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吴思的“极左”经历

　　

　　
truworld

　　

　　吴思写了一篇《我的极左经历》，描述自己当年当知青实践大寨模式受挫，最终临阵脱逃，脱离“极左”思想阵营的过程。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面镜子，考验着人们的立场与认知能力（这两者往往是密而不分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与认知能力的人往往会被吴思的描述迷惑，认识不到问题的实质。一部分左派表示了对吴思的某种同情与理解，认为他当年接受的思想教育是简单的非黑即白的，因此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甚至把吴思蜕变为极右的问题归结到“平等思想”。对于这个问题，可能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说实话，我读吴思的这篇经历，看他种种诉说，只感到一阵阵恶心，明明是个自私自利左右摇摆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今天已经赤裸裸地卖身给了资本家和党内右翼权贵，却仍然吹嘘自己道德多么高尚，硬要给自己树个牌坊。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深刻怀疑吴思当年当“极左分子”的真诚性：像他这种状况的人，在当年知青以及其他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当中真诚性顶多属于中等偏下层次的，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属于典型的自私自利的小资产阶级摇摆分子。可以说，那个年代自称有理想有信仰的的普通青年，其真诚程度至少不次于吴思。其中优秀分子，如主动投身农村的知青鼻祖邢燕子、写出《理想之歌》的高红十等等，对信仰的真诚程度是远高于吴思的。但是同时，虽然那个年代的人在社会剧烈转型后很多没有把理想坚持下来，但像吴思那样——拒绝反思自己的自私性，反思小资产阶级本性，反而把自己说的高尚无比，一切的错误都归结到四人帮、毛主席的极左，进而在当今中国问题已经如此明显的情况之下，仍然借用“官家主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词语，卖身与资本家阶层及党内右翼权贵——如此无耻之徒也是少见的。

下面论证上面的结论，我为什么对吴思的真诚性保持怀疑：

按照马克思的原理，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会打上他自己世界观的印记，在种种世界观中，唯有至善者才能至真实，一切剥削阶级的世界观都是对真实世界的扭曲。吴思展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价值观。

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运动？吴思总结到，这场运动是必然要失败的。进而他上升到“大寨模式可行，极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极左派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他怎么判定大寨模式不可行呢？不是客观理性的分析，而是从自己的感情经验出发，因为自己最终失败了，所以大寨模式不可行。然而毛时代的农业发展速度其实并不比改革后差。在耕地面积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口从四亿左右增长到10亿左右。重要的是在毛时代完成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初步工业化的主要积累都来自于农业。在这个时代还完成了农业自身的积累，如遍布各地的水利设施，种子改良等，为改革之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没有任何理由证明，如果不搞合作化，不搞人民公社农业发展的会更快。

即使是市场化逻辑泛滥如斯的今天，仍然有不少以南街村周家庄乡等为代表的村、乡继续采用合作化的模式。客观地的说，由于物质因素、精神因素双方面的制约，毛泽东时代农业合作化的成果可以三三开。大概和大寨类似或者接近搞的不错的有三分之一，中等的有三分之一，搞得很差的有三分之一。林毅夫等人承认，当初一刀切、独裁命令式地搞分田到户时，曾经遭受到来自基层不少的反抗，他们按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这一定是基层干部害怕失去手中权力下的利己行为。但实际上按照吴思的体验到的，合作化搞得失败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激励机制往往无法建立，从而处于一种变相抵制合作化的状态。而当年的干部更多的意味则是多干活，少得好处，起码吴思承认能搞腐败的很少。所以，林毅夫所言一些基层干部出于自利、继续掌权抵制分田到户的说法属于无稽之谈。这样看来，当年的抵制力量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农业合作确实有成效的地区干部群众会抵制分田到户。第二、政治意识强，社会主义觉悟高的干部群众会抵制向小农经济倒退。

按照吴思所描述的经历可以看到，他所在的生产队属于当时合作化搞得一般，甚至较差的那三分之一。这里有两个原因，首要的是吴思自己的思想特性，并不是完全理解社会主义思想，自身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自私性、摇摆性。第二，他的能力经验也是十分欠缺的。在明道、坚定信仰上，在通术、提升能力上，他做的都是一般的，甚至是较差的，这必然导致他的失败，以及最终蜕变为极右。

比如在《义务劳动受挫》一节里，吴思不考虑当地农民的实际状况，大搞义务劳动替代正常的合作劳动，消灭一切按劳分配，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明明自己生产队的农民思想觉悟和大寨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却搞得比大寨还“左”（这总不能说学的是毛主席吧）。如果吴思的方案能够成功，那倒是惊世奇迹了，因为这种方案要求农民具有完全的共产主义觉悟，没有一点私心，如果像他那样胡乱搞一搞就能成功，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当时宣传说工农觉悟高，并不是说他们就纯粹无私，而是是说：第一、他们是社会价值的主体，第二、他们相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相对于容易腐败的干部阶层，道德上思想上是较为干净和纯粹一些的，这是一种阶层与阶层之间相对的说法，不能机械化片面化地理解。所以毛会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
吴思当时担任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他搞义务劳动，初期顺利后来遭到挫折，当他看到农民思想上还有不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时候，如果他真正信仰社会主义，应该这样看待问题：1、农民现在的思想状况已经比合作化以前，比共产党来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而不是把农民看得漆黑一片。2、吴思自己应该比农民更进步些，自我要求更高些，而不是相反，看到农民有私心，自己也灰心丧气，怀疑社会主义，这就把自己降到了落后分子的水平，因为你是干部，如果你和群众思想状况一样，就没有当干部的资格。3、自己现在比农民群众觉悟高，很大程度上是与各自成长路径不同有关。试想，给那些农民像吴思那样在学校里准们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学习社会主义思想的机会，绝大部分农民的思想状况不会比吴思差。而吴思如果也像那些农民群众那样，处在那种政治、经济、文化的条件下，上有父母，下有孩子，又没有机会认真学习政治文化，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估计属于群众中的最落后分子之一。4、看到群众身上的思想弱点，要认识到思想改造的困难与复杂，首先应该警惕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自己是否做得已经很好。但吴思当时的状态是感觉自己很高尚，很无私，实际上不久就露出了马脚，证明自己的私心其实一点也不比农民群众差。5、确认自己思想是否有问题，是否真心认同社会主义，不是靠当下的一时热情，而是要通过常年累月，甚至一生的实践检验。在这个过程中去让群众接受自己，信服自己，进而提高群众的觉悟。陈永贵就是这么做工作的，他在最初搞合作化时候，遇到的挫折远远高于吴思，但是他一往无前地坚持下来，大寨群众也在他的带动下得到很大的思想改造。这就是陈永贵、王洪彬能成功，而吴思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思在“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讨论激励机制时，谈到三种：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第二种，思想教育。第三种，政治压力。但是他对这三种的理解都存在偏差，暴露他小资产阶的本性。这三者其实应该结合起来，关键在第一点，而实行第一点的关键在自身，自己能做得到，才能不断地一点点改变别人。但吴思是怎么理解“以身作则，道德感召”的？他说：

“普通社员刨５７镐，我刨８７镐，１０７镐。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委，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但问题是是大寨初期群众的良心敏感度就一定高于吴思所在生产队的群众？按照常理，合作化前两个地方农民群众的良心状况是接近的，关键在于吴思自己能否做到陈永贵那样，看他后来消极怠工，最终当逃兵的历程，他和陈永贵们差的太远了。明明自己做得不好，反过头来说群众爱偷懒，没良心，这不是一切修正主义、小资产阶级的计俩吗？

更为可笑的是，他说：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最佳状态。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他们队里的社员特别感动，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谁偷懒大家就骂他没良心。收工后大伙还轮着去队长家带孩子，替他种自留地，帮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们两人唏嘘之下，笑叹自己没有老婆，想感动大家不知还要等多久。”

可见他对什么是“道德感召，以身作则”确实是一窍不通。如果真的能够以身作则，可以通过方方面面实践让群众看到。本来这个老婆自杀队长的例子是一个很好的样板，证明大寨模式完全行得通，吴思要真是认同社会主义，就应该向那位队长学习，在生活、学习、工作的方方面按照共产主义的觉悟标准要求自己，类似那位队长的感人故事就一定能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就一定能教育好群众，但吴思是怎么想的？他荒唐的认为自己没有老婆，就学不了那位队长，因此此路不通。出现这种荒唐的解读不是因为吴思弱智、白痴，相反是他太圆滑精明了，太自私了。

总之，年轻吴思不是一个合格的真正认同社会主义思想的干部，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要求，或者说他因为太自私了，竟不能理解毛的话的意思。在这样一位不合格的干部的领导下，群众通过长期检验，肯定能发现吴思身上自私的本质，进而肯定认为他时而大搞极“左”，时而意志消沉，种种行为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罢了，在这种状况下，和吴思处于一样思想水平的群众必然偷懒，吴思骂他们道：

“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

　　

　　就这一句话，吴思就现了原形，证明自己的思想觉悟其实比群众高不了多少，他们处于同一水平上，那些偷懒的群众正是这样看他的。我甚至怀疑吴思连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都不如，而这位自私的不称职的干部，肯定变相打压了积极分子的积极性，激发了落后分子的堕落性。

