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于众的日记（下）
四
尽管我的日记在场里形成了那样的轩然大波，甚至自己也紧张了一阵，但是平静下来以后，在我的心里并没有某些人猜想的那样隐私暴露的恐慌。原因前面讲了，它在于我日记的基本思想特别是后来的转变。于是在场里日记风波依然不断的日子里，我就有将日记上交的念头。
交谁呢？当然不会是场里，甚至也不应是态度暧昧的公司和局，也许只能相信市里了。10月6日，在全场的一个批判会上，我们几个人忽然被叫到台上“接受批判”，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我们没有一丝地害怕，我就把目光紧盯在台侧的油画——那是我一年前画的《娄山关》和《毛主席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甚至做出了威武不屈状，那天也没有人敢按我们的头，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地富反坏，也不是当权派嘛！
当晚在最近的朋友陪同下，我带着六本日记来到了市委文革接待站——那时已经离开了市委大楼转到了人民礼堂。这里一直有人值班，但也有一种不寻常的气氛。运动已经使整个社会非常化了。好在接待我们的干部还挺认真也挺和气，在费力地听完了我场的运动过程以后，最后才明白了我的要求。他随意地翻了翻我日记中的两三本，然后胸有成竹地说，谁让你写那些风花雪月、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惹事了吧？很显然，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浪漫的小资，而根本没有理会我身后面临的巨大危险（也许他们也处在自顾不暇的地步）。虽然他不认为日记反动，但是也婉拒了“由市里审查”请求，于是我们就失望地回去了，到宿舍已经很晚了，我们12点多才睡。
然而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有人来宿舍砸门，开灯一看，居然是筹委会的人，直截了当地来抄日记来了。我也就刚起，几乎无法作任何抵抗地把日记交给了他们。昨晚去市委的记录成了我“青春足迹”的最后记录！这样，我的日记就开始了离开我十几年的旅程。
整个中国在这个时期，有多少人因为日记的暴露和被揭发而罹难，至今一直没有过确切的统计，更没有在反思和回顾的纪实作品里有过详细的道，也许这归根结底还在于日记隐秘吧，然而根据我的感觉，它绝非是我一个人的遭遇。下面仅举一例，以窥全豹地说一下。
日记被取走不久后，我就听说陈云虎出事了。他是我们在一宫一起学画的朋友，由于日记的问题而在单位里遭到批判。他是来自湖南的青年，在天津航道局工作。多才多艺，意气风发，不仅可以写漂亮的文章，也还能指挥单位的乐队。作为中央美院的落榜生在一宫格外受到业余的尊重，当然他也是属于自视甚高的那一类。运动初期他是作为领导转移斗争方向的靶子而遭难的。1967年7月一个闷热的傍晚，我在海河边上看到了他，那时单位里的当权派已经被打倒了，可是他依然情绪不高。问他为什么不参加造反组织？他只是说比较倾向他们。很显然，是人家不愿意接收他这个“有问题的人”。过了不久，又一次运动的浪潮过来了，听说他自杀了。这个当初也以“五柳先生”自居的才子，就这样在这个世界消逝了。一个一起学画的朋友说过，他的家比较远，在天津只有一个姐姐，比较孤独。可这是主要原因吗？事后同样因日记遭难的我，一直感到庆幸。
后来了解到，也是在这个时期，有人因日记的丢失惹了大祸。这就是北京的遇罗克、遇罗锦兄妹。读到遇罗锦在《一个春天的童话》记叙自己在文化宫的厕所里藏下哥哥和自己的日记（居然和我用的是同样的“北京日记”）时，我油然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和痛苦感，在中国又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呢？遇氏兄妹很不幸。哥哥被判死刑——日记思想毫无疑问是定罪的重要成分，而妹妹也因此被判劳动教养三年。相比之下，我实在是很幸运。这一是我终究是群众运动里的一员，（没有过分的孤独感）二是在于我日记的基本内容，虽然有牢骚有不满更有不合时宜，但终没有更过分的思想倾向——如今也可以称为思想深度吧。然而，在把我的日记被抄走后，场筹委会等一些人也还是想通过日记进一步把我置于死地的，他们又是如何做的那？
五
下面是一册是精心编织的《反革命分子陈风雨的丑恶嘴脸与他的黑日记》摘抄，这本近万言的小册子完全仿照对胡风集团的批判格式。为避免重复，现在只摘录它的标题和评语。

　　

　　陈风雨的反动思想：
评语：陈风雨受其反动家庭和社会敌对分子的影响很深，思想极端反动。在上中学时，五九年就造谣散布“美国第七舰队就要来了”，六零年学习八届十中全会文件时，该陈恶意诬蔑三面红旗说：“大跃进有点糟，商场紧张，质量下降，大炼钢铁花钱多……”。
