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

　　

　　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

　　

　　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

　　

　　话说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了成功。毛泽覃与贺怡的儿子贺麓成参与了第一个中近程导弹的研制工作，他是中国自行培养的一位优秀的导弹专家。

　　

　　6月底，也就是在周恩来、康生、江青与现代戏观摩大会的代表们举行座谈会一个星期后，陆定一、周扬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大会，请彭真作了一个专门讲现代戏演出问题的讲话。彭真在讲话中与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截然相反，提出了现代戏、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三重要、三等量的方针，他说：

　　

　　“现在可以把那些古戏稍微搁一搁，放一放，抓一下现代戏。等把现代戏演顺了手，再来演出一部分古人的戏。现在的一部分现代戏，实际上是粗制滥造，非骡子非马，弄不清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那样的现代戏，我们要把《箭杆河边》（由北京实验京剧团演出，其唱腔是按照传统曲调安排设计，没有新唱腔——笔者注）这类戏，好好地演出，争取得到大家的拥护。”

　　

　　彭真的讲话，立刻在《人民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并印成了单行本、专集，广泛进行宣传。江青对周恩来说：

　　

　　“你看看，难不难，毛主席指示请你来挂帅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人家偏偏不买我们的账，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是我夸大吧。人家就是要一套又一套的和我们对抗，和毛主席对抗。北京要办成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难呀！”

　　

　　与此同时，林默涵又指示一些笔杆子在《光明日》上发表文章，对上海演出的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进行批评，认为“这个戏把原小说的精华部分去掉了，敌人的形象不如小说写得那样狡猾和嚣张，这就使正面人物很难完全树立起来。所以，这个戏的演出无论在剧本和演出都不是成功的。”

　　

　　中宣部和文化部还在内部刊物上，以反映情况的名义，对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小简》上，几次发表文章说，江青的意见简单、粗暴，不足为道。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内部刊物《文艺战讯》上，也发表了许多评价《箭杆河边》的文章，称赞这出戏。因为江青说过这出戏是 “正不压邪”，所以，署名萧甲的文章就说：“我看这出戏比《芦荡火种》还要细。”刘厚生也发表文章说：“我认为这个戏不错，有人觉得正不压邪，我倒觉得不太突出，因为正面人物也演得不错。”

　　

　　林默涵等人还在演出人员和专家们的座谈中，对江青抓的现代京剧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江青看了听了这些议论，她不动声色地对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一些人员说：

　　

　　“这不是一个艺术的意见，是要好好地考虑一下，是坐在哪一边的问题，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到反面人物一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能沉默，要组织文章，展开讨论。”

　　

　　1964年7月1日，《红旗》杂志在第12期上发表社论，题目是：《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社论赞扬了在北京举行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盛况。

　　

　　7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主管文化革命工作。

　　

　　此后，这个小组开始领导文化部和文艺界各协会及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了整风运动。这个小组又叫做文化革命5人小组，因此，称之为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便首先在文化艺术领域开始了。

　　

　　7月4日，毛泽东看了《人民日》刊登的《北京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道后，在给吴冷西的批语中写道：

　　

　　吴冷西同志：

　　

　　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道，但要是真实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这个问题，社和通讯社应当讨论一下。并与各省、市、区联系，要他们也一样做。

　　

　　毛泽东7月4日

　　

　　7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土金璋等12位来自延安的干部。

　　

　　据土金璋回忆说：1964年6月，我任延安地委副书记，负责外事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工作。纪念馆陈列方案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后，我们一行12人，由我带领去北京向党中央汇，并向在北京工作的“老延安”征求意见，以便最后定案。我们到了北京，为了工作方便就住在中直招待所，确定由我负责和中央办公厅、中宣部联系汇事宜，其他同志则每天出去走访老同志，征求他们对陈列方案的修改意见。7月2日下午3时左右，毛主席办公室汪东兴主任派车将我接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

　　