群众的偷懒，工作没搞好，正是自己思想觉悟、工作能力、努力不够的结果，但他却以奴隶主的心态骂群众是畜牲，可见自私之极——极到明明自己问题严重，私心太重能力还不足，却幻想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把别人看得都是自私自利，而把自己当作圣徒没有问题。然后再暗地里来个突然大转变，从怀疑社会主义理想走到完全认同了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逻辑。这就是从假“左”跳到真“右”的逻辑，其实吴思的内核一直都没有变，他年轻当基层干部时就带有很大成分的小资产阶级自私本性，后来投稿党外资本和党内右翼权贵时，他身上的自私自利的本性就已经完全暴露无疑了。他的这种品性恰恰不是平等思想，而是典型的“把自己看作一朵花，别人都是豆腐渣”的唯心主义、精英主义。

这种人在毛时代无法安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安心扎根农村，大气候一变，必然马上转型：

“１９７８年，社会大变动的各种迹象越来越显著，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先后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我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我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正是护秋的季节。人们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说我的考分特别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队广播室看了成绩通知单，果然远远高于录取线。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
这两段描述，活灵活现地再现了吴思自己的虚伪狡诈，也是我判断他对社会主义的认同程度哪怕是在知青群体中都是处于中下水平的原因，属于典型的投机分子。比如，高红十等人实际上坚持了很久，一直在农村坚持到八十年代中期，今天仍然认为当年没有错，而邢燕子等则坚持了一辈子，吴思则78年就投机当逃兵了。要指出的是，当时大部分回城知青中纯粹的社会主义者少见，但像吴思这样如此自私虚伪的也少见，大部分属于中间派。从时间点上看，吴思是决定回城较早的那批人之一，正是在这批人带动下，在当时修正主义主导中国政治大环境的状况下，知青中的广大的中间派纷纷回城，上山下乡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步走向彻底失败。

还需指出的是，吴思的这段历史自述目的是表明自己多么高尚，而社会主义是导致恶果的乌托邦。所以他写的事实只能是他恶行的很小的那一部分，在他看来可能都不算什么。即使如此，他也仍然在这样为自己树立“牌坊”的努力中，无意中表露了自己“婊子”的本质。这是虚伪的他在历史与逻辑的铁律之下无法逃避的尴尬处境。

吴思在文章最后说：

“倘若我梦想落空，中国出现了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立法定规全由资本家说了算，禁止组建工会，禁止罢工，凭借暴力专工农大众的政，那时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当一回左派。这不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而是出于对利益制衡的信仰，出于对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这不过是为了表明自己还有良心，欺骗自己，更重要的是欺骗别人罢了。中国难道今天不是原始资本主义吗？法律的制定与实行难道没有像美国那样被权贵资本家主导吗？不是在禁止罢工，用暴力专无产阶级的政吗？他还没有衰老不堪，他正在用年富力强的生命当着权贵资本机关《炎黄春秋》的主编，还制造了潜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等词汇疯狂地攻击社会主义，为权贵资本鸣锣开道，哪里见得到他当一天左派，为无产阶级做一点事。

吴思又何必谈组建工会，当左派之事？如果工人农民真如他前面所言，极端自私狭隘，连在一个小集体里为自身长远利益工作都不可能，那结论只能是一盘散沙，必然难以组织起来搞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争取一些更加宏观长远的集体利益。即便是有了工会，也只能是权贵资本的玩偶罢了。吴思不相信农民能够合作，却空谈无产阶级的组织与解放，这种逻辑矛盾不是他的智力问题，只能怀疑到他作此文的动机上去了。

总之，《我的极左经历》是权贵资本的走狗婊子吴思为自己树立的一个牌坊罢了，所以看起来会特别可笑，他自以为逻辑严密，无懈可击，以为把自己美化的很好，实际上那肮脏的东西就在他的眼睛下边，自己看不到而已。如果人们要相信吴思确实是真诚的，那只能同时认为吴思太弱智、白痴、无知；如果认为他还算正常人，只能说此人太自私、太无耻了。

　　

　　
“极左”忏悔者吴思嘴里头的那个时代
　　
[ jiang0301 ] 于2008-10-06

　　

　　
　　吴思，1957年5月生天北京，“文革”未期时曾经下乡，于人民公社中担任生产队长，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兼执行主编。今天《南方都市》口述史介绍了他的回忆，撇开他具个人色彩的评论，对那个时代的反映，还是有一定客观性的，应该没有恶意编造。当然，我们在理解他的回忆时，不能受他的感情色彩影响，而要保持客观性。
　　
　　一、一个“极左”分子
　　
　　吴思坦言自己是一个“极左”分子，这一态度似乎给人很有悔罪感的感觉。不过，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戴得下这顶帽子。这不是开玩笑，“极左”分子这顶帽子不是那么好戴的，戴上这顶帽子以后，也不是那么好脱的，其实，基本上这顶帽子一戴就是终身制的。我听过有脱帽右派，但没听过有脱帽“极左”的，而戴上“极左”分子帽子的人，入党，提干，都会比较麻烦。
　　
　　那么，吴思凭什么认为自己是一个“极左”分子呢？他说：
　　
　　1978年上大学以前，我一直都是“极左”分子。从红小兵排长、红卫兵排长到团支部书记，一路班干部当上来，总是用“极左”的思想去教育别人，结果最有效的是用“极左”思想教育了自己。
　　
　　目前，“极左”分子与罪人基本同义。但从吴思自己的介绍看，他并没有什么违反行为。当红小兵排长，红卫兵排长，只是用一种思想去教育别人，而且因为水平有限，教育不了别人，最终只是教育了自己。
　　
　　既然没什么恶劣行径，为什么要给自己贴上“极左”的标签呢？这不够厚道。那怕是对自己的过去不厚道，也不应受欢迎的。按吴思现在的忏悔，那等于说思想是有罪的。但思想不应该是自由的吗？所谓“言者无罪”，关键是没有出恶行来。吴思这样给自己贴“极左”标签实在令人不可理解。比如来说，我现在也来忏悔一下，我年青时曾对漂亮姑娘产生过性幻想，是那种极不道德的性幻想。在基督面前，这当然是有罪的。但我从不因此就把自己看作是强奸犯，而只是看作我的成长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仅此而已。
　　
　　反正，我对吴思给自己贴“左极”标签感到不可理解。人应该享有思想的自由。不管是“极左”的思想也好，“极右”的思想也好，只要没做违法的事情，就应该受到肯定。思想无罪。
　　
　　二、自由选择权
　　
　　关于过去那个年代，曾被许多过来人描述为极不自由的年代。不过，在吴思的描述中，我却得到另一种印象。吴思回忆说：
　　
　　1976年高中毕业后，作为城市知识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乡。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有几种情况可以不去插队，比如独生子女，或家里两个子女的年龄相差6岁以上。我跟另外一个同学都属于受照顾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们满脑袋都是毛泽东思想，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我们打开中国地图挑，哪里艰苦就准备申请去哪儿。当时最热门的是西藏和延安。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去了北京郊区。因为跟我一起的那个同学，他母亲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她找到我跟我说，你要是去延安，他就一定去延安，我这么大年纪怎么办？我们实在说服不了他，所以就劝劝你。只要你不去延安，他也就不会去了。———因为关系到另外一个家庭，我觉得责任重大，不再坚持，就在学校安排的北京郊区挑了一个最穷的山村。
　　
　　原来，上山下乡不是被迫的，而是他自己根据个人意志自由选择的。到那儿也不是规定的，而是自由选择的。再说他下乡的地方吧，是在北京的郊区，他下乡的这个郊区现在发展得怎样了呢？是不是北京城区的一个部分？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下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从北京东区下乡到北京西区而已。上班距离远了些，交通不那么方便。但不管怎样吧，他说出了一个实情，他可以不下乡，但他自愿下乡，下乡是他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他享有充分的自由的权利。
　　
　　三、可怕的“三次抄家”
　　
　　记得“文革”后，看到抄家的说法，都感到挺恐怖的。并且在心中形成这样一种景象，一个遍地狼藉的地方，受惊的小孩不停地在哭着，大人是一脸愁容。我记得许多红色作品，说到抄地主家的时候，正所谓吃大户的，那地主一定是损失惨重。吴思这样回忆道：
　　
　　我们家被抄了三次。我在一边看得还挺热闹。家里被翻个底朝天，好多原来不知道的东西都翻出来了。小孩对抄家的感觉不那么恐怖，觉得挺好玩：哎哟，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呢。
　　
　　看来，他家虽然被抄三次，但并没有财物损失，他也没有惊恐。这抄家还是很文明的，没有什么暴力举动，大概不能说是抄家，只能说是搜查吧。把搜查说成抄家，这说的是中文还是英文？严重污染了我们的民族语言。
　　
　　四、严格的社会监督
　　
　　目前贪官污吏满天飞，许多人认为是社会监督不到位。社会监督怎样才算到位？他没贪的时候，你凭什么监督他？他贪了的时候监督又有什么用？他已经成贪官了。而按吴思的思想，他应该是最反对社会监督，并有可能认为社会监督属于“极左”回潮。他这样回忆：
　　
　　到农村主动做的第一件事是，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那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教导的。我们在下乡之前，正赶上毛主席在批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批判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制度，说它们是建立在个人私心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一些新的东西，重点就是列宁提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这被认为是建立在群众自觉的纪律的基础之上，是以革命英雄主义为基础的劳动。让这种大公无私的劳动逐渐扩大，才是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基础，也只有这种充满创造性的自觉的劳动，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大家就开始模仿。我到农村之后就把这套东西照搬下来，组织共青团员、青年突击队进行周六义务劳动。组织了不过三四次，大家就没了新鲜劲，并且开始攻击我，说我沽名钓誉，利用群众让自己出名，往上爬。于是义务劳动就坚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受挫。
　　
　　当年的吴思因为年青，理论水平不够，实践经验更是不足，只是凭着一股热情搞共产主义劳动试验。他没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没有认识到当时的农民还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小产者，虽然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并非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却去搞具无产阶级特性的共产主义劳动，引起农民的猜疑：他为什么脱离实际搞花架子？他是不是别有图谋？这么一点儿的监督吴思就已经受不了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脆弱性吧。不过，在这段回忆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当时普通老百姓的充分的政治权利，要想利用群众让自己出名，往上爬，不那么容易，农民的眼睛在监督着你呢。而且，农民发出的这点声音可不是人微言轻的，而是有实际作用的，至少，他的那个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就搞不下去了。
　　
　　五、农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权和劳动选择权
　　
　　吴思回忆说：
　　
　　人民公社社员老偷懒，刨地的时候大概连一半的劲都没使出来。上班的时候磨洋工，下工以后在自留地里打冲锋。我努力督促社员多干活，也是屡屡受挫，无论我怎么带头玩命，人家也跟不上来。生产队干部对集体的事也不那么热心，那时候我当了一把手，那些队干部，遇到一点挫折，动不动就说不干了。
　　
　　记得当年的人们不是说偷懒，而是说“磨洋工”。偷懒本来是奴隶的一种反抗手段。所以从古到今，奴隶主对付奴隶，不是鞭打就是折磨。榨干奴隶最后一滴血。而人民公社是不能用鞭打的手段让社员劳动的，而且，生产队长还得自己带头劳动，干了一会儿之后还得吹哨子让社员休息。我们不要忘了，几百年来，汉民族是整体受奴役的，而千百年来，劳动群众都是受奴役的。他们在不能作别的反抗的时候，就采用了偷懒的形式作反抗。这本是人性的一个部分。人们形成了偷懒的习惯，人们还不习惯于当家作主。当家作主是需要学习的，简单地说，当个领导也得要学习一下领导的方式方法，让农民当国家的主人，是需要时间适应的。所以，只要怀着包容的心态理解，公社社员的这点儿偷懒，实在也不能算是什么大罪过吧。比如今天的欧洲人，整天外出旅游，这就是一种偷懒。只不过欧洲人的观点比吴思的观点人道些，不把这些看作偷懒，而是看作为人的权利。
　　
　　至于说下工以后在自留地里打冲锋，这也没什么可非议的。只是也让我们看出，那年代农民仍然是有自己的土地。只是这土地的大小受到限制，权利不是无限。而不是说人民公社了，农民就没有自己的土地了。而只能说人民公社了，农民除了有自己的土地外，还有了集体的土地。
　　
　　2008-10-6

