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凤凰网：一个全面颠覆中国革命的专题　　

　　 苏 杜　　

　　

　　时间 2008-10-24　　

　　 （本文大意：“凤凰网”《土地兼并的历史伪命题》根据“局部数据”，对中国革命党，包括孙中山的国民党及毛泽东的共产党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认识与论断全面否定，进而对孙中山及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革命运动全面颠覆，提出了毫无根据的“中国古代是重商性的农业社会”、 “土地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土地自由买卖也很难导致两极分化”、 “中国古代社会这样一个桃花源式的‘传统社会’”、“农民起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 等荒唐观点，并极力为中国要走“过程公平”的资本主义道路张目。本文一一批驳之。 ）　　

　　

　　

　　 中共10月12日结束三中全会，“凤凰网” 13日即推出了一个所谓“土地兼并的历史伪命题”（以下简称“伪命题” ）的专题。 “伪命题”共分4个大部分，计含15篇文摘或书摘。“伪命题”前有“导语”引入，后有“结语”作终，每部分前、每篇文章前都有类似“导言”或“摘要”的文字，其目的显然是画龙点睛，帮助读者一睹得要，一步入毂。文旁附有多幅彩图，文后列出所有注释，算得上图文并茂，引人注目。从这些看来，“专题”编者很专业，也很用心。但是，“伪命题”的主题却不是这些手段可能奏效的，它不是一个学术性专题，它是一个政治性专题；它不是一个探讨性专题，而是一个结论性专题。“伪命题”的主题，看似单就“土地兼并”展开议论，实则是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颠覆。 “伪命题”要证明的，是“土地兼并”的无害、有益与正确，很显然，它在中共三中全会结束之际推出，显然是配合所谓“土地流转”的一篇力作，其分量与意义，自是远在“凤凰网”同类专题之上。“伪命题”的推出，证明了要求证“土地流转政治正确”，非全面颠覆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党不可。但是，历经近百年的中国革命，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已经有八十多年历史的中共及其他革命党，不是几个团伙打拼出来的团伙帮派；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前行中的一个必然进程，中国共产党及其他革命党是几千万人为了人类生存发展流血牺牲的阶级政党，要全面颠覆它们，那实在是个“力气活”，不是拉几个帮腔，起一顿乱哄，翁翁蝇蝇，凄凄历历，就能奏效的。“凤凰网”推出这样的“专题”，无异于自取其辱。本人虽自觉学识浅陋，但为略识几个文字的人的良心所驱使，仍不惮力量小大之悬殊，后果祸福之预料，作振臂一呼，以壮中国正在为民众奋斗者的声色也。　　

　　关于“伪命题导语”的导语　　

　　 “伪命题”编者在其“导语”中说： “对于土地问题的认识，人们普遍受到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认为允许土地买卖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大鱼吃小鱼’的兼并，并有此引起普遍的失业，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然而，只有我们对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稍稍进行一下微观分析，就会发现，原本我们所熟知的大而化之的‘土地兼并周期论’，其实不过是一种书斋中的臆想罢了。” 很显然，编者所努力致于的，是清除“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其主张的核心不难断定：允许土地买卖，不会导致“大鱼吃小鱼” 的兼并，不会由此引起普遍的失业，不会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很明显，这是在为“土地流转”张目。我们在拜读“伪命题”时，能够随着编者去查《汉书》，披《元史》，印证《皇朝经世文续编》或者核实《一个匪区农况变迁之描述》，自然不错，但是，谁也无需将话题扯得太远，讨论重心是“土地买卖”，根本意思是求证“土地流转”的政治正确，这才是“凤凰网”推出这样一个“专题”的核心用意。重古文而轻当世，陷文牍而略说纲，那就辜负了“伪命题”编者的一番苦心了。　　

　　一 是谁陷进了“自然经济的误区”？　　

　　

