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永生！

　　

　　―― 邓小平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十二

　　

　　 杨连旭

　　

　　 （2006年6月5日）

　　

　　 在认定“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强调：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

　　

　　既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么毛泽东的一些所作所为就必然是不会为许多人所能一时理解的，误解是正常的。

　　

　　尤其是，有关毛泽东所做出的历史性的战略决策，那就更是许多人必须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后才能有所领悟。

　　

　　这就如同当年秦始皇修长城，至今也还流传着《孟姜女哭长城》呢。可长城却是成了中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这正如邓小平所强调：

　　

　　“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9页）

　　

　　 所以，今天对这个决议说长道短，决不是因为我们比这个决议的能力强水平高，而是因为我们有幸又经历了近30年的社会变迁和实践，自然也就有了更高的历史视野。

　　

　　 （一）

　　

　　 人无完人，这是社会规律。

　　

　　 毛泽东不可能没有错误，“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没有错误。

　　

　　 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不仅不是全面正确的，而且从理论到实践还是都有着严重历史性缺陷的！

　　

　　 这个严重的历史性缺陷，就是邓小平一针见血指出的：

　　

　　“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种灾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52页）

　　

　　这才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乱呢！

　　

　　无论是作为发动组织者的毛泽东，还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他们既没有能从理论上具体设计出，也没有能在工作中创造出“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这种“大民主”的制度和体制。

　　

　　这样，“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大民主”实际上是处于了无组织的分散自发状态，

　　

　　毛泽东在时，群众大权在手，理想高涨，就形成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泛滥，懵懵懂懂，误打误撞，成效不小，惹祸不少，授人口实。

　　

　　毛泽东走后，群众大权丢失、理想淡化，就又成了一盘散沙的散兵游勇，轻易就能被官僚各个击破。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种由执政者主动发动的“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大民主”， 纵观古今中外，迄今为止，仅此一例。

　　

　　足矣！仅此，“文化大革命”就足以名垂青史、万古长青！

　　

　　“文化大革命”充分显示出了：

　　

　　毛泽东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境界！

　　

　　“文化大革命”也充分证明了：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9页）

　　

　　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一次由执政党主动发起、以思想领域革命为主导、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体、全民参加的社会“大民主”试验。这样，自然也就必然带有任何“试验”的天然不成熟性，可却也决不可能如这个决议所强调的那样：

　　

　　“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相反，“文化大革命”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永远吸引着全人类的思想者的品味和借鉴！

　　

　　 （二）

　　

　　统治阶级从社会的组织管理阶级异化成社会的剥削阶级，这是社会兴衰荣辱的关键所在。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了跳出“兴亡周期律”的方向：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说到做到，执政掌权伊始就开始付诸实践。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先后发起了“三反”运动和“大鸣大放”运动，60年代又先后组织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直到他逝世。

　　

　　频繁的群众运动确实对官场腐败保持了强大的高压抑制作用。腐败分子也有，但很快就能被揪出来，难成规模和气候；但是这也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盛行，严重扰乱行政秩序、激化派性争斗的副作用。　

　　

　　总结了其中的教训，邓小平则进一步强调：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页）

　　

　　因此，他组织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大辩论”，恢复了国家的检察、政府的审计和监察、党的纪律检查机构，颁布了大量的法律制度。

　　

　　这虽然抑制了派性争斗、恢复了行政秩序，但是却导致了官僚阶层中急功近利的胡作为成灾，以权谋私的乱作为成害，拈轻怕重的少作为成风，无利可图就不作为成气，官场腐败恶性膨胀。

　　

　　毛泽东实际上是以朱元璋的方案为蓝本，废除了其中的酷刑峻法，试图在政治教化的基础上，以群众运动的方式防治官僚异化。这虽然成效卓著，可由于成本高代价大而流产了；

　　

　　邓小平实际上是以传统集权政治的吏治方式为蓝本，采用以机构制衡和专业打击为主，防治官僚异化的方法。这虽然成本低代价小，可由于成效甚微而在事实上失败了。

　　

　　就连他们都没能想出防治官僚异化的好办法。由此可见，既要有效监督官僚，又要稳定行政秩序，目前还是个二难选择。

　　

　　“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34页）

　　

　　 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没能获得防治官僚阶级异化的彻底成功，可他们却给后人留下了思考的启示。

　　

　　其一、只有最高执政阶层忧患意识，才能有未雨绸缪的准备和防治官僚阶级异化的决心。

　　

　　其二、只有广泛发动人民监督官僚，才能全面深入和有效地防治官僚异化。

　　

　　其三、只有人民有组织地弹劾官僚，才能最大可能地降低防治官僚异化的社会成本。

　　

　　其四、只有人民的组织彻底脱离官僚体系，才能防治自身的异化，

　　

　　始终以劳动阶级利益为出发点。

　　

　　第五、人民监督官僚必须不仅以理想主义为指导，而且还要从自

　　

　　己的切身利益出发，才能实现持久有效。

　　

　　如此五原则有机相连、缺一不可。

　　

　　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的治国经验教训。

　　

　　所以，防治官僚阶级异化，最高阶层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的创新。在政权体系之外，再造一个直接掌控、脱离行政权力系统、专职保护劳动阶级合法权益、实施民主政治监督的人民组织体系。

　　

　　这样的组织体系，就是我们在《建造独立工会和农会，让劳动阶级监督官僚阶级》中所主张的，中央领导下的独立工会和农会制。

　　

　　 （三）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这纯粹就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的无稽之谈！

　　

　　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依据是什么、有什么标志呢？

　　

　　显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际外交的伟大成就，只能证明“文化大革命”失败论的失败和破产。

