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6章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

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

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

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话说1966年6月22日上午，毛泽东在滴水洞1号楼看见大门口旁边摆着一个轮椅，感到很有趣，就想坐一坐，出去转一转。他从1号楼出来，张耀祠、高文礼、中办警卫局处长曲琪玉、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4人陪同他，来到了大门口，让他坐在了轮椅上，由曲琪玉、高文礼2人推着，毛泽东显示出一种天真的童趣。

众人拥着毛泽东出了大门，顺着马路前行。毛泽东坐在轮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马路左侧紧靠大山，右侧是一条20米宽的深沟，小小的溪水在沟底流淌着。再往右，仍是大山。在毛泽东的记忆里，大雨滂沱时，山洪便直泻而下，汇入这条小溪，轰轰作响，直往韶山奔去。毛泽东环视着群山，青山依旧，溪水如常，他没有多少兴趣了，就“唉”了一声，说：

“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这样，走了不过300米远，大家推着毛泽东又从原路返回了1号楼。

6月23日，李雪峰召开有关方面人员会议，动员大、专院校师生抓捕参与批斗干部和教师的坏人和反革命分子。他说：

“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个游鱼三尺浪潮 ’，有几个反革命分子并不可怕，抓出来就是了。现在我们对文化革命一定要加强领导，绝不能让各种‘游鱼类’制造混乱。党员干部要挺起腰杆来，加强党的领导。我们不可一日无党组织！党组织垮了的那些单位，要像救火那样迅速派出工作队！”

26日下午，毛泽东在滴水洞1号楼前，接见了湖南省委开会的全体人员，并一块合了影。

原来，湖南省委因毛泽东住在滴水洞，就有意把工作会议安排在离滴水洞不远的韶山宾馆召开。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得知毛泽东要在28日走，便请毛泽东跟他们开会的人们照个相，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在接见结束时，毛泽东对大家说：

“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此时，滴水洞的工作人员也向张耀祠提出请求说：

“我们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个相。”

张耀祠说：

“你们等着，我跟毛主席说说。”

张耀祠向毛泽东说明了大家的愿望，毛泽东说：

“好嘛！”

于是，毛泽东又跟工作人员们合了影。

6月27日，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召开师生批判大会，批判21岁的青年学生蒯大富。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化学系3年级的学生，他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他父母都是40年代的老党员。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红”，不惧怕刘涛、贺鹏飞这样的高干子弟，不把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放在眼里，始终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6月21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上批了这样一句话：“要向工作组夺权”，被工作组视为“右派学生要夺权”，“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从6月24日开始，工作组多次召开大会斗争蒯大富，提出“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小牛鬼蛇神”“要夺共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

王光美没有在这次批判大会上露面，她在校园里收听了大会的实况转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大会上先后发言，批判了蒯大富。

蒯大富此后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蒯大富被关押了18天，并被开除团籍。工作组在各系各班抓“蒯氏人物”。

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共和国史记》一书记载：“清华大学工作组进行的反蒯斗争中，有数百人被当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斗争，被斗者有一人自杀身亡。”

6月2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已经住了11天了，这天上午，他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照完相，工作人员未经毛泽东同意，悄悄的把其他人员叫走，只留下少数干部和毛泽东照相。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发现其他人不在了，便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哼！你们把他们都赶走了。”

毛泽东坐在坪里不停的朝山上仰望，沉思良久。一会儿，他又进了1号楼，坐下来，点上烟。服务员见毛泽东又折了回来，便急忙端上茶。毛泽东呷了几口，把烟灭掉，然后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滴水洞。

他在临上车时，握着管理员廖时禹的手，深情地说：

“我还要回来的。”

毛泽东在长沙大托铺铁路支线上了专列，他自言自语地说：

“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一路上，毛泽东显得一副很沉闷的样子。

6月28日晚，毛泽东回到武汉，下榻在东湖宾馆。他看到陈伯达等人送的关于北京大学“6.18”事件及刘少奇的批示后，勃然大怒，说道：

“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于是，当即批示道：

“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6月30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少奇、邓小平曾经给毛泽东写信说，要在7月1日发表他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的那篇讲话，着重讲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邓小平的复信中写道：

“来信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话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

