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文革和市场的历史通道　　

　　陈和钦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向何处发展，已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十分紧迫的问题。国际国内的资产阶级都极力用抹黑中共历史的方法，鼓吹私有化，自由化，企图把中国经济完全引导到传统市场去。他们这样做，反而激活了文革广泛传播的群众主体意识。文革成了市场滑向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文革后期强调的核心团结意识，面临着全面落实的新机遇。在这种情况下 ，厘清文革和市场的历史联系，对统一人民思想，继续搞好改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群众主体意识被市场化改革进程重新激活　　

　　如果说引入市场机制，是各社会主义国家搞好建设的不可避免的进程，那么，以极端排斥私有制，排斥私有观念为特点的文革，似乎与市场无正向联系。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直线式前进的。党的历史转折后发展到一定阶段，文革对私有制、私有观念高度防范、高度警惕的超前意识，又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精神动力。这就是所谓“相反相成”。　　

　　

　　文革给历史留下的主要遗产是什么？首先一项，就是工农群众的主体意识。文革的起因，主要是毛泽东对在所有制领域开放私有制表现出极端的敏感。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小农个体私有制，是农民千百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毛泽东坚定地站在工农立场，对在公有制建立后开放私有制保持高度的警觉，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在当时的现实中，广大农民和党内高层，似乎对开放私有制并不看得那么严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后，农村出现了“分田单干”的风潮，党内高层大多数主张赞成农民“单干”。有的认为，如果不“单干”，需要8年的长时期才能恢复经济。但毛泽东1962年下半年经过调查，了解到形势并没有那么“黑暗”，经济形势实际上已在好转，巩固集体经济完全能促进形势进一步好转。社会上和党内的单干风是如此强烈，只有重提阶级斗争，重点解决党内的认识，才能更好地领导人民前进。而在稍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发现党内那种把干群整成“驯服工具”的思路，实际是在干群中模糊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根本区别的思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认识为文革做了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巩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的信念指导下，空前广泛地发动亿万群众，用大鸣、大放、大字、大辩论的形式，全面地、公开地、自下而上地揭露执政的共产党的黑暗面的运动。它空前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和认识。　　

　　

　　这种空前提高了的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认识，具体所指就是工农群的主体意识。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从私有制下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但如何理解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并不一样。在苏联，法律规定劳动者有各种权利，就是不提劳动者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毛泽东认为这是极大的错误。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i]　　

　　

　　苏联为什么忽视劳动者管理国家的权利？分析起来，有两个方面的理论错误做基础。一是“无矛盾论”思维。苏共认为，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社会建立后，全社会人们的利益就高度一致了，进入了“全民国家”、“全民党”时代。干部管理国家事务，其他人从事非管理劳动，这是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正常分工，用不着提劳动者管理国家。第二，在民主集中制的体制下，强调“铁的纪律”很自然。打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正常分工，“铁的纪律”遇到了挑战 ，从表面上看，必然影响管理效率，损害“全民”利益。因此，下级只能当上级的“驯服工具”。　　

　　

　　从静态观察社会建立的公有制，苏共的认识确有一定“依据”。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是一建立就永恒不变的东西。毛泽东用矛盾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学说。毛泽东认为，在公有制建立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就彻底否认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还深刻揭示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严厉批评党内脱离群众、甚至镇压群众的官僚主义，鼓励群众监督、批评当权人物的参与精神。这就彻底否认了“驯服工具论”。在文革中，亿万工农群众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作了深入的批判，从而使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主体意识，建立在扎实的社会分析理论之上，并使之在中国一般群众中留下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群众参与国家管理，是国际共运的新生事物，遇到了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极大抵抗。而它本身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所以，它的实践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失败。当党的路线转到以经济建设中心的轨道以后，党的领导机关全面否定文革，在批判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和强调“守纪律”的同时，思想观念实际陷入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的泥潭。由于这两项理论的复燃，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就无从谈起，劳动者“最根本的权利”被取消。因此，改革的过程逐步变成了工农群众被边缘化的过程。改革30年，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长期超过危险值，社会收入差距甚至大大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数字，真是对执政的工人阶级党极大的讽刺。　　