六二年11月，该陈来我厂学徒后，厌恶劳动，一心要当“美术权威”。书写了八本反动日记，发泄了他对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憎恨。如毛主席号召学雷锋，他就在日记中写到“宁可放弃十个雷锋，我也要做一个谢洛夫”。在六三年三月写道“在南大桥。这里的一切天空、土地、河水、小桥人家都是灰色的，只有河边一棵刚开出两三朵花的小桃树，说明这里是春天……”。他敌视共产党，六四年十月对印度尼西亚局势的反应是“从混乱的局势中已经看到了对共产党的不利因素，一个少壮派的领袖正在出现。”他反对毛主席的教导，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道“什么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如呆如痴、坚定勇敢地跟着毛，在我的身上无法体现。”充分暴露其反动的本质。
赫鲁晓夫式的精神贵族：
评语：让我们用毛泽东思思想这面照妖镜来洞察反革命分子陈风雨的黑日记，就可以看到这个反革命分子的思想灵魂是多么卑鄙。自以为世界上只有他最聪明、最高贵、最有才华，而别人都是庸碌的、低级的和微不足道的，真是赫鲁晓夫式的精神贵族。
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评语：人所周知《早春二月》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大毒草影片，而陈风雨却把它捧上了天。把它比作“久居穷海滩上的人见到了糕点”，比作“美丽的小鸟”。全国人民批判《早春二月》他感到“愤怒和心悸”，感到“真可怕”。……散发着他内心对资产阶级的爱和对无产阶级的恨。他甚至狂妄地叫喊“中国的艺术将朝什么方向发展？”言外之意。中国艺术必须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发展。并贬低毛泽东思想，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以主席思想处理事物是“不合逻辑”，“神化”……公开对抗毛泽东思想。
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对现实生活极端不满：
评语：毛主席说：“从来没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主席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也是我们全国无产者的心里话，说出了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反革命分子陈凤雨却把新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理想诬为“只不过是为了应付那三餐一宿，养老养小。”把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说成是“苦啊！”把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说成是“灰色的”。借写景物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与邓拓之流的《燕山夜话》（反革命黑话）又有何区别？
恶毒攻击党、攻击毛主席：
评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百年以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我们对这一教导不仅坚决拥护而且坚决照办，而反革命分子陈风雨却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恨之入骨，说什么“坚定勇敢地跟着毛在我身上无法所体现。”这句话不仅暴露了他的阶级本质，更严重地是他还删掉了我们伟大领袖的名字，这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恶毒诬蔑有何区别？陈风雨和他们是一丘之貉、一路货色。（注：后经军管会查实，日记公布者将“挥着笔”篡改成“跟着毛”）
时刻想颠覆新中国，妄图资本主义复辟：
评语：美帝国主义及其奴才反动派企图颠覆新中国的办法有两个：其一，用暴力行动；其二，用和平演变。陈风雨这个反革命分子妄图双管齐下：一方面才用和平演变的伎俩；另一方面还时刻想在我国出现“斯大林格勒”式的战役，或者由印度尼西亚式的反革命篡党篡政篡军式的人物来实现他渴望已久的资本主义复辟。他看完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影片就在日记中写道“在中美对峙的今天会不会出现那个可能。”他看到了纸上登载了印度尼西亚反革命篡党篡政的消息，就在日记中写道“从混乱的局势中，看到了对共产党的不利因素。”因而感到十分欣慰，盼望着“一个少壮派领袖正在出现”。这不是他企图篡党篡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又是什么？

