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而滑稽的新世界资本主义精英
堕落而滑稽的新世界资本主义精英
[美] 雅克·布道编著
在北方集团和南方集团的一些国家里，都有许多实例表明，那些最近从“改革”和全球资本主义运动中获得大量财富的人，唯独忘记了他们对自己共同体的义务，包括缴税的义务。当这些“暴发户”在脆弱的社会组织结构和贫穷者中间趾高气扬的时候，他们其实在扮演着一种滑稽的角色和一种社会的无知者角色。他或她利用政治政体的弱点来牟取自己的私利，包括通过行贿的方式。他或她给他们的邻居这样一种印象：市场经济体系与尊重行为的伦理规范毫无关系，而民主则不过是给挣钱开放机会。如果我们把这种印象与有关公司总裁薪水的信息和印象、有关我们这个高失业率时代的利润上升的信息和印象结合起来，这些不讲道德的暴发户形象就会提醒我们，全球资本主义不过是人类相互剥削的旧时代的现代化身而已。
但是，暴发户、既得利益者、投机者仅仅还只是一个庞大得多的由企业家、经理、金融家所组成的新的国际社会阶层中的九牛之一毛，自从各种经济交易和金融交易的障碍被清除以来，这个新的国际社会阶层便更加显山露水、更加强大了。这些个体都属于跨国公司和国际银行，或者属于审计公司和咨询公司，但也有的属于在开放的经济生活中活动的国有公司。这是一个由非常强大而富裕的个人组成的社会阶层，也是一个由各个有志于在一种有利环境中充分发挥其创造性的小企业家和发明家所组成的社会阶层。由于这些个人已然超出了巨大的收入差别和权力差别，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的价值、确信和政治取向。他们也分享着一种共同的语言即英语，和一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闻刊。按照媒体的描绘，这种从商业世界生出来的强力角色，富有雄心壮志、机智灵敏、决断果敢的影响魅力。由于他们积极介入，总是非常轻而易举地做出具有全球影响的决断，而且，他们总是乐于跳槽，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且通常都能捞到更高的薪水。
这样一种角色究竟会对一种人文主义的政治文化、经济参与美德、经济正义、经济道德和经济适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透过一种含混的确信——即确信所有人类都有机会获得成功，和一种开明的自利观念，我们可以看出，全球资本主义总体上与那种公开显眼的剥削形式确有不同。新的世界精英相信，由于造成了礼会内部和全球范围内“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深刻分化，资本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可能是危险的。这一精英集团的成员们已然信服，人们的各种能力并不是公平分配的，因而人们应该得到相应于他们能力的酬，但这种情况却非常有利于机会均等的概念，而后者正是经济参与的核心之所在。然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加重工人的工作以减少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或者引入“劳动节约”技术来达到相同的日的。并且，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还敌视那些从事公共服务或公共劳动的就业者。
新的世界资本主义精英是富有的，但却并不过于关注经济正义，除非是经济正义与企业自身公平的金钱回发生了关系。他们把平等的概念，尤其是有关收入平等和财富平等的概念，看作是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残余。这些精英宣扬一种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权力与金融赢利来衡量的成功形象和成功概念。这些金融赢利经常极为快捷，既与精英们自身的长处有关，也同金融环境、明智的知识利用、影响或幸运等因素有关，如同金融投机的情况一样。平心而论，确实有一些伟大的发明家是以其非凡的理念投入生意场并赢得声誉和财富的。但是，即使是这种形象，它传承了所谓“美国的梦想”，也是在快速挣钱、野蛮的和掠夺性的经济战略语境中，散发其“裁夺经济”和“赌博经济”的光芒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取得成功似乎并不需要努力和耐力。也许，由于“有效经济”时代的来临，当然也肯定与经济交易和经济战略的国际化有关系，今日之成功的资本家似乎对“普通人”已然无动于衷。这种成功的企业家既不属于剥削型，也不属于人道主义类型，而是被设想为“疏远型的”，他们属于一个多少有些抽象的世界。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幸运者与被排斥者之间的“疏远距离”已经成为导致两重性经济和两重性社会凸现的原因之一。
尽管在现代资本主义伦理精神中，正直并不是一种受人赞美的美德，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现在的经济行为者的一般行为比一个世纪或两个世纪前更糟。腐败——包括商业腐败和政治腐败——泛滥成灾，但是，值此2l世纪来临的转折关头，人们对腐败行为展开健康的批判谴责，尤其是在两欧和日本，如此令人失望，它已然成为金钱腐蚀现代社会之脆弱结构的一个证据。新精英主义的成员们之所以似乎并不为马克斯·韦伯所描绘的那种“新教伦理”所动，部分原因是因为时下资本的积累过程，并不需要19世纪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美德”。但是，当他们拥有他们自己的“乌金”时，他们并没有太沉溺于花天酒地，整个世界的男女生意人形象仍然保持着相对的“清廉”，那些轰动性的新闻道自有别样的英雄和别样的牺牲者。
关于经济适度，许多新闻界精英分子都不一定为眼下经济势力和金融势力的合并与集中浪潮所动，但他们认为，公共管制可能是无效的，或者可能会过度强制化，以至于会伤害自由的企业精神。他们把竞争看作生活和社会的根本特征。他们也常常承认，现行的经济竞争方式具有负面的社会后果，但他们无法想象还能有什么别的可能。新世界的精英分子和广大的中产阶级分享着某些价值观念，如果说他们并不分享一种共同的全球观的话，他们对于市场经济正在转变为市场社会的危险都不敏感。如果说现代企业家们相信金钱是最便利也是最为民主的交换媒质的话，那么，他们也会在其他的生活领域，包括家庭亲情关系、体育运动和艺术创作等领域，保持并扩张这种金钱至上的观念。但是，我想再一次指出，他们并不信任可能挑战资本主义逻辑和资本主义合理性对现代文化的侵蚀现象的那种理智反思和政治行动。
然而，无论上述有关“世界资本主义精英之普通分子”的刻画多么准确，或者是多么简单，从政治实践意义上说，没有什么比这一新生阶层与那些持有不同观念，他们对一个民主的世界秩序有着不同的观念，对公共权威与私人力量之间的权力平衡有着不同的观念的人之间的对话更有必要了。在开明资本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与同样是开明的社会主义者、具有各种不同传统和文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确有两条明显的相互分离的思路：一条思路是在经济势力和金融势力的意义上，强凋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和“市场”方面的作用问题；另一条思路则是在各个层面，包括同际层面和个球层面的公共权威之发生学意义上，强调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和“国家”方而的作用问题。时下，在这个反思与行动的极端之间，存在着多种力量的不均衡问题，妨碍着我们在全球范同内实现一种有意义的对话。但是，承认这一新凸现的世界精英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仍然对某些基本的政治民主原则抱有真诚的兴趣，对于建构一种民主的世界秩序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精英群体的伦理精神基于下述前提，即创造性的内容乃是任何一个可行的社会之建设性基础。因此，社会需要政治民主。该精英群体反对那些使经济活动屈从于其他目标，诸如国家扩张主义或某一特殊的宗教意识形态或世俗意识形态宰制一切的政体。世界资本主义者把他们自己看作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这一精英群体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和文化之中，这一事实本身是有利于全球民主的。
（摘自雅克·布道 《建构世界共同体》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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