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

　　

　　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

　　

　　话说1939年9月18日，八路军总部举行“晋东南各界人士纪念九一八、追悼杨裕民先生大会”。此前，毛泽东在延安为追悼会场亲书横额：“浩气长存”，还发去了为杨裕民撰写的挽联，他写的是：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杨裕民，又名彦伦，字灿如，在堂兄弟中排行十三，又名杨十三，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他曾参加过觉悟社，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河北工业学院教授，成为著名造纸专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他参加了抗战，任冀东抗日联军第1路政治部主任，1938年冬，奉朱德、彭德怀电召，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

　　

　　早在7月21日，杨裕民因长期劳顿，重病积疴，在与日寇九路围攻太行山作战转移至山西屯留时，病逝于担架上，享年50岁。

　　

　　晋东南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同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也在沙坪坝南渝中学礼堂为杨裕民举行了追悼会。

　　

　　9月21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由伊盟和榆林返回延安。

　　

　　是日晚，延安各界又一次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慰劳团。老舍后来在他的《剑北篇》里，对这次晚会有如下记述：

　　

　　“到延安，又在山沟窑洞里备受欢迎：男女青年，谐音歌咏，中西乐器，合奏联声，自制的歌，自制的谱，由民族的心灵，唱出坚决抗战的热情;为了抗战宣传，话剧旧剧兼重，利用民歌与秦腔，把战斗的知识教给大众。”

　　

　　9月22日下午4时，慰劳团和延安文化界、青年团体和界开座谈会，由艾思奇主持，毛泽东到会讲了话，老舍作了文艺形势的告。

　　

　　晚9点，毛泽东与慰劳团成员共进晚餐，至夜12点结束。

　　

　　9月间，干部教育部向毛泽东反映，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普遍缺乏教材，毛泽东和有关人士研究决定，先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陈昌浩编写的《近代世界革命史》为课本;另由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简编》和一部《中国近代史》，由毛泽东、李维汉、杨松、吴亮平、陈伯达合作编写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后续课本。

　　

　　此后，毛泽东多次召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作小组成员，拟出了一个写作提纲，全书分为3章：第1章“中国社会”，由杨松、吴亮平、陈伯达负责编写;第2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负责编写;第3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负责编写;并计划在10月底完稿。后来由李维汉负责的第3章，因为没有完稿而不得不放弃了。

　　

　　9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保卫参谋蒋泽民陪同下出去散步，信步走出了沟口，只见坡上坡下种的谷子都已经成熟了，沉甸甸的谷穗低垂着头。毛泽东被这丰收的景色陶醉了，他解开了外衣的扣子，深深地呼吸着，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年头不错嘛，农民们又有饱饭吃了。”

　　

　　他突然问：

　　

　　“泽民，你说说，农民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

　　

　　“是……是……”蒋泽民赶紧集中注意力，憋了半天这才吭哧出一句：“是不是土地问题”

　　

　　“对，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微笑了。他接着说：“这个问题和中国革命是连在一起的。实行统一战线后，我们进行减租减息，农民们得到了实惠。以前土地都在地主手里，农民要种点地，种点好地，得花很多钱。减租减息后，我们有明文规定，农民种地是要交一些钱，但是不准地主土豪们多要钱。这样，地主们也就无话可说了，社会尚能安定，大家共同抗战，而广大农民能种上地了，也能种上好地了。农民积极性上来了，纷纷要求参军参战。”

　　

　　9月24日，毛泽东邀请第2次来到陕北的斯诺到家里作客。斯诺仔细端详着3年后再次见到的毛泽东，后来他是这样描述的：“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是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搀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

　　

　　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长谈，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在谈到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说：

　　

　　“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193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国民党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要改变一下才好。”

　　

　　谈到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毛泽东说：

　　

　　“现在的国民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

　　

　　谈到中国革命，毛泽东说：

　　

　　“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

　　

　　关于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毛泽东说：

　　

　　“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在组织上也领导了。其它区域，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组织起来了，那么，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

　　

　　关于抗日与民主，毛泽东说：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

　　

　　毛泽东还和斯诺谈到了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及政治格局。

　　

　　9月2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说：

　　

　　“这次生产运动证明了什么呢第一，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一种思想，只要是有根据的，是符合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第二，看不起劳动人民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第二是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学问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一切学问，一切科学，都是以生产为基础，阶级斗争的基础也是生产。第三，团结可以战胜一切。消灭坏事物，靠人民的团结;发展好事物，也靠人民的团结。”

　　

　　9月28日，毛泽东撰写了《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

　　

　　“当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2周年纪念快要到来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想根据我的观察，说明几个和苏联和中国都有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目前正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议论着，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我想乘此时机，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点意见，贡献给关心欧洲大战和中苏关系的人们，作为参考，或者不是无益的。”

　　

　　“20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150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苏联大军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张，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的成功了。这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准确的。”

　　

　　9月29日晚，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和斯诺及苏联朋友等。

　　

　　据斯诺记载说：他到达延安于24日见过毛泽东“几天以后，当那在山西前线驻防两年的何柱国将军的军队通过边区时，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以欢迎这个红军的死敌和他的官员，以及两位苏联顾问”。宴会后，毛泽东又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有2000多人参加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致欢迎辞，他说：

　　

　　“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朋友和来宾。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

　　

　　毛泽东在介绍斯诺时说：

　　

　　“1936年斯诺先生第一个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何柱国、苏联人和斯诺也依次发表了热烈的抗日演说。接着，冼星海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了为纪念“九一八”8周年由天兰作词、由他谱曲的《九一八大合唱》;又指挥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毛泽东问斯诺：

　　

　　“你觉得怎么样”

　　

　　斯诺说：

　　

　　“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

　　

　　毛泽东道：

　　

　　“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

　　

　　晚会结束后，毛泽东又和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他非常自信地对斯诺说：

　　

　　“延安比保安好。从你1936年访问我们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给我们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速度不断进步，到1945年，我们就可以给你一点成绩了。”

　　