　　

　　这些夹在日记摘录中的批判，可以说是国庆节大字的扩充。在继续张贴醒目的大字的同时，还动用了广播系统（除去场院的大喇叭外，每个班子都有小喇叭）和广播车。由于家喻户晓的反复宣传，竟使我场装卸队的老大爷，都知道谢洛夫了，这在全国运输场是没有先例的。此后由于派性活动的扩大，发现黑龙江、重庆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都翻印了我的日记批判。这规模和形式显然大大超过了对于一个仅仅是“写反动日记”青年的批判，那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根据这份材料的前言，说是自1966年8月22日起“陈风雨便篡夺了我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控制了我厂的党、政、财大权，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对于这时20岁刚过的我来说，除去这个说法的耸人听闻的成份以外，也还说出了比所谓“反动日记”更严重的多地事实。对于我场近四十年前发生的那场事件，至今的认识会泾渭分明，但他它却是我遭受的打击的最根本原因，日记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六
国庆期间关于我日记的大字被引爆以后，牛毛细雨般的深入批判又在派性活动中延续下来。秋风秋雨中开阔的场院里，随时会传来我日记片断的广播声，是真是假，已无从考据了。甚至雨水也冲不去贴在全场各处加了红墨水划线的大字。
我再一次在人们眼里改变形象。最早，我是一个有特长、略带清高是的学生式青年。运动以来，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地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了。然而如今我在人们心目中又暧昧起来——真正认准你是坏人的怕也不多，但多数人对你就疑惑和含糊起来了。这里包括着赞同你的带着遗憾和惋惜的含糊以及不很了解你的带着疏远和不以为然的含糊。特别是你还无法立即反击，拨开你头顶上的乌云的时候。
好在社会形势的发展非常有利，到了当年12月，我们居然成了全场2400人中最大的一派。而我也再度出山，当选为我们派车间分团的负责人之一。到了1967年，随着电影《清宫秘史》的被批判和刘少奇的被点名，人们对我的日记已经淡漠了。
然而，3月2日风云突变。我们这派又被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和908部队联合宣布为“不受欢迎的组织”，依照他们的《3.2决定》，我作为我们组织5名首要分子里的第2名遭到了“群众专政”。这期间，日记问题再次复活，加上这时发现的所谓“五项纲领”，我又被煮了一遍。但是感觉没有超过去年10月的那样强烈，后来随着4月28日对《3.2决定》的撤销，一切又照旧了。但是它没有澄清事实的一幕。
1967年夏天是各派组织大活跃的日子。我们派又重整旗鼓，观点相近者或是相反者也相继亮相。我们这时虽然保持了第一大派的地位，但是比起3.2事件前大大地衰弱了，这其中包括我日记被批判的“暗伤”。对此，一些观点相近的人们终于感到日记的问题，再也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了。于是他们就拿着对方的传单，走访了中央文革接待站——
走访中央文革接待站
时间：1967年5月5日
来访人：天津汽车运输公司机关革命造反团
接待人：徐凤林同志
关于汽车运输x场xxx组织问题（略）。
关于陈风雨（化名）问题：
他是个思想落后的人，对现实不满，是个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他的日记还不能算反动日记，但要看今后的发展方向。

　　

　　另一组织于1967年6月27日再次走访中央文革接待站。对于我日记的说法是：如果就这些，还不能算反动日记；如果日记中写了打倒xxx，但主动交出来也要从宽处理。但是个人不是运动的重点，要运动后期酌情处理。
应当说这些负责人的谈话还是符合党的政策的，这是第一次来自当事人以外的一种鉴定。而且来自“中央文革”，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们对我的怀疑，甚至说对我也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然而限于当时社会上的无政府状态，谈话对场里是没有约束力的。所以我的日记依然被扣在场里，问题并没有解决。
