜经理说：“胡大爷，您看。我们也没有办法，分公司总经理的权限是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在拆迁补偿款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决定权，只有建议权。一百二十万是我们老总能为您这套房子争取到的最高价格了，再高就得再报到总部，由总部决定，即便通过了，最快也得半个多月才能批下来。”　　

我插话说：“这个价格是张总同意的？”　　

姜经理说：“是啊，上次你们不是见了张总一面，他把情况汇报给总部，这也是总部上次给他的回复意见。”　　

这时，父亲摘掉眼镜并点上一支烟，有点不满意地对姜经理说：“姜经理，我也很配合你们了，把底价很快就告诉你了，态度很明确，这个价格怎么还通不过？”说着又拿起刚才那张表格，“我再看看是哪里减少了。”　　

姜经理赶紧说：“胡大爷，这个表格上的明细您不用细看，我是根据能给您的总价倒推回去计算的，那些明细价格都是硬凑出来了，没有意义，是给外人看的。”　　

父亲听了，站起来走到另外一间屋子和母亲说：“又少了三万！”　　

母亲小声说：“无所谓，差不多就行了，赶紧搬吧！”　　

我拿起表格看了一眼，对姜经理说：“如果签字，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姜经理说：“我看一下几点，十一点四十，现在还没下班，快的话一会儿就可以。”　　

我跟到另外一间屋对父亲说：“爸，我看差不多了，姜经理也挺为难，就差两三万，无所谓。”母亲也附和着。　　

我又接着说：“姜经理说现在签字，一会儿咱们就可以拿钱。”我转过头对姜经理，“这样吧，我家有一些做橡胶的设备往走搬时需要用吊车，你们给解决一下怎么样？我家东西太多，在搬家的时间上，能不能照顾一下？”　　

姜经理赶紧说：“没问题，吊车我们雇吧。另外你们家想要什么，就一并拆下去拿走吧！给你们留一个星期搬家，你们看够不够？”　　

父亲象是考虑了一下的样子，最后，终于坚决地说了句：“好吧，那就签吧！”　　

姜经理松了一口气，拿出一枝笔，安排父亲在几张表格的签字处签字，同时，还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象是打给司机。说着，还让父亲带上身份证和房产证。　　

这时，姜经理电话响了，接完电话后对我们说：“那咱们就走，去我们公司领钱去？”　　

父亲一边换鞋一边问：“不是到区政府领吗？”　　

姜经理说：“先到我们公司办手续，领公司给的那一部分，下午去镇政府领另外一部分。”　　

我问：“不会有变化吧？”　　

姜经理说：“怎么会呢？全款拿到手你再交房产证，没问题。不过，千万要注意保密，不要透露给别人给你家补了多少钱。”　　

我答应了一声，把房产证、父亲的身份证等装在一个信封里都装进我的挎包里，一边聊着，我们一边走出大门外。外面停着的还是那辆破“霸道”，姜经理上了前排副驾驶的位置，我给父亲开了车门先让他上车，我随后也上了车。这时，我才注意到司机原来就是那位过去对父亲“放过狠话”的人，我没有理他。　　

这个人调过头来，脸红着很尴尬地笑着，对我伸出手，一边说：“二哥，别生气。”　　

我哼了一声，不情愿地伸出手和他握了一下。　　

姜经理说：“走吧，赶快先回公司。”　　

　　

他们公司就在包队长过去说过的“天星大厦”，离我家这里有十多公里的样子，不是很远。　　

在一个红绿灯处等红灯时，我问姜经理：“姜经理，那两户强拆的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你们看了他们在网上发的帖子才给解决的？”　　

姜经理笑了，说：“发帖子管什么用，就是登报上电视也没用。”　　

我又问：“那就是找着人了？”　　

姜经理说：“不是，要有人早就办妥了，还用等到被强拆。是因为你们市去年被评为‘文明城市’，他们找到市长办公室，把条幅拿了出来，那几天正好是国家文明办的人来对你们市进行评估，市长怕影响到评估，就给区里打了一个电话。区里也害怕了，安排人赶紧解决这件事情。当天下午，他们区里和那两户谈完了，才告诉我们定了多少钱，通知我们付款。”　　

我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我以为网络真的这么厉害。”　　

姜经理接着说：“说实话，我们连中央电视台都不怕，还怕他在网上写东西！比较可气的是花我们的钱，可我们连谈判都不能参与。这就是区政府办的事情！” 我们笑着。　　

我又说道：“其实我们这里没有真正的钉子户，都是让拆迁办给逼的。”　　

姜经理说：“是啊，这帮人工作不知道怎么做的，我看你们几户就是被包队长‘培养’成钉子的，包括陆大夫、　于　老师和老韩家。这里的钉子户现在看来就何锁和郭老家。”　　