　　此后，斯诺再次对边区军民进行了采访，回到北平不久，写出了《为亚洲而战》一书。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

　　

　　“他依旧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同寻常地结合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气的常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他像以前一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宵为这个目的进行着工作。”

　　

　　后来在1942年2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第1次接见斯诺，听了斯诺的介绍后满意地说：

　　

　　“你所谈的情况和埃文思·卡尔逊谈的差不多。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

　　

　　他问斯诺：

　　

　　“除了对中国政府(指国民政府——笔者注)以外，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中国人民呢”

　　

　　斯诺建议直接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援助和武器。

　　

　　1944年5月26日，罗斯福在参加开罗会议以后第2次接见斯诺，他说：

　　

　　“我在开罗曾告诉蒋介石夫妇，他们必须同共产党合作。我说我们不会陷入那里的内战。我们希望中国能团结抗日。”

　　

　　他还告诉斯诺，蒋介石已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去，并让外国记者进入延安。这使斯诺感到鼓舞。

　　

　　再说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写了一篇《〈共产党人〉发刊词》(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3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3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8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18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的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10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张国焘叛变后国民党军统内设立了以他为主任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专门开展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并派往延安百人之多的特务，经过研究，通过了一个《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决议中说：

　　

　　“各地党要将反奸细斗争，认为是政治上组织上的重要任务。”“党与军队的负责人，要在各种干部会议中、党员会议中、军人大会中公开讲演锄奸任务的重要性，动员全党全军来担负反奸细斗争的任务。在有政权的地方，则要公开动员全体革命人民学校学生进行锄奸运动。”

　　

　　“要有系统的考查干部和党员，坚决地同时是慎重地个别隔开地清洗敌探奸细托匪叛徒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采取一切的方法来防止这些分子混入组织，同时防止惊慌失措的态度及敌入诬陷同志牵涉无辜的阴谋，在审讯方法上要坚决废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证据。”

　　

　　10月10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题目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决定。《决定》中说：

　　

　　“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

　　

　　《决定》号召全党：

　　

　　“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10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延安。上午9时，36架轰炸机投弹103枚。

　　

　　下午1时45分许，敌一架侦察机窜入延安上空，往返盘旋达1小时之久。2时40分，35架轰炸机分3批相继窜入，轮流轰炸，投弹122枚，直到下午4时30分才离去。

　　

　　此次轰炸死伤60余人，大批房屋被毁。

　　

　　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杨家岭沟下修建一座大礼堂，所需的木材要从劳山运来，而要用的石头则是就地取材。这采石场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仅一沟之隔，大声说话都能听到，一放起炮来动静就更大了，直震得窗户抖抖索索嗡嗡作响。采石民工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就根据他的作息时间，改在上午10点才开工，下午3点以后才放炮，晚上8点就收工。

　　

　　一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蒋泽民随着毛泽东来到了采石工地。准备收工的民工们有的收拾工具，有的坐在石块上抽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毛泽东走过去，和他们打着招呼，在几个民工旁坐了下来，询问他们是哪里人，都做过什么工民工们有的说是当地人，有的说是附近农村的，给边区政府修过银行，大多数活是打窑洞，农忙时就回家种地。毛泽东问：

　　

　　“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一个民工乐呵呵的，他说：

　　

　　“共产党和八路军来了真好，我们有饭吃，有活干，还有零花钱，这日子越过越红火。”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不错呀，出来干活，家里还有零花钱。你们村子里的人怎样呢他们也有零花钱吗”

　　

　　“他们平时没有零花钱，秋后卖粮能换回一些钱。有的人家秋后卖猪也能换回一些零花钱。家家都能有点儿，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你们农田里的收成怎么样”

　　

　　“只要天不旱，就有好收成。自从边区政府成立后，地主减租减息了，荒地都是国家的了，如果开荒，政府两三年内什么也不要，这日子越过越稳当。”

　　

　　“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吗”

　　

　　“大部分孩子都上学了，只有偏远地方人家的孩子有的还没有上学。”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指着山坡问道：

　　

　　“在这里修大礼堂行吗山水下来能不能冲坏”

　　

　　一位老成一些的民工回答说：

　　

　　“这里山水不大，山下的河沟很宽，保险没事。”

　　

　　毛泽东故意问道：

　　

　　“你们修这个大礼堂干啥用”

　　

　　民工们说：

　　

　　“给毛主席开会用的。毛主席就住在北边山上，那个站岗的地方就是，只是我们还没有见着他。”

　　

　　“你们为什么上午不放炮呢”

　　

　　“你这个老爷子还不知道哩!毛主席是上午休息，夜间工作。他太累了，我们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所以他一睡觉我们就休息，他一工作我们就干活。”

　　

　　一位年轻的民工悄悄地问蒋泽民：

　　

　　“这老爷子是干什么的”

　　

　　蒋泽民告诉他说：

　　

　　“他是管盖房子的，没有经验，到这里向你们取经来了。”

　　

　　1939年11月初，毛泽东对陈伯达等人交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1章“中国社会”初稿，和他自己撰写的第2章“中国革命”部分，开始了紧张的修改工作。

　　

　　11月2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第1大队等部1500余人，分3路向河北涞源之水堡、走马驿、银坊方向进犯，企图寻歼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指挥机关和部队。

　　

　　聂荣臻令第1军分区第1、第3团，第3军分区第2团于3日拂晓进至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令120师第715团一部及第1军分区游击第3支队牵制各路日军;令第l军分区第25团一部为二梯队。

　　

　　11月3日上午，进犯银坊的日军第1大队在八路军一个小分队的诱击下，进入雁宿崖峡谷，被八路军主力前阻后截，包围在雁宿崖，战至下午4时，第1大队除少数逃脱外，过村大佐以下530余人被歼，日伪军20(日军13人)余人被俘。八路军还缴获炮6门、机枪13挺、步枪210支、骡马300匹及部分军用品。

　　

　　11月4日凌晨，敌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率第2、第4大队1500余人，分3个梯队，再次由涞源向第1军分区腹地雁宿崖、银坊、营头扑来。

