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战略*

　　

　　克劳迪奥·卡茨（CLAUDIO KATZ ）着 方闻 译

　　

　　拉美左翼又一次讨论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群众运动的开展、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以及美帝国主义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变化。把过去称为革命政治时期，现在称为保守政治时期，将两者并列，这已经不合适了。反资本主义运动的进步有赖于被剥削与被压迫者在共同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产业工人阶级社会力量的软弱并没有让反资本主义运动停滞不前。

　　

　　关键在于群众的觉悟水平。群众已经凝成了反自由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新信念，但还没有形成反资本主义的联合，就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进行公开辩论，有助于促成这种联合。

　　

　　取代独裁制度的宪政框架，无碍于左翼的发展。但是，左翼在不拒绝选举程序的情况下，必须避免被收编进现有的制度。参与选举和增加人民权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

　　

　　运动和政党彼此互补，因为社会斗争无法单独成事，政党组织有必要存在。然而，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态度，而且必须将马上就能实现的改良列入革命事宜。所有的社会主义战略都应该服从这一原则。

　　

　　在经过数年的沉寂之后，拉美左翼重新展开了关于战略问题的讨论，再次为向社会主义目标迈进，就行动的审酌和行动的方式进行分析。这种思考包括六个主要问题：物质条件、力量对比、社会主体、群众觉悟和制度框架，以及被压迫者的组织状况。

　　

　　生产力的成熟程度

　　

　　争论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传统论战的重演。拉美的生产力已经成熟到允许转向反资本主义的程度了吗？凭借现有的资源、技术和手段，足以启动社会主义进程吗？

　　

　　要转向社会主义，拉美国家的准备不如发达国家充分，但需求更为迫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它们遭受营养、教育和卫生不佳之苦的程度更严重，但可以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物质资源却更少。造成这种难题的原因是：拉美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导致该地区农业落后、工业化残缺不全、金融上依附他人。

　　

　　对于这一困境，传统上左翼有两种对策：把资本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或者推动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过渡要适应拉美的缺陷）。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主张选择第二种方案。[1]

　　

　　但是，争论还涉及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推动该进程的适当时机。从工业衰退、银行瘫痪的创痛期中恢复过来的拉美，进入了经济增长、出口繁荣、企业重新获得利润的阶段。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可能出现令转向反资本主义合理的经济崩溃。

　　

　　凯恩斯主义的规画旨在扭转市场的萧条趋势，而社会主义选项则不然。它是克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剥削与不平等的纲领，试图消除贫困与失业，根绝环境灾难，结束战争梦魇，终结以牺牲无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让一小撮富豪变得愈益富有的金融危机。[2]

　　

　　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在拉美目前的市场趋势中显而易见。一方面是富人的利润和消费增加，另一方面是可怕的赤贫指数，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些不幸证明，必须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在糟糕的衰退时期，不幸尤为明显。但并非只有经济崩溃才是根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惟一适当时机。选择转向反资本主义，并没有时机的限制，在经济周期中的不同时刻都可能开始。20世纪的经验，证实了这种可能性。

　　

　　没有哪次社会主义革命恰好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发生的。多数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是战争、殖民占领或独裁压迫所造成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罗斯夺取政权、毛泽东在中国获得成功、铁托在南斯拉夫赢得胜利、越南人把美国势力赶走、古巴革命获胜，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些胜利中，有许多是在战后最繁荣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在资本主义强劲增长的阶段）取得的。因此，萌生社会主义并不非得依靠经济崩溃不可。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就足以激发人们在资本主义周期波动的任何一个阶段起来推翻这个制度。

　　

　　只有信奉灾变说的理论家，才会认定社会主义与金融崩溃之间有着不可动摇的联系。他们惯于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种总是濒于最后瓦解边缘的制度，这种臆想的联系是其中的一部分。等待资本主义崩溃的他们，把银行业的任何不景气都看成全球性的萧条，并且混淆了单纯的股市低迷与全面崩溃之间的差别。这些过份的估计，忽视了他们所希望根除的制度的基本运行方式，不可能解决向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任何问题。[3]

　　

　　全球化与小国家

　　

　　反对开始社会主义进程的理由之一是强调全球化带来的障碍。其论点是，目前资本已国际化，在拉美发起反资本主义的挑战并不可行。[4]

　　