　　

　　改革在我国引进了市场机制，极大地激活了中国社会现代性活力，使党和人民更深地感受到了人类现代化脉博，这是党的历史的一大进步。现在看来，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靠僵化的计划体制做武器是难以制胜的。市场的力量只能用新式的市场力量来摧毁。传统市场的罪恶，只能用升级的社会主义市场来克服。但是，改革以来的实践，我们都是一步一步地向资本主义学习。我们的老师，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在国内，发动改革的，当然是有实干精神的共产党人 ，但愈到后来，依靠力量逐步偏向新生的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派知识分子、党内民主社会主义者等。这些人同国际上的“老师”众口一词，说：“人类的市场经济只有一种，就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公有制是与市场经济绝缘的。”他们高呼：“努力吧，再顺势进一步，经济私有化，政治自由化，改革就成功了。”他们似乎造成了一个难以逆转的气势。　　

　　

　　就在中国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严重动摇的时刻，中国工人阶级发出了怒吼：“保卫公有制！”通钢工人以他们的铁拳，一下子砸碎了一个使国有大型钢企私有化的密谋计划。接着，保卫公有制的声浪逐步漫延。中国工农在文革中受过参与国家管理思想的熏陶，文革后期，他们又显得对“阶级斗争”有点厌倦。所以结束文革，他们一片欢呼。他们听说毛主席有错误，心情很沉重，对批判毛主席阶级斗争学说，只能无奈地接受。他们善良地认为：“都是好人哪，哪有什么走资派，对他们信得过，我们不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人们希望从此一心一意搞建设。没想到，20多年后，主席的话应验了。极少数人成了亿万富翁，横行霸道，要把工农往绝路上赶。这时，他们醒悟了。是工农在现实社会的边缘化，激活了毛主席传授给他们的主体意识。　　

　　

　　与此同时，老干部中和知识界的一些人地发出了“回归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呐喊。这样，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绝缘的神话 ，将有条件被历史进程所打破。文革的主要遗产——群众主体意识，将同改革的主要成果——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造成颠覆传统市场主体的强大威力，迎来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新时代。　　

　　

　　公有制引入市场机制，劳动者的权利，就必须在继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探索用某种新的价值论来表述之。改革初期，比较重视这方面的思考，于1988年1月撰写了《简论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结构、价值运动和对价值增值的管理》一文。该文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出发点，是资本家神圣的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权，而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出发点，则是劳动者神圣的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运行中，资本家独立独占企业利润，工人只得劳动力价格，工人沦为商品。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运行中，企业利润是公共的，会通过不同的渠道返还劳动者。劳动者收入在形式上仍是生产成本，在本质上却是由平等占有权决定的平均价值和由劳动效率决定的奖励价值相加。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按劳分配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平均价值—奖励价值规律。[ii]经过20多年改革的实践检验，证明该文用新的价值论来论证劳动者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将在这一方向上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展。　　

　　

　　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那么，也同样可以说，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文革广泛传播的群众主体意识同市场经济的载体相结合，将使中国人民以更大的自信走进当今的世界。　　

