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二)
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二)
文□杜继平
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民族观点看台湾的统独左右之争
在探讨完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民族问题的观点后﹐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上面的论述来评析台湾的统独左右之争。
目前对台湾前途的看法﹐大概可分为五种。除了主张统一的左﹑右派与主张台独的左﹑右派外﹐还有一种不愿把自己归类为前四种的“未定论”派。这里所谓的“未定论”不是指右派台独舍美国主子牙慧所泡制而现在已经过时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而是说﹐对统独问题不抱明确的立场﹐端看时局形势发展而定。这种“未定论”派也可分为标举“阶级优先”的左翼与尊崇自由主义的右翼。台湾的统独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事﹐这种“未定论”当然也不可能长期存在﹐最终还是要滑向统独两个立场。
“未定论”派的出现﹐主要根据有二﹕一是对“阶级”与“民族”的辩证关系认识不清﹐二是对中国大陆的发展趋势存有疑虑。
《连结》编辑部的文章集中地表达了左翼的未定论派﹐也就是“阶级优先”论者的观点。《连结》的〈台湾“左翼”何去何从﹖〉对统独问题提出以下的看法﹕一﹑阶级的利益是最高的准则﹐所谓“全民”的民族的利益皆应服从阶级的利益﹐不应让狭隘的民族与国家的界限束缚阶级的团结﹔二﹑基于民主主义主张人民﹙﹖﹚有民主自决的权利﹔三﹑数百年来台湾民众不断受到外来统治﹐加上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高压统治﹐台湾民众容易产生类似反民族压迫的情绪﹐因而台湾人民有自决或独立的权利。
以上第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仅就抽象层面来说﹐左翼阵营中人应该不会有人反对。《连结》文章主要是针对统一的左派而来﹐其意若曰统派没有超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牢笼﹐因而未能从纯正的左派的阶级观点来看统独问题。《连结》也表示他们并不赞成台湾民族主义﹐并指出了台独运动实质上是美日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产物﹐但对台独﹐尤其是所谓“左翼”的台独仍抱持一定程度的同情﹐并支持台独的“自决论”﹐其理由是上述的第二﹑三点。
所谓自决﹙self-determination﹚论是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勃兴后﹐为解决民族纷争与国土归属而产生的理论。其基本前提是先有民族的存在﹐才有民族自决问题的产生。《连结》不用“民族”自决而改用模糊的“人民”自决字眼﹐是回避了问题的核心。试问此处“人民”意何所指﹖是指统治阶级之外的各种被统治阶级﹐还是也包含了统治阶级的所有社会成员﹖若说“人民”是people的中文翻译﹐那么people的另一涵义即是“民族”。更重要的是存在“台湾民族”吗﹖台独不论是右派或所谓“左派”﹐数十年来﹐想方设法﹐生搬硬套﹐老想凭空制造出一个“台湾民族”﹐所可叹者﹐迄今犹未竟其功。在台独阵营中﹐对台湾民族是否已经成立﹖是否需要鼓吹台湾民族﹖都还争议不决。而“台湾民族”的内涵﹐即“台湾人”是什么﹖哪些人构成“台湾民族”﹖从五○年代至今说法迭经数变﹐连台湾民族论者自己也还没有搞清楚﹐令卯足了劲鼓吹多年的台独领导者如黄昭堂之流亦感慨不已。﹙以上所述﹐可参见黄昭堂1994﹚。然则﹐“民族自决”又从何说起呢﹖其实﹐“台湾民族”论不过是台独为了抹除台湾民众传统的汉民族思想并煽动反中国的情绪以建立对台独的认同而搞出来的粗制滥造的工具﹐其呈现矛盾混乱的状态是理有固然的。
由于无论从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台湾都缺乏成为一个民族的客观条件﹐台独论者便着力于制造历史神话﹐企图以反中国的台独史观﹐建立主观上的民族认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所说的﹕“所有捏造出来的传统﹐只要可能﹐就利用历史做为行动的合理根据与凝聚群体的黏合剂。”﹙ Hobsbawn and Ranger eds. 1983:13﹚台独史观右派的代表作是王育德的《苦闷的台湾》﹐“左派”的代表作是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两派对台湾民族形成过程的解释虽不尽相同﹐但本质上都是主观唯心论的产物﹐都是先有独立的念头再回过头去从史料堆中剪裁拼凑﹐再加以曲解﹐建构出符合台独立场的历史叙述。换句话说﹐他们不是用“以汉还汉﹐以唐还唐”的尊重历史本身的方法﹐不是从事件据以产生的历史条件﹐而是从现今的实际需要来歪曲历史事实。正如考茨基批判某些政客出于政治动机玩弄历史时所说的﹕“第一﹑他们也许会企图完全依照现在的模样以铸造‘已往’﹔第二﹐他们也许会力求依照他们目前的政策需要以观察‘已往’。”由于两人都拿台湾史做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重以学殖浅陋﹐缺乏高明的史学与社会科学造诣﹐书中充斥着荒唐之言与谬悠之论。这里没有必要对书中史料诸多的谬误解释与自相矛盾之处细加批判﹐那需要另文专论。只须指出其基本观点与方法的错误即可。