　　

　　聂荣臻利用敌人求战心切的心理和孤军深入的有利时机，以第1、3分区部队和120师特务团等部，在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配合下，集中力量再歼来犯之敌。

　　

　　是日夜，阿部规秀率部越过白石口，进至雁宿崖一带，连八路军和老百姓的一个影子都没找到。日军把八路军已经埋葬的日军尸体一具具重新挖出来，用木杠子抬到一起，架上木柴，浇上汽油，点燃焚化，整条山谷弥漫着焚烧尸体的焦臭味。

　　

　　11月5日，日军向涞源、易县交界的司各庄、黄土岭方向进犯，下午进至张家坟、雁宿崖、三岔口一线。第1军分区游击第3支队和第1团各一部与日军保持接触，节节抗击，诱其探入。第1分区司令员杨成武见敌已上钩东犯，乃决心利用黄土岭以东寨头村至上庄子一线中的狭谷地带设伏歼敌。

　　

　　11月6日，阿部规秀在八路军的诱惑下，果然兵分两路，向司格庄、黄土岭攻击东进。

　　

　　11月7日晨，日军主力由黄土岭出发，沿山沟向东蠕动。

　　

　　下午3时，当日军全部进入八路军伏击地域时，第1团、第25团迎头杀出，第3团和第2团从西南北3面合击过来，在群众的热情支援下，把日军团团围住，展开全面的猛烈攻击。敌人主力被迫聚集在黄土岭、上庄子附近东西走向峡谷的河滩中, 被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1公里、宽仅百十米的沟里。八路军100余挺机关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射击，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炮弹。日军依仗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寨坨阵地猛冲，遭到反击后，掉头西向，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第3团紧紧扼守西、南两面阵地，第120师特务团也赶到了，从第3团的左侧加入战斗。日军伤亡惨重。

　　

　　激战中，第1团发现远处一独家屋附近猬集一群敌人，即令第1军分区炮兵连以迫击炮对其进行袭击。瞬间，炮弹在敌人指挥所附近爆炸。在独立小院中指挥作战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被八路军迫击炮弹击中，顷刻毙命。

　　

　　此战，八路军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900多人，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日本兵，并用迫击炮击毙了日军阿部规秀中将。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晋察冀军区颁发的嘉奖令称：在黄土岭战斗中，第1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作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威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酋，使敌人失去指挥与掌握，致全线动摇而陷于极端混乱状态中，并密切配合步兵获得黄土岭的胜利。

　　

　　11月7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江苏溧阳水西村宣布成立，并在江南指挥部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简称军分委。

　　

　　毛泽东鉴于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在1939年8月间已赴延安，便决定将第1、第2支队领导机构合并，设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副主任;辖第2团、新6团、第4团、挺进纵队和地方武装，共1. 4万余人。

　　

　　江南指挥部军分委由陈毅、刘炎、粟裕、钟期光组成，陈毅任书记。

　　

　　笔者在这里再插叙一个粟裕将军的婚姻趣事。就在1939年这一年江南指挥部成立前，新4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初次结识詹永珠，她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楚青。楚青是江苏省扬州人，生得是聪明伶俐，且喜爱看书。粟裕第一次见到楚青，可谓是一见钟情，立马给楚青写了一封夹有自己照片的求爱信。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楚青竟然把这封信撕得粉碎。后来，粟裕和楚青经历了两年的感情波折，这才“有情人终成眷属”。在1941年12月26日，粟裕和楚青结为终身伴侣。

　　

　　11月7日这一天，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围攻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制造了“确山惨案”。

　　

　　早在10月间，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用武力除掉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卫立煌便向第31集团军司令汤恩伯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为此，汤恩伯亲自拟定了进攻竹沟的方案，任命少将参议耿明轩(确山人)为进攻竹沟的总指挥。耿明轩立即纠集确山县长许工超、泌阳县长陈浴春、信阳县长马显阳等共同议定，抽调3县自卫团或联防队16个中队，约1800余人，进攻竹沟，指挥部设在竹沟镇河东黄岗。

　　

　　11月7日，耿明轩签发了进攻竹沟的命令：“(一)确山县抽调自卫团6个中队，由该县大队长孙星南指挥，务于11月10日晚到达竹沟东部瓦岗，次日拂晓向竹沟进攻，先行消灭河东岸之敌继续攻占竹沟东寨门及两侧炮楼;(二)泌阳抽调8个中队，由张虎臣率领，于本月10日晚到达准备攻击位置，11日拂晓，以两个中队由磨角棚山西而攻占山顶，与信阳团队会合，以3个中队占竹沟西寨门楼，向镇内进攻，其余部队控制该寨以西高地，防止突围之敌流窜;(三)信阳抽调两个中队，由张健康率领，本月10日晚到达攻击位置，务于11日拂晓，由磨角棚山东面攻占山顶，与泌阳团队取得联络……”

　　

　　此时竹沟留守处共有600多人，其中战斗部队近200人，另有竹沟县委组织的地方武装30余人，武器除100多支长枪和部分干部佩带的手枪外，仅有一挺苏式转盘机枪。11月11日拂晓，耿明轩亲自指挥确山县自卫团突然袭击竹沟镇东寨门，驻守东寨门的新四军指战员全部战死。河南省委、竹沟地委负责人刘子久、王国华、张旺午、危拱之等在西寨门楼组成指挥部，迅速组织全镇军民开展反击。这天上午，敌泌阳自卫团赶到竹沟西部，向西门攻击。11月12日，耿明轩重新调整部署，除信阳团队进攻毛家棚中原局印刷厂外，余部将竹沟镇团团包围，轮番进攻。是日夜，留守处500多人由参谋穆学礼、竹沟县委书记姜宗仁带领的两个班和竹沟青年队掩护，在担任泌阳联防中队长的地下党员段长贤、徐中学等人的配合下，分3批从西寨门突围。

　　