　　

　　附文：

　　

　　我的极左经历


吴 思


　　假如“四人帮”在路线斗争中获胜，极左派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

　　尽管高层权力斗争风云变幻，最终决定一种社会理想成败的，还是它在社会基层的可行性。极左派在“文革”中推行的农村政策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大寨模式可行，极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极左派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


　　“文革”末期，我在学大寨的最前沿，在极左翼，向更左的方向冲锋，亲身体会到极左派前进的艰难。极左派名声不好，他们的视角很少被顾及。不过，我在左翼受挫的经历，对我理解晚年毛泽东的失败和中国极左势力的衰落大有帮助：我的焦头烂额之处，也是他们举步维艰之地。

一、义务劳动受挫

　　下乡插队之前，我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我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

　　我们村口的南山上有一片荒坡，第一次义务劳动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树，建一座“共产主义青年梨园”。１９７６年４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后，我们青年突击队四十来人义务劳动两个小时，种上六七十棵梨树。这是我们村历史上头一回搞义务劳动，大家很好奇，连在校学生也跑来参加。效率高，干劲大，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义务劳动大获成功。

　　初战告捷，按照当时的俗套，我作《流汗歌》一首，发在黑板上。诗写得很矫情，把符合正确路线的一分情绪夸张地感受为五分，表达为十分，努力自我感动并感动别人。

　　在胜利的鼓舞下，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酬的劳动。在我们生产队，然后在我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劳动分配形式。这种设想的理论基础是：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给多少酬出多少力，以人们的私心为基础，助长雇佣劳动思想。不计酬的义务劳动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萌芽。我的计划比大寨还要左。大寨当时的劳动酬形式是“一心为公劳动，自公议工分”，被后人讥为“大概工”，但劳动酬与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多少有一些关系，因此就残留了雇佣劳动的痕迹。我打算消灭这点痕迹。

　　一周后，我组织了第二次义务劳动，人数稍减，但干劲也不小，补栽了三十多棵梨树，给上次栽的树浇了水。公社广播站很快就在大喇叭里表扬了我们青年突击队，还提到我的名字。

　　第三四次义务劳动，分别给苹果园和梨园浇水。众人的新鲜劲渐渐消退，参加者越来越少，有事请假的越来越多。列宁在《伟大的创举》里提出过一个设想：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判断入党积极分子的动机是否纯正？他建议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一面筛子。经受住半年以上考验的，才能吸收入党。党员经受不住考验的，还可以清除出党。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可是，把这面筛子用到我们生产队，恐怕过不了多久，筛子上边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说不定只剩我一个。进一步说，我这个剩下的孤家寡人，动机是否纯正仍然成问题：我能经受住较大的考验，到底是因为我热爱劳动或热爱人民呢，还是因为我有更大的野心？

　　一天晚上，我召开团小组会，讨论义务劳动中出现的问题。我猜想，大家的新鲜劲过去了，再往下走，必须调动蕴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启发大家的觉悟，读书学习，思考人生的意义，树立人生榜样，等等。没想到，这个会成了对我的批评会。几位团员在会上联合指责我，说大伙热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我利用了大伙，干活是大伙出力，出名却是我个人的。大家不愿意继续被我利用，成为我捞取个人荣誉的工具。

　　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毕竟公社大喇叭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人的面目模糊为一个集体。从结果看来，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这种说法也可以得到支持。但利用大家捞取个人荣誉确实不是我的初衷，至少我没有意识到这种动机。我意识到的就是前边描绘的宏图大略。至于我想在实现宏图大略的过程中捞取什么私利，这一点不妨讨论，我也有兴趣加深自我认识，但我肯定不认那笔小账。我的抱负或野心没那么小，不在乎大喇叭表扬之类的蜗角虚名或蝇头小利。稳定军心，稳住阵脚，哄着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更符合我的长远利益。

　　问题在于，我不在乎，人家却觉得亏了。而且是精神物质双双亏损。我刚来，根基尚浅，会上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

　　按照党团生活会的规矩，我必须先作自我批评。我很想在自我批评之后发动反击，说他们试图逃避义务劳动，用对我的指责掩盖自己的懒惰和自私，掩护自己临阵脱逃。但是争吵起来，公开决裂，以后的义务劳动就更难组织了。这种仗只能由别人替我打前锋，我本人出面属于赤膊上阵。于是，我更加广泛深入地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做了自我批评，深挖了个人名利思想，重新部署了黑板小组的宣传工作，请大家今后对我多多批评监督。原定议题取消，下一次义务劳动也没有安排。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生产队副指导员，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团内职务由别人接任。我的极左宏图也不了了之。

　　我感觉松了一口气。当时有一句话流传颇广，据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我把这句话抄在日记本上自我激励。这次及时的提升，免去了我预感到的一连串头破血流的失败。

　　当然，这种分析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那时我并未深想。现在深究起来，我感觉松了口气，就是因为我朦胧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棵幼芽在我们团小组内难以存活，更长不大。这还没涉及什么大东西呢，无非是一两个星期拿出两个小时，还有公社大喇叭里的那点荣誉分配，同志们已经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这点东西尚且不能承担，一旦人数扩充到整个生产队，时间扩大到每周三五个工作日，关系到半数以上物质利益的分配，那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寄以厚望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又如何担当得起？我们心里究竟存在多少支撑这种自觉纪律的“伟大的英雄主义”？

　　列宁指望那种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能够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在革命精神基础上建立的劳动组织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取代资本主义。但在我发动的实战中，不过几个回合，英雄主义就败于利己主义，青年突击队也面临散伙的危险。当然，将来我可能更老练，根基更稳固，大权在握，手下有人打前锋，还可以动用强制手段，让反对者不敢说一个不字。不过，在那种情况下，维系义务劳动的还能算“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吗？

二、向自留地让步

　　我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１９７６年５月上旬。生产队的麦子正在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的土豆还在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与收成关系甚大。当时队里的三级扬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产队副指导员，便由我负责带着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

　　我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来，自留地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领域的残余，在此基础上，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必须时时加以限制。我信奉这套理论。