6月间，毛泽东、中央军委批准炮兵司令员吴克华的建议，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及炮兵管理战略导弹部队的机构为基础，组建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机关。这个领导机关的名称，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称为第二炮兵。

1966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正式成立，由向守志任司令员，李天焕任政委。机关设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

7月初，周恩来出访结束后回到北京。他是在6月16日到7月1日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

周恩来从《红旗》杂志1966年第14期社论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他很不理解，就把《红旗》杂志负责人王力找来，问道：

“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

王力回答说：

“这是主席定的。”

周恩来说：

“我要去问主席。”

7月上旬，陶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准了王任重的“七.三”指示，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

7月8日，毛泽东给担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

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10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的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随使竖子成名。鲁迅曾对于他的杂文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直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相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纸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础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布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的暂时得势了。但这20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4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毛泽东将信写好后，让秘书徐业夫抄写一遍，待徐业夫抄完后，他又在抄件上订正了几个错别字。

7月11日下午，周恩来在武汉由王任重陪同，见到了毛泽东，汇了他的欧亚之行。毛泽东称赞他6月27日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他说：

“你讲得好，在世界上把我们这场大革命的意义和目的都讲清楚了。不是很多人都不理解吗？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你的讲话吧。这是在向全世界的修正主义者宣战啊！”

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了他对《红旗》杂志社论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这一提法的疑问，毛泽东耐心作了解答。后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3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

7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继续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让周恩来看了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一封信。周恩来看完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

关于毛泽东给江青的这一封信，王任重在第二天即1966年7月13日的日记中作了这样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3个小时，12日上午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2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

《戚本禹回忆录》中则说：“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

7月14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那封信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

7月15日，毛泽东对张耀祠说：

“你们去看看武汉大学，看他们现在干什么。”

于是，张耀祠和另外3个卫士到了武汉大学，他们看到好多学生在扎木排。张耀祠问：

“你们扎这个干什么用啊？”

一个学生说：

“我们明天要横渡长江，这个木排用于插彩旗的。”

张耀祠回到东湖宾馆，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没说什么。

7月16日早晨6点，毛泽东对张耀祠说：

“上午8点去游长江。”

张耀祠闻听，不敢怠慢，马上同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徐耘云取得了联系，告知他毛泽东要去游长江。张耀祠又与警卫部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工作。

上午9点20分，毛泽东穿着睡衣，在王任重陪同下，乘坐轿车来到长江边。

这一天天气很好，毛泽东下了车，举目四望，然后，迈步登上事先准备的渡船，开始检阅武汉大学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5000名游泳健儿。

大学生的游泳方队，推着迎风飘扬的彩旗，伴着高音喇叭里激越的革命歌曲和哗啦啦的江水，向前游动。毛泽东站在船头上，兴致勃勃的看着他们，脸上充满了欣喜的容光。

突然，大学生们发现了毛泽东，他们大声喊着：

“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

顿时，整个江上欢呼起来，两岸的群众也欢呼起来！

在汉口等待毛泽东接见的3批外宾，在外办廖承志、外交部韩念龙的陪同下，也来乘船观看学生们横渡长江。外宾们也看见了毛泽东，热烈的鼓起掌来。毛泽东扭过头，向外宾们挥手致意。

毛泽东看完大学生渡江后，乘船向上游驶去，到达武汉大坝。他说：

“我最喜欢今天这样的游泳，走吧，我们都下去，都去感受一下长江的浪涛。”

卫士和工作人员，一个个跃入水中，毛泽东也兴奋的下了水。他虽然已经是一位73岁的老人了，但他的精力、兴趣不减当年。他一会儿搏击奋进，一会儿又仰着身体翘起双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好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样，一动不动的随着波浪一起一伏漂着走。卫士们以为他累了，哪知他忽然一个侧身，冲破波浪，挥臂向前，把小伙子们撇在了后面。卫士们奋力赶上去，毛泽东对他们说：

“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轻松自在，没有其它任何杂念，一切都顺其自然。长江又宽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

他还说：

“横渡万里长江，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更能锻炼一个人意志。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