　　 “伪命题”的第一大部分标题是“走出自然经济的误区”，本部分共收文摘4篇。编者为这一部分所加的“导言”说：“将经济、历史问题简单化的自然经济理论流传甚广，几乎左右了我们对古代农村的全部认识，然而事实上，我们的很多固有认识本身就是片面，甚至错误的。” 编者举第一篇文摘，质问道：“‘小农’真的靠种地就能生存吗？” 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引经据典，说，除了“种地”，“小农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农桑之外的副业生产。” 编者举第二篇文摘， 又质问道：“农村家庭工业真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吗？” 他的答案还是否定的。他引经据典，结论说，中国家庭手工业可以发展为使用机器的家庭工业，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生产组织形式，不像过去人们认为的那样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编者举第三篇文摘，又发出了第三问：“中国古代农村真的是‘自给自足’吗？” 他的答案仍是否定的。他引经据典，结论说，汉代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基于小规模经营的集约农业的进步，这是一个农业社会，却是一个重商性的农业社会。编者举第四篇文摘，作第四问：“‘地权不均 ’一定会导致社会不公平？”他的否定答案一如既往。他引经据典，结论说，“与传统时代0.53左右的土地分配吉尼系数相应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将只有0.26-0.3上下。而这个数字区间在当今社会统计学的眼中属于‘平等社会’！既然如此，中国古代社会这样一个桃花源式的‘传统社会’又怎么会出现社会不公？由此可见，将中国古代社会不公的根源归结为土地的分配不均，分明是一种极为武断的说法。” 　　

　　人们不禁要问，“伪命题”的编者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四地质问，并一成不变地给予否定，究竟是在批判谁呢？所谓“自然经济理论”究竟是什么样的理论呢？是不是真如这位编者所质问的，有谁以为“‘小农’靠种地就能生存”， “中国古代农村是‘自给自足’” 呢？世界林林总总，理论汗牛充栋，如果不是“伪命题”编者在其“导语”中点明了清除“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伪命题”编者竭力批判的对象。只是按照编者的引导，我们才发现，“伪命题”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四质问并一成不变地给予否定的，不是别的，乃是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篇毛泽东与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课本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 “古代的封建社会” “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做了系统的分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论断，并由此分析和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发生根源与发展道路。　　

　　对于自周朝以来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人归纳了以下主要特点：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在这时在，中国共产党人将它在“阶级斗争理论影响”下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的认识与论断讲得一清二楚。究竟是谁为了“阶级”而主张“‘小农’靠种地就能生存”，或者究竟是谁为了“斗争”而以为“农村家庭工业不是落后生产方式”，这是需要“伪命题”编者给予澄清的，否则，这些就都变成了“阶级斗争理论”头上的罪过。至于说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倒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认识，但如果不是无理反緾的话，谁也会明白，这种认识与“中国古代农村是‘自给自足’”毫不沾边。谁也明白，以“自给自足”概括“自然经济”，不过是在说这种经济的“自用”而非“交换”，这正是中国古代，也是一切封建社会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伪命题”的编者称汉代便是一个“重商性的农业社会”，不知所据何在？ “统治者防止舍本逐末，防止商人兼并农人”，哪来的“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商性”？在“伪命题”下文中，编者还举了王莽政败时宫中藏有通货黄金70万斤，李自成进京时宫中藏银达7000万两，这些便都是朝廷虽能聚敛，但并不用于交换的明证。这一切，不正是证明了毛泽东的中国古代“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的结论吗？　　