　　开头几天，有一些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我转达了意见，我用几句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但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渠道常被扒开，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有一回，麦田里的社员很久等不来水，顺着渠道巡上来，发现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说断水了，让我查查原因。我顺着水渠往下走，看见大队书记的婶子在扒水浇自留地，就上去训了她一顿，堵上口子。她骂我祸害贫下中农，我骂她给贫下中农丢脸，偷大伙的东西。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浇麦进展缓慢。

　　为了打退小生产的进攻，我发动了舆论攻势。我借助团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上发表小评论：《危险的口子》，再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

　　这种从纸上学来的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处，扒口子的人在暗处，再说我也不可能一天２４小时不间断地巡渠。负责浇麦子的社员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断水了也不告，我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再往后，浇不上水的社员愈发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我过去制止，他先说好话，不管用，便骂我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锨劈死我得了！”说着还伸过头来。我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我堵一锹，他扒一锹，你来我往，演变为推推搡搡，我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那汉子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我又一次得胜，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大队书记出面，召集贫下中农协会开会，众人纷纷发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贫农：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亲看见日本鬼子进村，心里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让他站住，他照跑不误，结果让日本兵一枪打死了。——那会儿你咋不敢闹？现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沟来，受这么大罪，还不是为了咱们好？你倒敢闹啦？如此这般。那贫农点头哈腰，态度诚恳，连声认错。大队书记给我撑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后，当场任命我为贫协小组副组长。

　　我当时多少有些疑惑，贫下中农协会这么有威信？忆苦思甜这么管用？我们打起来他都不让步，一提他父亲的死因立刻就觉悟了？后来，处理过几次类似冲突之后，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么。按照村里的常规，两人动起手来，一旦有人受伤，就可以让对方赔一笔医药费和误工补助，外带探视赔礼必须携带的点心匣子。看不出伤来，尚且要装病开药讹他一笔，像我这样膝盖肿得老高，换了普通社员，至少要扒他一两个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养，再加上路费，那费用就更没谱了。

　　事情闹大以后，一直不爱管事的指导员也召开队委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我说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队长并不和我正面争论，他说我的主张是对的，但毛主席让我们关心群众生活，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由抓阄决定。队委会七个成员，六个同意他的意见，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话说回来，我不服从又能怎么样？腿脚灵便时尚且把不住水，现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识抬举，与所有人为敌。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的一把手，有权一个人说了算了，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照样被迫让步。假如不让步，迫使人家执行我的命令，就等于逼着人向我辞职。我们生产队方圆五六里，沟壑纵横，数千棵干鲜果树，大大小小数百块粮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树果子该摘了，需要几个工，哪块田该锄了，需要几个工，这些知识我不懂，没有多年经验的积累也休想掌握。队长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么都懂，我也只能带一拨人干活，其他生产小组，老人妇女和各种专业队，如果没有干部招呼着，众人能在地头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别指望出活儿。我本想让社员多为集体做贡献，如果干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头坐着，岂非求益反损？

三、自留地变迁史

　　自留地一直是农民与极左势力较劲的边界。

　　从１９５５年年底开始，毛泽东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大量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农民的土地归了集体，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高级社抽出５％的土地分给社员种植蔬菜。这就是自留地。

　　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七里营视察，说“人民公社好”。８月２９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写道：“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小尾巴于是归了大堆。一些主张保留自留地的干部，例如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杨珏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

　　１９５８年秋收之后，主要农产品供应全面紧张，毛泽东开始纠左。１９５９年７月庐山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已决定恢复自留地。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纠左中止，极左派得势，直接导致了三年大饥荒，数千万农民饿死。大饥荒末期，李先念看到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的惨状，评论说：“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３日，在大饥荒笼罩全国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第五条说：“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自留地、自留畜、自由市场，再加上生产队内部实行的小包工，这就是“文革”中被称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三自一包”。

　　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第四十条说：“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至此，自留地制度基本稳定下来，直到大包干在二十年后将所有集体耕地都变成“自留地”。事实上，万里在安徽农村搞大包干的时候，四川就在农村扩大自留地。一是内部瓦解，一是外部蚕食，两条路殊途同归。

　　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１９６３年遭遇洪水，自留地全被冲毁，陈永贵乘机取消了大寨的自留地。

　　１９７０年，山西省昔阳县宣布建成大寨县。这一年，昔阳全县取消了自留地。

　　１９７５年９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告。我就是在铺天盖地的“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中下乡插队的。

　　在这场历时二十多年的较量中，我一入场就站在农民的对立面。我很想砍掉自留地，如果有这种力量的话，我绝不会手软。因为，我在理论上相信自留地是恶的根芽，可能导致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自留地本身就是数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换来的，取消自留地意味着数千万农民白白饿死，却没有换来一种有助于减轻饥饿的制度。对照这面历史的镜子，我才看清楚自己那副无知者无畏的嘴脸。

　　我对自留地在理论上的厌恶很快就得到了生活经验的充实。每天我都切身感到自留地如何与集体争水、争肥、争劳力、争人心，我完全理解大寨取消自留地的动机：迫使每个社员把全部身家性命押在集体上，断绝所有后路，造成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格局——要么爱集体，要么没饭吃。这是资源和人心争夺战逐步升级的必然走向。在这个意义上，极左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逻辑并不荒谬可笑。针尖大的洞，碗口大的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堵住漏洞，“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日子很不好过。

　　问题在于，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依托高层发动的全局性攻势，我不仅无力消灭自留地，就连卡自留地半个月的水也卡不住。

四、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

　　农民对集体大田和自留地的亲疏是可以计算的。

　　刚插队的时候，我对农民普遍偷懒的现象很不理解。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信条，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不应该偷奸耍滑。我问一位贫农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他反问道：“有我多少？”这话我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十几年之后，我才领悟了这句话的深意。

　　我们第三生产队有５７户人家。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５７镐，才为自家刨了１镐。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５７镐，自家才损失１镐。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自留地则不然。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对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５７倍。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７％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９０％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我们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１／５７，这还算好的。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饥荒。饥荒迫使极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时伺机反扑。大寨大队和昔阳全县取消“三自一包”，实行大队核算，又把前沿推进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中线阵地。大寨大队８０户人家，从物质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１／８０，还不如我们生产队。

　　总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员的亲儿子，集体大田就是５０竿子甚至８０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其疏远程度如同陌路。

　　大寨模式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弥补呢？常用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

　　普通社员刨５７镐，我刨８７镐，１０７镐。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委，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最佳状态。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他们队里的社员特别感动，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谁偷懒大家就骂他没良心。收工后大伙还轮着去队长家带孩子，替他种自留地，帮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们两人唏嘘之下，笑叹自己没有老婆，想感动大家不知还要等多久。

　　第二种，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也有两个层次。所谓提高阶级觉悟，无非是让众人认清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之处。这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教育，说到底，避不开１镐与５７镐的关系问题。算得越透彻，偷懒越有理。假如人家偷懒而我不偷懒，一位社员反问我：那不是让人家剥削了吗？这是第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算不赢偷懒的社员。

　　第二个层次，倡导“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创造共产主义新人。毛泽东试图培育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

　　在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中，这种个体确实存在，但一个社会性昆虫群体其实只是一个繁殖单位，近似于人类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血缘关系亲疏远近不同的一个生产队或一个村庄。工蜂工蚁与本群体姐妹的基因重合率达到７５％，而人类的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重合率不过５０％。蚂蚁蜜蜂的献身精神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正如人类对家庭和亲人的关爱也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拥有这种利他精神的物种可以在进化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域。极左派鼓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献身精神，而社会阶级并不是遗传繁殖的基本单位。极左派的这种企图，简直就是要创造一个连“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设计的新物种。

　　当然，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类确实有一种精神力量，问题在于，在激励机制的缺口中，这种精神力量顶得了多少镐？顶三五镐还是５７镐甚至８０镐？在我们生产队，平均而论，这种不在乎回的纯精神力量，似乎连三五镐——缺口的７％——也顶不上。极左派坚决反对一切利用人类利己之心的政策，说那是调动私心，因此狠批物质刺激，禁止各种承包制度，迫使基层干部集中力量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如此极端的政策，固然符合两种激励机制的竞争逐步升级、走向破釜沉舟的逻辑，但也意味着关闭９３％的能量，依靠７％的能量推动农业生产。结果，产品严重匮乏不说，在我的感觉里，那７％的精神力量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历尽摧残之后，剩下的还不足３％。

　　第三种，政治压力。

　　所谓政治压力，对我来说，主要体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训人。大家干活的时候，如果有人站着聊天，半天不动弹，我就吆喝一嗓子：“动弹啦动弹啦，要聊回家聊去！”再严重点，就在出工前不点名地警告一番。“有人思想成问题啊。我数了，一上午铡草不到二百下！一分钟还铡不了一刀！给谁干呢？给你自己干呢！你偷懒，不是剥削大伙嘛！再不自觉，咱们就拉出来说说！”如果有谁反抗，顶嘴带脏字，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我对社员如此凶悍，以至我们队的小孩哭，当母亲的会拿我来吓唬孩子：“哭，哭，再哭吴思来啦！”