　　但障碍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社会主义事业是全球性的，全球化不会对其构成障碍。跨越国界的扩张，加剧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使战胜资本主义更具客观基础。

　　

　　只有那些把社会主义建设理解为“两种制度的竞争”的人，才会将全球化看作一个巨大的障碍。支持陈旧的苏联模式的人曾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理论，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此一理论的残余。他们想靠一连串的经济成就和地缘政治的斩获来赌赌可否打败敌人，但忘记了一点：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自己的游戏规则行事来打败资本主义。

　　

　　处于外围地位（或工业化程度不高）的经济体，尤其无法在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中获胜；后者控制世界市场已达数个世纪之久。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个不断削弱全球资本主义的过程。在 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单独实现社会主义的幻想一再让革命转变的可能性屈从于两个国家集团之间外交对抗的需要。

　　

　　把全球化描绘成发展其它模式的障碍，这种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分支；新自由主义宣称，除了右翼道路，别无选择。但是，如果接受了这一前提，那么，任何国家管制的规划或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也就必须弃若敝屣。一方面断言全球化已一统宇内，鞭笞天下，埋葬了反资本主义的事业，而同时又容忍国家干预的积累体制，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如果否定了第一种选择，那也就排除了推行新发展主义的可能（因为这需要靠国家权力抵制外来强加的措施）。

　　

　　但既然全球化实际上并未终结历史，就仍然有各种选择。我们正在经历的仅仅是积累的一个新时期，依靠牺牲各国的被压迫者来恢复产出率才得以维持。因为存在这种逆流，所以必须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人民应对积累新阶段的惟一方式。在充斥金融投机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现有框架下，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了混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这些混乱。

　　

　　许多理论家承认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怀疑拉美的小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他们认为，像在玻利维亚，开始社会主义的时间应该推迟30年或50年，先让“安第斯—亚马孙资本主义”得到发展。[5]但为什么是30年，而不是10年或150年？以前，在计算这种期限时，考虑到主导完成前社会主义阶段的民族资产阶级出现的时间。但如今，显而易见的是，在玻利维亚这类国家，发展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所遇到的障碍，至少与开始转向社会主义所遇到的障碍一样大。只要想象一下，如果玻利维亚的企业想参与外国大公司的投资计划，后者会要求它们作出怎样的让步；再想象一下，这些让步会与人民大众之间发生怎样的冲突。

　　

　　如果我们把“安第斯—亚马孙资本主义”设想成可兼顾重建本地社会的模式，那么困难甚至会更大。[6]在任何由商业竞争驱动的体制下，本地社会都会继续受到损害。那些与玻利维亚一样处于外围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是复杂的，但也是可能的、值得的。这些国家需要与拉美其它国家联合起来，采取相似的计划，推动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力量对比的状况如何？

　　

　　实现社会主义转变须依靠有利于被压迫者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不利于被压迫者，那人民大众就无法战胜敌人。但怎样评估这一决定因素呢？

　　

　　拉美的力量对比关系取决于当地的资本家阶级、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和美帝国主义这三股力量的状态，是攻城略地、节节进取，或陷于重围、岌岌不保，或溃不成军、弃地失守。在1990年代，资本对劳动发起了全球攻势。这种攻势最近几年有所减弱，但它在全球范围内留下了不利于雇佣劳动者的社会气候。然而，在拉美，人们能看到一些特殊之处。

　　

　　资本家积极参与了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最后却受到这一进程的各种副作用的伤害。随着市场的开放，他们失去了竞争优势；随着生产企业的非国有化，他们放弃了对国外竞争对手的抵抗。金融危机也严重地打击了当权者，直接削弱了其政治地位。右翼因而变成了少数派，中左翼政府取代了许多保守派政府，执掌全国政权（尤其是在南锥体地区）。资本主义的精英分子再也不能不为他们主导整个拉美地区事务而受惩罚了。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结构性衰败的新自由主义危机，损害到了他们的利益。

　　

　　声势浩大的群众浪潮令南美几个国家首脑急速下台，也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关系。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人民的起义，影响了居于统治地位的所有阶级。他们公然对抗统治阶级的进攻，在许多国家还迫使其向人民群众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

　　

　　战斗的冲劲各地不一。在某些国家（玻利维亚、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群众积极主动；但在其它国家（巴西和乌拉圭），群众则因失望而陷于低潮。新的情况是，在那些率先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如智利），和那些因社会腐败、移民大量外流而丧失生机的国家（如墨西哥），工会与学生的斗争正在觉醒。力量对比关系在拉美各地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可以确定：有一股群众积极奋发的大潮普遍在整个地区涌动。