　　“主席想念延安和延安人民，想回延安去看看，并问延安有无干部到北京，在未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况。我打听到你从延安来，想请你向主席简要地汇一下延安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又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紧张的是我4月份才由北京调到延安工作，对工农业生产正处于熟悉情况阶段，随身又未带材料，担心向毛主席汇不好。因此，我建议说：

　　

　　“我们一同来了10多位同志，如果都能参加主席接见，大家都谈，你一句，他一句，这样谈就全面些，不仅能满足主席了解情况的要求，也能满足主席见到更多延安人的愿望。”

　　

　　汪东兴说：

　　

　　“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今天不定，过两天再说。”

　　

　　7月6日上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延安来的同志7号下午不要外出，在招待所等待。7月7日上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又来了电话，指名要我接电话，说下午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

　　

　　7月7日下午5点钟，一辆乳白色的小面包车从招待所大门驶进，服务员同志礼貌地来到我们坐等的小会议室，兴奋地说：

　　

　　“中办来车接延安的同志们。”

　　

　　黑振东、张茂远、刘克廉、黄高谦、冯芝桂和我等12位同志立即上了车。小面包车在奔驰，大家顾不上欣赏窗外的景致，一颗颗焦急的心已早早飞到人民大会堂，飞到毛主席身边。当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时，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们：

　　

　　“主席正在接见外宾，很快就要来了！”

　　

　　我特意看了一下手表：6点20分。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汪东兴带我们到湖南厅前厅。蓦然间，我们眼前一亮，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同志们又惊又喜，只见主席微笑着、迈着稳健的步履向我们走来，汪东兴上前告诉主席：

　　

　　“延安同志来看望您了。”

　　

　　主席听到后满面笑容地点点头，同大家一一握手。我第一个和主席握手，我仔细地端详着主席熟悉的面容：那宽阔的额头，温和的眼神，慈祥的笑容，无一不显出伟人的风采。握着主席那温暖宽厚的大手，我激动得心呼呼直跳，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汪东兴介绍说：

　　

　　“他们都是从延安来的。”

　　

　　由于我和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见过几次面，这时主席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放，打量着我，摇了摇头连声说：

　　

　　“不，不，不。”

　　

　　汪东兴忙作解释说：

　　

　　“金璋同志原在钓鱼台宾馆工作，后来调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因延安这几年外宾去的多，陕西省委把他要回去在延安工作啦。”

　　

　　主席听罢，一边点头一边说：

　　

　　“这就是了，这就是了。”

　　

　　我说：

　　

　　“主席好！延安人民想念您！”

　　

　　主席慈祥地笑了，他说：

　　

　　“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你们都在延安工作吗？”

　　

　　我介绍说：

　　

　　“我在地委工作，其他同志都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和延安党校工作。”

　　

　　主席又问：

　　

　　“延安现在怎么样？”

　　

　　我说延安有不小变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着延安的情况。我接着又说：

　　

　　“延安人民都很想念您，盼望主席能回去看看。”

　　

　　主席深沉的目光投向远处，缓缓地说：

　　

　　“我来北京之后，还没有回过延安，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是应该回延安看看，应该看看延安人民的，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谢谢延安人民啊。”

　　

　　汪东兴走过来对主席说：

　　

　　“延安的同志们想同主席照个相。”

　　

　　主席笑着说：

　　

　　“好！好！大家照个相留念。”

　　

　　同志们又热烈地鼓掌。主席连连招手，关心地叫大家站好。大家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毛主席，以至于摄影师按下快门时，冯芝桂同志还未将双手放下。照完相，主席和大家握手告别，同志们对主席说：

　　

　　“祝愿主席身体健康。”

　　

　　主席也笑着说：

　　

　　“好！好！谢谢大家。”

　　

　　大伙用热烈的掌声欢送毛主席，主席一边招手一边说：

　　

　　“谢谢你们。”

　　

　　7月9日，毛泽东接见了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届亚洲经济讨论会后来华访问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比如中国吧，在19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了我们大半个国家，我们同它打了8年仗。抗战胜利后美国人来了，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蒋介石。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8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有400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4年仗，从过去120万发展到500多万。蒋介石的95%以上的军队统统被我们消灭，只剩下5%不到的军队跑到台湾去了。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