　　敌人占领竹沟后，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和抢掠。耿明轩自己供认：“在我由河东岸，经东寨门沿途发现被杀尸具约有百余。”他们又在瓦岗西尖山屠杀留守处家属20余家。更有甚者，河南省委统战部长(即留守处交际副官)王恩久奉命“去确山与县长交涉”，竟被确山县常备队曹茂臣部残杀于确山西南之孤山冲。

　　

　　“确山惨案”共有200多名抗日军民惨遭杀害，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在抗战期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犯下的又一罪行。刘少奇、彭雪枫11月18日向中共中央告了“确山惨案”的情况，并用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张云逸的名义向卫立煌提出抗议。新四军军部在给卫立煌的急电中还提出了四项要求：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竹沟留守处工作人员速回原处办公;三、抚恤死难员兵，退还所抢劫之财物;四、惩办凶手许工超及其同谋者。《新中华》、《抗敌》、《拂晓》等刊也先后发表了社论和文章，揭露和抨击顽固派的罪恶行径。

　　

　　再说11月7日晚，毛泽东观看了由侣朋编导、冼星海配曲、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烽火剧社演出的歌舞活剧：《庆祝十月革命节》。

　　

　　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向毛泽东介绍说，演出花钱很少，布景是从鲁艺借用的。毛泽东便找来队长陈明和侣朋、冼星海谈话，留他们吃饭，还赞助他们200元，用于开展活动。

　　

　　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白求恩大夫在河北完县不幸以身殉职。消息传来，毛泽东悲痛万分，白求恩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

　　

　　白求恩是在10月29日带领卫生巡视团亲临火线救治伤员，在给伤员做手术时，因劳累过度，他的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划破。11月1日，白求恩受伤的中指发炎，他仍然坚持工作，在处理一名颈部丹毒发作的伤员时，受到感染，链球菌侵入血液，转化为败血症，发高烧。11月11日，白求恩在给聂荣臻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10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做贡献。也要写信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随信把我的照片、日记、文件寄过去，由蒂姆·布克处置。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3条绳子。将我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马靴、马裤，请转交吕司令。贺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两个箱子，给叶部长;18种器械，给游副部长;15种器械，给杜医生;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

　　

　　这天晚上，白求恩写了遗嘱交给身边的人，并嘱托说：

　　

　　“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过了一会儿，白求恩又说：

　　

　　“请转告聂司令员，建议他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接近前线，收容伤员。”

　　

　　11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刘少奇、项英的指示电中写道：

　　

　　“整个江北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五万至十万人枪。”“军部应输送大批训练好的青年及尽可能抽一些有经验的中下级干部去加强苏北。”

　　

　　11月间的一天早饭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党派科的寒光从杨家岭后沟出发，去找中共中央党委员会秘书长赵毅敏，他刚转过山坳，就看到毛泽东窑洞前摆着十几条长凳，毛泽东吸着烟，在窑洞前的空地上散步。寒光很想走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握手，可又想到毛泽东日夜忙于抗日救国大事，不能打扰他，便准备从一旁快步走过去。此时，毛泽东已经看见了他，健步向他走来，还伸出了手。寒光是第一次与党的领袖面对面站在一起，既兴奋又紧张，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

　　

　　“青年同志，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

　　

　　寒光赶忙回答说：

　　

　　“主席，我叫寒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

　　

　　“是韩信的‘韩’吗”

　　

　　“不，是寒冷的‘寒’。我正想改为韩信的‘韩’。”

　　

　　毛泽东风趣地说：

　　

　　“寒冷的‘寒’，不改也可以。不是有一首古诗说：‘寒光照铁衣’嘛。”

　　

　　说罢，他又问寒光上过什么学，做过什么工作。寒光回答说，他1930年在哈尔滨学院学习，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共产党员。1932年在北满从城市转入农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在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3军做政治工作，代理第1军政治部主任，转战在南满和北满的广大地区，协助杨靖宇、赵尚志等同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1935年底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8年五六月间回国到了新疆，在邓发同志领导下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刚到延安不久。

　　

　　“好。”毛泽东说：“在东北和日本人打过仗，又在苏联学习过，还与盛世才打过交道，做统战工作很合适。统战工作很重要。统一战线是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之一。我们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千百万人，共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说话间，一些中央领导人陆续来了，看样子是来参加会议的，赵毅敏也来了。寒光赶紧向毛泽东道别，又去与赵毅敏打过招呼，便离开了。

　　

　　后来，寒光还是将他的姓氏改成了“韩”字，由“寒光”变成了“韩光”。

　　

　　1939年12月1日，延安各界人士在中央礼堂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白求恩大夫。在会场主席台的上方，高悬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挽词：

　　

　　“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和工作热忱。”

　　

　　追悼会开始后，参加追悼会的人们以低沉的声音，唱起了由朱子奇作词的《白求恩纪念歌》：

　　

　　“秋风吹着细雨，延水奏着哀曲，从遥远的五台山，传来了悲痛的消息。

　　

　　我们用无边的哀悼，来纪念您!

　　

　　这里——河边的石头，山上的野草，也在为您流泪。

　　

　　但是，亲爱的白求恩大夫，您静静地安息吧!

　　

　　在您的后面，全世界被压迫的兄弟，已经起来了，我们将追随您的光辉，高举新医学的旗帜，向着白求恩开辟的道路，勇往直前。”

　　

　　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辞，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

　　

　　12月1日这一天，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了制造事端，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2纵队为第一线，以晋绥军陈长捷第61军为第二线，向灵石、霍县间之同蒲路进行破击。很快，决死2纵队陷入了日、阎两军的夹击之中，形势险恶。2纵政治部主任韩钧被迫致电阎锡山，痛陈陈长捷的汉奸罪行，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坚决自卫。阎接电后，立即宣布韩钧“叛变”，决死队为“叛军”，通电全国进行讨伐。

　　

　　12月1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他写道：

　　

