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国际共运（gjgy.org）星火翻译第二期》

　　

　　Alexei Danko写于列宁格勒 发表于《无产者观察》第26期

　　

　　在哪儿 翻译

　　

　　限于自身的理论水平，我并不会试着对标题给出一个现成的、完全的答案。但从俄罗斯乃至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我仍然有义务引起革命无产阶级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与深入的、科学的分析。此外，如果我们将自己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无论事实对于我们而言是如何苦涩而沉痛，我们都不能闭上眼睛、视而不见。我们必须向无产阶级阐明真相与其本质，使工人们摆脱布尔乔亚的欺骗伎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使工人阶级真正成为历史进程的制造者，而不是将阶级责任留给‘先锋队’或‘领袖’。

　　

　　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工人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他们与反动资产阶级开展着富有革命精神的阶级斗争。共产党的本质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是其中最先进的部分。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政治领袖出现了，他们是革命斗争的骨干，是最自觉最具行动力的力量，是精锐的职业革命家小集团。

　　

　　按照马列主义原理，革命的领导力量总是当前历史发展阶段最先进的阶级，他们的对立面就是现存体系中的保守势力。个人在这一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固然是巨大的，但是这种作用只有在斗争的最关键时刻才会发挥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临时性作用。

　　

　　因此宣称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主要依靠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和决策，或者说斯大林死后的反革命化是一群继承权利的修正主义官僚们的个人意志和阴谋，这都是完全错误的。

　　

　　在社会主义阶段，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与对公开敌对阶级的镇压，在很长时期内，都将存在着无公开对抗的社会阶级区分，包括资本主义残余和某些社会不公。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仍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得到某些负面条件，反革命复辟也可能出现。有力量对这种危险进行消解与镇压的革命力量，就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因此党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保持党员的纯洁性，并且不断与各种反动思想和政治教条作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句话，要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思想，永葆不妥协的革命路线。

　　

　　党的存在，其本质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大脑，一旦与工人阶级相隔绝，党就不再是政治先锋队，并且必然从原有的阶级观点上倒退。党应该有能力预见与判断社会阶级状况，并及时指导工人阶级用适当方式加以应对。

　　

　　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巩固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特别重大的威胁。知识分子阶级（包括军队或其他专政机关的领导）与小农阶级是孳生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肥沃土壤。只要新进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达到一定比例并缺乏有效控制，则小资产阶级思潮对工人阶级的腐蚀也将非常显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工人阶级承受了巨大的人力损失，尤其是失去了大量有着成熟阶级觉悟与斗争经验的骨干队伍，他们留下的空缺被一些缺乏政治可靠性的年轻人填补了上去。

　　

　　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传达的是截然不同的阶级利益。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也不断复制着爬向资本家阶级的饥渴与冲动。一旦忽视与其的斗争，丧失革命警惕性，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的致命威胁。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会转化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尤其是在大资本家与小生产者的矛盾加深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其阶级性质的暧昧，在党与工人阶级失去与其坚决斗争的紧迫感后，可能成为危险的反革命力量。当牟取私利投机倒把的机会出现时，小资产阶级分子总是灵敏而蛮横地冲在最前面。他们如变色龙一般随着环境与利益的衡量改变着自己的阶级态度，他们的本能行动仅仅考虑个人或家庭，决不顾及任何宏观利益。他们的态度与行动经常是不负责任并蛮横无理的。

　　

　　小资产阶级发家理想的实现依赖于一些资本主义残留的发挥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应用，而这些资本主义残留往往是在短期内难以根除的。比如所谓的按劳分配原则，必然导致收入差别的扩大，特别是城乡差别与脑体差别。另外一些有形的例子包括农村自留地、城市居民的个人房产和别墅、管理人员与知识分子的特殊生活待遇、商品经济的广泛存在等等。这些因素只能通过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与技术基础，并逐步清算“资产阶级法权”才能够加以消除。

　　

　　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有真刀真枪的武装斗争，乃至内战。马克思主义承认所有这些形式的阶级斗争。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布尔什维克人首先要取得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接下来，意识形态的斗争依然在继续，这次的对象是变化多端的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经历着起伏，时而削弱，时而奋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斯大林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中阶级斗争发展的理论不断地被实践、被现实生活所印证着。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促成社会体系转变的前提，往往是在革命性事件发生之前，就在社会体系内部酝酿发展着的。

　　

　　既然我们关注的是反革命的胜利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那么苏联战后阶级力量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转变，特别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就是反无产阶级力量最终上台掌权的本质原因。这是基于阶级斗争科学的唯一解释。

　　