　　

　　1990年代初，美帝国主义通过自由贸易和设立军事基地，对其后院进行政治上的再殖民化。这种情形也已发生了变化。《美洲自由贸易协议》（FTAA）的最初版本由于三个因素而归于失败：（1）已实现全球化的公司与那些依赖国内市场的公司之间的矛盾；（2）出口商与工业家之间的冲突；（3）群众的普遍抵制。美国国务院通过签署双边条约进行反击，但并没有能抵消这一挫折。

　　

　　布什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共和党在选举中惨败、美国在伊拉克失败、失去欧洲盟国），使他不再能那么独断专行、为所欲为，也让那些反美的地缘政治集团（如不结盟运动）重振声势。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挑战没有作出军事反应，这显然表明它处于退却状态。

　　

　　因此，在拉美，力量对比关系已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统治阶级不能再依靠新自由主义战略行事；群众运动再次现身街头；美帝国主义丧失了干涉能力。

　　

　　新时期

　　

　　无论是上层的统治、下层的斗争，还是“外国宪兵”（美国）的行为，都发生了变化；这迫使人们修正不同左翼理论家共有的一个传统判断。这一传统看法往往根据两个阶段的对比，强调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种种障碍，即：始于古巴革命（1959）的顺利时期，和始于苏联垮台（1989—91）的不利时期。革命反帝的第一时期让位于保守倒退的第二时期。[7]这种看法仍然正确吗？

　　

　　在力量对比关系的所有三个层次上，传统的观点看来都与目前许多国家的政治气候相矛盾。首先，当地的资产阶级已失去了1990年代时那种发动进攻的信心。与1970年代不同，他们不能再诉诸残暴手段进行独裁统治。他们已经无法发动政变，进行大屠杀，以避免危机并镇压群众的反抗。许多国家仍然存在国家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不仅存在于哥伦比亚，而且部分地存在于今天的墨西哥），但一般来说，当权者必须接受他们过去所不懂的制度框架的约束。这种约束是群众的胜利，在力量平衡上有利于被剥削者。

　　

　　其次，根据规模和直接政治影响来衡量的社会斗争强度，与1960和1970年代的抗争颇多雷同。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人民起义，整个拉美地区的学生运动与大众反抗，都可以和上一代人掀起的大规模群众浪潮比肩。

　　

　　第三，帝国主义要进行干涉，所遭遇的障碍非常明显。虽然1980年代里根在中美洲公然发动了反革命战争，但布什不得不限制自己在这一地区的行动。

　　

　　在分析力量对比关系时，必须考虑到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并避免只注意上层权力关系，而忽视下层的社会对抗的观点。只着眼于两阶段论的传统看法却没能避免这样的观点，而认为苏联的崩溃标志着拉美历史的突然断裂。这样的划分，理想化了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可能性，而低估了在第二阶段反对资本主义的希望。

　　

　　就不是要阐明力量对比关系的分析来说，苏联的存在或消失确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该当记住的是：敌视社会主义的官僚分子在转变为资产阶级之前很久，就控制了苏联的政权。苏联与美国在国际棋局中博弈，但是，它支持反帝运动仅仅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它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动机。现在与1970年代的情形存在差别，而且差别重大，但并非力量对比方面的差别。

　　

　　主体的多样性

　　

　　推动社会主义转变事业的，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受害者；但在拉美，推动社会主义的主体有多种多样。在某些地区，土著群体领导反抗运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墨西哥）；而在别的地区，农业工人领导抗争活动（巴西、秘鲁和巴拉圭）。在一些国家，担任主角的是城市工资劳动者（阿根廷和乌拉圭），或工作不稳定的雇员（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土著居民发挥着新的作用，而产业工会的影响力则在下降。主体的多种多样反映了各国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特点。

　　

　　然而，这种多样性也表明，参与社会主义转变的人种类繁多。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对工资劳动者的剥削，与剥削相伴的压迫也在增加，因此，所有的被剥削和被压迫者，都可能参与推动社会主义的进程。这一任务不仅落在直接创造营业利润的雇佣劳动者身上，而且落在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所有受害者身上。重要的是，在不断变化的反抗焦点中，这些力量要在共同斗争中汇聚起来。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这样汇聚力量，对抗靠分化群众阵营来维持统治的敌人。