　　“由于策动中日妥协的英法卷进了欧洲战场，由于美国在中日问题上与英法态度不一样，由于苏联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极大增长，由于日寇政治上积极组织汪精卫伪政府和军事上占领南京，特别是由于共产党与全国进步力量的增长及其对抗战团结政策的坚持，使得国民党内占统治力量的大资产阶级成份发生了动摇惶惑的心理，即动摇于联苏联共抗战或亲英反共降日之间，时局正处在一种转变的关头。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尽一切努力争取时局的好转，即转向国民党进一步联苏联共抗战的局面，克服亲英反共降日的危险。”

　　

　　“争取时局好转的基本方针，即是更加认真地根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去组织全国一切进步力量即一切抗战和民主的力量。”“组织这些力量的基本政治口号，应该是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实现三民主义和建国纲领。”

　　

　　接着，他又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看《毛泽东选集》)的决定，决定中说：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12月3日，阎锡山密令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19军、61军等部，突袭驻防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军抗日决死队第2纵队、政卫第209旅和八路军115师独立第1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6个县抗日民主政权，残杀县政府和牺盟会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史称“晋西事变”，又叫“十二月事变”。

　　

　　12月4日，驻晋东南的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部袭击山西省阳城县牺牲救国同盟会《新生》社，编辑王良被活埋。

　　

　　12月5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发动了第1次反共高潮。

　　

　　12月6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左权、彭德怀、陈士榘、林枫、彭绍辉、罗贵波、赵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

　　

　　甲、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其详情如下：1、日寇占领隰县、大宁、蒲县后忽自动退出。2、正于此时，旧军61军、19军、73军突然联合，由午城、蒲县、隰县、永和、石楼包围6区新军196旅部。旅部3日在永和城附近被解决。在其它区域，旧军亦在积极调动，准备消灭新军及进步政权与进步群众团体。3、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

　　

　　乙、我们方针：1、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 号，但不要反对阎。2、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防止惊慌失措，一切新军准备与叛军打游击战。3、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在形式上应以调解方式出现，阻止旧军对新军进攻。八路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口号。4、如叛军进攻八路时，应联合新军消灭之。5、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军委 毛 王

　　

　　12月6日，晋西南新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拥阎讨逆，打倒汉奸”的统一战线口号下，以防御姿态反击围攻的阎锡山旧军。10日至15日，决死队第2纵队等部与第115师独立第1支队，在隰县东和宿、中村和中阳县暖泉等地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击溃顽军2个旅。尔后，向北转移，于27日突破离(石)军(渡)公路日军封锁线，全部抵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临县招贤镇地区。

　　

　　12月8日，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奉阎锡山命令，率独立第8旅进攻决死队第1、3纵队，先后破坏了阳城、晋城、浮山、高平、长治、陵川、沁水等7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二三百人，绑架上千人。

　　

　　12月9日下午，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在文化沟举办首届世界语展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题词被安放在显著位置。毛泽东的题词是：“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爱国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原来早在中央红军长征时，一部分世界语工随之来到了延安。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了一个世界语班，教员由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世界语工王玉福兼任，培养出了第一批世界语急需工作人员。1938年5月6日，王玉福、黄乃、王仲芳等世界语工在吴玉章、徐特立等支持下，成立了边区第一个世界语组织——延安世界语者协会。1939年，世界语者协会创办了《延安世界语者》会刊。协会为了满足大家学习世界语的要求，除自己编印课本、小册子和世界语歌曲外，还与新华书店等单位联系，从西安、重庆等地想方设法购回了大量的课本和阅读书刊。

　　

　　首次世界语展览会展出了大量国内外世界语运动方面的进步书刊，许多参观者留言要求学习世界语。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领导人也应邀参观了展览会。展览会获得了圆满成功，在延安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俄语的热潮，促进了延安地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12月9日，毛泽东在给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的电中提出要加强晋西北的政治领导，调李井泉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

　　

　　12月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第120师、第129师、晋西独立支队等，全文如下：

　　

　　为补充我们6日电提出如下之估计与方针：

　　

　　A、对晋西南事件之估计：

　　

　　1、阎乘德怀同志去宜川谈判时机，发动进攻晋西新军，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

　　

　　2、旧派与日本人之关系是联络好的，阎本人对投降与反共也是确定了的。但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而其部下王靖国、陈长捷、邱仰睿、薄右丞、赵承绶等最反动分子则非常积极，有计划地造成投降反共局面，迫阎下决心。

　　

　　3、阎与重庆某些投降分子是有联系的。

　　

　　4、阎与汪精卫是有联系的。

　　

　　5、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时期，未至实行投降时期。

　　

　　6、晋东南晋东北两区抗战派比投降派的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投降派比抗战派实力大。在投降派看来，他们在这两区是可能把抗战派压服的，但其实新军、民众、八路3者合计抗战派力量并不小，旧派与旧军内部均有矛盾，只要政策适当，抗战派是能够胜利的。

　　

　　7、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行危险的。

　　

　　B、我们方针：

　　

　　1、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2、各有关方而，应利用阎尚未至下最后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中杨爱源、赵戴文等与王靖国、陈长捷等之间尚有若干矛盾，集中注意反对王、陈，各地新派应该搜集王、陈等罪状向阎告状，并设法拉扰杨、赵。

　　

　　3、坚决保卫抗日进步力量，原则上决不让步，仅在与阎谈判时，可表示某些具体问题上让步。

　　

　　4、对投降派军事进攻，新军应在防卫姿态下，即旧军攻击新军时，采用运动战给以有力与有利的反攻而消灭之;必要时八路军应以适当力量支持新军打退旧军(最好用决死队名义)。

　　

　　5、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即使如此，也不要怕，只要每区有三四千可靠兵力作核心，并掌握在忠实而能干的将领手里，采用运动战与游击战术，配合八路之援助与民众之援助，是能够打胜投降派的。

　　

　　6、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7、口号应该是：(1)请求阎司令长官惩办晋西事变的祸首。(2)抗日第一，团结第一，反对分裂，反对内战。(3)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打倒摧残抗日力量的汉奸。(4)一切晋绥军团结起来，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摧残抗日的就是汉奸。(6)山西军民团结起来，严防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7)山西军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以上口号应由新派公开宣传，但暂时不要写王精国、陈长捷的名字，指出他们名字时，只用口头宣传。