　　在这一部分中，我以为“伪命题”编者根据“土地基尼系数”与“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推导出来的“中国古代社会这样一个桃花源式的‘传统社会’”的结论，以及“这样的平等社会又怎么会出现社会不公” 的疑问是最为有趣的。我以为，即使是按照“当今社会统计学的眼光”，以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桃花源式的传统社会”，也是不多见的“历史性见解” ！ 凑巧，我手头就有一篇沈从文大师写于1935年、发表在《国闻周》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上的记事，题目正好就是《桃源与沅州》，其中沈大师较详尽地记述了自己在桃源县桃源乡桃源洞的阅历。他首先记述了桃源洞中的“后江妓女”，“人类一种最古老的职业”在桃源的兴旺，是时已是经营存规章，身价由行情，抽税依制度，美名曰“花捐”。在略述了当时从常德直达长沙的公路如何“在湘省经济上具有极大意义”，也就是转运被称为“特货”即烟土，以及桃源划子上一天可挣八分钱的水手岁月之后，沈大师又写了沅州南城门上的“一片触目黑色”：“大约在清党前后，有个晃州姓唐的青年，北京农科大学毕业生，在沅州、晃州两县，用党务特派员资格，率领了两万以上四乡农民和一些青年学生，肩持各种农具，上城请愿。守城兵已得到长官命令，不许请愿群众进城。于是双方自然而然发生了冲突。一面是旗帜，木棒，呼喊与愤怒，一面是居高临下，一尊机关枪同十枝步枪，街道既然那么窄，结果站在最前线上的特派员同四十多个青年学生与农民，便全在城门边牺牲了。其余农民一看情形不对，抛下农具四散跑了。那个特派员的身体，于是被士兵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示众三天，三天过后，便连同其他牺牲者，一齐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　　

　　“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也真是厉害，现在被人们大大称道的沈从文大师，当年竟然也深深地被影响了一番，所留下的记述桃源乡的文字，竟然未给今日“伪命题”的编者留下半点惠风和畅的景象。要人们“走出自然经济理论的误区”，第一要做的，恐怕不是救共产党人于“误区”，倒是起沈从文大师于地下，问问他何以如此“袒护无产阶级”了。　　

　　二 这就是“土地兼并的真实历史”吗？　　

　　在引导人们走出了“自然经济误区”而走进了“伪命题”编者所判定的中国古代“世外桃源”之后，“伪命题”编者要给人们展示中国古代“土地兼并的真实历史”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古代经济的论述中，所指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很明确，针锋相对，不舍分毫。那末，“伪命题”的编者是如何来论证他的“土地兼并的真实历史”的呢？　　

　　 首先，“伪命题”的编者说，“清朝以前的土地兼并程度到底怎样？无法找到完整的统计数据。” 既然他以为“无法找到完整的统计数据”，那他凭什么就断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土地兼并”的论述是不真实的呢？他说，“文人撰文，多有夸张。譬如诗人所写的：‘白发三千丈’。人的头发，三尺就很长了，怎么可能有三千丈？” “董仲舒说的‘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文人的泛泛而谈，根本不是科学的表述，他应该指出某地富者占田多少贫者占田多少，告知土地兼并的具体数据。” 李白与董仲舒学的是四书五经，尊的是孔圣人，他们怎么能懂得用“具体数据”来写诗或如编者一样地用“基尼系数”论证中国古代社会是“世外河源”呢？这些东西，真是死有余辜！　　

　　

　　 　　

　　

　　 那末，清朝以后的“数据”是不是就完整了呢？可惜的很，编者仍然“仅能找到一些局部的数据”，但这并不会耽搁编者得出“土地兼并的真相”。敌方的观点“数据不完整”而非真相，自己的观点“数据不完整”就是“真相”，这就是“伪命题”的立论逻辑。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部分文摘中的“统计值” “地主占地率” “分配平均度” 等等“专业术语”时，千万别为其“科学性”所吓倒，须知，这些“值、率、度”也是建立在“局部数据”上的。　　

　　 “伪命题”编者不仅会从“局部数据” 得出“真相”，还会“从理论上推断”。什么“理论”呢？他没有说，但他会。他说：“从理论上推断，中国历史上的大地主也不会太多，因为弟兄们平分家产的制度使得土地经营规模‘细碎化’。由于家境富有者的儿子往往也较多（富人往往纳妾生子），所以每个儿子所分财产就不多。旧时有‘好家产顶不住三份分’的俗语，就反映了这一情况。于是，地主很难连续几代都保持大量土地，俗语说‘富不过三代’就是这样。” “伪命题”的编者刚才是很将以李白的“白发三千丈”与董仲舒的“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作依据嘲弄了一番的，但是，我看编者这“从理论上推断”，也不比将李白、董仲舒的一句诗、一联文作依据者强到那儿去。据我猜测，“富人往往纳妾生子”，大约也是以地广财足为基础的。首富的皇上“儿子往往较多”，再怎么“分家”，也都是各地为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会因此而“细碎化”的。以为“分家制度”与“富有者儿子往往较多（富人往往纳妾生子）” 可以印证“中国土地兼并的真实历史”，真让人们见识到了“伪命题”编者的嘴脸。　　