我说：“差不多就给了呗，要不多耽误事。”　　

姜经理说：“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两家要得太离谱了，何锁家那点房子最多给到四十万，他现在要七十五万；而郭老更厉害，要三百万，不可能。”　　

我说：“其实郭老当时要的是九十万，到现在这个地步，和拆迁办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　　

姜经理说：“我看有点，我们的人说那个包队长从每户拆迁户身上都拿好处费，我们公司下一步要派人调查这件事情。”　　

到了天星大厦，我们一同上了七层，整个一层都由他们公司租了下来。安排我们在一间会议室坐下后，姜经理拿着房产证说要去复印一下，并给我们倒了两杯水过来。我和父亲坐在会议室里，一边打量着四周，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我拿起放在会议桌上的一些报纸看着，父亲由于没戴老花镜，没法看报纸，就在旁边吸着烟，时而站起来看看窗户外面的风景。　　

那些报纸上面都有赤城公司所开发的楼盘的广告，其实对于北坨市民而言，报纸广告的宣传作用是非常小的，一方面市里的规划正在使这里的报亭数量逐年下降，人们在街上很难找到买报纸的渠道，另外，由于网络和电视导致了人们对于报纸的热情锐减，以至于报纸销量极低，多数能够看到报纸的人都是政府或大单位坐办公室的，他们能够享受到国家给予的书报补贴所带来的实惠。　　

十多分钟过去了，已经十二点二十了，我不由地多次站起来向会议室外面张望。突然，我看到了一个比较熟悉的身影，在一间大办公室的门口闪了一下，好象是上次见过的张总。我和父亲说了一下，就出去往那间办公室门口走过去。果然是张总，他刚接完一个电话，看到我过来，笑着伸出手走过来。　　

我也赶紧伸出手走过去，和他握了一下手，说：“张总，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张总说：“哪里哪里，我们共同努力嘛，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话，带有一点湖北口音。　　

我说：“是啊，这不我父亲已经签字了，过来和姜经理办手续。”　　

张总又说：“我刚给他打过电话，他说他就在公司财务室，快办完了。”　　

我说：“谢谢，那就不打扰了，你忙吧！”　　

张总一边又和我握手一边说：“不客气，不客气，好的，再见！”　　

从张总办公室出来，听到姜经理说话的声音，原来财务室就在张总办公室的斜对面。我不由得走了过去，在财务室门口看了一下，姜经理果然在那里，他看到我，说：“正好，让你父亲也过来吧！”　　

我找到父亲一起到了财务室。财务室有三个工作人员，最里面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操广东口音，正在和另外一个三十几岁的男的说着什么，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儿正在拉出办公桌抽屉，非常不情愿的样子。　　

父亲和我及姜经理站在一边等着，而那个女孩儿拿出一本支票薄，在上面填着，另外那个男的则拿过来一张打印好的文件，递给我父亲，说：“大爷，您在这上面签一下字。”　　

我从父亲手中拿过文件，是一份同意搬迁的文件，上面写明了房子的位置、房产证号码以及六十多万元的一串数字，姜经理看了一下，说：“这是我们公司给的那一部分，需要签字才能拿到支票，”说着把房产证递给我，“这是你们的房产证，等下午到区政府领完剩余的钱后再给我。”　　

我答应了一声并对父亲说：“爸，没问题，在乙方处签个字。”　　

随后父亲签了个字，这时，我看到那个开支票的女孩儿填完支票核对了一下，但好象是哪里填错了，她有点生气地扯了下来，在另外一张空白支票上面又填了起来。填完后，把附联撕下来递给我，说要在上面签字，我拿过去让父亲在上面签好字后，还给那个女孩儿。女孩儿这时接过附联，并把盖好章的支票递给了那个男的，他也盖了一个章后交给四十多岁的女人，那个女人核对无误后也盖了一个章，最后才交给姜经理。　　

姜经理把支票递给我们，说“走吧！”并回头和那几个人道了别，我们一向外面走去。　　

在电梯里，我问姜经理，“那个女孩儿好象有点不高兴。”　　

姜经理笑着说：“是有点不高兴，本来她已经下班走到半路了，被张总一个电话给催了回来。不过没办法，我们给的工资高，就是为了随叫随到，用人方便。”　　

我说：“哦，是吗？”　　

姜经理又说：“我们这里所有的员工都必须要本科以上才行，这个财务过去是在一个事业单位，因为我们这里工资高才过来的。”　　

这时，我们在大楼门口看到刚才开支票的女孩儿已经快步下楼，开着一辆现代伊兰特走了。我对姜经理说：“姜经理，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姜经理说：“不用不用，请吃饭也应该是我请。我把你们送回去，工地上有食堂，我到那里吃。完了还有些事情处理。”　　