毛泽东一直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才上船，游程15公里，历时1小时零5分钟。

毛泽东在船上对王任重说：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7月16日下午，毛泽东派秘书给来到武汉等待陪同他接见出席亚非作家会议代表的郭沫若送去一封信。郭沫若打开一看，是一幅毛泽东手书的《西江月.井冈山》。

原来早在1965年初夏，郭沫若到井冈山观光，作了《七律.黄洋界》一首。当地负责人告诉郭沫若，他们计划在黄洋界立一块纪念碑，可是找不到毛泽东那首《西江月.井冈山》的手迹，希望郭老帮忙。郭沫若回京后，也没有找到毛泽东的这幅手迹，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并没有提立碑之事，只是说自己希望得到这幅手迹。郭沫若知道，如果提出立碑的事，毛泽东是不会同意写的。即便如此，他将信发出后，也没有得到回音。

且说毛泽东的这幅手书是写在8开宣纸上，共10几张。郭沫若高兴极了，他激动的对毛泽东的秘书说：

“请你回去代我谢谢毛主席。”

送走毛泽东的秘书，郭沫若让他的秘书把手书摆在地毯上，请摄影记者拍成照片，寄给了井冈山管理局。后来，他回京后又将原件送荣宝斋装裱加框，挂在自己办公室正中的墙壁上。

郭沫若后来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书法：“毛泽东的书法和他的文章、诗词一样，豪迈潇洒，深邃流畅，奔放自如，自成一体，风格独创，使你百看不厌，给你一种美的享受。有人形容毛泽东的书法是‘龙飞凤舞’，我看一点也不过分。”

7月中旬，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康生、谢富治、陶铸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派工作组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李雪峰多次发言，表示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措施，他认为派工作队进学校是正确的，起了“积极决定作用”。

陶铸和陈毅在发言中也全力支持李雪峰的意见。后来过了很长时间，陈毅见了李雪峰，还说：

“7月会议上除了你以外，就数我讲得多！”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启程，回到已经离开了半年的北京。

刘少奇闻讯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便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前一段的工作。可陈伯达、康生等已先于他见到了毛泽东，正在谈话，秘书就请他改日再来。

关于此事，《戚本禹回忆录》中说：“7月18日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住进了钓鱼台的12号楼。当天，徐业夫通知我，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12号楼开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和我等人去了以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随后就让我们把前些日子所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况跟他汇一下，一些已经向他汇过的情况他也还要我们都再讲一遍。在我们汇的时候，主席对北大发生的6·18事件特别关心，还特别关心刘少奇对‘九号简’作的批示发下去以后，学校所发生的死人事情。他听得很仔细，反复问，是真死人了吗？我们说，是真死人了。他就问，怎么死的？我们回答，清华有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有的是跳楼，有的是卧轨等等。主席听着听着，表情显得很凝重。看得出来他对学生的死非常难过。这时张春桥把北大的‘九号简’和刘少奇批发的中央文件送给毛主席看。主席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司令部。在我们汇的过程中，我看到徐业夫进来，他到主席那里不知说了什么，又马上出去了。后来听说是刘少奇要来见主席，因为主席在同我们开会，要他先回去了。这件事是不同寻常的，恐怕对刘少奇的打击很大。因为以前刘少奇要见主席，是随时可以见的。后来谢富治也跟我说起，主席是刘少奇都不见，先见了你们。”

7月中旬，王力和贾一学、李鑫3人联名写出了一篇让王力终身引以为豪的长篇文章，题目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表在《红旗》杂志第15期上。这篇文章从8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章中写道：

“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阶段。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斗争。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的斗争。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这篇文章最后还有精彩的几句话：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伙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的敲响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7月间，章含之因对很多现象看不惯，想不通，她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见她，要秘书给章含之打电话，传达他的话。于是，秘书在电话中对章含之说：

“主席说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无酒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闲一点再见面。”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通知公布了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他们是：

主任：刘少奇

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

委员：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魏文伯胡乔木萧华刘志坚张平化熊复王力戚本禹刘汉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由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