　　

　　8、八路军表面上应取调停态度，实际上积极支持新军。

　　

　　9、为巩固晋西南阵地，总部除调还陈(指陈士榘——笔者注)支队一个团外，还应准备调一个团去。

　　

　　10、为巩固晋西北阵地，120师应准备在适当时机，调一个团增强彭绍辉。

　　

　　毛 王

　　

　　12月9日晚，延安各界在抗日军政大学第3大队操场上召开“一二九”纪念大会。大会执行主席宣布纪念大会开始，首先请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同志们：

　　

　　今天开“一二·九”4周年纪念大会，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集会!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过去几次我都没有能参加，今天我是非常兴奋地来参加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事情更好办了。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100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是好办多了。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大大加强了反共活动，打击进步的文化界，现在有些人就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了。他们是为进步而努力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满腔热情，怀着好心肠，要把国家民族弄好。但是，正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们在周围却见到顽固势力所布下的投降、分裂、倒退的黑影，他们的努力受到种种限制和压迫，不免觉得事情难办了。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但就全局来说，却认为比之过去，现在中国的事情不仅不难办，而且是更好办了。为什么呢这就得从我们今天纪念的“一二·九”运动说起。

　　

　　第一，“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明白了这些问题，就会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的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11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3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12月10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12月上旬，毛泽东终于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的修改工作。其间，就他自己编写的第2章“中国革命”，曾向杨松和陈伯达等人征求了意见，并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和论证。

　　

　　12月12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并贺龙、关向应说：

　　

　　“你们对巩固4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4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4纵队。”“你们是否经常与雷任民、续范亭二人接头。他们办法较多，你们要多同他们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4纵队，号召4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2月13日，毛泽东在为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的政治局会议上说：

　　

　　“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12月20日，毛泽东撰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参看《毛泽东选集》)一文。他写道：

　　

　　“今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同志的60岁生日。这个日子，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

　　

　　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12月21日，毛泽东为了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医生，满怀激情挥笔写下了《纪念白求恩》(参看《毛泽东选集》)一文。他写道：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50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2月22日，毛泽东设晚宴欢迎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来到延安。

　　

　　马占山是在1939年冬离开重庆返回防地途经甘泉时，下车打猎，被炸裂的猎枪伤了左手指，拇指被炸飞，中指折断。他的贴身随从急忙把他送往延安医院急救。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前往医院看望马占山。他对马占山说：

　　

　　“我看你伤势很重，大夫、医药，延安完全给你想办法，不会误了你的伤。”

　　

　　毛泽东还风趣地说：

　　

　　“过几天你就回榆林吧，你是世界知名人士，万一死在延安，蒋介石会大作文章，给我带来洗不掉的污点。”

　　

　　马占山也笑着说：

　　

　　“不要紧，我死不了。”

　　

　　毛泽东说：

　　

　　“日本侵略军必定以失败告终。不过伪满地区还有其精锐部队，免不了要负隅顽抗，未来收复东北，要你搭个过渡桥。”

　　

　　再说12月22日晚宴结束后，毛泽东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在晚会上致辞说：

　　

　　“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马占山在延安住了两周多，伤势见好，已能活动，就在延安几位医生护士的护送下返回榆林。事后，马占山向毛泽东等写了表示感谢的信。

　　

　　1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山西新军和阎锡山各部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溶共为主不同。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我们要提倡坚决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从12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的一部重要论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写作之中。

　　

　　原来他在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时，因受结构和篇幅的限制，在第2章中对有关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没有充分展开，没有进行更为深刻的分析和论述。那时候他就计划在该书完成后，再写一篇这方面的专著。所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完稿后不久，他便又全力投入到了新的论著的写作之中。

　　

　　这一天清晨，贺清华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收拾东西。毛泽东正伏在桌子上，手中的笔不停地挥动着。桌子一旁的那盏煤油灯还在亮着。贺清华轻声说：

　　

　　“主席，天都亮了，怎么还不休息呢”

　　

　　“噢，天亮了”毛泽东向窗外瞥了一眼，一边写字，一边说：“好，好。再等一会儿就睡。”

　　

　　该吃早饭了，毛泽东还在工作。贺清华从厨房打来饭菜，说：

　　

　　“主席，该吃饭啦。”

　　

　　毛泽东应了一声，没有抬头。贺清华轻轻地把饭菜放在一边，便出去了。约摸半个小时后，贺清华去收拾碗筷，却见饭菜原封未动，就说：

　　

　　“主席，快吃吧，饭都凉了。”

　　

　　“呵，我这就吃。”

　　

　　毛泽东嘴里说着，身子却不动。贺清华只好端着饭菜，送到厨房热了再端来，毛泽东总算吃了几口。

　　

　　这天晚上，毛泽东依然在煤油灯下写作。秘书来了，说：

　　

　　“主席，你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党小组决定让你休息，请你停笔吧。”

　　

　　毛泽东微笑着说：

　　

　　“好，好。再有几个字就写完这一段了。”

　　

　　卫士们等了好一会儿，见毛泽东桌上的灯还亮着，贺清华就又去劝了一回，还是没有结果。于是，大家商量着让只有十几岁的勤务员王来音去一趟。王来音是甘肃人，原名叫王来英，天生的大嗓门，常常是未见其人便闻其声，毛泽东说，你还是叫“王来音”吧。自此，王来音便将“英”字改为“音”了。他虽然年纪轻，个子小，可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人又勤快、活泼，毛泽东很喜欢他。这个王来音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带着大家的期盼，走到毛泽东跟前，坚决地说：

　　

　　“主席，夜深了，你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了，该休息了。”

　　

　　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

　　

　　“噢，是来音呵，一会儿再睡……”

　　

　　王来音不等毛泽东说完，固执地说：

　　

　　“不行!我们要为组织负责。你的身体累坏了，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

　　

　　说着伸手就把桌上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炕头上。毛泽东无可奈何地笑了，放下毛笔，慢慢地站起身，说：

　　

　　“好吧，我马上就睡。你这个小鬼，快去休息吧。”

　　

　　“不!我要等你上了炕才走。”

　　

　　王来音坚决地说。毛泽东没有办法，只好移动着他那高大的身躯，走向炕边，躺在炕上睡下了，说：

　　

　　“我睡下了，你们也该回去睡觉了吧。”

　　

　　王来音灭了灯，掩好了门，这才高兴地从窑洞里跑了出来。他笑嘻嘻地对大家说：

　　

　　“主席这回躺下睡觉了。”

　　

　　一个警卫员也高兴地说：

　　

　　“嘿，还是这个办法行。”

　　

　　第二天早晨，贺清华和王来音起床后，听到下一班的卫士们议论说：

　　

　　“嗨，主席昨夜又是一夜没睡觉!”