我们回到家后，吃过午饭，我就一直在惦记着姜经理下午来的事情。但是，下午的时候姜经理来了一个电话，说镇政府下午开会，得第二天上午才能过去办手续。父亲有些担心，我安慰他：“房产证还在手里，他们比我们着急。”下午，我陪着母亲把支票到银行存进了存折里面。　　

第二天上午一直到十点半，姜经理开着“霸道”来了，我们上车直接到镇政府。到了镇政府院里，停好车，姜经理下车指着前面不远处停着的一辆别克“林荫大道”对我说：“这就是张镇长的车。”　　

我一听，答道：“真他妈腐败！”　　

一边笑着，我们一边上到楼上直接到财务室。在我们前面已经有一户人领过钱离开了，财务人员是个女的，她一边拿出我们的资料一边用计算器算着，这时，有个电话打过来，她接完电话对姜经理说：“你到旁边我们元副镇长那里一趟，他找你有事。”　　

姜经理随后出去了，一会儿就听到旁边传来一个非常大的说话声音：“你们赶快打钱过来，要么剩余的拆迁工作都给我停下来。”　　

不一会儿，姜经理面带惭色地回来了，看看我苦笑了一下。　　

没几分钟，手续办完了，又拿到了一张支票，随后我们把房产证交给了那位财务人员。　　

出了镇政府办公楼，姜经理说：“看看，让我们打钱还这么横，我们已经把拆迁款给了镇政府，他们把钱花完了，又问我们要，这是什么事儿！”　　

我说：“没办法，政府再小也是大政府嘛！”　　

姜经理又说：“这都是田总他们出的招，想让我们出钱修一下他们工地进出的那条路，我们不愿意出，就让镇政府压我们。”　　

一边聊着，姜经理把我和父亲送到银行门口，这时我想起要搬家必须先要把我们门口碍事的大土堆推平，并把门口路上的沟填平。姜经理说由他安排尽快做好，随后道别，姜经理开着“霸道”离开了。我和父亲把支票存进去后，步行回了家。　　

母亲这回总算松了一口气，父亲也很高兴起来，把那“三万块钱”彻底抛到了九霄云外了，我一边给哥哥打了电话，告诉他手续已经办完钱已经拿到的消息。　　

　　

第十六章 搬家　　

晚上，哥哥回来后，父亲在吃饭时，又拿出酒来。这是两年多以来，大家吃的最没有压力的一顿饭。　　

饭后，我和哥哥商量了一下搬家的事情，但哥哥倾向于听父亲的。我们过去征求父亲意见时，父亲说，我得先收拾一下，把要用的和要卖废品的区分开。电视上已经报道，这几天可能要降温，我再三说“一定要快”，父亲总说“知道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问母亲要了若干条麻袋，先把书整理好装进麻袋。这时，父亲也已经在收拾他的东西，我以为今天可以把家先搬到新家。新家是父亲一年前在离家不远买的一处小院儿，也属于城乡结合部，虽然没有现在的院子大，但经过一年多的修整已经可以住人。当时，父亲在收拾这个小院子时，我开玩笑说，这里也属于五里区，等不了几年又会遇到拆迁，到时还得搬家。父亲那时的回答是，等买到合适的楼房后，就把这个小院儿卖了。　　

谁知到了中午，父亲的工作做得太细，好象并没有显示出多少“成果”，东西还是一大堆。下午照旧，我一下午都帮着父亲收拾，累得筋疲力尽。晚上，姜经理派来了一辆“挖掘机”，把我家门口及房子后面碍事的土堆推平，并把这些土填到了那些沟里。然后，又来回碾了数次，使地面能够顺利走车。　　

到了第二天，父亲还是在继续“收　拾”　和分类，我几次和父亲说“抓紧搬”，但父亲好象都当成了耳旁风，这使我非常生气，下午就罢工了。　　

后来，哥哥晚上下班也回来了，他说已经和单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我们俩一齐向父亲“发难”，因为这时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冷了，而最使我们担心的是母亲的身体，由于长时间的睡眠不足，母亲操劳得很厉害，我们担心天气的变化会让母亲病倒。后来，父亲终于答应先把住的东西搬到新家，他们两个先搬过去住下，这里由我们哥俩看着。当天晚上，我从外面墙上找了一个搬家公司的电话，打电话给他们，约好第二天派车来搬家。　　

在这天的上午，我看到老韩家正在搬家，过去一问，原来他也比较无奈。因为已经在拆迁合同上签了字，虽然是因为拆迁没有能够给答应好的房子，但签字是有效的。开发商已经派了律师，由小姜带着去了好几趟，说如果再不搬，他们就有权申请强制拆除。老韩家的老伴也已经忍受不下去了，催他赶快答应。最后，双方协商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找了一间新的安置房，在朝向和面积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另外还答应给他再补偿三万元。虽然没有十分满意，但想想再不答应就有可能被强制拆除，这个结果已经很不错了。　　

