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则)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11年05月09日07:02
:人民网-《人民日》
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
:何红舟 黄发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办公室供图)
制图:宋 嵩 蔡华伟
开栏的话
砥砺九十载,幸福亿万人。今年7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走过这波澜壮阔的90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奠定了幸福生活的基础,也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90年历程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教科书。纪念建党90周年,是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一份教材,是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种载体,也是我们进一步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思想基础的一个契机。
从今天开始,本推出“伟大历程”专栏,围绕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全面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程,系统展示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全面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这一专栏推出的系列道,还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未来,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回应时代呼声与人民关切,揭示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揭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揭示党的建设是我们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揭示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葆党的先进性。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上海市卢湾区新天地商业区人流不息。各类酒吧、饭馆、商铺林立于此,曾经古旧的石库门建筑群如今已是这个国际化都市的时尚地标。
行至新天地商业区的东南,安静而肃穆的气氛油然而生,在兴业路76号门牌下是一块闪光的牌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沧海桑田90年,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
这是一幢建于1920年的具有典型上海风格的石库门楼房,楼下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
这座普通楼房内召开的中共一大改变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命运。这次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作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鸦片战争失败后,为了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和英勇顽强的斗争;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历经千辛万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无数志士仁人发出同样的呼喊: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并逐渐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1920年夏到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一方面,革命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思想感情发生深刻变化,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另一方面,工人群众阶级觉悟提高,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日益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7月,13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来到上海,秘密聚集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准备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
7月23日晚,茫茫夜色笼罩着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这个晚上,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夏夜,但对中国历史来说却有着深远意义。当晚,中共一大正式开幕了。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他们身份各异、口音不同,却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代表们随后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
上海为何成为中国的红色发源地?一大为何选择了上海?在党史专家看来,一大会址的选择看似偶然,实为最佳选择。
一直致力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齐卫平认为,
一大选择在上海召开有三个主导因素:第一,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第二,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第三,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从7月24日到29日,会议一直顺利进行,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30日晚上,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当时,马林正在用英语讲话。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男子闯入会场,朝屋里环视一周,说是要找人,然后离去。秘密工作经验丰富的马林立即警惕起来,断定此人是暗探,要求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分头离开。代表们离场不到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车就到了。
由于会场受到外国巡捕搜查和暗探的注意,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安排代表们陆续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跌宕起伏中召开的一大取得了重要成果: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中点燃了。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经过长期艰苦的上下求索,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飞跃。
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张树军认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人民的必然选择。
从此,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大地深深扎下根来,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开始了漫长的征程,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风和日丽的5月,一大会址刚刚完成一次大规模维修,来自国内外的参观者络绎而至。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说:“红色旅游的勃兴使得我们的接待量越来越大,去年达到56万人次,今年肯定会超过60万人次。现在,会址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党的90岁生日。”
(新华社上海5月8日电 记者赵超、张建松)
【评 说】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追 寻】
想要为她做得更多
@赵雅娇:站在一大会址鲜红的党旗之下重温入党誓词,为自己激荡,为自己感动。所有的想法不过是一句简单的话:想要为她,做得更多。
@李欣然:在一大会址,在党旗之下,在白发党员的注视中,重温入党誓词的一刻,几乎要哽咽。到了这里,面对党旗,说出这样的誓言,激动加自豪!
@蒋少翔:红船精神就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温建康:寻访完画舫,坐在南湖的小船上,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们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十送红军》、《南泥湾》……一条小小的游船,一段悠扬的旋律,汇成一句话: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
(摘自本大型主题活动“追寻”小分队队员微博,更多内容见人民微博)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
那林
:《半月谈》/《中华儿女·政要篇》
网摘编发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毛泽东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毛泽东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建设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和世界最伟大、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何叔衡 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邓恩铭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邓恩铭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陈潭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潭秋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李汉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汉俊 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达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达 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文革”开始,他遭迫害致死,终年78岁。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
陈公博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公博 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周佛海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周佛海 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 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张国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张国焘 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刘仁静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刘仁静 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
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
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刘仁静说。
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
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
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包惠僧 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
包惠僧 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会议情况的代表。
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
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
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
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
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王尽美――英年病逝 感撼后人
王尽美(1898--1925)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王尽美 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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