2.核心团结意识面临全面落实的新机遇　　

　　文革的两大遗产的另一项，是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极力向中央领导核心灌输的团结意识。这种团结意识，既是党的中央核心组织生活、组织运作的方针，也是党的核心提高学习效率，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战略步署，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10年文革从指导方针的变化来看，以1973年党的十大为界，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的方针是斗、批、改，斗走资派，批修正主义，在坚持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前提下，做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这一段第一回合是“炮打司令部”，是主动地斗，主动地批，主动地改，放手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弘扬群众管理国家的主体意识。但在改的过程中，遇到了林彪事件的意外，这就出现了斗争的第二个回合，即同林彪反党集团惊心动魄的斗争。党的十大对这场斗争作了初步的总结。林彪事件意外出现，几乎使党命悬一线。我们搞了那样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却出现了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的状况，这说明社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何其艰巨！十大以后，毛泽东调整了指导文革的方针，立足于打持久战，以学、帮、团为方针，加强中央核心的建设。学，就是学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帮，就是对核心成员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方向的苗头，进行批评、帮助。这是对立着的两种苗头。克服这两种苗头，不是简单地指出问题所在就能解决问题，实际需要两种势力的长期磨合。团，就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高水平的马列主义认识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　　

　　

　　在党的十大以后，在老、中、青三结合的中央核心中，逐步形成了老与青的对立。“青”，是指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他们对毛泽东阶级斗争学说当然是很拥护的，政治上比较敏感，但不善于团结人，容易犯教条主义错误。“老”，是指老干部，他们较普遍受了文革的冲击，对毛泽东阶级斗争学说比较难以理解。他们实干精神强，注重生产秩序，也有很顽强的固执己见的性情，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纵观十大以后到毛泽东逝世整个时段，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促进这两种势力在核心内部的团结。这种努力集中表现在毛泽东1975年4月对一份请示告的批示中。这份请示告只提批经验主义，不利于团结老同志。毛泽东批示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步提高马列为好。”毛泽东还明确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iii]真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阶级斗争学说照本宣科不行，完全脱离本本仅凭经验蛮干也不行。要真懂马列之道，需两种倾向在实践中长期磨合，多次扬弃，形成灵感，在开创马列新境界中才能“真懂马列”。　　

　　

　　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意识，也包含了提高学习效率、搞好党的团结的战略部署。基本的部署概括地说就是：老干部挂帅，新干部协助，互相帮助。整个文革进行中，毛泽东都是基本坚持老干部挂帅的。早在红卫兵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毛泽东就说过红卫兵头头是不能挂帅的，若他们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文革后期，毛泽东把邓小平视为老干部代表，寄希望于他主持总结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初发出的关于“批邓”的文件中仍说“不应一棍子打死”，“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iv]即使在天安门事件后，仍保留邓小平党籍，寄希望邓重新为党工作。选择华国锋主持党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在向外宾介绍华国锋时，仍说华国锋“是个老的”。这说明毛泽东在逝世前选老干部挂帅的思想是很坚定的。为什么对邓小平不舍不弃？有人用“毛主席心软”来解释，这是唯心主义的说法。毛泽东对老干部代表人物的不舍不弃，实际上是出于无产阶级战略利益考虑的。文革的反修防修斗争，认识上具有超前的特点。文革的七分成绩，主要是无产阶级长远的战略利益，一般干部群众很难认识。造反派的不成熟，老干部的多数不理解，这是党内一个客观的现实。面对这种现实，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全局、发展党的事业需要出发，毛泽东只能作出等待造反派成熟、等待老同志觉悟并倚重老同志的安排。毛泽东逝世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基本上被打下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中国共产党能长期保持集中统一，并在实际工作中开创出新局面，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名义上也还是坚持下来了，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毛泽东关于团结的战略部署的正确性。　　

　　

　　总之，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包括了斗、批、改和学、批、团两个方面，形象地说，既有“炮打司令部”的理论和实践，又有建设司令部的理论和实践。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两大历史遗产——工农群众的主体意识、中央核心的团结意识。第一项遗产，被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激活了，由此也就必然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在中央领导核心的建设中，真正落实毛泽东的学、帮、团的方针。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派，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寄希望于中共领导核心的分裂，他们散发的一些肮脏的东西，也或多或少地污染了核心中某些人物，现在确实是党的核心成员应有高度警觉的时候了。　　

　　