7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提出，许多工作组以党中央的代表自居，但其实他们并不比学生高明多少。有些工作组因为整群众，而遭到了群众的强烈反对。所以我们现在不如先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陈伯达发言的语气很软，有的地方简直都是在哀求。刘少奇他们还是没有理睬他。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后来江青批评陈伯达，你这是‘跪着造反’。在会上，很多人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认为高校运动刚刚开始稳定下来，怎么就要把工作组给撤销了，撤销工作组就等于把前面的工作给否定了。这时，总理说，陈伯达所说的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否可以试行一下呢？工作组不了解情况，整了学生，很多提意见的学生受打击，有自杀的，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先缓和一下？总理又指出，工作组也是派得太匆忙了。工作组不了解情况，就会干出不理想的事情来。让他们先撤出来，让群众自己先搞一段时间，看看，然后再说。总理说得比较委婉。陈毅也在会上说，不如让学生自己搞搞看，让他们自己搞，无非就是乱一点，乱了，我们再去，或许就好点。陶铸支持陈毅的想法。当时就只有总理、陈毅、陶铸讲了这么几句话，其他人没有讲这样的话。李雪峰坚决反对撤销工作组，他说，派工作组去学校，问题不大，工作组解决了很多问题，使得局面稳定下来了，不能只看到一点问题就撤！这天的会议没能做出决定，第二天7月22日接着开。陈伯达又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这时，邓小平发威了，我原来还不知道邓小平这么厉害。他声音很大地说，我看工作组问题不大！没有工作组的话，下面还要乱，还会出现更加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他很激动地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一句话都不敢吭。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倒没有讲多少话，讲得最凶、音调最高的是邓小平。最后他发脾气了，忽地一下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大声地驳斥陈伯达。这是我进中南海十几年，第一次看到邓小平脾气那么大，他双手叉着腰，质问陈伯达，你们搞过群众运动没有？没有政策搞什么运动。你见了风就是雨？党中央的决定，就这样否定了？谁也没这么大的权力！他说话的口气很重，所以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总理也没有再讲话。按一般程序，这就算大家都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这也就意味着会议决定不撤销工作组了。为什么邓小平后来被称为第一号走资派呢？就这一幕，他也是够资格的。”

且说这一天，在7月20日回到北京的江青不声不响的来参加会议。她从李雪峰身后穿过去到记录者的旁边，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又不声不响的走了。一种要出事的预感，袭上了李雪峰的心头。

江青从怀仁堂出来，又深入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高等学院，发动学生起来闹革命。

自此以后，江青一直到中共中央召开“九大”，都没有离开过北京。这是她自1949年3月跟随毛泽东进北平以后绝无仅有的现象。几年间，秘书跟着她，没有见过她乘过什么飞机，坐过什么专列，也没有见到她去过外地的豪华住处。在1967年一年当中，江青除了到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馆等处开会或会见什么人，就在钓鱼台11号楼和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或卧室里“两点一线”之间奔走。

7月间，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说：

“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

关锋、王力听了江青的话，都说：

“江青同志是在开玩笑吧。”

康生说：

“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

康生还说：

“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

有些人还是不相信康生的这些话。陈伯达把这些话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就对他说：

“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

关于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的其它一些活动，《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没有立即表态。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他看了很多材料，尤其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的材料。听江青说，主席看了那些材料以后心情很不愉快，说过大致这样一番话，看到群众运动一下子由热气腾腾变得冷冷清清，学校的大门都关了，心里很难过。有些学校的工作组明目张胆地镇压学生运动。历史上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国民党。这是很大错误，方向性的错误。要赶紧扭转，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看到学生起来给党委提意见，就出来立规矩、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什么正轨？其实是邪轨。有的工作组给学生戴反党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现在变成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阻碍了，要改变这种作法，撤出工作组。你们要下去，到群众中去看一看，去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子里，下去头脑就会清醒一些。把工作组撤了，让黑帮停职反省。让这些学生、老师中的革命派，加上中间派的人也参加一部分，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文化革命斗争。斗什么？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斗争反动学术权威。对吴晗、翦伯赞这些人谁更了解他们一些？还是革命群众。像工作组那样搞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北洋军阀、国民党不是都失败了嘛。”

欲知毛泽东后来有何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内容。

《毛泽东大传》第三版今日已经在淘宝上架，一套全十卷共六册，只收工本费230元包邮,淘宝店铺网址：或淘宝搜索店铺号：；。东方直心，联系方式：，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