　　当然，作为平衡，也要经常表扬劳动态度好的社员。

　　保持政治压力，我认为是填补缺口的主要手段。以我们生产队而论，那５６镐的缺口，假如以身作则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补上６镐，思想教育可以补上４镐，政治压力就可以补上１６镐甚至２０镐。于是２６镐至３０镐有了着落，剩下的２６镐到３０镐则难以弥补，体现为怠工造成的净损失。

　　这种估计，用来解释大寨，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带头作用的力量。大寨的社员很少怠工。但用这个比例解释我们生产队，解释全国的情况，未免过分乐观。大包干之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在家里的人，劳动质量明显提高，劳动时间却大大缩短，由此可见，公社体制下怠工的净损失不止一半。

　　八亿农民怠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极左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有能力弥补激励机制的缺口，就守不住集体经济的阵地，更别提继续前进了。

五、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

　　算到这会儿，一个新缺口出现了：那些以身作则、进行思想教育、维持政治压力的干部，他们的动力来自何方？普通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靠他们勉强补上了一半，但在这一半的背后，补缺者自身的激励机制，也是千疮百孔，随时有瓦解的危险。

　　我当生产队指导员的第一年，平均每两个月，生产队长向我辞职一次。其他五位队干部也穿插其间。撂挑子的原因很多，为了省事，仍旧以水渠为例。

　　有一天，大队书记的堂兄忽然将通过他房后的水渠拆毁，几十亩麦田的封冻水没法浇了。他说水渠渗水，把他家的房基洇了，要求队里挖地三尺，用水泥浇筑这段水渠。我们去他家看了，一丝水痕也没有，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就要断水半个月，大量耗费贵如面粉的水泥？生产队长认定大队书记支持他堂兄刁难自己，立刻找到我，宣布辞职。

　　这位生产队长年近五十，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农活很好，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极。他看前任队长一而再，再而三地撂挑子，什么事也扛不住，多次耽误队里的农活，心里有气。所以，我请他出山，一探口风就觉得有戏，按常规三顾茅庐之后，他就接手上任了。没想到刚上任就遇到了这种挑战。

　　拆水渠的汉子大约三十六七岁，精灵鬼怪，好讲三国，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尖子。新队长也是人尖子，便有了几分竞争关系。新队长不肯受他的气，所以一遇挑战便派人去硬修断渠，那汉子干脆往断渠上一躺：要动家伙就往我身上招呼。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为了队里的事打架，就找了队长，队长又气哼哼地找到我，说这是受大队书记的指使，没法干了，宣布辞职。其实他夸大了挑战的来头。大队书记私下跟我说过不少新队长的好话，请他出山当队长也是大队书记的建议。

　　我上门问那闹事的汉子，为什么早不闹晚不闹，队长刚上任就闹，是不是对人家有意见。汉子说，早就想闹，看前任队长溜肩膀，怕吓着他，就忍到现在。新队长不是本事大吗，怎么也这副德行。现在想来，这话其实也是斗气。庄稼急用水的时候他不敢断，怕激起众怒。庄稼不用水的时候，我们又不怕他断。浇可有可无的越冬水之时，最是打劫的好机会。结果，僵持数日，经过四五次往返谈判，闹事的汉子放弃挖地三尺的要求，只要用细水泥把他屋后这段水渠抹上一层，就容许过水了。

　　此事解决了，队长的心却凉了，死活不肯再干。于是，我又拿出对付前任队长的老办法，吃过晚饭就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大伙的事，都不干谁干呢？你也不干我也不干，秋后大伙喝西北风？”然后就端过他家的烟笸箩卷大炮，喝他家的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几句，每天熬他到半夜，按照常规，熬到第五六天，再坚决的人也会答应继续干。遇到特别顽固的情况，我还会拉上其他队委会成员，甚至拉上大队书记，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起去熬他，轮流去熬他。

　　按照左派的革命逻辑，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除了责任义务和指挥别人的荣耀，当干部几乎没有物质方面的好处，全凭革命精神的支撑。在那５７镐里，他们只有１镐，但他们却要晚上开会，处理琐事，白天操心安排农活，带头多干，督着别人多干，不时还要干点堵人财路的事，得罪几个路子多的能人。这就意味着，他们付出了两到三镐，所得只有１镐。他们让普通社员搭了便车。

　　当然，干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处出现时优先一把，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如果特权多、待遇好，就像大公司高薪雇佣管理人员一样，也可以构成强大的激励体系，但这条路与“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驰。当时正在抓“党内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罪状就是利用特权搞腐败。众目睽睽之下，那时的特权收益比现在少得多，在干部比普通社员多付出的１０镐中，平均起来，特权未必能抵偿两三镐，缺口依然存在。

　　地主和资本家都有足够的动力监督雇工的劳动，正如雇工也想方设法逃避监督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双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构成均衡，维持着经济的运行。但是，地主资本家监督管理的动力来自剩余索取权，监督带来的收益完全归他们自己，亏损也要由自己承担。这种物质利益的奖惩机制是有效的，但被视为资本主义道路。在大寨模式中，干部监督管理的收益全归大众，他本人的收益主要来自精神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荣耀。那么，干部的社会地位、当干部的精神愉悦和指挥别人的荣耀能不能补偿那些额外付出呢？这就因人而异了。

　　前任队长，开头觉得还能补偿，干得时间长了，荣耀和地位带来的愉悦淡化了，就觉得难以补偿了。干得越久，与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员的冲突就越多，对人性和自己的服务对象就越失望。最后，原来还有几分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消磨殆尽，轻蔑和愤懑越来越重。队干部找我撂挑子的时候，往往会撂下一句狠话：“这帮东西，饿死他们也不屈！”

　　新任队长，支撑了大半年后，荣耀感同样淡化了，对前任队长缺少担当的义愤消失了，儿子又进公社农机修配厂当了工人，继续当干部的利益相对下降，于是，遇到一点小麻烦就辞职了。最后我请出一位有残疾的中年人接替他当了队长。如果我继续熬他，未必不能再使他撑半年，但我失去了熬他的兴趣。

　　和那些辞职的干部一样，我对人们的一般看法越来越坏，温情越来越少。开始，我希望自己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生活得彼此分不开，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努力去热爱人民。当干部不过一年，有一天，偶然和其他公社的先进知青聊天，说到社员偷懒的现象，我咬牙切齿地冒出一句：“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话一出口，心里一惊。我这是怎么了？本想热爱人民，怎么反倒滋生恨意？本想当人民的勤务员，怎么心里成了奴隶主？我隐约感到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六、反向改造世界观

　　这又扯出了我心里的一个漏洞。队委会激励机制上的缺口，由我这个一把手负责填补。我凑凑合合地补到６０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里的缺口谁来补呢？

　　按照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这个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补。就好像饿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样，热爱人民就去为他们服务，从而得到自我满足。但在我的感觉中，这种纯情感的东西，在与工农大众的冲突中会逐渐冷却，缺口越来越大。靠爱和情感补不上。

　　我们村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缝个大兜兜。”描述了众人踊跃占集体便宜的场面。如此描述有些过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搂，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搂。每到偷窃收益最高的季节，队委会就推出我当一个月的护秋员。我是外来的愣头青，敢得罪人。几个月护秋员干下来，每天想贼防贼，练出了一双贼眼。我每隔三五天抓一个贼，创造了我们村看秋历史的最佳战绩。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这种检验和调整之中，我的世界观悄然转变。多年之后，我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人们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练出的贼眼的最后一片蒙子。

　　现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确实得到了改造，只不过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从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红，变得越来越像老鼠，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

　　回顾对农民感情的变化，我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当年的愤恨现在又变成了赞赏。过去，教条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我的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也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信仰。此时心态平和，把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一点自我约束也知道珍惜。再看农民与管他们的人斗智斗勇，包括当年与我斗法，妙手连发，不禁欣赏起他们的反抗策略。由此看来，现实主义培养同情和温情，理想主义反倒助长仇恨。

　　顺便提一下，我对工人阶级的感觉比对农民更糟糕。１９７４年，我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我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我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我在大港油田干活儿，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我们，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我大惑不解：号称最先进的领导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多年之后，我看到刘少奇在安源煤矿组织罢工的经历，工人得势之后，每天只干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拦截工人，不许他们早下班，工人就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还动手打他，气得他大哭而去。刘少奇为此苦恼很久，还请教了来访的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教条之后，我才闹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一样，每个阶级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互相冲突的追求构成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自觉精神这种东西，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就是我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根据。

　　随着世界观的悄然转变，我的浪漫情怀越来越淡，理性和算计深入骨髓，本来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补的缺口也进一步扩大。干部当到第二年，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身力量补不上那二三十镐的大缺口。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前途深感悲观。极左派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显得渺茫。我开始怀疑继续死撑下去的意义。

　　在真实的心理活动中，这个变化过程体现为拉锯般的冲突。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我深感恐惧，便调动起全部力量与之对抗，精心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我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我迫切需要用热情的大话给自己加热。

　　总之，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观改造补不上缺口。那么，靠行政升迁如何？

　　如果像国营企业那样，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体系内部的升迁，这当然是有效的激励。不过，农村干部能够进入干部系列的概率极低。大寨出了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中央委员，这种概率，在全国上百万个村庄里，连二十万分之一也没有。建筑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万分之八，这种死亡风险几乎不在职业选择的考虑范围之内，而成为中央委员的概率还不到这种不值考虑的概率的６％。对农民来说，成为公社干部的机会也小到了不值考虑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浓度，激励就不再普遍有效。反过来，撂挑子，争取更多的闲暇，才是获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这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选择。