　　毛泽东学、帮、团方针的出发点，就是学马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v]有人说，毛泽东在这里是号召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搞“平均主义”的极“左”。这是一种误解。这里强调的根本不是进一步“限制”或“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而是我们“只能”实行现在这种商品制度、八级工资制等含资产阶级法权遗迹的做法(本身含限制内容)，而不可能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得出的结论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而是“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是要全党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增强抵制林彪一类搞资本主义制度的能力。毛泽东这些论述，对现时党的建设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　　

　　

　　现在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说，市场化改革使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更深刻了。传统市场机制和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启动点不是一样的。传统市场机制的启动点，是单个资本家追求自家企业高额利润的欲望，而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启动点，则主要是国家通过按劳分配政策激发出的公有制企业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传统市场机制启动后，处于财富顶端的极少数亿万富翁，成为全社会追逐的榜样，整个社会因此使各色各样的敛财手段都充分活跃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启动后，若是健康的发展，应是能充分调动企业职工主人翁精神的有硕大业绩的共产主义经营家对全社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使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意识得到社会绝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普遍景仰和效法。生产效率因有更和谐的环境而得到更稳健的提高。这样，在一个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并存的国内市场，两种激励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就会出现一个总风向——是亿万富翁的吸引力大，还是共产主义经营家的吸引力大？如果总风向是亿万富翁的吸引力大，那么不管公有制经济占多大成分，整个社会都还是要陷入拜金主义，贪污盛行、钱权交易、道德沦丧、黑道猖獗，等等。如果是共产主义经营家的吸引力大，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大批的王铁人、雷锋、焦裕禄，无私俸献为社会崇尚，贪污腐化为社会不齿。甚至在私营企业中也会出现大批“红色资本家”。现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已出现病态，总风向无疑被亿万富翁所吸引。2008年我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作了一个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及其稳定发展的决定性课题》的发言，指出我国市场经济出现总风向不正，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的正向辐射机制出现逐步萎缩趋势。明确指出：“建立按劳分配正向辐射机制，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功的决定性课题。”[vi]完成这样一个宏伟而复杂的课题，在市场大潮中造就千千万万共产主义的经营家，使市场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强大吸引力，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怎样一个坚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党的领导核心啊！　　

　　

　　但我们党的核心现状，离现实的要求差得很远，在扭转市场经济的总风向方面，显得十分软弱无力。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呢？根子就是违背了毛泽东关于中央核心团结的战略性警示，只反对教条主义，不反对经验主义，“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那就逐步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泥潭。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老同志的丰富经验使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取得了很伟大的成绩，这无愧于毛泽东对老同志代表人物的推荐、信任和不舍不弃，这些成绩仍归功于毛泽东思想。但把一定范围的经验过分拔高，拔高成与马列毛对立的境界，实际上就把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神圣化了。对立论者反对教条主义，实质是反对毛泽东创新的阶级斗争学说所包含的革命精神，不愿花力气去做将这种革命精神同新的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工作，而宁愿一步一趋地靠近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教条。中国民主革命时，经验主义就做过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俘虏。现在我们又看到了新的一幕：改革时期，经验主义又做了国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教条的俘虏。党的核心建设不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的现实，正是全面落实毛泽东关于核心团结意识的新机遇。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我们一定要及时地牢牢地抓住当前加强党的建设的新机遇，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核心，真正担负起实现人类市场经济升级的伟大历史任务，为人类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2001/6/13于北京　　

　　[1]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卷，第253—254页。

　　

　　[1]参见陈和钦《把引导私有经济纳入共产党执政的视野》，

　　

　　/finance//.heml

　　

　　[1] 转引自朱华《邓小平毛泽东“四人帮”的三角关系》，

　　

　　/124/81/73/1-1.html

　　

　　[1] 《文化大革命系列文件之三十一》，

　　

　　[1] 《文化大革命系列文件之二十九》，

　　

　　[1] 同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