　　

　　王来音急得直申辩：

　　

　　“看他睡下，我才走的么!”

　　

　　大家说：

　　

　　“你们刚睡下，主席窑洞里的灯又亮了，一直到天明。”

　　

　　12月间的一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信，他拆开一看，非常惊喜，原来是在福建漳州分别已经8年的曾志已经到了延安。只见曾志在信中写道：

　　

　　“毛主席啊，自1932年漳州一别，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1936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的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来到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

　　

　　毛泽东看罢信，立即提笔写道：

　　

　　曾志同志：

　　

　　你来延安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去接你，见面再长谈。

　　

　　毛泽东

　　

　　第二天午饭后，曾志在一位警卫员的带领下，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地。警卫员让曾志在叶子龙的窑洞里等候，他自己先去通一声。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过来，紧紧握着曾志的手，高兴地说：

　　

　　“你终于来了，很好，很好!走，到我那里去!”

　　

　　曾志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见窑洞虽然比较大，可是非常简朴。窑洞的前半截是石砌的，里面摆着个小书桌，几张木椅凳，还有一张吃饭用的四方小矮桌，再就是几个木头架子上放满了书，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正像毛泽东身上打着补丁的军装一样，有点寒酸。毛泽东示意曾志坐下来，关切地问：

　　

　　“这么多年，你们在哪里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一直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潘汉年从白区来延安时，我也向他问起你和蔡协民，但他同样没有你们的消息。我还以为你不在人世了!今天见到你，好高兴噢!”

　　

　　是啊，8年来在白区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4次蒙冤，一度丢失党的关系，蔡协民惨烈牺牲，与陶铸的悲欢离合，真是百感交集!曾志向兄长般的毛泽东倾诉了别后8年的坎坷经历，最后，她告诉毛泽东说：

　　

　　“这次来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过。”

　　

　　毛泽东吸着烟，一直静静地听着曾志的倾诉。后来见曾志这么说，就点点头，他说：

　　

　　“很好，很好!你已经有了实际工作经验，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实践，总结经验，再上升到理论，这种学习方法很重要。你一直在苏区、游击区、白区工作，经验是有，但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

　　

　　曾志说：

　　

　　“主席，我打算在马列学院学一年。”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行，要学3年，至少也要2年。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一定要精读，读了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和自己的实践，去理解它，分析它，将理论变为行动指南。《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止100遍了，但遇到实际问题还要去翻，有时只看一两段就会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共产党宣言》!就是要这样经常读，重复翻阅才行。你现在有时间坐下来读书，读它个两三年，将来对你会有好处的。”

　　

　　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窑洞内的书架，又对曾志说：

　　

　　“我这书架上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书，你随时可以来拿。”

　　

　　不知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毛泽东留曾志共进晚餐，他说：

　　

　　“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吧。”

　　

　　曾志高兴地说：

　　

　　“那好啊，我就吃一顿好的!”

　　

　　毛泽东一听，愣了愣，立刻又笑了，说：

　　

　　“哦，吃好的，吃好的。”

　　

　　饭菜端上来了，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饭，1碗炒白菜，1碗烧土豆和一盘豆芽，豆芽上还带着豆壳子，只有那碗烧土豆里有几片薄薄的肉片。毛泽东把江青叫来了，陪同曾志一起吃饭。曾志回忆说：

　　

　　“我们3人一起吃饭，延安没什么好东西吃，我至今记得那盘豆芽菜，不去皮也不掐根，白水煮煮就端上来了。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是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

　　

　　饭后，曾志不便久留，就起身告辞：

　　

　　“天晚了，我该回去了。”

　　

　　毛泽东说：

　　

　　“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儿吃饭。我有很多书，愿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后再来换。”

　　

　　曾志也不客气，就说：

　　

　　“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

　　

　　后来曾志在马列学院学习不足一年就中断了，原因是她东奔西跑惯了，心也野了，一听课就走神，一看书就犯困，那些马列主义理论词句根本进不到脑子里去。1940年春陶铸也来到了延安，不久，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就出生了。

　　

　　且说在12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中央对时局指示》中写道：

　　

　　“各地的任务是：第一、必须依照中央过去的指示，极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力争中间阶层。第二、深入群众工作，尤其在战区与敌后，要进一步依靠群众。第三、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极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第四、极力巩固党的组织，严重注意秘密工作，千万不要疏忽。第五、在一切地方准备应付局部的突然事变。第六、在华北西北中原一带，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固性，绝不轻言退让。”“用所有这一切的办法，去巩固自己的阵地，击破大资产阶级的阴谋，争取时局好转，争取继续抗战，并准备在局势逆转时足以应付一切。”“此指示只发到省委与师部，阅后即毁掉，下面由你们设法传达。”

　　

　　12月23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等说：

　　

　　阎锡山已令国民党军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调兵进攻决死队第4纵队，“晋西北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对此冲突，应采取的方针是：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山西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领有利阵地，采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新军反攻时，口号应是拥阎讨逆，打倒汉奸。”

　　

　　同时电令罗贵波、彭绍辉率所属部队接应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

　　