　　 “伪命题”编者还举出了一个词人辛弃疾，说它词中的一句“千年田八百主”是受“阶级斗争理论影响”人们的“土地因买卖而兼并”的依据，而这是辛弃疾教子不要贪图仕途的家训，不足为凭的。并且，还举出了“关中地区地权交易平均周期的研究”为证，证明“按此频率，全部土地平均周转一次的周期至少为400年左右，若按地块计更达千年以上，”因而，“因买卖土地而失地而分化”也就不成立了。接着，编者又从“纯理论角度”与“纯逻辑角度”双“角度”论证“土地自由买卖也很难导致两极分化”。在这里，恐怕很少有人会去下功夫弄懂“纯理论角度”或“纯逻辑角度”到底是一种什么“角度”，因为，人们急于要知道，在“百户”“千户”直至“万户侯”的社会中，除了豪绅皇室的直接掠夺，哪里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买卖”？在这样的社会中，陈胜吴广盗跖闯王之流，他们除了耕种贵族皇室的土地，他们还有自己的地产吗？　　

　　 “伪命题”编者还拉来了一个“美国的赵冈教授”，说，“赵冈教授曾指出，在中国所谓封建社会的两千年中，土地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 编者说，“这个结论合乎情理但似乎难于证明，因为很难找到明清以前可计算吉尼系数的地籍资料。” 因人而异、难于证明的“情理结论”也是立论的依据吗？编者说，“古书中虽不乏‘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文学描述，也不乏某大豪强拥有多少万顷地的‘案例’。但是许多经验性研究表明这些文学化的描述是难以当真的。” “文学描述” 凭什么就一定不能“当真”？“苛政猛于虎”，《捕蛇者说》《三别三吏》虽无“局部数据”，难道是孔夫子、柳子厚、杜子美的凭空捏造吗？何况，在“伪命题”的第四部分中，反对以“文学描述”当真的编者，不是也将《水浒》“小说中很熟悉的那种‘庄主’带领‘庄客’造官家反的场面”作为他反对“抑兼并”的根据吗？我们固然不赞成将文学描述当成经济学统计资料，以诗词策论登第的士臣们也不可能为我们后人准备经济学统计资料，但是，我们也更不相信“合乎情理但难于证明”的“结论”，也更不相信什么“经验性研究”。这样一些“合乎情理但难于证明”的“结论” “经验性研究”，满脑子“诺奖得主理论”的现世经济学家，不是也推出了“冰棍理论”“西门庆法则”，这样“合乎情理但难以证明”的“理论”吗？我看到的是“诺奖奖袍”掩遮下的专吃工农大众的獠牙。　　

　　 其实，我们是不必在编者的“局部数据”上耽搁功夫的，“伪命题”编者的用意也是以看他的“显然论断”为要紧。他说，“显然，这一分析至少足以表明：把地权问题说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首要问题、把地权不均说成是传统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从而把平均地权说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甚至是根本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结束‘封建社会’、完成‘民主革命’的标志，是没有根据的。” 从“伪命题”编者的这一“推断”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颠覆，更看到了他们对包括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以及他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颠覆。问题的关节就在这里： 要证明“土地流转”的“政治正确”，就得全面颠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要全面颠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自1840年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的一切革命，一切革命党的一切斗争，也非得予以全面颠覆不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不是割断历史的胡闹，不是精英构建的神话， 而千百万民众抛头颅洒热血流大汗奋斗十几代人的铁血历史。要全面颠覆它，这样的“力气活”，是批倒董仲舒的“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让“白发三千丈”的李白也来作陪绑，就可以奏效、自以为有“根据”的吗？　　