　　结论：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靠行政升迁的路也补不上。

　　不过，这条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进典型，从大队领导升到公社领导再升到县委领导的概率远高于常人。我当时确实也如此预测自己的归宿。问题在于，追求升官的个人前程，还能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吗？我想走这条路，到底是为了对革命做更大的贡献呢，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说，地位越高，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这是为了革命。但我怀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过六成。

　　如果没有升官，如果我和农民一样需要养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几年，我的肚子就会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如果我因为学大寨积极而很快升官，恐怕我会继续与农民作对，加大向小生产进攻的力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

　　顺便插一句，我的升迁完全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甚至在入党之前，公社副书记和大队书记就找我谈话，内定我为生产队指导员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连群众意见都不必征求。继续听党的话，继续与农民作对，对我的升迁有益无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后升了官呢？我会为了自己的前程昧着良心推行极左路线吗？我会像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那样默许大包干吗？我不知道。官场也是改造世界观的好地方。

七、临阵脱逃

　　以极左的标准衡量，我的插队经历就是一连串的失败。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劳动首先受挫，以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替代雇佣劳动的梦想破灭。限制自留地或曰资产阶级法权的努力以退让告终。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的企图也一再失败。屡战屡败之后，我失去了发动进攻的锐气，和多数基层干部一样转入守势。

　　每年深秋，种完冬小麦后，县里都要开二十多天的三级干部会，简称“三干会”。先在公社开，再转到县里开，整党整风，建班子。我连续参加了两年，每年的重点都是解决干部撂挑子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干部激励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干部撂挑子的高峰。我们听大量鼓动告，接受上级给我们打气，学习先进典型，互相批评并自我批评，听革命前辈训我们没出息，听公社书记跟我们说好话，说大话，再集中解决几个让人灰心丧气的难题。最后人人过关地表个态，承诺再干一年。那么，经过多年的筛选沉淀，什么人留在干部队伍里？

　　我们听过一个生产队长的告，题目是《当队长有瘾 搞管理没够》。许多有管理偏好的人，当领导感觉轻松愉快的人，组成了生产队干部的群体。他们有个人特色的选择偏好降低了当干部的成本，提高了当干部的收益。只是这种人比例很小，经过长期沉淀积聚起来，也未必能补上激励缺口的两三成。

　　各级领导竭尽全力，只能勉强维持这种均衡。这是学大寨运动维持不垮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轮又一轮地动员发令，干部队伍像环环相扣的战阵和各级督战队一样挺在那里，经受着八亿农民海潮一般扑向自留地的正面冲刷，经受着农民和农村干部大面积怠工在内部和背后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我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这句大话悄悄给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条路，却完全堵住了进工厂和上大学的路。

　　一位和我同样肩负重任的知青朋友劝我：“我试着扎根了，但我发现贫下中农的心里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无法成活。”他考上了清华。可是我的大话余音缭绕，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我咬紧牙关，不理父母的请求，不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伙伴们在考场中答卷的时候，我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我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１９７８年，社会大变动的各种迹象越来越显著，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先后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我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我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正是护秋的季节。人们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说我的考分特别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队广播室看了成绩通知单，果然远远高于录取线。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新鲜劲过去之后，我心底的羞愧露头了，而且数年挥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临阵脱逃了。同时我又感到大为轻松，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不必在一场预感到失败的战争中苦苦支撑下去。

八、如今了然识所在

　　多年之后研读明史，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国初期似乎有某些相近之处。朱元璋搞的不是国有化，准确地说是官有化，剥夺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权利，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集中在自己手里，同时严厉约束各级官员，鼓吹道德教化。

　　顺着这条轨迹上串下连，我获得了另外一种眼光和感觉。我感觉自己当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与各个社会集团对抗，尽量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努力清除反对我们崇高理想的人们。我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样就能建成共产主义，正如朱元璋以为这样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万代基业。

　　资本主义，如果视为夺取皇家贵族和官僚集团手中的权力，由资产阶级集体控制政权，那么，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就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将政权置于无产阶级集体控制之下。可是这两种权力转移并未在中国发生。我参与的事业，一方面是铲除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是控制驱使农民群众，而不是被农民群众控制和驱使。这种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否可以称之为“官家主义”？（参见拙作：《置疑“权贵资本主义”》，《凤凰周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３期）

　　因主张和信条不同，所谓“官家主义”又分为多种类型。儒家信条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败阵之后，以赶超西方为目标的各种主张登上了历史舞台。我插队的时候只熟悉其中的两种主张。一种是：官僚集团直接承担资产阶级的使命，管理生产，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把全国办成一家大公司，这条路线被毛泽东斥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另一种是：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和新世界，顺便完成四个现代化，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时代的其他问题。这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眼界的追求，就是毛泽东的理想。后人把这种理想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固然不错，社会主义却大成问题。这里根本就没有农民之类的社会集团说话的份儿。

　　从上述角度看去，左派右派之类的标签，都是超越历史阶段错用的分类符号。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官民之分，即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集团，与农业工商业生产集团的区分，才是更加符合时代特征的一级分类。只有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之后，左翼右翼之类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关的标签，才能上升为一级政治分类。在这套分类体系中，我为强化极权、削弱农民势力而冲锋陷阵。可是，任何集团的势力太大，和皇家贵族势力太大或资本家势力太大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失衡，都将造成社会灾难。

　　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中，当年的困惑和迷茫消失了。如今了然识所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可以说是官家主义的历史。毛泽东时代，用自己的理想塑造社会人心的全方位努力登上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并且凭借强权打造了工业化基础。“文革”之后，从农村到城市，处处民进官退，不时出现“小政府，大社会”的说法，新的均衡似在形成。迄今为止，对这种新均衡的意识形态描绘和理解尚未定型，就连我在此使用的“官家主义”也是正在形成之中的概念，我们仍处于下一个均衡类型重建之前的探索和动荡之中。

　　我希望在中国建立所有社会集团共同当家作主的社会，大家靠投票立法定规，我以为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个社会集团及其成员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谁也不能凭借暴力专别人的政。资产阶级固然财大气粗，但工人可以依靠工会与之抗衡；农民固然是一盘散沙，但可以凭借农会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为本阶级争取更多的利益。为了保护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弱者，消除拼命谋生的土壤，这个社会还应该设立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体系。