　　

　　现在日本人民有很大的觉悟，发动了很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垄断资本的运动。是谁使他们起来的呢？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把他们教育出来的，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教他们这样做的。我说，日本垄断资本也不是完全赞成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的，有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不满意这种占领，因为在美帝占领下，日本不仅丧失了殖民地，而且自己也受美国控制。现在不仅日本人民，而且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也开始反对美帝国主义。

　　

　　讲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近十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是非洲，就有30几个国家独立了。1958年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从1958年到1964年，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比如埃及，1956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是英、法联军强大些，还是埃及军队强大些？英国、法国那样强大，为什么一打就跑了呢？现在苏伊士运河究竟在埃及人手里，还是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呢？再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打了8年仗，法国在战争后期出动了80万军队，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军队，究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强大些，还是法国帝国主义强大些？再讲讲古巴，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巴蒂斯塔强大些，还是卡斯特罗强大些？卡斯特罗军队80多人从国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战后剩下的12人，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又起来搞游击战争，他们经过两年多，就取得了胜利。至于对越南反对法国的侵略，对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侵略，我们都是公开支持的，这样岂不要得罪法国政府吗？不，胡志明胜利了，本·贝拉胜利了，法国却承认了中国。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在发生变化。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3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你们看吧！三年也好，再长一些时间也好，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讲到人民，不是讲反动派，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压迫、剥削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比如你们在座的亚非各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压迫中国人民了吗？你们剥削中国人民了吗？我们没有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压迫你们吗？能剥削你们吗？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干，那末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末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至于如何打败国内反动派的问题，我认为或者用文的办法，或者用武的办法。有些国家要号召广大人民起来用武力反对反动派，因为反动派手里有武器。这就要按照各国情况，利用适当时机，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打了25年仗，包括朝鲜战争3年。我原来是不会打仗的，不知道怎样打，是通过25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我们的‘名誉’很不好，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侵略了中国，这确实是‘侵略’了蒋介石，但那是蒋介石先侵略了我们嘛！又说我们侵略了朝鲜，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还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20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帝国主义者还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原因是我们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现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国人，我们也支持过本·贝拉打法国人。哪个地方需要支持，我们就支持，因此就‘名誉’不好，当了‘好战分子’。

　　

　　安哥拉朋友问，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要防止哪些幻想和危险？由于安哥拉现在还没有解放，仍要搞武装斗争，你们现在只能搞革命，经济建设只能在根据地搞一些。葡萄牙是不会帮助你们的。美国的帮助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至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危险，现在很难说。如果要说防止危险，就是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的危险。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哪个政党都要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就犯过很多错误，犯过重大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

　　

　　随后在谈话中，一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泽东说：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毛泽东没有耐心听来访者的恭维话。他盯着桑给巴尔朋友，平静地问：

　　

　　“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他说：

　　

　　“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我写的东西不多。”

　　

　　桑给巴尔客人坚持说：

　　

　　“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

　　

　　“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他说了声“再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7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美国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的手伸得太长了。驻在这里的第7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美国有12艘航空母舰，第7舰队就占了一半——6艘。它还有一个第6舰队驻在地中海。当1958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6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之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它把手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

　　

　　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你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反对的，可是他们也不满意美国。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但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日本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走。”

　　

　　7月11日，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3个批示传达后，不仅引起了文艺界的震惊，而且使全党为之震动。文艺界又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第二次整风学习。其间，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对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还有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并改组了文化部党组和各协会的领导班子。

　　

　　邵荃麟曾经认为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在1962年前后提出了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要写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被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他本人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7月14日，《人民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九评”。“九评”原来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后来毛泽东把它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毛泽东原先还指示写“十评”，后来由于赫鲁晓夫下了台，“十评”就没有发表。所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的最后一篇，也是9篇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文章中把毛泽东近年来提出的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整理，概括为15条内容；同时又引入了毛泽东在6月16日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5个条件。

　　

　　7月14日这一天，刘少奇到了南京，江渭清向他汇了江苏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

　　