　　三 是“自然灾害造成了农民起义”吗？　　

　　 可以说，“伪命题”从“走出自然经济的误区”，到“揭示土地兼并的历史真相”，到了这一部分才算是“图穷而匕现”，尽露峥嵘。为了证明中国古代“土地兼并”的不存在，“合乎情理难于证明的结论”也作了依据；为了证明中国今日“土地流转政治正确”，不惮遗笑天下的立论“农民起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伪命题”的编者，简直是到了顾头不顾腚的地步了。　　

　　 本部分的第一篇文章摘自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正山编写的《经济学林论剑》一书中。刘正山的这部大作，也是“伪命题”编者摘用最多的一部专著。在《农民起义与土地兼并无直接关系》标题下，编者做了这样的摘要：“认为土地兼并程度严重而导致了农民起义，这样的说法没有根据。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是灾荒所致。据傅筑夫先生统计，自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起，至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止，总共1850年间，重灾年份竟有1242年之多。这足以说明农业生产存在的较高风险，当灾难来临时，农民或由于政治权力的压迫，如赋税压力；或由于生存的压力，被一部分有政治取向的组织所引导，如黄巾起义与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宗教力量，极有可能揭竿而起，而这些起义中参与的人群本身便包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地主。”　　

　　 编者引刘正山的结论说，“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显然与土地兼并无直接关系，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也承认这一点。” 谁的历史教科书承认了这一点？是北京版的还是上海版的？今日主流历史教科书还以为中外千百年来的历史是“衣食住行史” ，连“二战”都上不了他们教科书的台面呢，他们还管什么陈胜、吴广与土地兼有无直接关系？用“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来作证，尤如甲偷要乙偷来证明清白一个样，虽然“显然”，但是没人信的。　　

　　 编者引刘正山的结论还说，汉朝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方，基本在现在的河北、山东、安徽等土地兼并程度少，远离“基本经济区” 的地方，而“基本经济区”是土地集中程度较高的地区。“由此可见，土地兼并程度与农民起义没有关系。” 我们也可以来一句“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与编者是只想论说其一，不想言及其二的。 “基本经济区”之“土地集中程度高”而未见农民起义，只不过说明那里的皇权统治更为成熟、网络更为严密、镇压更为残酷罢了，农民稍有反抗，即如沈从文大师所描叙的桃源纪事，为首的“党务特派员” 也会被刺刀钉上城门示众三天，终于不可成事，也就难见于经传罢了，除此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恐怕实际上，在编者那样的“基本经济区”，不仅不会见到农民起义的发生，还会十分和谐一片升平，李白正在那儿如痴如醉地欣赏“霓裳羽衣曲”呢。　　

　　 “据傅筑夫先生统计”而“1850年间，重灾年份竟有1242年之多”，就能证明“农民起义是自然灾害引起的”吗？东汉末年献灵二帝的无道，皇室的黑暗，割据的藩篱，民难的无边，终于导致了黄巾起义，社会大乱，连钦定的正史都不加遮掩，“伪命题”编者究竟以何为据而归罪于“瘟疫肆虐”？张角借行医以号天下，不过是具体起义手段而已，陈胜吴广还鱼书狐鸣呢。这不过是他们缺乏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而一时的迷途而已，连几千年前的司马迁都明白的怎么一回事，“伪命题”编者还要“从纯理论上” “从纯逻辑上”以“经验研究”出什么新鲜玩艺儿来吗？　　

　　说到“自然灾害”，还难免让人们想到“主流理论家”对毛泽东时代“三年自然灾害”的“赦免”与对所谓“极左路线”的毒詈。同为“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与“古代自然灾害”命运何其悬殊乃尔！“伪命题”编者们“难于证明”的“结论”之“合乎情理”，由此可见其一斑矣！　　