到了年底，实现了大联合，也成立了革委会。我们派在席位上又占了优势，然而两派的斗争没有结束而是在隐蔽中以更激烈的的方式进行。虽然我没有在革委会担任任何职务，但是考虑到攻击我并再次抓日记问题来搞垮我们派依然是对方的故技，所以必须反击。这时我终于感到有必要也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反应了。
1968年1月31日，我在食堂里贴出了《砸碎枷锁——我的自白书》这篇资料充分、长达万言的大字。是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对我的家庭、日记、学校言论，以及所谓“五项纲领”等逐条问题的说明、澄清和反驳。这是我自1966年国庆节起，沉默了一年半的回复，目的在于提前拔去对方再次爆破我们阵营炸弹的引信。这篇“要求全厂职工审查自己的一切”的大字，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又得到了越来越多职工的理解。
然而，灾难并没有过去。场革委会“借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2.21讲话的东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很快就将我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和“群众扭送”的名义，送到了天津市公安局局势管制委员会学习班。使我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封闭学习生活。（详见《铁窗冷暖》）
然而，军管会的学习确是我因祸得福的开始，他们很认真地审查了我的全部问题，不仅得出了内部矛盾的结论。而且详尽地审查了我的日记，特别是成澄清了日记被篡改的部分。我在《铁窗冷暖》里写到——
军管会对于我日记的审查，是公正客观的。他们不仅通过它基本搞清了我的思想，认识到我到底是一个什么人。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还帮助我搞清了日记公布时被篡改的严重事实。比如一直作为最严重的一句“坚定的勇敢地跟着毛，在我身上无法体现”，实际上是“挥着笔”。一改就差之千里了；再有观影《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后，“感到每个将军、每个士兵…...”被改为“美蒋军”并说是对美帝与蒋介石的军队“寄予的希望”。更是明显恶意。至于断章取义、歪曲原意就更不值不提了。看到了日记被恢复本来面貌，我的激动和感谢是永生难忘的。

　　

　　在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所以出现这个局面，首先是学习班的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实事求是、讲究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我后来的日记里，看到了更真诚、更进步的我。这是场里的陷害者一直回避的，甚至送到这里的也被扣下一部分。那么我日记的后来又是怎么写得呢？——
七
1965.10.4.
昨天是国庆假日的最后一天，在完成文化宫今年八场画像的最后一场后，迎着冷风我回场了。再有假日就是新的一年了，冬天的脚步已经来临了。今天开始第一天临摹蔡亮的《延安的火炬》。真幸运！
准备捐钱给杨嘉祥卖眼镜，这个痛苦我是能体会到的。
1965.11.29.
和王杰同时入伍的一个战士，后来成了王杰的上级——虽然在入伍期间，王杰也是积极学习努力工作的，立过功，评过五好的。对此他没有丝毫意外的表现，只是主动地帮助排长工作，要求分配并完成任务——诚然，一个同志热情工作，不怕困难是可嘉的，但这里究竟包含多少个人主义成份呢？这无从断定。
可从王杰的行动里，看到他是没有丝毫的个人动机——我认为这是王杰最宝贵的一点，尤其对于我。
1965.12.10.
今天参加青代会，会上领导点出的问题对我来讲觉得很重要。一定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个试金石和分水岭。不能说我是个不爱学习的人，但是在这方面还是很差的；再有就是要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这个“一切”很重要，；再有了成绩或受了批评，不要自满要找缺点，这是今后必须努力的。
作为红色接班人，要向王书记提出的那一面对自己“严一些，再严一些”对他人热情诚恳“谅解一些，再谅解一些”。我要记住这两句话，并努力做到。
1966.1.9.