　　倘若我梦想落空，中国出现了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立法定规全由资本家说了算，禁止组建工会，禁止罢工，凭借暴力专工农大众的政，那时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当一回左派。这不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而是出于对利益制衡的信仰，出于对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学大寨”理想破灭 “潜规则”浮出水面
　　
　　一个先进知青典型重建世界观的心路历程
　　
　　相关专题：“改革开放30周年”
　　
　　在去大寨参观的路上，就纷纷传说要恢复高考，我们一帮先进知青开始商量考还是不考。那时候考大学给我的感觉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临阵脱逃。
　　
　　大包干的成功对我的影响，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观的崩溃。从写陈永贵传记开始，我被迫弄历史，回过头来重建世界观，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添砖加瓦。
　　
　　上山下乡，这是中国一代知识青年的宿命。吴思赶上了这个运动的尾巴。
　　
　　有组织、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1968年底，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那时还是小孩子，不太懂。”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类口号的熏陶，还是让吴思对下农村充满了憧憬。高中毕业后，他终于有机会去实践自己的理想。
　　
　　这时，已经有知识青年陆续以各种名义返回城市，其中不乏血泪斑斑的抗争。但北京市先进知青吴思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一意要向陈永贵的大赛学习。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这时的吴思已经坐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开始新的生活。离开农村时，发自内心的喜悦让他困惑。
　　
　　这种困惑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一个曾经的所谓“极左”的先进知青典型，在改革开放后扑面而来的信息和知识洪流中，开始重建自己的观念大厦。
　　
　　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哪里艰苦就申请去哪，我们接受的是革命的传统教育
　　
　　1978年上大学以前，我一直都是“极左”分子。从红小兵排长、红卫兵排长到团支部书记，一路班干部当上来，总是用“极左”的思想去教育别人，结果最有效的是用“极左”思想教育了自己。1976年高中毕业后，作为城市知识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乡。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有几种情况可以不去插队，比如独生子女，或家里两个子女的年龄相差6岁以上。我跟另外一个同学都属于受照顾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们满脑袋都是毛泽东思想，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我们打开中国地图挑，哪里艰苦就准备申请去哪儿。当时最热门的是西藏和延安。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去了北京郊区。因为跟我一起的那个同学，他母亲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她找到我跟我说，你要是去延安，他就一定去延安，我这么大年纪怎么办？我们实在说服不了他，所以就劝劝你。只要你不去延安，他也就不会去了。———因为关系到另外一个家庭，我觉得责任重大，不再坚持，就在学校安排的北京郊区挑了一个最穷的山村。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文革”开始。我妈在大学教书，有一天我带着弟弟在外面玩，老远就听见敲锣打鼓的，非常热闹，凑过去看见一队人在游街。前边有几个人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妈。我跟弟弟吓得撒腿就跑回家，透过窗帘的缝，看着游街队伍从我们家门前经过。对我来说，这一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我们家被抄了三次。我在一边看得还挺热闹。家里被翻个底朝天，好多原来不知道的东西都翻出来了。小孩对抄家的感觉不那么恐怖，觉得挺好玩：哎哟，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呢。
　　
　　此后我跟母亲去了商业部在河北文安县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两年。我爹在国防科技系统，他戴的帽子是“阶级异己分子”，我妈大概是“反动学术权威”或“修正主义苗子”之类，他们的级别不高，县团级，在北京的中央单位，好歹得是司局级才能当“走资派”。很快他们就不是被批斗的重点了。
　　
　　但是五七干校都得去，两派一掐起来，互相抄家互相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当时大家普遍都受到了冲击，我们对父母挨斗和抄家的感觉也就不强烈。两派打起来，互指对方是“保皇派”，我也就搞不清楚谁是真正的阶级敌人了。那时候觉得我爸他们不错，对方才是混蛋，才反动，就站在我爸这边，谈不上和家长划清界限。本来小孩对这个就不懂，最初的兴奋劲过去了，也就不感兴趣了。
　　
　　“文革”感觉挺幸福的，没人管。大人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全都得开会，所以小孩是自由的。上学就背毛主席语录，学什么东西也不考试，我们整天都在外面干抓蛐蛐、扎蛤蟆、打弹弓枪仗之类的事情。
　　
　　小学生是红小兵，完全没有资格参与红卫兵那些事儿，总得是个初中生才能参与哪一派。到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红卫兵就有取代共青团之势，已经成为相当正式的组织，大家都分批申请加入红卫兵。一段时间过后，共青团恢复，红卫兵就成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共青团成为核心组织，红卫兵再入团。我们入红卫兵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红卫兵开始体制化，官方化，已经不像先前那般具有冲击力和造反精神。
　　
　　这辈子我读的第一套书就是《星火燎原》，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写的革命回忆录，有的故事很残酷。感觉很好看，里面尽是打仗的故事。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欧阳海之歌》，很著名的革命小说。我们的底色都是毛泽东思想，接受的是革命的传统教育。
　　
　　“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受挫
　　
　　大家攻击我，说我沽名钓誉，利用群众让自己出名，往上爬
　　
　　高中毕业后去农村插队，真实的社会和贫下中农和想象的相差很远。条件很艰苦，每天日值三毛五分钱。那时候标准粉的价格是一斤一毛八分五，拿粮票买。也就是说，一个壮汉把一天的收入拿来买粮食，买不了两斤白面。即便不拖家带口，也是吃不饱的状态。插队的时候，没有油水、没有肉，一天两斤白面不够吃。有一次我吃炸酱面，一顿就吃了一斤九两，还没吃饱，舍不得吃了。
　　
　　到农村主动做的第一件事是，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那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教导的。我们在下乡之前，正赶上毛主席在批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批判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制度，说它们是建立在个人私心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一些新的东西，重点就是列宁提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这被认为是建立在群众自觉的纪律的基础之上，是以革命英雄主义为基础的劳动。让这种大公无私的劳动逐渐扩大，才是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基础，也只有这种充满创造性的自觉的劳动，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大家就开始模仿。我到农村之后就把这套东西照搬下来，组织共青团员、青年突击队进行周六义务劳动。组织了不过三四次，大家就没了新鲜劲，并且开始攻击我，说我沽名钓誉，利用群众让自己出名，往上爬。于是义务劳动就坚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受挫。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副指导员，管理队里的水。农民浇自留地水的时候正好赶上生产队要浇麦地，两者发生冲突，究竟谁先浇水？按照毛泽东思想就是先公后私，甚至于大公无私。我就让先浇集体的。可当时农民全都偷着扒水，我只要不在，他就把水渠给扒了，把水引到自留地里。一次发生冲突，我还跟人打起来了。最后发现，我自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一转身人们就扒水渠，他们互相之间都假装看不见，就瞒我一个人。我不可能一天到晚看水啊。
　　
　　后来开队委会的时候，大家讨论怎么办，我还是坚持先公后私，等队里浇完了之后，再浇农民的自留地。开会的多数成员则表示，白天队里浇，晚上农民浇。我是最左的，一般干部都比我缓一步。我这个主张没人支持。
　　
　　人民公社社员老偷懒，刨地的时候大概连一半的劲都没使出来。上班的时候磨洋工，下工以后在自留地里打冲锋。我努力督促社员多干活，也是屡屡受挫，无论我怎么带头玩命，人家也跟不上来。生产队干部对集体的事也不那么热心，那时候我当了一把手，那些队干部，遇到一点挫折，动不动就说不干了。
　　
　　参观大寨时热血沸腾
　　
　　但一出了昔阳县温度就降了一半，一回村温度又降回到零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们这帮小“左派”的感觉是，可能要资本主义复辟了，但是又不敢肯定，上层的事我们不清楚，无法判断。再说我们对四人帮特有的那些空话大话也没什么好印象。
　　
　　1977年，我参加北京先进知青参观团去大寨参观。参观大寨回来后，昌平的几个知青住在县委招待所。当时有四五个人在一起讨论大寨那套东西行还是不行。我们在大寨的时候都热血沸腾，信心十足，一出了昔阳县，温度就降了一半，到北京就剩20%了。第二天一回村，估计这趟大寨参观的激情就全消了，温度又降回到零了。大家说，一看我们村那帮社员，干活出工不出力，偷懒，自私自利，恨不得拿鞭子抽他们，跟牲口似的。
　　
　　这时候，一个大学毕业后申请下乡当农民的知青就插话说，内蒙有个知青，写了一本书，基本观点是：中国农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刘少奇主张的包产到户。
　　
　　这句话在当时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标准的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你能感觉到，这种主张有一种强大的真理的力量，要是真那么搞，中国农业肯定行，肯定粮食够吃，农民肯定使劲干活。
　　
　　当时空气就跟凝固了似的，大家都不说话。不知道沉默了多长时间，我说，说这话的伙计被抓起来了吧？她说，抓起来了。
　　
　　这个人叫张木生，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但是绝不敢想这么干。当时我敢想的最远的就是，扩大自留地面积。对于张木生的被抓，当时觉得，说这种话的人不被抓起来，天理何在？
　　
　　背叛“理想”参加高考
　　
　　那时候考大学给我的感觉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临阵逃脱
　　
　　在去大寨参观的路上，就纷纷传说要恢复高考，我们一帮先进知青开始商量考还是不考。有的人相当动心，有的人就决定坚决不考，这部分人不多。中间的动摇分子说，就算考也不能今年考，那样立场就太软了，到第二年考或不考再说。这部分人居多。我属于中间偏左的，当年就没考，也没复习。
　　
