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打断了他的话，连连摆手说：“敬仰就不值得了，今后我们一起探讨吧！”

坐下来，作这样的长谈，要是晓丹在家，简直是不可能的；但说晓丹不久前死了，我完全看不出一点迹象来。几十万字的两本书，好几篇文章写出要上网，还有这次长谈的准备……仅这些繁重的工作，是一位九十二岁老人发生丧女之痛后能完成的吗？

临别时，张秘书来了，我与他交情颇深，关于晓丹的事，我可以问问他。我把他请到另一个小客厅问：“张处长听说晓丹出事了？”他反问我：“你从哪里知道的？”我说：“马司令告诉我的，我有些不相信”。张秘书严峻的说：“真的，去世了”。我问他：“怎么死的？”张说：“起先，头脑不正常，怀疑她有抑郁症，送到医院，不几天，人不见了，找回家后，把她看起来，不叫出门。哪知第二天清晨，就从卧室的窗口跳下去了（她家住6楼）”。

事情发生在七月二日，到今天才十七天，这十七天里，我共四次到李老家,他总是异常的宁静，可以说是“超负荷”地在工作。我常对人说：“九十二岁的人，完成比年轻人还多的工作，李老身体比以前更健康了”。原来，他是在用紧张的工作排除着心头的巨大悲痛。这位92岁的老人能承受这般生活之痛吗？我又怎么能帮他排遣心头忧伤呢？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想到曾护理过李老夫人的两位陪护。李老很满意她们的工作，还为她俩每人赠了一幅字。我告诉她们李老今日的处境，请她们留在李老身边，给他拉家常，讲民众的故事，拉他去打网球（这都是李老的爱好）。这样也许帮他度过困难。

七月二十三日，我与两位陪护一块到李老家。一进门，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李老说：“李老，我给你带来两位客人，她们来看你来了”。他很热情地与她们握手：“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帮助我家解决了很大的困难”。一面笑着，一面眼角里漓着泪水，因为她两人曾和晓丹也建立了很亲近的感情。他转过身来，瞅着我：“正华，你知道了吗？”这老人真敏感，一下子就察觉了我们的来意。我哽咽着说：“知道了”。他这才掉下眼泪，坐下来，面色严峻，对我们说到：

“这不仅是我和家庭的悲剧，也是当今社会和国家的悲剧。整整一代人都被资本的浪潮所淹没。晓丹害的是抑郁症，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社会压抑的病。她已经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处于绝望和崩溃的境地。对我当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流血牺牲，创立了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慢慢地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又向我们反扑过来。有些共产党人，当了俘虏，成了牺牲品，我们的子女像晓丹，也成了牺牲品。我决不会倒下来，而且要给予以更大的反击。”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在“出事”后的半个月内，他拿出了这样多的作品来。他婉言谢绝了志愿陪护者的请求，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我受得起沉重的打击，我决不会倒下！”

离开李老家，因为天气酷热，我们找了一家冷饮店，喝点饮料。两位陪护向我讲了晓丹曾同她们断断续续讲述的“心事”。可能这些都是压在晓丹身上从不对旁人讲述的心头之痛：

“在这个省级干部住宅大院内，可能要数我爸爸的官职最高，也可能算是最穷的了。我管这个家，真难。李老每月四千元左右，我妈长期住院，自己的工资扣医药费都不够，还要请两个人轮流陪护，一个人每月800元。这一笔是一千六百元，家里还要请一个人做饭，每月最少也得六百元，每人每月伙食费平均二百元，这就得一千四百元，总计开支三千六百元，剩下四百元每月水电和其他杂用，够吗？逢到开学，李老的侄孙要上学，得要寄一些钱去，他亲弟弟七老八十了，还要种田顾一家人生活，没有钱让孙子上学……”

“我爸从解放以来，在武汉、广州、海南、陕西、河北等省、市都是领导干部，有些地方还是‘一把手’，在最后任职的河北省，还是‘一肩挑’（省长、省委书记），可我们家兄弟姐妹没有安排一个人当官。我算是沾了他的光，按组织上的规定，他应有一个生活秘书，我是他女儿，就成了子女中唯一的副处级。我曾问我爸说，‘人家省长的秘书起码是正处，你向组织部门打个招呼吧，让我老了少出点医药费’！我爸说：‘我李尔重一生没打过这样的招呼！’本来我想顶撞他一下：‘这院内谁谁谁，不都是正处，副厅的么！’可是我不敢讲出口，怕惹他生气。”

清官难当！清官的家难当！清官家的子女也难当！

正华2005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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