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仇恨教育
以色列的仇恨教育
刘波
一夜之间，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们似乎都变成了高等人，可以教训、数落过去的穷朋友了。遍布世界各国知识界、舆论界同情与支援巴勒斯坦人的风潮，在中国竟然悄无声息。在今天的中国媒体上，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欺压巴勒斯坦民众的行为，再也受不到什么批评。相反，倒是教训巴勒斯坦人不要做“仇恨教育”、不要有太强民族意识的陈词滥调，不绝于耳。我们不认为巴勒斯坦人在巴以冲突中毫无责任，我们不认为巴勒斯坦人在国内教育方面毫无过错，但我们绝不认为以色列代表了“文明”，巴勒斯坦人代表了“野蛮”，并以此来证明以色列任何行为的合理性。在这个权贵横行、老百姓受欺压的国家，不光在国内问题上没有了正义，连在国际问题上都没有了正义。既然这样，你们有文化的人不愿做的事情，我们没文化的人来做。你们拿工资的人不愿做的事情，我们免费、义务来做。在你们毫无证据地指责巴勒斯坦人对孩子进行仇恨教育之前，请先看看以色列学生受的是什么教育。
希伯来学校教科书中的阿拉伯人形象（节译）
：Daniel Bar-Tal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政治心理学教授
译者：刘波
建国前教科书中的阿拉伯人形象
根据学者Firer的研究，1900年以来的所有历史教科书都集中于说明，犹太人对这个国家有排他性的权利，阿拉伯人对这个国家没有权利，不承认他们的民族权利，否定他们的宗教权利。教科书强调，这个国家是犹太人的家园，曾经遭到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不同民族的征服，在几个世纪里被遗忘，并等待着犹太人的回归。
1930年前，阿拉伯人在教科书中出现得很少，而当提到时，一般都被说成是犹太移民建设新家园过程中遇到的“自然灾难”的一部分。1930年后，随着暴力冲突得加剧，教科书开始详细描述阿拉伯人，称他们是“抢匪、破坏者、原始人、焦躁易怒”。阿拉伯人还被描绘成忘恩负义的人。
学者Bar-Gal对地理书的研究表明了类似的倾向。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开始的几十年里，大部分地理教科书由欧洲犹太人撰写，把阿拉伯人描绘成“不存在的人”。而由当地人书写的教科书，则通常带有种族优越感，认为犹太人是高等民族，阿拉伯人是落后的、愚昧的。但也有一些地理书的将阿拉伯人浪漫化，尤其是贝都因人被赞誉为勇敢的战士、尊贵的人、热爱自由、热情好客。阿拉伯村庄被描绘地有田园风光，异国风情。
但在20世纪20－30年代，他们开始被描绘为敌人。阿拉伯人针对犹太移民的暴力开始被认为是东欧反犹风潮的延续，后来就被认为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地理书形容阿拉伯人是一群滥施暴力的暴民。
1950年－1970年的教科书
1948年之后，历史教科书形容阿拉伯人落后、原始，致使这块土地荒芜，他们还怯懦、狡猾、暴力。Firer认为，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批教科书受到了大屠杀精神伤痛的影响，使用极端的语言形容阿拉伯人。大部分教科书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他们的理想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驱动力。1936－1939年的巴勒斯坦人起义被描绘为“阿拉伯匪徒”的暴动，一些书甚至指出阿拉伯人和纳粹有联系。
1948年战争被描绘为以少胜多，是当地阿拉伯匪徒首先进攻，继而是7个阿拉伯国家入侵。难民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阿拉伯人在其领导人的宣传下离开，尽管以色列劝说他们不要离开。其后的阿以战争被描绘为阿拉伯人的入侵。教科书谈到阿拉伯人仇恨犹太人，受到反犹主义的驱动。
学者Zohar发现，阿拉伯人一般被以整体称呼，而非以个人称呼。教科书很少提到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公民。阿拉伯社会被描绘为是原始的、落后的、消极的。阿拉伯农夫和牧人不愿提高生产。他们的居住环境贫穷、疏于打理的、拥挤的。一些书中说，阿拉伯人的衣服肮脏。
作为“敌人”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最主要的形象是“敌人”，不提他们的民族理想，也不提这场民族冲突的背景。Zohar认为，对阿拉伯人的妖魔化、低贱化处理，是为了在冲突期间，向犹太人传达一定的价值观。
Bar-Gal发现，50－60年代的教科书，对1948年战争中阿拉伯人经历的悲剧完全漠视，而当时有数十万阿拉伯人成为难民，许多阿拉伯村庄被毁。
但Bar-Gal也表示，对阿拉伯人直接的低贱化描述，后来慢慢有所收敛。那些生活在境外的阿拉伯人仍被贬低化处理，但教科书开始谈到，阿拉伯人融入以色列社会，犹太人对他们的帮助，以及他们得到的良好对待，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在1967年战争后，教科书也谈到了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给予阿拉伯人的帮助。
虽说教科书也反映了阿拉伯人的一些积极特点，如好客、善战、荣誉感和勤奋，但总体上Bar-Gal总结说，阿拉伯人在教科书中的形象要取决于他们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的程度，这仍反映了一种种族优越论。
上世纪70年代教科书中的阿拉伯人
在70年代，第二代教科书被允许承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存在，对阿拉伯人的暴力反抗所使用的语气也不像过去那么蔑视。对于难民问题出现的原因，也做了更为平衡化的处理。但总体上，阿拉伯人被描述为顽固的，以色列是愿意妥协的。
