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征房产税的议论已有数年，今年迹象方显（关于上海、重庆、深圳等城市将进行房产税试点的消息，已充斥各媒体）。果真如此，则令人为之叫好。

　　

　　开征房产税是不易的。这种不易，不仅意味着政府需承受房地产阶段性衰退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影响，还意味着政府需顶着因开征房产税利益受损的部分群体的口诛笔伐。　　

　　

　　开征房产税势在必行。这无论从房地产虚假繁荣对国民经济健康的影响来说，还是从迫在眉捷事关民生（大民生）的二次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还是基于对当前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如何落地的务实思考，房产税均已到了必需开征的时候。　　

　　

　　开征房产税的议论很多，论者大都从自身利益出发，或支持，或反对。为此，我曾于2010年10月撰写《财产税“相对论”》一文，指出对财产税（含房产税）征收持反对意见者，大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缺乏对民生问题和宏观经济的通盘思考。　　

　　

　　开征房产税的反对声日甚，就在日前，一位颇俱影响、亦一直为我所敬重的经济学家，认为“开征房地税不合法”，并明确表示“开征房产税很危险”。这位经济学家的貌似严谨的言论，显然代表、并影响了一大批反对者的心理。　　

　　

　　开征房产税不合法？因为我国的房产“仅有土地使用权，而无土地所有权”——这显然是一个脱离国情的伪命题。事实上，香港的房产与内地相同，也是“仅有土地使用权，而无土地所有权”。而美国也并非所有的房产都有土地所用权，在实行土地混合制的美国，房产除了永久使用型的“土地所用权”，还有批租型的“土地使用权”。但无论是香港的房产，还是美国批租型的房产，均“合法地”存在房产税。此外，就当前我国房产50—70年的土地使用权年限，其期限结束后，如何延租土地及政府收回补偿的具体政策，固然需要政府早日明确标准，以免民众心理的不安，但这显然不能构成“开征房产税不合法”的理由。　　

　　

　　开征房产税很危险？因为“高房价已得罪无房产者，房产税又得罪有房产者”——这“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更是令人难以信服。事实上，开征房产税不但可以有力地抑制因过度投资虚高的房价，而且还可以加大二次收入分配的力度，这两者对于低收入的无房者群体显然都是有利的。如果存在所谓的“得罪”一说，亦仅是得罪了少数群体，但换得了多数群体的支持。当然，任何非理性的房产税征收标准，或简单的“劫富济贫”式的政治出发点，我们是一定反对的。但如果仅是针对二套房、三套房（超大面积）的房产进行征税，我们实在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　　

　　

　　开征房产税，必需结合当前宏观经济的整体趋势才有意义。我国当前面临着 “控通胀”和“保增长”的困境，而这两者本身却具有天然的矛盾（“控通胀”需要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支撑，而这必然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反之亦然）。在这样的两难困境之下，如何权衡利弊，确保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复苏的成果，极其不易——很显然，在控制通胀的前提下，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的合理增长，宏观政策的选择空间并不大，只能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扩大赤字”和“降低税负”又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两个抓手，且两者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亦即“扩大赤字”空间大，则“降低税负”压力就小，反之亦然）——而这又必然地陷入到新的两难困境之中，如果我们“降低税负”的力度过大，则必然会加大“扩大赤字”的压力（在经过2009年财政赤字7400亿元占GDP2.2%之后，2010年的财政赤字已高达1.05万亿元占GDP2.8%，已接近3%的国际警戒线），在“扩大赤字”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降低税负”显然不能过急过猛，亦即不宜全面减税、只宜实行有增有减、整体降低的“结构性减税”——而就“结构性减税”而言，降低实体经济的税负显然更为重要（2008年起，我国加大了上百种商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1—3个百分点，以及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延续2004年以来的农业税减免），在确保实体经济和民生优先的情况下，征收房产税（以及车船税立法）则能很大程度上起到平衡“降低税负”和“扩大赤字”两者冲突的作用。由此观之，征收房产税，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目标的务实落地意义重大。　　

　　

　　是否开征房产税（主要针对二套、三套或超大面积的房产）？如果我们抛开个人利益的得失，答案自是不言自明——开征房产税势在必行。而对于良知尚存的民众，我们有必要一起呼吁政府，一定要顶住少数利益群体的压力，加快房产税的试点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