　　

　　在这一斗争中，某些工资劳动者往往能发挥更大影响，因为他们处于至关重要的经济部门（采矿、制造和银行业）。资本家从所有被剥夺者的贫困中受益，但其收入尤其依赖于被剥削者的直接劳动。

　　

　　他们的这种核心地位在目前的经济复苏阶段显现了出来；在这一阶段，雇佣劳动者的重要性常常会得到恢复。阿根廷的工会重新夺回了对街头抗议活动的影响力，而在2001年的危机中则由失业者和中产阶级发挥领导作用。智利矿工的罢工产生了效果；墨西哥某些工会的力量在增强；在反对政变分子（2002年他们试图关毕石油工业）的斗争中，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人展现了影响力，如今这种影响力仍在发挥作用。
缺乏主体吗？

　　

　　一些理论家认为，拉美如今“不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8]然而，他们并没有明确解释缺少的集体力量是什么。他们暗示，这一地区的工人阶级力量软弱，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工人阶级在人口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这种观点力言推迟实现社会主义，直至工人阶级变得力量更强、人数更多。

　　

　　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临时工作或失业的增加。向来积累的不断增长与产业工人阶级大量增加联系在一起，但当代资本主义的上速变化令人质疑如今是否依然存在这样的关联？如果失业和非正式工作使现在不可能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将来也一样会妨碍这种斗争。显然，（失业和非正式工作）这两种灾难，将会继续促使失业大军数量增加，雇佣劳动者进一步分裂。

　　

　　我们还必须记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整齐划一、全然相同的无产阶级，而如今非正式部门的的扩大是支持社会主义的附加理由。在拉美，发动转向社会主义所必要的行动者已大量存在。

　　

　　的确，工人阶级还没有达到转向社会主义所需的理想状态，但是，资产阶级同样也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完美特性。因此，新发展主义者激烈争论多大程度上存在这种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但不管得出什么结论，他们都不会放弃资本主义。然而，某些左翼理论家却把工人阶级数量上的不足，当成他们推迟实现社会主义的理由。

　　

　　这种态度上的不同很有启发性。在对付逆境的时候，统治阶级采取各种各样的补救措施（如增强国家干预），展示了巨大的灵活性；而一些社会主义者的反应却是缩手缩脚。他们只看到了群众事业所面临的障碍，而他们的对手却在尝试一个又一个的资本主义模式。

　　

　　要是把产业工人阶级的概念理想化，视其为社会主义的惟一缔造者，在外围国家筹划反对资本主义的事业，就永远都会有阻碍。但是，如果抛弃了那种狭隘观念，就没有理由质疑在阶级状况不够理想的情况下从事这种事业的可行性。

　　

　　就反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而言，区分不同的参与主体在革命中何者更具关键地位，不如融合各种斗争传统来得重要。如果能共享反抗的经验，就会增加实现革命转变的可能性。参与者分享经验的一个例子是，阿根廷的前工人，在失业者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变成了英勇的斗士。另一个例子是，玻利维亚的前矿工成了非正式工人的组织者。

　　

　　身份的变化（从被压迫者变为被剥削者，或者相反）无关紧要， 如果斗志维持不懈，而且不断让群众的行动有用武之地的话。后一因素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关联，比社会结构的任何变化都要密切。因此，社会学的分析绝不能取代由政治观点描述革命进程的特性。

　　

　　这种所谓“缺乏主体”的臆断，充斥在许多种挑战社会主义的论点中。在一些小国，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强调无产阶级的数量不足，比如在玻利维亚，由于采矿业的私有化，无产阶级遭受了重大挫折，与家庭农业相比，它的重要性在下降。[9]

　　

　　但是，20世纪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都是在工资劳动者占少数的落后国家完成的。玻利维亚高原矿工所遭受的挫败，已大多由一连串的群众反抗回补。农民群体是社会主义转变的潜在同盟者，而不是反对者。

　　

　　 “缺乏主体”的问题常常引发毫无结果的争论。寻找可以确保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彼此团结的方式，比确定他们中哪个会在向社会主义跃进的过程中发挥更大领导作用，要重要得多。

　　

　　群众觉悟问题

　　

　　消灭资本主义的事业，完全取决于被压迫者的觉悟程度。只有他们的信念能指引迈向社会主义的进程。

　　