记日记后我又照例准备看十几分钟的纸，然而真没想到却整整用了一个小时，把人民日节选的《欧阳海之歌》逐字逐句的看了下来，甚至有重读的地方。
一开始，欧阳海遇到的荣誉问题就抓住了我。全连第一的刺杀能手，而没能选上去参加民兵演习示范。他难过，但是通过指导员的“重锤”，他苏醒了，夜里含着泪，用手电筒照着写了检讨书。天亮之前，就帮助战友提高技术去了。他记住了指导员的话:“我们一个革命者从来不去计较它的，我们要比对党的忠诚，要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从来不和自己的同志比荣誉。”我现在因为没有入团感到心里别扭，难为情，就是把入团看成是荣誉，并和其他同志计较它。我搞美术组要发挥作用，这当然也包括是“我搞出来的、培养出来的”虚荣，我要做到“既会生产又会画画”这样就多能给国家贡献力量，这也是荣誉，过去记得契诃夫要把自己的习惯势力所带来的“奴性”一点一点地挤掉，而我今天，这真要看着欧阳海、王杰，一滴滴挤掉我身上的个人主义思想吧
修路工具不够，他就给了别人。虽然也跳了战。在看到用手刨泥的欧阳海“一把土、一捧水的劳动着，手肿了，指甲里塞满了淤泥”“论方式当然是落后一些，论思想却是人类最崇高、最先进的，想起那些十指尖尖、听着电子音乐，挑摇摆舞的青年人，怎能和我们这一代风流人物相比呢？”读了这些，我哭了。真的想想这二十余年，我读了多少书，但还很少这样激动，并认为是廉价的感情，但现在，我用舌尖舔着咸味的泪水，我感到这是自己最高尚的激动、是可喜的感情。
我难道还羡慕谢洛夫吗？我的理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变了，在那原来的废墟上已初步出现了真正英雄的轮廓。
1966.1.13.
今天和魏书记谈起了美术组的工作。我提到了对工作的看法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他基本肯定成绩，又鼓励我们干下去，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闹情绪。并以场文艺队为榜样，要我们“趟头水”，闯一下，敢冒尖，并准备解决办法。他重申要我们“两条腿走路”，鼓励干下去，并要我们学毛著，事后觉得信心很大。
1966.1.16
我为美术组的同志，能以越来越大的兴趣工作和学习感到兴奋，同时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要。
在二宫，杜明岑告诉我《河北画》预约我的套色版画《阳光》，再看自己已经完成的《新的一代》，都使自己得到鼓励，只要干！
现在我在全力寻找有关活学活用用主席著作的文章。
1966.2.20.
带着恼恨和失望的心情昨天找姐姐谈了入团的问题。
当终归认识到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后，就有一种天开云散的感觉了。现在想到入团，只要不是为了高人一等的目的，我甚至可以等待到二十五六岁；如果入不了，我将来也要入党；当然，如果较快地解决入团，那马上就申请入党——因为这是为人类贡献自己力量的最高体现。
姐姐鼓励了我，认为进步较大，但也有些缺点。走后，我舒畅极了——近一年由于工作关系而搞通的思想乐观，最近又受到了挫折，现在又恢复了。今日和李贤荣谈话，同样达到了这种效果。
今天去一宫，风雪真大。
1966.3.18.
现在实际上已经是深夜三点半了，也就是19日的凌晨了。为了突击宣传画牌，昨日和今日都干到这时。
欧阳海、王杰活在我们心里，虽然还有许多时候想不通，这恐怕是学习主席著作不够的原因吧。
1966.3.23.