　　接着，刘少奇来到正在举行的江苏省委四届4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

　　

　　就在这次江苏省委四届4次扩大会议上，揭发出了涟水县高沟公社曾经发生的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复”、“反攻倒算”的“高沟事件”，淮阴地委书记张景良就“高沟事件”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受到了刘少奇的赞赏。

　　

　　刘少奇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许多领导浮在上面，不蹲点，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听听汇，指示指示”。他还说：

　　

　　“现在情况变了，搞调查研究，光靠开调查会不行了，只有领导亲自带工作队，蹲到点上去，直接掌握运动，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你当书记的，生病也生得，休息也休得，离职学习也离得，甚至死也死得，为什么离开自己职务蹲半年点就不行？”

　　

　　他要求省、地、县3级领导都要分期分批，轮流下去蹲点。并强调省、地（市）、县委书记，都必须有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经验，才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后来在7月29日，王光美曾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指示：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

　　

　　再说刘少奇在南京期间，批评了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四清”运动。对此，江渭清表达了不同看法。刘少奇说：

　　

　　“‘小四清’打了败仗嘛！”

　　

　　江渭清说：

　　

　　“不能这么讲。据了解，已经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是有成绩的；30%比较一般，成绩不够显著；只有10%不够好，需要补课。”

　　

　　针对刘少奇讲话中所说好的基层干部是少数，公社、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江渭清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说：

　　

　　“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3年前老情况。”

　　

　　江渭清回答说：

　　

　　“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打断江渭清的话，问他对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说：

　　

　　“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

　　

　　刘少奇说：

　　

　　“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

　　

　　江渭清回答说：

　　

　　“不盲目执行。”

　　

　　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前夕，对江渭清严肃地说：

　　

　　“你的意见（即‘四清’运动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的告不能盲目执行——笔者注）是不对的。”

　　

　　江渭清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刘少奇发了脾气。

　　

　　江渭清在回忆录中说：刘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强调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提出“四清”运动中要反右倾。

　　

　　由于两人的分歧未能消除，便为两个月后刘少奇写信批评江渭清埋下了伏笔。

　　

　　再说7月15日，毛泽东开始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稿。他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说法，在复信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

　　

　　“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毛泽东在复信的最后部分，又加写了几段话，劝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他还指示康生、吴冷西等人，复信稿在批驳苏共坚持“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他以特殊的责任”这一说法的份量不够，他说：

　　

　　“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和放暑假回到菊香书屋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一开头就问毛远新：

　　

　　“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

　　

　　毛远新回答说：

　　

　　“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是表面的。”

　　

　　毛泽东说：

　　

　　“看来你还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九评’你看过没有？接班人5条看了没有？”

　　

　　“看过了。”

　　

　　毛远新说。接着，他把《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上所讲的内容简单地讲了一下。毛泽东说：

　　

　　“讲是讲到，懂不懂？这5条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第1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2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被敌人拷打，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着想。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中间派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么！怎么能当上左派？”

　　

　　毛远新说：

　　

　　“我还是有点希望吧？”

　　

　　毛泽东说：

　　

　　“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他接着解释5条标准，他说：

　　

　　“3、4、5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分析第3条时，毛泽东说：

　　

　　“你们开会怎么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冤枉你能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他讲到第4条时问毛远新：

　　

　　“你是否和群众合得来？是否和干部子弟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常让人家讲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在讲到第5条时，他说：

　　

　　“现在你已经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在行了。”

　　

　　接着，他又问：

　　

　　“你要学习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毛远新回答说：

　　

　　“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毛泽东说：

　　

　　“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要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毛远新回答说：

　　

　　“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毛泽东说：

　　

　　“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搞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起工农联合政府，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权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毛远新说：

　　

　　“据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情况，受到教育很大。”

　　

　　毛泽东说：

　　

　　“哪里都有反革命分子，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都混过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分子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泽东所说的陈东平是陈再道的长子，此人在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的形势下，主动与敌特机关联系，案发后被开除学籍、团籍、军籍，并对其实行劳动教养。此子终究不成器，后来于1983年在洛阳犯罪，判处死刑，1984年被执行枪决。

