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中毛泽东对在山东“共产主义试点”的否定

　　

　　强国论坛发表了一个叫“思闻”的网民的文章，美其名曰“毛泽东相信‘亩产二万斤粮’的证据”。这是一篇胡搅蛮、缠颠倒黑白的帖子。

　　

　　很不客气地说，我基本认定“思闻”这类人搞所谓的历史，是弱智在搞历史。

　　

　　在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毛曾对山东范县在大跃进期间上来的一份文件“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五千斤，争取二万五千斤”作过一个模棱两可的批示，这便被这类人捉住，作为所谓“相信亩产二万斤粮”的“证据”，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该文件毛批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读了“思闻”的文章，也许以为毛确实是相信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确实是相信“亩产万斤”了。然而稍翻史书和毛选，便知“思闻”是在完全颠倒黑白。

　　

　　首先，从毛的批语中你能看出他的态度是相信吗？错，可以肯定地说，毛的基本态度是不信。道理很简单，既然信了，又何必耗费时间、精力特地派出中央几大要员去一个小小的县调查且数日内就须拿出调查结果来呢？可见他对这件事的重视。毛一贯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现在调查尚未展开，凭什么一口咬定毛就“相信”了呢？这于事理上显然是说不通的。在没有调查之前，毛是不会认为自己在这个时候就有做出结论的权利的。当时也不便对国家二把手搞出来的点型直接表态，他既不好肯定也难以否定，既不能信其有也不能信其无。或许有人会说，那你还说毛的基本态度是不信，不是自相矛盾吗？不是的，第一，我们要看毛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对于范县的那个计划是否还有别的说道。第二，我们要看陈伯达等人调查回来之后毛作出了怎样的说法。我认为这是认定事实的至为关键之处。遗憾的是，对此“思闻”的帖子里却完全没有了下文！

　　

　　首先说明，史料上说，范县是刘委托陈伯达在大跃进期间搞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一个试点（另一个或几个中包括河北徐水），而范县的“建成共产主义”的计划是由陈伯达带着范县县委第一书记递到郑州会议上来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毛当然不能随便往基层干部的头上泼冷水，因此批语中在略表褒扬鼓励的同时又留有相当的保留和节制，是符合逻辑的。以“思闻”这类人的阅读水平，当然读不出这寥寥数句批语的“个中三味”——这第一味，“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语带调侃，其实也不无风刺之深意。这第二味，“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 油然一种应付的态度，也不无气愤、风刺之意；“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这一句则清楚地表明了毛在内心是根本不相信这个县能够在短短三年内就建成共产主义、亩产搞到“二万斤”的。但材料是基层送上来的，又是国家二把手搞的点型，毛在批语中自然不能横加指责，也不便严加批评，因为那材料及批语是要发给全国县级以上干部看的。加之这件事到底如何，也要等到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定论。

　　

　　那么，陈伯达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毛还对范县的事说过什么话呢？

　　

　　两天之后，还是在同样的会议上（第一次郑州会议），毛在部分中央和省级领导范围内发表了他对范县“那首诗”的评论。场合不同，毛的说法肯定就比较直接了，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不要把别人的猪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谎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人民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显然，“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这才是毛内心想要说的。这“糊里糊涂”当然包括了那位范县的县委书记，包括了大批省级领导，也包括了陈伯达和刘等中央领导人。当然，也包括了事过40多年之后还在这里胡搅蛮缠的“思闻”一类弱智人等。

　　

　　那么，陈伯达等人去山东调查回来之后，毛对于调查结果怎么说的呢？这是最为关键的。对此，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反毛的高潮期）撰文披露：“1958年11月上旬，毛同志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开会(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上，对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尖锐批评。会议期间，毛同志在我们送他审阅的《山东范县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材料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人“前去看一看”。会后，他们到范县去了一趟。毛同志听了他们的汇后说：‘加一个0（即20年）也不行。’这对当时刮起的‘共产风’起到了遏制作用。”（谭启龙《坚持实事求是 深入调查研究》）

　　

　　请看！你不是说1960年就能建成共产主义吗？你不是说两年就能搞到亩产2万斤吗？毛说，加一个0（即20年）也不行！

　　

　　近年，经中共中央审批出版，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权威的《毛传（1949-1976）》一书中对此事是这样说的：“讲完了四十条，毛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再退后一步讲，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本来就是因为毛不相信虚的数字，为扼制当时的浮夸风、共产风而召开的一次纠左会议，会上毛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不许虚成绩、隐瞒缺点，点名指出某些人把持下的“《人民日》最好要冷静一点。”在这么一种大背景下，毛的内心会相信‘亩产二万斤粮’的说法吗？

　　

　　还有人要继续污蔑毛“相信亩产二万斤粮”吗？难道“思闻”一类不正好可忝身于那些大刮浮夸风的人的行列吗？只不过相比起来，“思闻”多出了一个伎俩，这就是颠倒黑白。不过弱智终究只是弱智，“思闻”的鬼把戏演到头了。山东范县的事例，不是什么毛相信“亩产万斤”的证据，恰恰相反，正是毛否定“亩产万斤”、否定“共产风”和“浮夸风”的确凿证据。山东范县的事例，恰恰证明毛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清醒地和坚定地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光辉典范。

　　

　　毛写下那段批语的会议，即1958年11月份召开的郑州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高瞻远瞩，在全党首先觉察到了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严厉批评了陈伯达（背后是刘）的“假共产主义”， 严厉批评了“共产风”，反复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界限，要重视价值法则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严厉批评了谎产量的现象，压缩了各部委及下面制定的高指标。同时，根据史料，在这次会议上毛否定了刘委托陈伯达搞的山东范县“196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试点，否定了刘派陈正人在河北徐水建立的“共产主义试点”。可令人遗憾的是，毛在会上许多实事求是的意见在党内受到了程度不同的阻力，在后来执行中也被走了样。而这个阻力，其实在毛所说的“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中已然可显。为此毛连续不断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加以纠正，且不得不写下了三封著名的《党内通信》，这些后话这里就完这个贴子，人们不禁要问：在1958年11月9-10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为什么严肃批判“共产风”、“浮夸风”，并点了《人民日》的名，要求“《人民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呢？下面贴出几幅照片，请看一下当时某些人主持的经济工作及把持下的《人民日》究竟做了什么。附照片，并请留意时间。

　　

　　另外，最近又有人把毛对《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一件的批文“此件可看”，也拿来作为毛相信亩产万斤粮的依据。看看该文的批复时间1958年11月20日，为第一次郑州会议开过后刚刚10天，其意与对“山东范县”一件的批复如出一辄。公文不能不批，但批文只有四字，“此件可看”，让那些分管具体工作的都去看看，知耻否？。可笑那些以此批件来谛毁毛者的无智。附照片，并请留意时间。

　　

　　

　　

　　附毛在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部分谈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不要把别人的猪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谎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少，也有的以少多。《人民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二、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

　　

　　 睡不着觉，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人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2]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它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条是怕有灾荒，农业减产了，发不了工资，而国家又不能包下来，不能给补贴；第二条是怕丰产了，国家把粮食调走。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3]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4]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对的，斯大林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5]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

　　

　　 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6]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我们在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粮食太多了，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粮。这还是征购，只是过头了一点，农民就反对。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就减下来了，决定只征购八百三十亿斤。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7]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8]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9]，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0]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11]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12]上，我的告中就说到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们让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时已经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13]，我们已经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14]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

　　

　　 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县委书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