上世纪70年代末，教育部出版两本新教材，小学与初中使用的《我们与我们的邻居》、高中使用的《共同生活》。第一本书以妥协的口气描绘了阿拉伯邻国，第二本谈及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后该书更名为《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但这是唯一一本提及阿拉伯公民遭到歧视、其土地被没收的教科书。
课外读物和阿语学习中的阿拉伯人
Bar-Tal和Zoltak在1984年研究了20本小学和初中读物，发现其中提到阿拉伯人的地方很少，尽管阿拉伯人占到了以色列国内人口的20％。研究发现，提到阿拉伯人的部分，50.7％是负面形象，29.1％是中立形象，只有20.2％是正面形象，而且大部分正面形象都是在提到某些个人的时候。整体的阿拉伯人被说成是“野蛮人”、“嗜血”、“杀人匪徒”、“渗透者和恐怖分子”、“强盗”。
对阿语学校读物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伊斯兰教崛起和扩展期间阿拉伯人的形象较为正面，被描绘为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虔诚的信仰。而当代阿拉伯人则被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类。前者是生活方式落后的农民，后者更接近西方的生活方式。
学者Brosh认为，这些读物倾向于描述阿拉伯社会的原始一面，而且对不同宗教群体不加区分。这些读物也不展示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
1980－1995年的教科书
研究发现，对阿拉伯人直接的低贱化描述出现频率较低，但大部分教科书都对阿拉伯人有负面的定型化处理，很少有正面的定型化。
就课外读物而言，首先，大部分读物对阿拉伯人的故事，或者阿犹关系的故事涉及非常之少。在关于阿以冲突的描述中，读物集中于犹太人方面。大部分书在谈到阿拉伯人都会做负面的定型化处理，倾向于将其描绘为原始的、无教养的、消极的民族，是贫穷的农夫和牧人。这些读物对阿以关系的描述一般都展示其暴力的方面，阿拉伯人被描绘为侵略者，更甚者则是“暴民”、“嗜血”、“杀人犯”、“毫无人性的敌人”或“暴动分子”。
但读物也有正面的阿拉伯人形象，这些情况都出现在个人情形下，如某个犹太人和某个阿拉伯人的个人友谊，或者某个阿拉伯人帮助犹太人。但在此类正面故事中，阿拉伯人大都被表现为一个地位较低的人。
初中历史教科书提到阿拉伯人的地方很少——虽说以色列建国前，阿拉伯人一直是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多数人口。每当提到阿拉伯人时，主要都和侵略行为、原始野蛮联系起来。高中历史书描述建国前阿拉伯人的侵略和暴力行为，展现他们如何反对犹太移民、骚扰和谋杀犹太定居者，进行屠杀。历史书虽然提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理想，但却将其展示为一种顽固的立场，说阿拉伯领导人拒绝任何妥协，拒绝和平解决冲突。这些书形容阿拉伯人在其极端领导层的强制性刺激下，追求暴力。
高中历史教科书大都提到了阿以冲突，但对阿拉伯人做了负面的定型化处理，将他们表现为顽固的、不妥协的。一本书称，上世纪30－40年代阿拉伯人的敌对行为，是因为听了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反犹宣传。
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一些教材有所改善。阿拉伯人不再只被描述为侵略者，也被描述为冲突的受害者。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不再是完全被光荣化，而是稍加批评。总体而言，对阿拉伯人的形象做了更加复杂、更加多维度的展示。
定型化与低贱化
总体而言，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以色列教科书，在提到阿以冲突时，都对阿拉伯人做了持续的负面定型化处理，甚至直接的低贱化。通过学习，学生一般对阿拉伯人的特点产生两种印象，一是他们的原始、低人一等、落后和愚昧，二是他们的暴力、残忍、不可信、狂热、狡诈和侵略性。阿拉伯人被描绘为犹太人的威胁，这种描绘会激发读者的不安全感、恐惧和仇恨。正面提到阿拉伯人的时候，都是阿拉伯人如何帮助犹太人，或如何承认犹太人高人一等。
教科书几乎从不提到阿拉伯人的中产阶层、职业阶层和知识分子。这很奇怪，因为实际上以色列有许多阿拉伯医生、教师等。在被占领土，也有很多的知识分子，而教科书从不提到这些人。而且，尽管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达成了和平协议，但教科书对埃及社会和文化并没有多少介绍。
一代代的传染
这种负面定型化和贬低，从学生最开始接受教育直到毕业都一直存在。通过教育，犹太人的整体印象就是：与阿拉伯人之间是暴力关系、要坚持犹太复国主义目标、坚持自己的叙述方式、犹太人是受害者、漠视他人的感情、对阿拉伯人的要求做整体上的排斥。
只有从70年代后期开始，才有了对阿拉伯人的另一种描述。只是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年，历史书才试图以一种更平衡和多维度的方式展示阿拉伯人的形象。但这些书数量很少，内容很受限制，而且每当出版，就会引发政治界的抗议、媒体的争论和政治争论。
总体而言，一代代的以色列人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负面的、低贱的阿拉伯人形象。这或许说明，要修改教科书可能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而要改变以色列社会对阿拉伯人的心理观念，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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