在这个春天到来之前，才明确了有比谢洛夫更应使我崇拜的人——那就是欧阳海和王杰，我知道了我干的一切，不再是个人奋斗，我对群众美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想整个场的宣传较个人更多……诚然，一个脑子里被契诃夫们占据了四五年之久的青年，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做到“完全彻底地为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人民服务”还是不十分现实的。但是我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总之，一年来的重大转折还是应当肯定的。
1966.4.16.
今日公休，上午画《严阵以待》，下午看山东阶级教育展览，内容和形式都好极了。晚上观影片《红色邮路》，主人公于长水的形象深深地教育着我，我真佩服这种张思德式的英雄。它是达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条件的光辉榜样。
现在是凌晨一时了，一会再读四卷，我现在的精力很足。
1966.5.30.
今天是“五卅”运动39周年，我抄写了新工会会员的名单。遥想39年前我们的阶级兄弟打伤身体、碾碎头颅，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站起来了。可这笔阶级仇、民族恨还是要永远牢记的。
再一次含泪细读《欧阳海之歌》。
八
最后说一下我日记的结局。
军管会虽然对我和日记都作了结论，但是我在场里的处境未彻底解决。1969年稍微平和，1970年我又经过了一场战斗，才稍得安宁。1971 年驻军换了，一名几乎和我同龄的青年军官在看了我的全部日记后，进行家访。和我姐姐互相交换了对我的根本认识。那以后，我的处境就才有了基本的改变，这位军官是山西太原人，叫蔡明亮。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再和他见面，以表达我迟到的谢意。
1980年，在经过两年艰苦的努力之后，我终于得到彻底平反。就在平反公布底前一个星期，我得到了阔别了14年沾满血泪的日记。
因此，我才有条件写出这样的文章，包括我手中的批判材料。
我的日记的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可是意犹未尽。还有几句有关的话题，也算是日记引起的随感吧。
由于自己和日记的不解之缘，也引发了自己对读别人日记的兴趣。（当然我指的是日记出版物了）。最近看过一点活人的日记，有的是反右前的一段，有的是文革前的一段，前面好像一片金灿灿，后面的又是一片红彤彤。用句绘画的语言来讲，就是没有灰色和冷色。事实真的如此吗？无论社会还是个人，恐怕都没有那么单纯吧。日记是自己出版和编辑的，过于美好恐怕就缺乏可信度了吧？也看过郁达夫的日记，而且是他活着时出版的，给读者的感觉就是带着血肉和体温，使你不得不信它的真实。学者顾准死后出版的《顾准日记》，由于和《顾准文集》的思想差异，引起来人们“两个顾准”之说，其实我看也还是统一的，不过是不同状况、不同的表达方式罢了。日记在不同时期的表达有可能就不是一致的，南斯拉夫女学者米拉.马尔科维奇的政治日记《黑夜和白昼》里，鲜明尖锐地表明她的左派立场，但是如今她作为前南总统也是海牙国际法庭的犯罪嫌疑人米洛舍维奇的妻子，如果继续她的日记（特别是私人日记），又会是怎么样的呢？提到外国人的日记，我还浏览过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长期齐亚诺和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日记，老实说由于没有找到更多私人情绪的记叙而感到失望，他们在那个时期究竟想过什么？始终是个谜。至于身不由己写的日记，更会有言不由衷的地方，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被发回原籍，交地方官员看管，据说他这时期的日记也写过言不由衷的话。而作家的日记要比政治人物真切丰富（当了右派另议），除去前面提到的郁达夫之外，我读过学者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谈到青年时期的儿女情长，真切感人。对于外国作家卡夫卡、伍尔芙、曼斯菲尔德的日记由于其真实和才学，我很喜欢，可惜读的不透，于此说出也算是对于读者的推荐吧。
最后还是想回到我的日记上来。希望我的故事可以抛砖引玉，使更多地朋友向读者和社会奉献出自己的日记或故事，使后来人更多地了解我们的那个时代地真实。以不辜负热情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真诚希望。 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