　　原先认为转向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趋，这种观点已不再是知识思想上的共识，在政治上也失去了吸引力。这类历史演进模式并不存在。社会主义要不是由绝大多数人自觉自愿地创造出来，就永远不会出现。“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经验证明，用官员的家长制统治取代人民的首创精神，会造成多大的恶果。

　　

　　但是，被压迫者的觉悟程度，受到一些重大变化的影响。有两股相反的力量会影响到它的发展：一方面是被剥削者从自己对资本的反抗活动中获得的教益，另一方面是繁重的劳动、生存的焦虑和日常的异化带给他们的挫折。

　　

　　雇佣劳动者是倾向于怀疑还是接受现存秩序，源于这两股力量冲突的变动结果。在某些情况下，批判现存秩序的观点成为主流；而在另外的时刻，顺从的观点占据上风。这些态度取决于诸多因素，表现为不同世代的人对资本主义迥然有别的理解。例如，在战后希望改善劳动条件和教育状况的想法占据优势，而当代的大批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已经不指望改善劳动条件和教育状况，他们将排斥、失业或不平等视为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常态。对现存秩序的这种看法，并没有阻断拉美的新一代人重振前辈的战斗精神。

　　

　　对资本主义的主流看法会影响到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但不会决定它的存续。在这方面，关键在从阶级斗争中得出的结论，及其它国家伟大革命所产生的影响。“社会主义意识的平均水平”的高下取 决于上述的这些因素，而这又会转化为对反抗资本主义事业的更大热情或失望。例如，俄罗斯、中国、南斯拉夫、越南和古巴的胜利，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好感，那个时期也发生过无数的挫折，但并没有打消这种好感。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如今这一代拉美人，并不是在革命不断胜利的环境中长大的。在他们切近的个人经历中，没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成功范例可供参照，这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自然地比父辈更加远离社会主义事业。

　　

　　当前这个时期与1960-80年代那个时期的巨大差异，更多地表现在政治觉悟水平的不同，而不是力量对比的差别或群众主体的改变。真正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并不是社会冲突的紧张程度、被压迫者的斗争意愿或压迫者的控制能力，而是可望见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人们对社会主义模式的信心。

　　

　　断裂与延续

　　

　　社会主义事业的状况制约着左翼的行动；而苏联的失败，在国际范围内导致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危机。拉美也没能逃脱这种影响，但一些理论家夸大了它的作用，以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才把革命时期（至1989年为止）和保守时期（从那时起到现在）划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

　　

　　这种划分忽视了一个事实：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前，拉美左翼就已经同苏联模式拉开了距离。1990年代人们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更多地与如下因素联系在一起：独裁统治留下的遗产、桑地诺解放阵线的失败，以及中美洲起义受到遏阻。在这方面，古巴革命历劫幸存，大大抵消了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

　　

　　无论如何，很明显，重新制定解放计划的动力已经取代了失望的气氛。各种群众运动中都有人赞同社会主义，证实了这种动力的存在。目前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是：过去10年间领导群众反抗的新世代，在多大程度上认同社会主义事业？

　　

　　这些群体强烈抵制私有化和解除管制（抵制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在其它地区，如东欧，看到的情形），这证明，在他们所属的阶层中反对自由主义的意识有所增强。我们也能看到拉美反帝意识的复兴；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反帝意识中带有民族或宗教方面的落后成分；而拉美的反帝意识则没有这种落后成分。传统上，工资劳动者认同左翼；我们观察到，在东欧各国，这一传统出现了中断；而在拉美，没有发生传统中断的情形，这有利于左翼思想的复兴。[10]

　　

　　然而，拉美地区缺乏一种重要的联系，那就是反资本主义事业方面的联系，这一不足至今阻碍着群众意识的激进化。在这方面，公开辩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能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宪政框架

　　

　　拉美左翼正面临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问题：当地普遍出现了宪政体制。几乎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通过非独裁制度进行治理，这在该地区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时代。甚至连经济崩溃、政治瘫痪或群众起义，都没能改变这种管理方式。

　　

　　这个半球的大多数精英已经不会选择重返军管时代。在最危急的形势下，某种文人与军人联合领导的过渡政府取代旧总统执掌政权，但这种政权的更迭并没有恢复独裁制度来解决上层的分裂或下层的反抗。

　　

