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亲自经历的　　

　　

　　1. 我家乡“非正常死人”是1960年春天。主要是老人和病人。也有胃口非常好的中年人。 　　

　　

　　1959年秋收之后，大部分粮食被国家收走了。当时说是苏联逼债，许多年以后才知道，我们四川的人民，自己“低标准、瓜菜代”，粮食调给了外省，“做出了特殊贡献”。　　

　　

　　上面派来检查团。“积极上进”的干部布置，在仓库里面堆些稻草，然后，面上倒上稻谷，说明生产队粮食还有很多。　　

　　

　　所以，1960年春天，有人“饿死”。　　

　　

　　大米大部分给了国家，糠留给集体，糠是用来喂猪的。一般人“低标准、瓜菜代”，可以过；有的人胃口大，吃不饱就搞来“糠面面”吃。“糠面面”，其实营养很丰富的，但是，必须搭配适量。我87岁的岳母说，当年死的人不是饿死，是吃糠拉不出来涨死的。这话有道理，但可能有些片面。因为我知道，我的爷爷，1960年春天去世，享年72岁，他是因为饥荒把身体拖虚弱了，没有扛过来的。我的外婆，也是这样的。说饿死，不准确，说“非正常死亡”比较确切。　　

　　

　　有了教训，从1960年小春麦收之前开始，农民就“偷收”；麦收时也“偷”；到秋收时，也是先“偷收”，甚至没有怎么成熟就开始“偷”，产量当然不高。怎么“偷”？这里不说了。为什么我用“偷”？因为我不认为是偷，而是农民对“共产风”的抵抗。　　

　　

　　——所以说，因为有了“经验教训”，1960年小春麦收之后，就基本上没有“非正常死亡”了。　　

　　

　　国家仓库里面有粮食，就在我们生产队范围内，没有“保安”看守，但是，没有人去偷，更没有人去抢。　　

　　

　　2. 我们学校的同学没有“非正常死亡”的。　　

　　

　　二、听见的　　

　　

　　我读书、工作几十年，接触过全国各地的人，说“饿死过人”的，省外只有河南。而且我给人说“饿死人”时，许多人将信将疑，以为我吓唬人。不过，那是30年前。现在，许多人半信半疑的是“饿死几千万”。　　

　　

　　当然，我相信，别的地方也会有人“非正常死亡”。只是我没有接触到而已。比如，刘少奇同志最早“发现”的那个“人民公社典型”——河北徐水，不知道“非正常死亡”多少人？　　

　　

　　三、说我手里的资料　　

　　

　　 我手里一本书《核路话邮》，是我认识的两个老同志写的，里面讲到他们亲自经历的有关内容如下：　　

　　

　　我国第一个原子能联合企业，1958年在戈壁滩大沙漠开始建设。1960、1961年最困难，每人每月20斤口粮，3万人，副食少，没有野菜、树皮可以采摘，所以，曾经有近7000人浮肿（注：这个数据可能为了取得支援而有所夸大）。单位组织人到祁连山、野马滩打野兔等。东北调来黄豆，甘肃支援粮食，国务院安排从各地调来杂粮，还通过各种关系，从许多地方调进奶粉、饼干、肉类等副食品。没有人是“非正常死亡”的。就这样，有些人请假回家也就不回单位了，加上动员“下放”回家的，总共有约5000人回到农村老家。也就是说，全国各地农村，许多地方比那个在大沙漠的企业要好！　　

　　

　　综上所述，我认为，四川、河南的农民“非正常死亡”人数比较多，别的地方少，甚至没有，应该是真实的。河南，是因为领导要急切地出政绩；四川，是因为领导“舍己救人”。　　

　　

　　到底死亡多少，我没有研究过，不应该说；但是，可以说，什么“饿死2000万”，肯定是恶意夸大，信口雌黄；至于7000万，无疑是别有用心、恶毒攻击了。　　

　　

　　“非正常死亡”并不就一定是“饿死”！只要有野菜、树皮什么的，充其量就是浮肿吧，怎么轻易就饿死了？现在城市里面没有野菜、树皮，但有垃圾桶，所以，“非正常死亡”的也只是“冻死骨”之类，而不是饿死吧？工人矿难不见天日“绝食”，还坚持了多少天活着被救出来？请“精英”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