　　

　　那么，“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出现了冤假错案，这总该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标志吧？

　　

　　果真是以此为标准、如此推理的话，就会得出这样的荒唐结论：

　　

　　迄今为止，中共仅仅是只有解放战争没有失败！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自不必说，

　　

　　先看抗日时期，既有张国焘的叛变又有王明和项英的破坏，还有延安的“抢救运动”的冤假错案；

　　

　　再看建国后，这个决议所例举的“庐山会议”、“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自不必说。

　　

　　“庐山会议”前，既有高岗、饶漱石的破坏，又有陈光、刘伯承、粟裕等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以后，不仅有胡耀邦、赵紫阳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动乱、暴乱的破坏，而且什么“处女卖淫”、“孙志刚冤死”等等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更是数不胜数！

　　

　　这显然，都达到那个“文化大革命”失败论所主张的标准了。

　　

　　如此说来，其荒诞不经自不必说，尤其是还会给社会以这样的错觉：

　　

　　中共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除了内战之外，就没干出什么成功的事业来！

　　

　　所以，散布“文化大革命”失败论，就是在丑化和虚化中共及其领导中国人民的奋斗史呢！

　　

　　“文化大革命”是名正言顺发动、轰轰烈烈进行、光明正大结束，不仅有始有终，而且善始善终，这怎么可能是失败、又凭什么说是失败了呢！？

　　

　　那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难道不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标志和凭证吗？

　　

　　不可能！

　　

　　隋炀帝修建大运河，至今也为多数人说成是为了自己到江南游玩而被否定着呢！可谁又能否认，从那时至今：

　　

　　一是、中国再也没能形成过“隔江而治”的南北朝；

　　

　　二是、大运河至今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呢！

　　

　　历史上总是有人在否定秦始皇，可他失败了吗？他是善始善终嘛。

　　

　　尽管秦王朝没能如他所愿传至万世，可却是秦制汉承直至本世纪的清朝覆灭。

　　

　　既便如此，秦始皇的一统天下却也早已生根在中国大地；秦始皇的长城不仅曾长期是中原地区的边防屏障，而且至今也是中国的骄傲；秦始皇的兵马俑更是世界奇迹！。

　　

　　尤其是，秦始皇的统一文字那是日月同辉、万古长青的！

　　

　　所以，“文化大革命”作为人类史无前例的“大民主”试验，决不可能只是因为少数人持有异议和否定就算是失败了。

　　

　　但是，毛泽东曾强调，“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时至今日，五、六个七、八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却再也没有来一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流产了。

　　

　　那么，毛泽东凭什么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呢？难道他是巫师会算命不成？或者毛泽东只是在想当然呢？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当然不是会算命的巫师！然而，不论什么人，你可以对毛泽东不恭，但是包括他的敌人在内，谁也不能忽视他的教导。否则，必定吃亏失败！

　　

　　看看包括大陆在内，多数国家就有关官员的任职每届四年左右，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再看看，陈水扁在第二个执政期内弊案迭出的事实；

　　

　　那么，对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要来一次的教导，即可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了！

　　

　　那么，对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就不能不五体投地的心悦诚服！

　　

　　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得来一次的说法，在不能直选的一党执政条件下，至少有两大作用：

　　

　　其一、定期释放民众的不满情绪、缓和官民的矛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官民之间的矛盾主导着社会的兴衰荣辱，这个矛盾一旦激化就必然爆发社会动乱和革命。在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中，由官僚阶级居主导地位和人民忍耐的有限性所决定，只有通过统治阶级主动地及时排泄民众的不满情绪方能避免矛盾激化。

　　

　　资产阶级凭借资金优势，以定期酝酿更换执政党和领导者的民选制度，在努力实现着这个目的。

　　

　　那么，在没有资金优势和技术可行的条件下，在没有更好办法的前提下，执政党的阶段性定期群众运动的制度和方式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虽然不是最优却也是最佳的选择。

　　

　　其二、威慑官僚阶级、防治官僚阶级的异化、保护社会的健康发展。

　　

　　官僚阶级从社会的组织管理阶级异化成社会的剥削阶级，这就必然导致官民矛盾的激化、引发社会动乱和革命。

　　

　　历史的实践表明，仅仅是依靠官僚体制的内部监督是不可能根治官僚阶级异化症的，这就必然要借助和依靠官僚体制外的人民监督。

　　

　　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和利益多元性等因素的存在，人民的日常监督又有着天然的局限性。

　　

　　这样，如“文化大革命”这类阶段性定期的群众运动制度的“秋后算帐”式社会监督，就会形成“不是不只是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全”的威慑，增加了官僚异化的后顾之忧，令其心怀“天网恢恢、疏而不露”恐惧，不敢异化。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于“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这种理想政治体制的一次社会试验。既然是试验，那么就少有一次性成功的，其中的缺陷是在所难免的，得失成败只能看主流。

　　

　　邓小平强调：

　　

　　“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74页）

　　

　　任何试验，只要是主题思想正确，那么就只有在反复试验的过程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日臻完善，才能定型投产、全面推开、获得成功！因噎废食、望而却步、知难而退，那是一事无成的。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人类文明就是在这种反复试验中发展进步的。

　　

　　“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72页）

　　

　　事实上，1989年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演变成社会动乱和随后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土崩瓦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的实践已经：

　　

　　第一、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纲领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第二、证明了“文化大革命”实践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正因如此，自此以后，邓小平格外强调国家主权和党内建设。

　　

　　七十六天的“巴黎公社”失败了，可公社的原则永存；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流产了，但是革命的思想永生！

　　

　　〔注〕：有关毛泽东著作讲话等主要于《毛泽东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