　　法西斯德国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侵略不能被简单视为一国对另一国的野心。在这一致命的冲突中，两股不可调和的阶级力量冲撞在一起：代表最反动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德国和代表进步力量，为资本主义敲响丧钟，为未来文明揭示曙光的苏联。在付出惊人的牺牲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保卫了无产阶级祖国的独立，赶跑了侵略者并一举摧毁了法西斯匪帮的老巢。苏联工人阶级为了捍卫胜利果实，又紧接着投入到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然而这一次阶级敌人找到了布尔什维克的致命伤口，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领导—社会主义相继失败。

　　

　　布尔什维克党能成为苏联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仅是因为它特殊的政治地位。党号召它的骨干分子积极投身实际工作，到最艰苦困难的地方去，他们出色的工作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与尊敬。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优秀分子被派到最危险的前线，共产党人总是杀敌在前，牺牲在前，特别在战争的头一年，党的骨干经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党的队伍却不断扩大，新进党员中相当部分是前线的战斗英雄，党员资格被视为特殊的荣誉与奖励。

　　

　　党的新干部队伍缺乏政治经验，这一现象稀释了党的阶级色彩。特别在大战的几年里，党的阶级敏感性显著下降。当然，这并不能归咎于布尔什维克党，因为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无产阶级国家的命运是必须首要考虑的问题。一切政治纲领、宣传、任务都要为前线的胜利服务。前线英雄们的意义不仅在于军事上，他们同时也是在阶级斗争最前沿的政治先锋队，在特殊的条件下，他们实质上成为了党的政治基础。他们的加入符合战争年代党的需要，但其本身也包含着潜在的小资产阶级因素，特别是当其来自于农民或知识分子阶级时。

　　

　　在战争期间，小农阶级的高度觉悟来自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感受。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成功极大地改善了小农阶级的生活状况。无产阶级为农民提供了土地、必要的生产技能、现代农业技术以及粮食歉收时的社会主义互助，这些措施将农民从混乱的粮食市场中解放了出来。而在沙皇时代，这是小农阶级无法想象的待遇。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在前线表现出了伟大的英雄主义气概，他们捍卫着自己的阶级利益，同时通过他们于法西斯匪徒的殊死搏斗，也捍卫了无产阶级政权与革命。由于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大量农民出身的战士被吸收入党，这些为小农利益而战的干部取代了牺牲的原布尔什维克人。

　　

　　而在战后的日子里，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线回来后，农民们面对的是巨大的物质困难。许多集体农庄在战争中被破坏，仅仅能够应付国家的征收合同。由于面临重建的巨大需求，城市不仅无法向农村提供足够的物资与技术，而且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反而更加急迫。农民的自留地生产力有限，食物，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紧缺。前线归来的战士们所有的，只是窘迫的生活，美好的梦想和闪亮的荣誉，这促使小农们关注着自身的物质利益，包括如何利用战斗荣誉和党员资格过上好日子，小农思想中的自私一面被大大的催化了。由于小农意识中的两重性，多数农民一方面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能力与承诺，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又总是将自身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

　　

　　这就是小农思想的辩证法，小产业主与劳动者的复合。这种心理在出身农村的小市民群体中，发展得更为明显。

　　

　　如何在小生产者意识的侵蚀中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已成为棘手的课题。首先，这些小农出身党员已经占据党员队伍的巨大比例，其次，他们在卫国战争中的成就与荣誉也使同志间的批评难以开展。

　　

　　知识分子们，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任何社会系统中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与被剥削阶级有联系，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社会交往，又参与了对剥削果实的瓜分和享有。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润滑剂，成为维护对工农剥削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意志。许多知识分子对于这种“服务”非常反感，因为他们必须为之服务的工农群众正是他们鄙夷的下等公民。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造成了这一群体争名逐利、官僚作风、唯心主义、自命不凡以及对社会地位的饥渴需求。这就解释了他们对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热衷。由于他们的阶级两面性，他们成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理想温床。

　　

　　对于深受个人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农而言，用国家公器为个人团体和党派牟利就成为了正常的思维。

　　

　　战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就使这样被危险的阶级力量所渗透。

　　

　　有必要再次回顾列宁的教导：“只要我们不对现实视而不见，我们就必须承认当前党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保守派”这样的小团体制订的，而非依靠党的阶级属性。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那么一个小小的分歧就有可能造成小团体的混乱与覆灭。”

　　

　　作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党的保守派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尤其在斯大林死后，“小小的分歧”严重削弱了它的力量，最终使它丧失了对党的政策的决定权。

　　

　　战争不仅造成苏联人口与物质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使许多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因素大大发展。

　　