由于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他们搬家很快，不到中午已经搬完了。　　

第三天是个阴天，一大早我接到搬家公司的电话，车已经来了。随后，我们开始安排把家里的家具和必需的日常用品搬走。母亲安排我们吃完早饭后已经到新家去了，准备着接应。而父亲则把他的一些要提前搬过去要用的工具和用品等放在一起，安排我们一定要让车带过去。　　

由于门口大坑的缘故，搬家的车并不能进到院子里，只能停在门口，装满一车再装一车，直到上午九点多的时候，第一趟车才装满开走。这时，天已经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天气的骤然变化让那些搬家公司的人有点受不了，剩下的几个人都躲进了屋子里，有一个只穿了一件T恤的人实在冷得不行了，向我要一件衣服穿，我找了一下，只剩下一件过去穿过的棉夹克还在，那人抢过去就穿在了身上。　　

家具和厨房的东西用了一上午搬完了，顺便还把父亲的一些“宝贝”也搬了过去，剩下一张床和一些被褥，一个脸盆和一个水桶以及一些洗漱用品，给我们哥俩这几天用。下午，雨一直下，只好休息。哥俩开始收拾父亲多年积攒的“宝贝”，这时，来了两个人，有一个我见过，是拆房子的头领。　　

他们进屋看了看，一边问着，一边四处打量。其中一个问我：“什么时候能搬完？”　　

我说：“还得四五天。”　　

那人说：“哦，东西是挺多。”　　

另外一个人指着两间已经空出来的屋子说：“那两间明天能拆了。”　　

我哥一听，有点生气地说：“拆什么拆？我还要在这住几天，等我们都走了你们再拆吧。”　　

那人一听，笑笑说：“行，听你们的。不过，赤城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充裕，如果不能及时拆完，他们就要派车来直接推倒了，到时候我们那些檩子和椽子拿不走了。”　　

我说：“时间肯定够，放心吧！拆下来的东西归你们？”　　

那人说：“当然，我们和赤城签了合同，这些东西都归我们。”　　

我说：“可现在还是我们的。”　　

那人说：“不能，我们给赤城交了钱的，你们拿到拆迁补偿，这里的东西就不属于你们了。呵呵！”一边说着，一边往外面走着。　　

我哥听到这里说：“等我们搬完再来吧！”　　

那人问：“那你家的机器什么时候搬？”　　

我说：“后天吧！　　

那人说：“后天一早我派人过来吧，得先要挑去那间房子的房顶，吊车才能往外吊。”　　

我答应了一声，一边把他们送出去，并关上大门。　　

接下来的两天，在和父亲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斗争”后，他同意把多数的废铁卖掉，但必须要把他指定的木材搬过去。这样，搬家公司的车肯定是无法再使用了，他们同意只搬家具电器，不搬沉重的钢铁及木材。所以，我不得不从钢材市场那里雇来了一些工人和运钢材的车辆。好在过程比较顺利，在拆迁队同意推迟一天的情况下，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了新家。　　

在最后的一车东西走之前，因为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一商量，吃完了饭再走吧。就留了一个工人看着东西，而我们其余的人去吃饭。饭后，我们一回来，那个看家的工人一见我就赶快过来了。说：“刚才有个人上车偷东西，已经把一大块圆钢从车上扔了下去，我听见了站了起来，他看见我赶紧跑了。”　　

我说：“看清楚是谁了吗？”　　

“是上午来拆房的那个，穿黑半袖那个。”他说。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应该拆迁队的那个领队。　　

那个工人继续说：“我们得保证东西的安全，替主人考虑。”　　

我赞赏地拍了他肩膀一下，结账时我私下又给他拿了一盒烟和三十元钱。　　

但在第二天搬机器的时候，差一点和拆迁公司的人起了冲突。那天一大早，他们就派人过来了，开始拆机器所在房子的房顶。上午八点多时，吊车也来了。可是由于吊车所能停的位置和机器所在的位置之间还有一间房子挡着，吊车的吊臂虽然能伸过去，但吊臂太平了根本吊不起来。而我们事先已经答应过收废钢的人，要把院子的铁大门卖给他，所以，他们在拆迁队的人拆房顶时，已经把大门卸掉拿走了。前几天来过的那个“领队”迟些过来看到铁大门不见了，就把拆房工作停了下来，非常生气找我们来理论。　　

我告诉他：“这是姜经理答应过的，我们想要什么就拆下来拿走。”　　