　　 其实，在刘正山的大作中，真正值得一说的是灾民“被一部分有政治取向的组织所引导”，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本部分的最后一篇文摘，其标题即《30年代前后土地革命的根源并不在“地权不均” 》，其中的主张很明确：“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上述数据显示东南地区土地占有不如许多历史著作描绘的那样畸形。从东南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看，普遍的贫困意味着农村确已酝酿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但什么情况下发生，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相联系，也不能单纯用贫困解释。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江西、福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只给出占地的百分数，而不给出各自人口的是寡是众，这样的“局部数据”，其“代表性”在哪里？这样的“局部数据”，与当今的“平均收入”一个样，做做文章可以，充充代表也行，但用于解释革命与土地占有的关系，或者证明天天都是好日子，半点用也不起的。　　

　　 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刘正山氏的这一“中共介入说”，也不能说全无道理。 据我所知，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政党，尤其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农民的革命运动是不会成功的，这大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理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就说充分地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一，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穷苦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二，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也就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三，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与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这种农民起义与战争得不到正确的领导，就总归于失败，归于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三，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侵略，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这是中国先进政党产生的阶级基础；四，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无产阶级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思想武器；五，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要胜利，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坚固的同盟军。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农民起义离不开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革命离不开农民的加盟，革命成功之后的政权则是以工农聪盟为基础的国家。的确，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认识，广泛而持久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这不在于别的，只要在于它的正确与无误。刘正山氏在这里一句“中共介入”，将中共说得仿佛是天外来客，这只能说明他偏执于一已的“情理”而不想正视历史的现实。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定要与农民（毛泽东说农民这个名称在这里主要指贫农与中农）结盟在一块的，唇齿相依的。中国无产阶级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它与广大农民的联系是天然的，是割不开的。　　

　　“伪命题” 编者虽然借了刘正山的文章来为“土地兼并”张目，来为“农民起义”另寻缘由，“阶级斗争理论影响”倒是是消除了，但与历史与现实相距也十万八千里了。在自己的一伙里相互“印证”，“沙龙”一番，倒也可以，用以争取民众，指导社会，那就真是“书斋里的臆想”了。我不想打什么蜀犬吠日的比方，那太伤感情，但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也算得上人中豪杰，如果本事不到，就别冲着他们乱嚷嚷，否则，于他们无损，于自己倒是太不合算了。　　

　　

　　

　　四 也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是谁的博弈　　

　　 “伪命题”的第四部分是回答“‘抑兼并’与‘不抑兼并’是谁的博弈”的，编者为其引文说：“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的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的争论。‘兼并’(亦作‘并兼’)即今所谓的‘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应当严厉制止这种事态的即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应放任不管的即所谓‘不抑兼并’”。　　

　　 在前文中，编者所引《明显被高估的土地兼并》，其“论断”是“土地兼并程度并不高”，为“自然灾害是农民起义原因”打基础。而在这里，编者发现的“中国古代经济史上耐人寻味的现象”却将前边的这一“论断”自行推翻。 “土地兼并程度并不高”，何以“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 都存在着“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的争论” ？难道古之先贤有逐尾求末的嗜好并此毛病会“延续数千年”吗？“由此可见”， 立论要稳当，也真的不容易，“构建理论”不是个省气力的活。不过，我并不想在这一点上迂回，因为，这一点也是“伪命题” 编者在这一部分的枝节，不是这一部分的关节。　　

　　 “伪命题”编者引文中说：行“抑兼并”，王安石变法对那些“阡陌闾巷之贱人”中的“大农”、“富工”与“豪贾”开刀的，朱元璋立法“多右贫抑富”，着实把当时的“富民”收拾了一番，“豪民巨族，削殆尽”，结果是“国进民退”，不行；行“不抑兼并”，司马光以“天使汝穷，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的基础理论治天下，也不行。“抑兼并”与“不抑兼并”轮流作庄，则造成“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 “繁荣――崩溃”的“怪圈”，更不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圈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治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 那么出路在哪儿呢？“问题的核心” 是“过程的公正”， “根本的问题是：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而这是建立近代经济(有规范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也是使传统经济、传统国家走出那种‘繁荣-崩溃’往复循环的怪圈所必需的。” 　　