　　现有的多数体制都是为资本家服务的财阀政治，因此丝毫不是真正的民主。这些体制下的各项制度，对社会的残害，是连许多独裁政府都没敢偷偷摸摸干的。对社会的种种侵害，已经使得这种制度丧失了正当性，但还没有导致人们像拒斥旧的专制统治那样拒斥这种宪政体制。

　　

　　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对拉美左翼的行动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公民获得了自由权，他们起来战斗的可能性增加了；另一方面，统治者给社会强加了一种宪政框架，这一框架表明，资本家对资本主义的各项制度具有信心。

　　

　　宪政体制对压迫者的权力有所限制，同时又加以巩固，它给左翼带来了巨大挑战，当多数人将这种体制视为任何现代社会的正常做法时，情形尤其是如此。

　　

　　右翼和中左翼已经助长了上述把宪政体制视为任何现代社会的正常做法的观念；右翼抓住机会在宪政环境下推行自己的路线；中左翼则伪装进步来拥护现状。双方在选举中都煽动选民的两极对立，以掩盖选举不过是当权者轮流坐庄的实情。

　　

　　右翼和中左翼狼狈为奸，当前的一个例子就是“现代的文明左翼”入卢拉·达席尔瓦（译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巴西总统）、塔瓦雷·巴斯克斯（译按：Tabaré Ramón Vázquez Rosas，乌拉圭总统）或米歇尔·巴切莱特（译按：Verónica Michelle Bachelet Jeria，智利总统）的政府，以便让资本家的优势地位万古长存。但是，在其它地方，由于制度的存续被欺诈（墨西哥）或总统辞职（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阿根廷）所打破，都遇到了更加棘手的问题。

　　

　　某些情况下，这些动荡以重建资产阶级秩序而告终（如：阿根廷的Néstor Carlos Kirchner）。但在其它国家，危机导致了未曾预料的后果：当权派所抵制的左翼民族主义或激进改革派的人物执掌了政权。乌戈·查韦斯(译按：Hugo Rafael Chavez Frias，委内瑞拉总统)和埃沃·莫拉莱斯（译按：Juan Evo Morales Ayma，玻利维亚总统），或许还有拉斐尔·科雷亚(译按：Rafael Correa Delgado，厄瓜多尔总统)，就都属于这种情况——因为这些国家的危机与起义，一开始就是在现有制度之外发生的。

　　

　　在这些进程中，选举场所成了对抗反动势力与提出激进变革措施的地方。这一结论对左翼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比如，在委内瑞拉，从1998年到现在，每次选举都会加强“玻利瓦尔进程”的合法性，并且把右翼在街头遭遇的失败转移到投票箱中。大规模群众动员的胜利在选举领域得到了补充。

　　

　　左翼的回答

　　

　　左翼曾对抗军事专制统治数十年，宪政框架极大地改变了左翼的活动环境。当前的制度利用多重的伪装，让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改头换面，因此，在现有体制下，斗争已经没那么简单了。

　　

　　统治方式转为灵活而富有弹性，一开始让勇于与非常残忍但不太狡猾的独裁者斗争的一代茫然不知所措。一些积极分子被这些困难搞得灰心丧志，终而接受了右翼的指控。他们开始为从前“低估了民主”而痛切自责，却忘记了：公民获得自由权，正是群众反抗的结果，而不是与威权沆瀣一气的资产阶级政党体制的成果。

　　

　　宪政框架促使其它的斗士宣告：“革命的乌托邦”已经终结，逐步走向后资本主义前景的时代开始了。他们重新转向渐进改革的方案，打算通过与压迫者达成初步共识，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们鼓吹说，遵循这条道路可以为工人获得统治权。

　　

　　但社会民主的无数实践证明，这种选择是不切实际的。统治阶级并未放弃权力。它们只是招安收编了新的合作伙伴，替以私有大银行与大公司为基础的体制重建支撑的柱石。它们永远不会允许敌手的政治或文化势力削弱自己的这种控制权。

　　

　　因此，无限推迟实现反资本主义目标的任何政策，最终都会增强统治阶级的压迫。社会主义要求准备并实现反资本主义的决裂。如果忘记了这条原则，那么左翼的战略就会迷失方向。

　　