　　

　　再说毛泽东接着询问了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毛远新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开会讲课多，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毛泽东说：

　　

　　“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嘛，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吗？”

　　

　　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毛泽东说：

　　

　　“都是上课，讨论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怎么能听懂？”

　　

　　毛泽东要毛远新天天在大风大浪中坚持游泳，他说：

　　

　　“水，你已经认识它，已制服了它，这样很好。你们骑马吗？”

　　

　　毛远新说不会。毛泽东说：

　　

　　“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你打过枪吗？”

　　

　　毛远新说，有4年没有打了。毛泽东说：

　　

　　“现在民兵枪都打得很好，你们解放军还没打过枪，哪有当兵的不会打枪的？”

　　

　　他还对毛远新说：

　　

　　“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习法？只听讲课能学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

　　

　　毛远新说：

　　

　　“工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不同，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毛泽东说：

　　

　　“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我已和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去，一个也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5个月四清，而且还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对于社会谈不上有什么了解。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让你毕业，我还不承认你毕业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大学毕业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都没感觉？陈东平在你身边，就不知道？”

　　

　　毛远新说：

　　

　　“陈东平是在家休学听敌人广播变坏的。”

　　

　　毛泽东说：

　　

　　“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就能看得起他。

　　

　　什么是四个第一？（毛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院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军工才办了10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像1927年我们学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毛泽东又问：

　　

　　“你们学校的教学改革情况怎么样？”

　　

　　毛远新说：

　　

　　“这次考试我们队用新的方法进行试点，大家感到很好，真正考出水平来了。而且对整个学习方法也发生了影响，有可能学得活了。”

　　

　　毛泽东说：

　　

　　“早就该这样办了。”

　　

　　毛远新说：

　　

　　“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得不主动。”

　　

　　毛泽东说：

　　

　　“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这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5分。你不要去争取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只得3分半到4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一套看透了。在学校是全优，在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50%，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义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研究历史不结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没有？我就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没有知识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

　　

　　后来，高等教育部将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这次谈话内容，整理成《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转发给全国各地。

　　

　　欲知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重要论述后来产生了什么影响，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时间，大多数资料都写的是7月5日，笔者此前在本传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但细细考证一下，觉得还是有问题的：一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在7月14日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怎么会在7月5日问毛远新：“‘九评’你看过没有？接班人5条看了没有？”二是在另一个资料中多了一句对话：毛远新回答说没有看，毛泽东说在我的办公桌上，你去看看。这怎么可能呢？稍微了解毛泽东的人都知道，这个对话是不可信的。毛泽东的办公桌绝对是禁地，怎么会让一个毛头小子去那里翻阅一份尚未公开发表的党内重要文稿呢？因此，笔者以为，“7月5日”说，是不可取的。

　　

　　另：毛泽东对中国的教育问题，是最了解也是最有发言权的。本传就所能见到的有关史料，对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学习和办学经历，已经尽可能地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他从9岁那年开始，先后在7个私塾里接受了6年多的旧式教育；在家里参加了两年劳动后，17岁又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接受了半年的新式教育；在驻省湘乡中学读了将近1年书后，参加辛亥革命军，当了半年的兵，退伍后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即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半年，接着，又在定王台自修了半年。从1913年到1918年，他先后在湖南省第四师范、第一师范读了将近5年的书。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他还旁听了不少名家的课。他在湖南一师上学时，就办过工人夜校，走上社会后，又先后创办过湖南自修大学、教过小学、中学，办过工人夜校。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过课，接着，他又亲自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红军时期，他还先后创办了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且在这些大学里无数次走上了讲台。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毛泽东的求学、办学经历，还是他的求学、办学体会和经验，也无论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其它各方面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还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教育史和教育现状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资历和卓越的认知是无与伦比的。那些上过正规大学与喝过洋墨水的同代人和晚辈人，在中国教育的认知上，绝对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至于那些与他同时代的留法、留德、留苏、留比等等勤工俭学镀过金的“海归”们，那就更不用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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