他随后一边诉苦说拆房子本来就没什么油水，一边给姜经理打了电话，估计是那边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所以，拆房的工人都停下了工作。而那边的吊车由于不能干活，所以不顾我们的请求，开着车走了。　　

当开发商和拆迁队商量好，拆迁队领队来了之后，已经是下午了，他们却要拆主房的房顶。这时，我和我哥都急了，拿起砖头就要向已经上了房顶的工人扔，而和拆迁队领队同来的还有一个面目比较凶恶的人，领队对他相当恭敬。这个人这时上来阻拦我们，眼看就要打起来，领队赶紧在中间拉开了。　　

那个人当时一面说着他们和开发商之间有合同，只给了他们一天的时间，晚上就要来车把房子都推倒，以方便第二天把机器吊出去，一面还抽着烟指挥工人干活。还说，不能因为一堆废铁影响他们干活。我眼看着他们要干活，一边说着“那就是一泡屎今天也得给我吊出来”，一边又要往前冲，但这时二哥过来把我拦住了，说姜经理来了。　　

果然姜经理这时已经从车上下来，进到了院子里来了。他见到我们的情形，对我说：“小胡，对不住。我们已经和老总汇报了一下，他已经安排工程部明天把吊车再调过来，晚上正房推倒后，明天吊车从这边就能进到院子里了，应该能把机器吊出来了。”　　

我和我哥一听这话，心放了一大半。此后，我们再没有阻拦工人们干活。一下午无话，我和领队聊天儿时，顺便和他提起头一天有人到搬家车上偷我们东西的事情，他有点尴尬，又装傻似的把话题扯到了别处。到了晚上，我们为了尽快让开发商安排把正房推倒，又来到了房子这里。这时，拆迁队的人已经把大部分的椽子和檩子拆了下来，可是钢制的窗户还没有来得及拆。开发商派出的挖掘机却已经到了现场，司机问清楚情况后，开始用挖掘机拆我们的房子。这个过程比较快，十几分钟，这所我们住了十多年的房子就被推倒了，这让我不由得想到，全国强拆为什么要用这种挖掘机呢？因为这东西太好用了。　　

第二天，机器被顺利地吊了出来，至此，搬家过程终于完成了。　　

当天中午，我接到公司电话，得到南方出差，所以，没有在新家住上一天，就又赶着上了火车出差去了。　　

值得庆幸的是，搬家过程中，我还找到了许多宝贝。有我的小学、中学毕业证，过去被评为三好生和优秀学生的证书，还有六十年代的一些旧书。有一框我和我哥上学时用过的书马上要被卖废纸的时候，我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卖，留下来怎么说也是一种纪念。　　

而等我再回家时，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去的那个家。无论坐公交车还是乘出租车时，有时不由自主地想要到五里区政府旧家那里，而路过那里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后来，听我母亲说，我父亲在刚搬到新家那天晚上，吃完了饭时，还因为想到住了多年的房子要被拆时掉过眼泪。　　

　　

第十七章 往事不堪回首　　

从接到拆迁通知，到搬家看到房子被推倒，共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又十二天。搬完家后的几天，我哥还专门去过拆掉的房子那里，拍了一些照片。据说，已经被拆成一片废墟了，只剩下最后面的一堵墙，废墟上面有一些工人在清理旧砖。　　

陆大夫夫妇在我们搬家时去过一次，说等我们搬完家后想一起吃一次饭，当时答应了。但是，后来听母亲说起陆大夫请过去的邻居一起吃饭时，还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但父亲和母亲忙着整理物品，没有听到电话响，也没有能够去成。　　

父亲也在房子被拆后回去过一次，那时，只剩下何锁和郭老家没有搬，因为他们两家所在的地方开发商暂时还用不到，所以也不再催他们搬迁，而现在给他们的拆迁补偿就是按照最初拆迁通知里所定的标准。所以，如果不同意开发商的条件，这两户人家不得不在这里过冬了，没水、没电，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有大批的工程车过往，真不知道他们的日子该如何撑下去。父亲说到这些，不由得对我说：　　

“多亏是你当时极力劝我签字，要不等到现在的话，谁知道开发商是不是也会这样对待咱们家。”　　

我说：“不会的，他们所占的地方人家用不上，而我们家的地是他们规划里的‘楼王’，我们家不拆会耽搁他们的工程进度。不过，这两户如果能撑得住，最后不论要多少钱也一定会拿到手的，对于这种高档社区，不会让他们一直等到入住的。”　　