　　但是，近年来面对宪政制度，也有一些积极的影响。比如说，在宪政制度下，左翼可以辩论社会主义要采取的真民主的形式。这种思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构想反资本主义前景的方式。在1970年代，批评苏联官僚体制的人忽视了民主这一话题，或者说只是轻轻带过。如今，几乎没有人回避这个问题了。人们不再认为社会主义是苏联盛行的专制统治的延续，而开始将它理解为一种日益增加参与、代表性和群众管理权的体制。

　　

　　这种前景也有赖于立即对宪政体制作出响应。在左翼内部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建议在制度框架内争取空间；另一种是，提倡另起炉灶建立人民权力机构。[11]

　　

　　第一条道路主张从地方到省，再到中央政府，逐级爬升。这是遵循巴西劳工党和乌拉圭“广泛阵线”1990年代初所推行的小区管理经验。他们承认，在进行这种管理的时候，向当权者作出了痛苦的让步（签订商业契约并延缓社会进步），但他们认为最后的结果是有益的。

　　

　　不可否认，这种“地方社会主义”导致一些老资格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变成了资本的骗子。他们在市政厅进行辩论，公然敌视社会运动，最后则代表统治阶级治理。他们先把施政方案改得温和，然后疾呼要当负责的政府，最后则倒向敌人一方。

　　

　　“参与型预算”并没有制止这种倒退。市民讨论如何分配受到新自由主义政策制约的地方开支，结果被迫自行调整要求以适应新自由主义政策。只有在反抗和谴责资本专制统治的时候，“参与型民主”才能唤醒人民进行根本变革的意识。如果放弃了这一目标，那么它就会变成维持现存秩序的一种工具。

　　

　　与这条道路相反的战略鼓励社会动员，并反对参与选举。它谴责巴西劳工党的腐化堕落或乌拉圭“广泛阵线”的消极被动，主张让人民直接掌握权力。它还质疑选举的陷阱提出怀疑——在安第斯国家，选举的陷阱已把人民的反抗引入体制内。

　　

　　这种看法忽视了选举舞台的作用，大大低估了抛弃选举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公民权、投票和选举权，这些并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操纵的工具。它们同时也是民众反抗独裁统治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允许人们在某些情况下表达反对右翼势力的立场。比如说，在委内瑞拉，选举已经发挥了进步作用；假使各项选举纯属骗局，那么它们就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在被利润支配的社会制度下，公民权利受到限制，谴责这种限制至关重要。但应该扩大民主的进展，而不是予以鄙弃。在未来的社会平等体制下，将赋予形式民主的机制实实在在的内容；而现有的进步则构成了这种体制的基础。

　　

　　参与宪政框架会培养未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所必需的政治习惯。无论是在战术层面（孤立敌人），还是在战略层面（为社会主义前途作准备），反对参与选举都一样有害。

　　

　　对于宪政规则，要么接受，要么忽视，这是一个错误的二难推理；面对这种情况，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结合直接行动与参与选举。通过这种途径，人民展现力量的方式（任何革命进程都需要展现人民的力量）就能与社会主义意识的成熟程度同时并进——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意识就是在宪政制度下成熟起来的。

　　

　　只要运动吗？

　　

　　群众的觉悟转化成组织。转向反对资本主义需要运用各种手段；而要创造这些手段，就必须把被压迫者组织起来，因为如果没有自己的组织，被剥削者就无法构想出另一种社会。

　　

　　在当代，群众组织有两种形式：运动和政党。对于培养社会主义信念来说，两者都很必要。它们增强了群众对自我组织的信心，并培育出将来人民行使权力的模式。

　　

　　运动支撑当前的社会斗争，而政党则促成更为全面发展的政治行动。两者对促进直接行动和参与选举都有必要。但那些独沽一味，单只倡导运动或政党的人，经常质疑两者的互补作用。一些持运动立场的理论家赞同运动自主的观点，认为政党组织过时、无用而且有害。[12]

　　

　　但是，他们的指摘只适用于某些政党的行为，而不能以偏概全，抹煞政党组织的所有作为。解放事业的发展不能只在社会领域里进行，也不能没有各种政党组织所提供的、把人们的要求与配置力量的战略联系起来的纲领。这些组织有助于克服自发反抗的局限。反资本主义意识不会在反抗行动中突然迸发，从改善眼前状况而进行的斗争转变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而进行的斗争，需要一个过程，政党有助于推进反资本主义意识的成熟。

　　