　　此时，赵承绶奉阎锡山之命，率部自岢岚、宁武、五寨等抗日阵地撤至兴县、临县、万山县一带，作进攻新军决死队的部署。赵承绶的司令部移驻临县后，召开进攻新军的军事会议，他请老友、暂编第1师师长续范亭参加了这次机密会议。当赵承绶传达了阎锡山消灭新军及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命令之后，续范亭在会议中借故脱身，策马飞奔岢岚县的中共晋西北驻地，立即向党委作了告。

　　

　　12月25日，胡宗南部先后侵占了八路军驻防的陕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5个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48个乡，并调动大军准备进攻延安，

　　

　　诸君有所不知，在此之前，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还设有县政府、县党部、邮政局等党政通讯机关，在榆林设有地方部队常驻机关，还委派反共专家何绍南任绥德行政督察专员，继续向已划定为陕甘宁边区所辖的23个县派任县长，造成两种政权并存的复杂局面。

　　

　　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在任两年间，组织有绥德、清涧、吴堡3县保安队，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后，他也提出了一个“瓦解中共，并逐渐缩小以至消灭赤化区域”的计划，并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增调400余人的保安队，在区内大量制造磨擦事件，迫害和暗杀八路军指战员及抗日人士，大肆敲诈勒索群众钱财。

　　

　　朱德、彭德怀等人奉命通电全国，强烈反对国民党军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同时指挥八路军发起反击。王震率359旅与八路军留守兵团一道打退了胡宗南部的进攻，同时对何绍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何绍南吓得逃出了边区。

　　

　　后来，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逮捕审判何绍南，并提请委任王震为绥德地区专员。电文中说：“现在组织暗杀之黄若霖，虽经撤职;纵兵为匪之艾善甫，虽被管押;贩卖烟土之高步元等，虽已法办……但发号施令之主谋罪魁何绍南至今逍遥法外，未闻议处。”

　　

　　毛泽东在审阅修改电文时特别写道：

　　

　　“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

　　

　　对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毛泽东将电文修改为：

　　

　　“查有绥米佳吴清警备区王震司令，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勋，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

　　

　　何绍南获悉边区政府这一道电文，再也不敢到绥德当专员了。边区政府又驱逐了绥德分区5县的国民党官吏，取消了所谓“统战区”及其政权，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一带的50万人民获得解放，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2月27日，中央军委命令120师主力由冀中星夜赶回晋西北，支援反顽斗争。

　　

　　12月27日，毛泽东对延安《新中华》记者发表谈话，驳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中某战区司令长官部在《通》中所散布的谣言。该《通》中称：“据，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5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告，李立三率领730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等语。

　　

　　毛泽东驳斥说：

　　

　　“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我又‘由新疆返延安’了，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去新疆。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7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化、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边区总共只有23县，现在剩下了20县，通通夺取干净也抵不上被日本人夺去的几分之一，然而总可谓勇敢矣。你们馆里应作点文章，劝劝那些勇敢的先生们，叫他们稍为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有勇敢到日本人面前献去，在内窝子里显劲，过去已有经验，到底显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12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中央关于新四军在华中及江南工作的指示》中写道：

　　

　　“应付摩擦方针，已见中央过去各种电，但在华中及江南应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办法。在淮北可激进一些，一般的与山东地区相同，除发展军队外，还应争取政权。如武装摩擦则应以武装还击之。在淮南应有严正的态度对付一切摩擦，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亦应给武装进攻者以还击，绝不轻言退让。在江南方面过去采取比较谨慎态度是必要的，但不应向战区多做告，不应向他们经常请示，许多问题应相应不理。如遇武装冲突有利时则反击之，不利时则转移被攻击之部队至有利地区再讲对付。同时大事宣传以争取中立分子之同情，以孤立反共最顽固的分子。”

　　

　　12月29日，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在岚县史家庄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建立“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军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雷任民任副总指挥。

　　

　　会议决定以决死4纵队全部、暂1师第36团及第120师第358旅部分部队组成左右两个纵队。左纵队首先解决开府、马坊和方山城的敌人，右纵队首先解决阳坡、寨上和白文镇的敌人，然后进攻临县之敌，策应2纵队与晋西支队的北上。以八路军新第358旅第714团一部与保安第7团为预备队，集结于岚县地区，并对静乐日军警戒。以决死4纵队18团进占兴县，摧毁兴县、岚县旧政权和公安局，控制黑峪口，保障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以工卫旅两个团由岢岚开到兴县以北的魏家滩，相机消灭驻保德的顽军第200旅。以暂1师第37团警戒五寨方向的日军，调八路军警备第6团自雁北赶回保德、五寨间，相机消灭顽军杨集贤部，然后南下临县参加反顽作战。在文水、交城的工卫旅第22团及新第358旅的独立团第1营，消灭顽军暂编第1师第1旅薛文教部。

　　

　　后来从1940年元旦开始，新军及八路军各部向赵承绶部进行自卫反击，1月14日即将赵承绶第七集团军总部所在地临县攻克。赵承绶率部向离军公路以南仓皇败退，沿途遭到新军截击，伤亡逃散，为数过半，一应军资器物几乎尽行丢弃。事后阎锡山向重庆国民政府除自请处分外，并请给赵承绶以撤职留任处分。

　　

　　12月底，毛泽东历时10天终于在岁末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初稿。他给吴玉章写了一个便条：

　　

　　吴老：

　　

　　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

　　

　　吴玉章读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个别文字做了订正，对一些问题也提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说：1940年1月初，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希望主席将大作在会议上演讲。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欲知毛泽东在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如何演讲，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初期阶段所起草的一系列党内指示，为反顽斗争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这些文献值得认真研究，如12月6日给八路军总部、第120师、第129师、晋西独立支队等的指示电和9日“为补充我们6日电提出如下之估计与方针”，还有他修改的以林伯渠、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的电。由此可以看出在抗日救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是如何冷静地从全局利益出发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以看出他在突发事变出现的时候，对于事态发展的科学的预见性和处理事变的革命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无疑是后来的革命者们的一门教科书，一个光辉的榜样!倘若读者诸君能够看完后边叙述的反顽斗争的精彩结局，便知笔者此言不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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