虽然这样说，我还是替何锁和郭老两家捏了一把汗，因为要撑下去不仅要勇气，还需要有韧性、有恒心、有胆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即使是他们两家通过艰苦的过程，拿到了想要的金钱补偿，人是否还能够回到正常地的生活中来，其实是一个未知数。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经历过这样的被拆迁过程，是有相当严重的“拆迁恐惧”或者“夜晚恐惧”的后遗症的。当我晚上睡在自己在天津的房子里时，有时会不经意间担心家里的玻璃被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大批流氓砸个粉碎，我却根本没有机会做一点反抗，甚至不知道这些人长得什么样，而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制裁；有时也会想到再过二十年，我现在所住的房子拆迁时是不是也会碰到相同的事情。　　

今年在家里被骚扰最严重时，有一次上网看到了一篇转载的文章，是关于习近平讲话的一篇文章，虽然，我对当下领导所讲的套话十分不感兴趣，但当时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心境，竟然把这样一篇文章记了下来。重新读过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记录下来，原文如下：　　

中共中央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座谈会讲话　　

——领导干部为什么必须统一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　　

　　 　　 　2009年08月04日　《瞭望》新闻周刊第31期 作者：慎海雄　　

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好好照一照、问一问；我们的决策对群众负责了吗?人民群众在我心头到底有多重。　　

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向广大共产党员提出了五点要求。其中第二点明确提出：自觉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爱民、为民、利民想问题，依法，公正、公平办事情，在联系群众，服务人民、造福百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这一论述中，把如何自觉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方式路径和目标等，以高度浓缩而清晰直白的语言提炼了出来。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始终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正是因为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报本宗旨，恪守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才保障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保证了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提高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自觉性，进—步提高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自觉性，自觉实践科学发展观，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巩固和加强。　　

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的确存在一些把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相分割甚至相对立的错误观念和作风。有的领导干部在涉及群众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如征地拆迁等，不是从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研究和制定政策，而是一味地要老百姓“牺牲小家顾大家”，甚至明目张胆地与民争利，屁股坐在老板的位置上，群众的正当要求被当作耳边风，能压就压，能拖就拖。群众一旦有维权行动就斥之为刁民，动则上纲上线，危言耸听，直至把百姓推向政府的对立面，最终使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演变成错综复杂，不堪收拾的大难题。近年来各地积累的许多案件中，此类性质的比例不在少数，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不久前，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狂言引起各界关注。这类“狂”后吐真言，暴露了相当一些干部的头脑中把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相对立的错误思想和官僚作风，在这些干部眼里，只要上级满意，让上级领导高兴，就是最大的成功、最好的政绩，至于老百姓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根本无须多虑；甚至只要上级满意，得罪和损害了老百姓也无妨。在这些领导干部身上，执政为民已经蜕变成为“执政为官”、“执政为上”、“执政为商”，严重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一种危险的苗头。　　

领导干部要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就需要站在爱民为民、利民的立场想问题作决策。依法，公众公平办事情，大量事实表明，什么时候党员领导干部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干群关系就密切，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就能顺利开展；什么时候党员领导干部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干群关系就受到损害，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就要遭受挫折，甚至要“栽跟斗”。某地前几年强行搞拆迁，虽然幢幢新楼拔地而起，被强迁的老居民却从未间断过上访，并且越闹越大，当地干部为此疲于奔命，搞得疲惫不堪。直到最近政府咬牙出台了一揽子解决方案，持续六七年的上访才算是“案结事了”。当地的新任领导感叹说：这几年别人在大发展，我们却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维稳上了！希望这样的教训越来越少。……　　

这些文字写得道理很浅显易懂，放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不过时，尤其对于今天正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国，执政党更应该做按照这样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做好每一份工作。但这更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已，因为现在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那些俗套电视剧里所描述的乾隆时代，皇帝可能会要求当官的“清廉”和公正，同时对他们的一些腐败行为却不予以严厉处罚。真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因为处罚过分严厉，会造成当官的天天战战兢兢；而如果过分宽松时，会造成大量的腐败行为出现，以至于对执政党的形象造成严重的损害。　　

其实，讨论到最后，还是会回到事情的起点上面，必须要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同时，要建立适当的制度以保证法律能够严格而有效地执行下去。　　

有一个故事不知道是不是杜撰的，网上有写得很精彩的，这里转载过来。故事是说德国过去有一位伟大的君主，号称“军人国王”的普白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后来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镜厅被德意志各邦君主拥立为德国皇帝，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他的助手就是大名鼎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现在德国街头还有他骑着青铜战马的塑像。　　