　　近些年来，〔世界社会论坛〕弥漫着有利于运动的氛围，对政党的批评从中得到了支持。然而，从西雅图（1999）到加拉加斯—巴马科（2006），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对单靠运动便可成事的信心减退了，特别在目前拉美右派于选举中落败的情势下，更是如此。构成〔世界社会论坛〕基础的“乌托邦成分”有所削弱，这为讨论包含政党形式在内的各种战略扫清了道路。这种变化也反映了许多力主运动形式的理论家的转变，他们仍然咄咄逼人地质疑左翼的各种组织，但如今也在为卢拉或基什内尔（译按：将卸任的阿根廷总统Néstor Carlos Kirchner）辩护。[13]那些为文提倡“不靠掌握政权来改变世界”的人，也反对政党这种形式。他们不同意那些力言有夺取政权必要的政治组织，但从未详细说明过，怎么样能出现一个不存在政府形式的后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社会要求都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改变国家政权是转向反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国家政权，就连我们今天在拉美看到的最基本的民主变革都是无法设想的。为了实现社会变革、召开立宪大会，并将基本资源国有化，国家政权这一工具必不可少。那些否认国家政权的必要性的人，面对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新情况，已不知如何是好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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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勞迪奧·卡茨在布宜諾賽勒斯大學教經濟學，同時在國家科技研究委員會從事研究工作，他還是左翼經濟學家組織的成員。本文最早發表於http:argenpress.info，由萊昂納德·莫林（[email protected]）從西班牙文譯成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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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audio Katz, “Socialismo o Neo-desarrollismo,” December 1, 2006,

　　

　　[2] 現在，全球1%的人口掌握著40%的財富。Horacio Aizpeolea, “Como se repartee la torta,” La Nación, September 15, 2006.

　　

　　[3] 巴勃羅·里澤尼克提出了這種思想（它把災變當成質變）的一個極端的例子。Pablo Rieznik, “En defense del catastrofismo,” En defense del marxismo no. 34, October 19, 2006.

　　

　　[4] 馬爾塔·阿內克爾描述了1990年代早期，這種爭論在左翼中是怎樣興起的。La izquierda en el umbral del siglo XXI (Madrid: Siglo Veintiuno press, 2000), second part.

　　

　　[5] Alvaro García Linera, “Somos partidarios de un modelo socialista con un capitalismo boliviano,” Clarín (December 23, 2005),and “El capitalismo andino-amazónico,” Enfoques Críticos no. 2 (April-May 2006).

　　

　　[6] Alvaro García Linera, “El evismo,” OSAL no. 19 (January-April 2006) and “Tres temas de reflexión ” Argenpress (November 4, 2006).

　　

　　[7] 這個觀點是馬爾塔·阿內克爾提出的。Marta Harnecker, La izquierda después de Seattle (Madrid: Siglo Veintiuno Press, 2002) and La izquierda en el umbral (chapters 1 and 2).

　　

　　[8] Heinz Dieterich, Hugo Chávez y 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 (Caracas: Por los caminos de América Press, 2005), chap. 6.

　　

　　[9] Alvaro García Linera, “No estamos pensando en socialismo sino en revolución democratizadora,” Página 12 (April 10, 2006) and “La gente quiere autonomía pero conducida por el MAS,” Página 12 (July 5, 2006)

　　

　　[10] 工資勞動者歷史上認同左翼；人們會注意到，在“舊世界”，這種認同發生了中斷；而拉美則不存在中斷現象。See Fraancoís Vercammen, “Europe: la gauche radicale est de retour,” Critique Communiste, no. 167 (Autumn 2002).

　　

　　[11] Harnecker analyzes both strategies in La izquierda en el umbral, part three, chap. 6; James Petras and Henry Veltmeyer, Movimientos socials y poder estatal (Mexico: Lumen, 2005), chap. 6.

　　

　　[12] I quote various exponents of this vision in “Crítica del autonomismo,” Memoria, no. 197 (July 2005) and 198 (August 2005), Mexico.

　　

　　[13] This is the case of Toni Negri and Giuseppe Cocco, “América Latina está viviendo un momento de rupture, ” Página 12, August 14, 2006; Toni Negri, “La derrota de EEUU es una derrota política,” Página 12, November 1, 2005; Giusseppe Cocco, “Los nuevos gobiernos no se entienden sin los movimientos socials,” Página 12, (March 20, 2006).

　　

　　譯自《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2007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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