台独史观的谬误
台独史观的主轴是﹕台湾是中国的弃地﹐台湾人是中国的弃民﹐四百年来﹐台湾人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新天地渡海移民来台开拓﹐而自荷兰﹑明郑﹑清朝﹑日本到国民党都是外来政权﹐可怜的台湾人惨遭其严酷的殖民统治﹐一部台湾史就是台湾人从不断反抗外来殖民政权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台湾民族的过程﹐台独运动也就是台湾不继承先民的历史使命为摆脱台湾的殖民地地位而奋斗的民族解放运动。听起来其气甚为悲壮﹐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吗﹖这种论调是典型的以今释古﹐也就是上引考茨基所说的“依照他们的目前的政策需要以观察‘已往’”。台独史观缺乏的就是史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历史发展”观点﹐也就是今天的事物都是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的观点。今天台湾汉人的祖先并不是在四百年前台湾岛荒榛未辟﹑瘴疟满布之际同时由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而是由荷兰﹑明郑﹑清朝三个时期分阶段﹑分批移民而至。王育德﹑史明的书中﹐自己就已提到至荷兰撤走时﹐台湾人口不过十万左右﹐郑成功率十几万军民来台﹐台湾人口才剧增至二十余万﹐且为生聚教训﹐恢复中原﹐又极力垦殖﹑教化﹐开发之地远过于荷兰时期。说明郑是外来的殖民政权﹐对原住民来说可以成立﹐对汉人尤其是随明郑而来的汉人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外来的殖民者﹐而不是被殖民者。汉人大量自大陆移民至台的高潮是在清朝领有台湾版图之后﹐至清末割台之时﹐台湾人口已达二百多万人﹐若非台湾属中国所有岂能让汉人在二百多年间大批涌入台湾﹖对于明郑时期在台湾的汉人来说﹐清朝分批而至的汉人就是外来者﹐就像今天台湾的外省人相对于台籍人士是外来者一样。这些清朝时期的外来者﹐有的是游民﹑罪犯﹐有的是经官府批准由豪族大户招来的佃户﹐有的是宗亲乡邻相互牵引而至的拓垦者﹐有的是搞贸易﹑商业的商人。请问在清朝时期谁是殖民者﹖谁又是被殖民者﹖
史明喜欢拿清朝时期“台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这句话来证明台湾人“反唐山”﹑反中国的倾向。这只足以证明他缺乏历史分析的能力﹐连基本的社会科学知识都不具备。以清朝时期﹐朱一贵﹑林爽文﹑戴潮春发动数十万民众的三次大起义来说﹐无不把矛头对准代表地主阶级的贪官污吏﹐起义群众也以贫农﹑游民为主﹐举的政治旗号则是“大明重兴”﹑“遵明制”等反清复明的宗旨。这反的一是封建的阶级压迫﹐一是异族统治﹐非但不是“反唐山”﹑更不是反中国﹐其重要动力正是台独忙了半天老清除不了﹐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大汉族主义。而且﹐朱一贵起义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一年﹚距离台湾归清设府的康熙二十三﹙一六八四﹚不过三十七年﹐朱一贵的供词中﹐写的籍贯是福建省长泰县﹐林爽文到台湾的时间更短﹐他是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十七岁左右随父母至台﹐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就起义了﹙参考﹕陈在正﹑孔立﹑邓孔昭等着1986﹚。以前台独﹙当然也包括史明﹚连到台湾三﹑四十年的外省人都不承认他们是台湾人而排除在“台湾民族”之外﹐﹙近年来﹐因为台湾岛内外的政治形势出现重大的变化﹐为了便于推动独立﹐台湾开始把所谓认同台湾〔应说是认同台独〕的外省人称为“新住民”﹐“新台湾”让他们光荣列入“台湾民族”了﹚﹐可是写起历史来﹐却把到台湾没有多少年又充满着大汉族思想的朱一贵﹑林爽文等人奉为台湾人“反唐山”﹑反中国的先贤先烈了。这只能说明在台独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曲解史料﹐睁眼说瞎话﹐可以荒唐到什么程度。