　　有一次这位皇帝用伟人们惯有的动作，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他的视线却被紧挨着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如此不合时宜的“违章建筑”，让这位领袖非常扫兴。但他毕竟还是爱自己的子民的，他想以一种公道的方式来解决，于是他派人前去与磨坊的主人协商，希望能够买下这座磨房。不料这个磨坊主觉悟非常低，丝毫不顾全大局，心里只有小家，没有大家，一点不把“市政规划”和“国家形象”放在眼里。就认一个死理，这座磨坊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几次协商，许以高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示组织的关怀，警告威胁领袖安全，影响伟大祖国形象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要知道这里可是一个国家的门面，来这儿的国际友人多了去了，一百多年以后波茨坦公告都是在这里签的。可这个老汉始终软硬不吃。面对这样不识抬举、不可理喻的钉子户，终于威廉龙颜震怒，派警卫员把磨坊给拆了。有趣的是这个钉子户拆迁时倒很配合，展现了良好的绅士风度，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既没有哭天喊地，满地打滚，也没有把汽油倒在身上威胁要自焚。他袖手站在一边，嘴里叽叽咕咕：别看你是一国首脑，我德国尚有法院在，待我到法院与你理论。　　　　

第二天这个老汉，居然就在当地一纸诉状把国家元首告上了法庭，地方法院居然受理了，判决结果居然是威廉一世败诉，判决皇帝必须“恢复原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造成的损失。威廉贵为一　国之　君，拿到判决书也只好遵照执行，本来是想办件好事，现在比窦娥还要冤。而那个刁民此时躺在他的小磨坊里，一边数钞票，一边偷着乐，压根就用不着冒着被遣送拘留的危险，背着乡干部三番五次跑到柏林去上访。也不担心什么打击报复，秋后算帐，从此以后不管什么国际友人来访，他天天心安理得地磨他的面粉。　　

后来威廉一世和那个磨房主都驾崩了，轮到小磨房主想进城，希望把磨房给卖了，不由想起了那个老买主，也不知第二代领导人对这个磨房感不感兴趣，就给威廉二世写了封信。威廉二世给他回了信：“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朕以为期期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的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派人送去三千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是我借给你的，解决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　　

历经了多少个统治者，到现在，那个磨坊，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法律的信念，象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　　

不过，中国是一个“人治”大于“法治”的国家，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领导人缺乏这样的理念，也没有这样的魄力，甚至现实条件根本不允许他们去完成这样的一种变革，使国家立刻回到以法立国的轨道上来。当然，要推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指望一个在位的政治人物，大概往往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牵扯。即使他曾经有过变革的激情与理想，也在前瞻后顾之间零零散散地失落了。　　

当许多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牺牲了个人利益的人们的家园被无情地以非法方式推倒的时候，这本身就值得所有的人从各个角度去深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人道的事情？尤其在一个以追求人类更高层次精神认同感的政党领导的国家里，又是什么样的利益驱动了这么大规模的以毁灭别人家园而获得少部分人利益的拆迁运动？在这种事情上，已经发生的状况足够说明问题，还有什么没有必要去做更多的总结和修饰呢？以加快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为借口，牺牲那么多平民百姓的利益，让他们失去住所，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难道这都是可以被宽恕的吗？　　

在与一位法院的朋友聊天儿时，他告诉我，我国的公检法体系中的公务员身上，缺乏普遍的职业荣誉感和职业道德，这与司法不能独立的制度不无关联，当司法和法官成为权势的工具，不能被社会确立在一个独立的、神圣的、被期待的公正的位置上，那么法官的职业自尊心和职业荣誉感如何能被确立呢？那么，违法行为急剧增加，而司法机关却无法进行正常的干预，这种现象也就很好理解了。　　

而与他聊天儿的同时，他的一个同事也在场，这个人当时还问他：“单位今年新建的房子你要不要？”　　

我这个朋友说：“当然要啊，才一千五一平米，给哪个亲戚朋友都能搭个人情，即使将来不住卖了也值啊！”　　

他的同事问：“你想要个多大的？”　　

他说：“最小的一百一十平米，我想要个一百三的就够了。”　　

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心里不禁在想，我国的公务员真好，又挣工资，又能买便宜房子，还能“安全”地拿着“意外之财”，社会主义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是多么充分啊！　　

当平民百姓由于发生在身上的不公平的事得不到地方政府的解决，以至于一次次到北京去上访的时候，他们很少能够得到正面的回应，更多的时候是杳无音信的等待，多数时候会有人为当地政府人员通风报信，在夜里被抓而遣送回去。甚至有一个女孩儿在上访时，被当地政府派到北京的人抓到并限制在宾馆时，晚上被强奸的事件，而这件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好象并没有追究当地政府的责任。　　

有人说过，一个国家精神主导是否具有很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的功能，是衡量这个国家是否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契约社会的标准，反省是进步的前提，而其中，人性和人道是衡量其所制订的任何法律及政府行为的试金石。任何一个政治诉求，哪怕有天大的理由，都应该在维护公民生存权、居住权的人道诉求面前黯然失色。法律本身存在一个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法律是由人订出来的一个契约，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有历史局限的人当然会制定有历史局限的契约，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必须要有其存在的法理和道德基础。而我国宪法中有一条：国家有必要在需要时由公民处取得其财产的权利，这似乎就是所有目前的强拆行为的法理基础，因为一些大型的工程项目都是地方政府的政绩，由政府牵头主导拆迁，所以，怎么做都有其法律基础。　　