　　为了战争的需要，经济发展的轨道发生了巨大转折，生产力与社会成就成为追求的核心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关系也经历了深刻的转变，上下森严的科层体系得以确立。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经济组织内，也发生在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生活各方面。清理战争创伤需要总动员式的经济生产。

　　

　　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怪相并不仅仅是战争的惯性，更是上述极端措施与环境的结果，从而成为了战后苏联社会的常态。

　　

　　在这些负面条件的制约下，无产阶级专政的运转以及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受到了明显的妨碍。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成为布尔什维克党自上而下对无产阶级的层层统治，无产阶级民主蜕变为党和政府政策的橡皮图章。

　　

　　对经济与社会生活严格的科层管理恰恰严重削弱了劳动人民自发的阶级力量，削弱了自下而上对于管理与知识精英的监督。这导致了精英阶层的蜕变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精英集团的利益日益与全体无产阶级相背离。

　　

　　作为战争期间人力损失的后果，干部队伍的更新使情况更趋恶化。补充的干部多数来自于复员军人或有功的科研专家。他们本能地反感无产阶级民主在生产与社会关系中的发展，并且无法看到他们的决策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的潜在危险。

　　

　　上面描述的阶级与社会经济的现象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危险，但是在斯大林时期，党内的无产阶级力量反而却极力维持这一体系。这又该作何解释呢？

　　

　　苏联人民对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力量的信赖来自于他们的真实生活体验，并经受了战争与死亡的考验。党和人民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这是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并得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令人又可气又可笑的是，今天的资产阶级“学者”们信誓旦旦的宣称布尔什维克是一群篡权的流氓和暴徒，这种无耻的造谣恐怕连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专政最凶恶的敌人也羞于为之。）

　　

　　在苏联，列宁几乎成为了党的代名词。

　　

　　同样的，斯大林的名字也与‘斯大林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密不可分。这不仅是因为斯大林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与工人阶级的伟大贡献，这种现象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的士气与期望也不断高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了主流思潮。在这当中，小农阶级和知识分子出于他们小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特别容易寻找并依赖时代的英雄。因此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依靠他的个人威信，党的马列主义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并未受到多少威胁，人民群众依然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修正主义者们的小团体（赫鲁晓夫们）处心积虑地谋取党的最高权力，以取得对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反映他们的集团利益。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对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抹黑和诋毁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苏共二十大上出现将无产阶级专政与布尔什维克的先锋队角色诋毁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将阶级斗争歪曲成独裁者的意志的怪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修正主义者们的理论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实践，但却以其耸人听闻的戏剧性让小资产阶级兴奋不已。

　　

　　苏共二十大应当被视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失败的日子，一场反革命政变。

　　

　　反动派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是决不会对恐吓、诽谤、阴谋诡计和武力镇压有所犹豫的。

　　

　　并非所有党的领导人都认同阶级敌人的这一行动。许多人密谋整垮赫鲁晓夫。但他们的行动更多的是出于争权夺利的需要，而非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等高尚的目的。所以他们的‘斗争’无法称之为革命的阶级斗争。赫鲁晓夫和他的党羽给这些小团体扣上反党的帽子，清洗出党了事。

　　

　　苏维埃联盟的政治权利至此完全转移到了伪装的小资产阶级集团手中，他们成为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的胜利者。

　　

　　他们挂共产主义者之名，行资本家之实。

　　

　　列宁被他们描绘成辞藻华丽的演说家，被当作无害的偶像束之高阁。马列主义被阉割为关于所谓‘跨越式发展’的小资产阶级伪科学，再也找不到鼓舞工人阶级解放自己的革命因素。

　　

　　这些获得了权利的小资产阶级精英们掌握着一切生产工具，成为了事实上的国家资本家。从此刻开始，苏联的性质也应当被视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

　　

　　接下来，以利润最大化为本能的国家资本家们要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配置生产资料，改造生产关系和相应的国家政策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农机站的改革，自负盈亏与自由竞争，这本质上代表了经济关系的资本主义化。

　　

　　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这决定了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者之间决无相妥协的可能。

　　

　　党内新的当权派当然要依照新的社会情况更改与制订党的宣传。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和其他许多马列主义的基本概念不再出现。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完全的最终的胜利’被大肆宣传，‘全民党’的口号中，阶级斗争的可能和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都被一笔代过。马列主义成为小资产阶级修正理论的附庸。不过，苏联的外壳仍然没有变化，党还是共产党，国号依然是社会主义，党的口号依然宣称忠于马列主义，这多少反映了当时苏联小资产阶级的普遍心态，也是修正主义者们用以伪装自己的工具。

　　

　　我确信上面的思路同样适用于分析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复辟。应该强调的是，观察者们必须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