　　那时候考大学给我的感觉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临阵脱逃。一直到了年底，他们都考完了，我才经受不住压力，开始悄悄地，恨不得是偷偷地准备考试，开始看点高中的课本。
　　
　　1977年年底进行了一次高考，1978年年初入学。1978年年中又考了一次，10月份入学。因为刚恢复高考，我完全不懂怎么填志愿，就按照我喜欢大学的顺序来排，最想上的是人大，人大有一股纯种的革命味道，所以第一志愿就是人大中文系，然后觉得北大也是挺有名的，就填了北大中文系，第三志愿好像是南开，那是周总理的母校。我当时对历史不感兴趣，觉得钻到故纸堆里太没出息了，那么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在召唤着你，不接受人民的召唤反而钻到故纸堆里面去，不可理解，太陈腐了。中文系是当时第一热门系，所以我就选择了中文系。
　　
　　我考的分数很高，没有任何悬念地进入了人大。我以为我会留恋农村，我以为上不上大学对自己无所谓，恨不得认为考不上更好。考试之前一直这么觉得，考完后也不怎么在乎，心想考不上拉倒。
　　
　　接到录取通知时，正是护秋的季节，就是派人去看守庄稼和果实，以免被偷。农民怕得罪人，我们知青是外来户，我抓着谁都翻脸不认人，于是就让我护秋。我当时还创造了平均三五天抓一个小偷的生产队纪录。
　　
　　我正在护秋呢，有人到处找我，说我考得可高了。我跑去看，总分500分，我考了398.5分，听说在我们县是文科第二名。我假装不动声色。回到宿舍，我拿着镰刀出去巡山，走到村外没人的地方，忽然心里一阵狂喜，按捺不住，噌噌噌顺着山梁往上跑，跑上去后大气儿都不喘，意犹未尽地又蹦了几个高，大喊了几声。之后，我忽然就愣了，心想：我怎么会这样？我真的那么想离开农村么？对自己的狂喜很意外，我觉得我不那么在乎这事，我挺留恋农业学大寨的呀。我是大队副书记、生产队指导员，身兼重任，还是先进知青典型，自我感觉也是一个革命者，不是贪生怕死、好逸恶劳、钻到大学里去读书的人……可是我怎么能这么狂喜呢？我怎么这样啊？当时内心的狂喜着实让我大吃一惊。
　　
　　差不多该上学了，村里面我已经找到了接班人，他也已经上任了，可我就是拖着不走，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人们都说，你干吗呀，还不回家去？实际上我当时处境已经很尴尬了，感觉自己确实成了局外人。最后还是大队书记把我送到车站，好像还是把我轰走似的。还没开学，我提前了一段时间离开了农村。
　　
　　第一次梦见毛主席
　　
　　我当时太“左”了，在大学里，我思想的变化是一个缓缓的过程
　　
　　在大学里，我思想的变化是一个缓缓的过程。对毛泽东的某些思想，我早就有疑问了。我读了大量外来的东西，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主要方面。大的框架还是马克思主义，无非是谁正统谁不正统的问题，是毛泽东、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学期间虽然受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看了一些那方面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还是很坚固。我一直到大学毕业的第二年，还通读了一遍马恩选集，一直到了1987年，大学毕业5年之后，还读了《资本论》。当时总觉得，不是马克思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而是我们不了解马克思，我们接受的都是经过篡改的扭曲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愈发想看马克思主义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或许它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现实。
　　
　　我当时太“左”了，我把毛泽东鼓吹的“最前沿”的东西都付诸实践了，然后看出他有几个大难题，克服不了的。大概读大三的时候，我还梦见过毛主席。
　　
　　那是我第一次梦见毛主席，感觉特别幸福。但是梦见他的时候是在跟他争论。我小时候听父母讲，他们去怀仁堂看戏，坐的位置和毛主席就隔着两三排，这个情景就进入我的梦里。我跟毛主席也相隔两三排距离，我在他的左后侧，中间基本空着，没人。我就探过身说，“毛主席，能跟您说几句话吗？”毛主席说：“说吧。”我就翻过座椅坐到他身边，跟他说：“毛主席，您说农业学大寨，我试了，特别认真地试了，那个政策真的不行。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像列宁签‘布列斯特和约’一样，要向小生产和小资产阶级让步，让步是为了更快地进步。”毛泽东特别惊讶地看着我，等我往下说，论证为什么现在的政策不行。我满肚子都是经验，每一个细节我都能说出来，但是怎么简洁有力地用几句话表达出来说服毛主席？我就憋着劲找那几句话，然后就憋醒了。
　　
　　农村调查中发现“潜规则”
　　
　　一层一层地调查下去，我们发现，这种资源分配另有一套规矩，不像文件里说的那样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实际是到它的机关《农民日》去。农民当时是采编合一，我到那儿的第三年当总编室副主任。第四年申请去群工部呆了一年，看来信，接待上访。
　　
　　1983年，我去群工部翻来信，看到一封来信说，开封的农民买不到“挂钩肥”。挂钩肥是指农民在平价交售棉花小麦等农产品后，国家向他平价销售的化肥。结果开封地区的农民都老实地把棉花小麦低价卖给了国家，但是买不着计划内平价的化肥，只能买市场上高价的化肥。
　　
　　我就和另外两个同事组成一个调查小组，从供销总社农资局开始，一层一层地调查下去。我们发现，这种资源分配另有一套规矩，不像文件里说的那样。我们作了连续道，道中用了一个词叫“内部章程”，就是后来“潜规则”的前身。第二年，这个道获得全国好新闻奖。
　　
　　中纪委，商业部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去调查这个事情，我就是他们调查组成员。我觉得我们立了一大功，把一个不正之风、腐败给堵住了。但下去一看，一切照旧，什么东西也没有改变。就是有那么一两个人运气不好，碰到我们的枪口上，被撤职了。新上任的人继续那么干。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个失败，它对我刺激比较大。首先我知道中国另有一套规矩，得注意，要不然别想认识中国。另一方面，觉得我们凭着道德热情去蛮干解决不了太大问题。我在群工部当副主任的时候，大量接触群众上访，深切感到中国受委屈的人太多了，这个问题太大了，几乎就不能有保障地提供公平和正义。
　　
　　写陈永贵治好我的心病
　　
　　世界观重建是我十多年个人阅读的一个模模糊糊的主题，也是我写陈永贵传记的动机
　　
　　在去农民之后，我始终解决不了理解中国的理论基础问题，越来越觉得单单用马列主义解释中国不管用。整个改革开放都是对列宁-斯大林主义某些思想的偏离，但是却大获成功。大包干的成功对我影响最大。原来我那么坚定地学大寨，折腾得一塌糊涂，小有进展，基本上是僵持———因为我拼命干，还能前进一两步，但稍微一停步，就被挤回来了。到邓小平执政的时候，农民却像上了发条似的拼命干活，中国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吃不饱变成粮食过剩。
　　
　　你不得不承认这东西真管用，原来觉得这东西管用但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调动的是人们的私心，自私自利之心，会把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尔虞我诈，唯利是图，所以尽管能多打粮食，也不能走那条路。实际是，农民多打粮食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却变好、变宽松了，不是更暴戾了。有问题也主要是官员的问题，他们贪污腐败，走后门。
　　
　　1987年以后，农村这块基本上没什么事情了，制度基本稳定下来。我就觉得呆着没啥意思。但是仍然没有解决我学大寨为什么失败的问题。学大寨的失败，对它的理解，对中国农村的前途和历史的看法，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块病。大包干的成功对我的影响，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观的崩溃。我一直想做的事，就是观念体系或世界观的重建。我把握世界的方式散了架，世界凌乱一团，我想以农村为基础，把框架重新建立起来，让我们可以准确地、有说服力地理解现实。世界观重建，这是我十多年个人阅读的一个模模糊糊的主题，也是我写陈永贵传记的动机。
　　
　　我对陈永贵是真的感兴趣。山西昔阳县档案馆关于陈永贵的档案非常多，我一直从上世纪50年代读到80年代，把这30年跟陈永贵有关的档案全看了，抄档案每天都是从早上吃完饭一直抄到晚上下班，每天昏天黑地地抄，摘抄和复印的资料各有厚厚的两大摞，抄资料的圆珠笔笔芯就用了一大把。
　　
　　我写陈永贵传记，就是想弄明白，我为什么失败了，他为什么成功？后来弄明白了，他的那套东西挪到我这里，也得死。然后就觉得，此天也，非战之罪。心里就踏实了。不是我不好好干，实在是他这条路只有在个别的情况下，在各方面力量都很强的时候，才能在局部走通，而那个条件太苛刻了，在中国不可能到处都具备。写完陈永贵，治好了我心里的一块病。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
　　
　　原来的世界观倒塌之后，我试图建起一个更大、更漂亮、更结实也更适宜人居的观念大厦
　　
　　等这事弄完了，我就去了《桥》杂志。在《桥》杂志与香港明集团合作出版了三期，就停刊了。然后又与明集团合作出了两批书籍。接下来，明集团的各种业务撤离大陆，所有的合作都终止，我们就失业了。1996年的时候，《东方》杂志要复刊，我去那儿办了一期试刊，不过没有获准通过，又死了。当时还有人来找我，让我去弄一个经济类的杂志，当主编，当时的理想是，用五六年的时间办出一个中国的《Fortune》来，办《Fortune》是没有太大风险的。
　　
　　但是我已经从1993年起折腾了三四年，干一件事砸一件事情，感觉我的手特臭，碰什么什么死。回过头来看，那三四年就感觉是糊里糊涂当编辑，做杂志，为他人做嫁衣。要我再用五六年的时间为他人做嫁衣，偏离了我的主线。我原来以为我写完陈永贵的传记，就可以开始新生活了，农村的事儿不管了，历史的事儿不管了，都了解了。然后就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撞了几年才发现，其实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还是世界观重建。我就觉得，办这个经济杂志跟我想干的事儿不是一回事，不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不是我内心最关注的。我不干了，我回家读书写东西去。
　　
　　我感觉到自己功底不足，开始读明史，想慢慢搜集资料，写一本专著。后来梁晓燕帮《上海文学》约稿，约到我头上。那时候我做的明史笔记已经有上百万字了，觉得对付几篇文章就是小意思。后来，把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和我的部分笔记整理一下，就成了一本书《潜规则》。
　　
　　写完这本书我就觉得，“潜规则”这个词一定会流行的，这个词太重要了，在我心里憋了那么久才找着一个表达的出口，很多人一定也在找。当时我列了至少七八个词，如灰色、内部、规矩、章程等，在这里面互相组合，最后觉得“潜规则”这个词不错。我经常用这类词语组合的方法杜撰词语，包括后面的“血酬定律”也是这么弄出来的。
　　
　　“血酬定律”的市场反应没有“潜规则”那么好，可是在我看来，它的分量比潜规则更重。血酬定律说的是靠暴力获得酬的计算规律，说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所不能包容的破坏力，属于和生产力并列的那个层次，它虽然不如潜规则流行，但在我重建世界观的努力中，它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基石。
　　
　　从写陈永贵传记开始，我被迫弄历史，回过头来重建世界观，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添砖加瓦。原来的世界观倒塌之后，我试图在这个废墟上建起一个更大、更漂亮、更结实也更适宜人居的观念大厦。
　　
　　■口述人简介
　　
　　吴思，1957年5月生于北京，“文革”末期时曾经下乡，于人民公社中担任生产队长。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国农民》（后更名《农民日》），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2年，写作《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著有历史随笔《潜规则》、《血酬定律》。现为《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兼执行主编。

　　

　　采写：本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 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