至于“弃民”﹑“弃地”之论更是荒诞不稽。王育德与史明笔下的“弃民”论﹐主要依据是明﹑清两朝所下的禁海令。明朝时﹐台湾常为盗贼﹑倭寇的逋逃薮﹐清初则是郑氏父子的反清复明根据地﹐试问古今中外哪个政权不对敌对势力实施堵截﹖国民党的政权直到八○年代中期不准台湾居民与大陆有任何接触﹐否则以“通匪”论处﹐自有大刑伺候﹐照他们二人的逻辑﹐那就是国民党视大陆人民为“弃民”﹐可是国民党正是以中国正朔自居﹐企图重新君临中国呀﹗“弃地”论主要指两件事﹕一是清康熙帝因为台湾孤悬海外﹐鞭长难及﹐原不欲收归版图﹐经施琅劝阻才改变心意。可是﹐史明与王育德都不知道﹐日本夺取台湾之初﹐遭到台湾人民激烈抵抗﹐日军死伤惨重﹐领军的北白宫亲王也命丧彰化﹐镇压抗日行动所需的军费剧增。为了维持在台的殖民统治﹐每年需一千万圆﹐其中七百万须靠国库拨款补助。日本国内深感台湾偏远难治﹐且管治﹑开发台湾所费不赀﹐将造成资本主义仍不甚发达的日本沉重的财政负担﹐因而出现“可以一亿圆拿台湾卖给外国或中国”之议﹙见矢内原忠雄1985: 9﹚﹐经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力争﹐此议遂寝。王育德对日本促成台湾的近代化感恩戴德﹐却不知道台湾也差点成了日本的“弃地”。“弃地”说的另一根据是说清廷弃台湾如敝屣﹐毫不在乎地割给了日本。这更是连基本史料都不读的胡说八道。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屡受帝国主义侵凌﹐台湾作为东南半壁的海防要地﹐战略地位日形重要﹐于是有一八八七年的升格建省﹐清廷更派出洋务运动的大将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在台湾铺铁路﹑架电线﹑开矿务﹑清丈田亩﹐励精图治﹐使台湾成为全中国推动洋务最先进的省份。台湾地位如此重要﹐清廷投注心力如此之大﹐依照常识也可判断﹐清廷再昏聩无能﹐也不可能轻易拱手让出台湾。对台湾割让之事﹐清廷重臣张之洞﹑刘坤一等人费尽心机想利用列强矛盾也援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之例﹐以德﹑法等国制约日本﹐图免割台﹐由于欧洲列强对台湾兴趣不如辽东半岛之大﹐不愿出面﹐清廷迫于无奈才忍痛放弃台湾。而台湾被割﹐举国震动﹐才激发了戊戌变法﹐变法不成﹐乃有辛亥革命。王育德不从中国积弱不振方遭丧权割地之耻来看割台一事﹐却刻意曲解割台之举为“一口气就答应”﹑“毫不在乎”﹙见《苦闷的台湾》﹐第页﹚﹐居心之可鄙﹐于此可见。
无知虽然不是论据﹐但也不算是罪过。最可鄙的是﹐指鹿为马﹐刻意曲解史料。一九一五年由余清芳领导得西来庵事件是台湾武装抗日后期﹐人数最多也最壮烈的起义。余清芳的檄文上分明写着﹕“古今中华主国﹐四夷臣卿﹐……岂意日本小邦倭贼……不遵王法藐视中原﹐侵犯疆土……今我中国南陵﹐天生明圣之君﹐英贤之臣……我朝大明﹐国运初兴﹐本帅奉天﹐举义讨贼﹐兴兵罚罪﹐大会四海英雄﹐攻灭倭贼﹐……。”这清清楚楚是以中国正朔自居﹐为讨伐小日本而发动的反日起义。然而﹐王育德刻意掩盖余清芳的中国意识﹐略而不提。史明则更令人齿冷﹐竟然指称余'清芳“志在推翻日本统治并建设台湾国”﹙见《台湾人四百年史》﹐四四二页﹚所谓“台独史观”就是这样靠无知与曲解堆砌起来的。
台独史观的其它诸多可议之处﹐包括﹕什么叫“殖民地”﹑“殖民政权”之类的概念﹐因篇幅已过长﹐不再评论。台独史观成为台独的煽动工具﹐谬种流传多年﹐本以为所误导者仅为一部分不具严谨的社会科学素养的轻信盲从之徒﹐未料却很遗憾地看到矢志追求真理与社会解放的《连结》诸君﹐竟尔援以为据﹐而有同情之语﹐遂不惮词费做了稍嫌过长的评析。
《连结》文中提到要顾及“广大民众反对外来统治﹑反对压迫的素朴愿望”和“民众反压迫要求的正当性”这明显指的受台独影响的群众。然而﹐第一﹐反国民党的专制压迫为什么就一定要走台独路线呢﹖台湾的民主运动正是受到台独毒害﹐而步入了歧途﹐至今连民进党自己也深受其苦﹐弄个台独党纲的包袱扛在背上﹐既不敢废﹐又实践不了﹐徒然造成两岸关系紧张。坦白说﹐民进党的政客们﹐若不是因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而自己吃下台独类固醇﹐又给群众猛灌台独迷幻药的话﹐老老实实走反专制的民主道路﹐早些年就该取得多数支持而顺利执政了﹐陈水扁今天也绝不会弄到不论在内政或两岸关系上都左支右绌﹑进退维谷﹔第二﹐这些受台独误导的群众有多“广大”呢﹖按照这十多年的选票估算﹐大概充其量不会超过三成﹐再者﹐既然﹐台独史观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该加以批判﹑纠正﹐再尽量宣扬﹐让群众迷途知返﹐而要追随在那并不十分“广大”的民众之后﹐屈从他们的要求呢﹖而“民主”﹑“当家作主”与独立建国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同意于《连结》诸君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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