　　 在这里，我们就把握住了“伪命题”编者要议论的核心。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之争，虽然也可以看作是封建经济集团内部的“窝里斗”，但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蛛丝马迹。当“富工” “富豪”的经济发展影响到了皇权统治时，“抑兼并”就要开始了。当“豪民巨族削殆尽” “民中豪以上皆破家”而“积贫积弱”时，“不抑兼并”又回归了。“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斗争没有什么好玩之处，无论是“洪武皇爷”的严刑峻法，还是司马光相爷的帮闲要王安石为宋亡担责，都不是什么与脑袋无关的事。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艰难步履。其实，这也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后来成了列强的西方诸国中资产阶级的发生与发展，对封建领主的斗争，也是血淋淋的。所不同的，是西方诸国的资产阶级成功了，他们终于爬上了统治者的宝座，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先驱，却没有盼到“过程的公正”的到来。一八四零年英国一声炮响，轰垮了“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自然经济基础，也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送来了断根符。列强携坚船利炮“租借”中国口岸，以印度鸦片换取中国白银，签订条约骑在中国皇上头上拉屎，建工厂变中国皇上的子民为其会说话的工具，立银行令中国皇上的宫殿里穷得叮噹响，养通司买办与皇上对着干，引诱小财东跟着他们跑，装备中国的提督与中国的总兵对阵，没有带来半钱“过程的公平”。离了“过程的公平”就无以起步的中国商品经济，除了本土的“土皇帝土圈子” 之外，不过只多了一伙洋奴买办。　　

　　哀叹中国“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或者高呼当代今天“‘过程的公正’仍是问题的核心”，都是没有用处的。“瓦缶何须怨钢琴，公平不度汉阳关。” 一百五十年前，中国发展不了资本主义，只能当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找不到归宿的混血儿，今天，中国仍然走不上发展资本主义的“公平过程”。 这与“抑兼并”或“不抑兼并”的“朝廷”没有太多的关系，“抑兼并”而“国进民退”，或“不抑兼并”而“中国制造”，在一会儿骂你“恶棍暴徒”、一会儿夸你“责任大国”的西方诸强打捧结合的围堵下，充其量，还是一个“窝里斗”，算不上关键。即便是没有人来追究“新阶层原罪”，都认可“最初财产来路清白”，他们也无法“通过自由交易实现财富的积累”。不信，睁眼看看改革开放桥头堡的惊惶失措，侧耳听听“新阶层”的叫苦连天， 就应该清醒一二分。“朝廷”刚为几百种“中国制造”提高了退税百分点，小财东们为“不抑兼并”的欢呼还未合上嘴，“外夷”就又削了“中国制造” 的价。都说华尔街金融风暴没有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新阶层”的铺子可是倒了一片。洋朋友将铁矿粉价平空抬了近一倍，中国钢厂一螺螺的钢锭却只好暂时堆在仓库里。在“共产政权受害者纪念碑”前骂中国骂得狗血喷头，要中国掏腰包则夸它夸得口舌发麻。 这天天都在进行的“过程”中，何“公平”之有？ 这“过程”里只有资本的“道理”，强盗的“逻辑”。 　　

　　不过， “伪命题” 编者的心思不在已经焦头烂额的“中国制造”上，在这上面是不好求证“过程的公平”了，他的心思是在“土地流转”上，他在“为当前的三农问题求解”。然而，当“中国农业为资本打开了大门”，“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到来了” 的时会，那“过程的公平”的嚷嚷，就不仅是“书斋里的臆想”，恐怕简直就是“码头上的串骗”了。 如果“朝廷”真的以“不改变集体所有”，“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权益”的许诺为真，在“表扬与自我表扬”面前真的忘乎所以，放开大门，让资本大举进军中国“三农”，十亿黔首无所逃其削刻，那灾难恐怕就不是几个人的连哭带喊能济事的了。反正，现在企图察“过程” 论“公平”的中国小农们，已经是非死即伤了。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国农业社会的纷繁变动”的“解”，一个求资本主义发展而永远不可得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