其实，从历史上看，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于政府机构持信任的态度，由于种族偏见，几乎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送进集中营甚至毒气炉的，都不是什么私人行为，都是由德国纳粹政府直接组织的，这个道理对于我们也非常好懂。“文革”过后，拿到冤假错案平反书的人们，他们当年手里的判决书中，并不缺少公检法的大印。　　

当前，一些地方由于拆迁而导致了一些流血事件，更多的时候是被拆迁者以血的教训换来了对强拆者的惩罚。而更多的人们，则选择了一种忍耐的、非暴力的方式，去默默地承受着强拆者对他们所做的违法行为。　　

马丁·路德金有一段讲话，是有关他的“非暴力”思想的重要阐述，也是他最著名的演讲之一，在对南方的三K暴民时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于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的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你们让戴着KKK尖顶帽的暴徒进入我们的社区，你们在一些路边殴打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　　

但是，非暴力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实质是提倡非暴力的一方，主动把自己置于战术上的一个不利地位，以这样的一个姿态，邀请对方回到有游戏规则的理性讨论中去。这一方显然是吃亏的，就象打架双方扭成一团的时候，第一个主动住手，提出谈判。虽然中国的百姓还没有想法“把强拆者赢过来”，但他们有的只是忍耐力，实在忍不下去了就去上访，因为，人们相信中国是由党领导的，党总有一天会为人民说话的。抱着这种信念，人们还在忍耐着，人们还是相信党会给人民一个合理的说法。　　

有人说过，历史的前进，制度的完善，人性的醒悟都是渐进的，对一个在人道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公众契约，对它所包含的制度、游戏规则和运作方式的尊重，是共同推进一个人道社会的基本保障。　　

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不愿意听大量居高临下的泛泛大评论，或者把一个事件往重大的路线、纲领、大方向等高处上引，我们关心的是法律、史学界和新闻界等的共同看法，要看到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跟踪，以试图找出一个新的事件给这个制度提了什么难题，揭示这个制度的什么弱点或者疏漏，然后是完全专业地讨论如何修补的方案。于是，人们都应该理解，伸张正义是一个极为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能得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然而，有一点是基本的，就是这个制度必须是建立在寻求公正的基础上的，即使它没能百分之百地公正，也是因为囿于历史的局限，而不是它的设计立意本身就非公正。在一个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必须能够看到，这个制度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当时的最大意义上的公正。还有，就对待一个具体事件的处理，它的整个过程是向全体人民公开的，是在新闻监督之下的，很难有一手遮天的私藏猫腻，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对一个尚不完美的制度仍然持有信心。假如人们发现，有一个足以超越制度的、凌驾在上的力量在暗中操纵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整个基础和信心就会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了。　　

一位前辈说得好：我们有无数对于历史路径的选择，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结果却只有一个，历史不是一个实验室，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现在的做法对今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十一”之后， 我办事途中路过那里，不由得下车回去看过一次。整个一大片工地，场地已经处理得非常平整了，只是在这中间有两个院子，由于挨在一起，象一个院子一样，显得有点孤零零的。围在院子周围的沟还在。　　

那天太阳很好，我远远地看到何锁和郭老正门口，郭老还是坐在轮椅上，而何锁则在一旁站着，还有一个年轻一点的应该是何锁的大儿子。我上前和他们打了个招呼，问起拆迁进展，何锁说开发商给的拆迁价格就是两年前拆迁通知里的价格。　　

何锁说：“已经坚持到现在了，不涨价就是不搬。”　　

我只是一边附和着点点头，一边看看那些已经在做外装修的楼房。　　

郭老达观地说：“我就在这儿养老了。”　　

我问何锁：“班不上了？”　　

何锁说：“没法上了，儿子的单位也不景气，一家人现在全靠在镇里摆了个小摊，卖点饮料和牛奶，无论怎么也得活下去吧！”　　

郭老说：“看看人家这楼房，盖得真豪华，来这儿买房的都是当官儿的。”　　

我问道，“现在涨到多少钱一平米了？”　　

何锁说：“最低的四千五，我们全家干一年还买不了一个厕所。”说着，大笑起来。　　

我也笑着。　　

正在这时，一个朋友的电话打过来，催我去吃饭。　　

向郭老和何锁道了别，我匆匆忙忙地往工地外面走去。　　

回头看看，何锁和郭老还在那里，郭老晒着太阳的样子，好象非常惬意。　　

　　

　　

　　

　　

　　

　2009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