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夸不是大跃进的必然产物，大跃进真相

　　

　　侯悟宇

　　

　　为什么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大跃进的“罪恶”和错误？对大跃进的成绩只是说：“不可否认,三年“大跃进”期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建立了一批工业基地、工业部门,”为什么那些“罪恶”和错误的数据资料那么详细具体？为什么那些成绩就用“也取得了一些”？大跃进那么多人轰轰烈烈的干了几年，什么都没干成？一批工业基地在哪里？有多少？有多大？建设了多少水库水利设施？建设了多少国企那些大跃进时期建设的国企是不是被私有化了成昆铁路1958年北段开始施工，红旗渠是1960年开工，还有多少成绩被故意掩盖了？我就知道一个在大跃进时期建设起来的国企，确实是用非常简陋的设备建设起来的，设备就是几口大铁锅，发展到70年代也是半自动化了，那些文盲工人大多被培养成了技术骨干。为什么要一面故意掩盖成绩，一面不断的编造谎言攻击大跃进有错误有罪恶？

　　

　　这种对成绩故意隐瞒，对错误浮夸编造嫁祸于人就是政治整人运动，他们搞了30年整人运动恶毒攻击人民领袖毛泽东。

　　

　　在我写的《重要的不是饿死人的数据，而是饿死人的原因》中有两个跟帖：

　　

　　【elitist】说：“ 浮夸是大跃进的必然产物，因为目标制定得太遥不可及，如果你无法修订计划，则唯有虚数据搞浮夸一条路可走。”

　　

　　【人人就业轮流上班】 说：
“挨饿的原因——怎能把大跃进与浮夸风、共产风分开？

　　

　　 “大跃进”本身就是“浮夸”的概念！”

　　

　　你们两个的逻辑就是改革中出现了错误就是改革必然的产物，改革就是错误的概念，改革跟改革中的错误分不开。

　　

　　改革本身没有错误，改革就是正确的，中国从建国开始就不断的改革了，并不是只有30年改革，大跃进也是改革。改革只有具体改革的方法错误与正确。所以那些高喊着30年改革伟大的人就等于说所有改革方法都是正确的，这是用改革本身的正确把具体方法中的错误混淆的一种诡辩术。那些歌颂30年改革伟大的人用相反的诡辩术攻击大跃进，他们把大跃进改革中的具体方法的错误诡辩成大跃进改革的错误。

　　

　　１９５８年５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大跃进只是个指导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思想并没有错。也绝不是主要指标过高就不能修改。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经常讲话强调群众路线在大跃进中的重要性。

　　

　　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导致饿死人就是破坏群众路线民主的结果。

　　

　　1958年7月3日　，毛主席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　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　给广东省委的信写下如下批语：“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长５０％，何况还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
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的方法去解决。”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我们看到的绝不是硬性指标不能改，毛泽东也没有搞绝对权威独裁，而是具体接受下边的意见，毛泽东自己切实实践了群众路线民主。

　　

　　那么是谁在搞专制官僚主义？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谁是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第一事呢？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事情发生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讨论农业合作社小社并大社的讨论中，吴芝圃在会上表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吴芝圃吹牛说大话的影响下，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虚成3200斤，另西平县城关公社则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后经调查，这两个公社的亩产数字是谎。正当信阳地委准备纠正时，继《河南日》之后，《人民日》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大到犹如12级台风！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这种虚产量美其名曰“放卫星”，为高指标，浮夸风呐喊、唱赞歌最富有权威性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邓小平、彭真，和《人民日》，其所为与其说推波助澜，勿宁说是谎言制作厂！
　　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4日《人民日》）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前已述及，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刘少奇来说，徐水县是他的掌上明珠。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

　　

　　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作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克服它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始终不懈！请看下面的几件事：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就会变成中央日（按：国民党纸——笔者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7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还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关于兴修水利问题，1958年11月初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个“纲要”，是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作了第一次修改，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基本通过。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58年5月5日一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1960年4月，提交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个大发展。
　　这个《纲要》在党内正式通过的时间是1958年5月下旬。这时，正是大跃进发动初始。毛泽东亲手制定，经过4年准备，与14个省区负责人商讨，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适才形成。《纲要》的产生，可谓慎之又慎。毛泽东花4年的心血所产生的文件在其墨迹未干之时，党内竟有人说毛泽东头脑发热，鼓吹高指标，大刮浮夸风。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20多年来这个谎言不知蒙骗了多少人？！是该说说清楚了！谎言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那些上当受骗者们当你们明白了事实真相时不知作何感想？！
　　对于刘少奇一些人来说，5月通过的《纲要》，8月当是记忆犹新吧，你们明知《纲要》要求黄河以北12年后亩产达到400斤，而你们却在两个月后8月6日，弄出一个典型县——黄河以北的徐水县，要求亩产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岂不太离谱了。刘少奇一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做的是什么？后人有理由向刘少奇一些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人民日》竟为刘少奇—些人的荒唐呐喊，喝彩，不知道宣传口把关的那些要人们，你们又在想什么？做什么？而在毛泽东逝世后，那些大搞浮夸风的人，为浮夸风喝彩的人，竟把浮夸风说成大跃进，大跃进说成浮夸风，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这岂不是戏弄历史，戏弄人民！不知道这些人想过没有，当人民知道了历史的真相时，人民又会怎样看待你们！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而决不是其他什么人！真理就是真理，撒谎的人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谁打倒了彭德怀？

　　

　　对庐山会议一般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大肆渲染毛泽东独裁，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些看法有失史实，有失公正。

评述庐山会议必须弄清两个前提：

　　其一，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矛头所指。其二，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离开这两个前提去评述庐山会议必然失去客观标准，而发生主观随意性，这就难免陷于偏见！事实上这种偏见竟成了一种习惯势力。

　　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 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 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

　　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附件一）：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在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按排经济计划。毛泽东讲话后，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讨论，同大家一道，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7月10日，毛泽东布置讨论修改《关于形势与任务——1959年7月2日到X日庐山会议议定纪录（修正草案）》。

　　7月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泽东的信（即“意见书”），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将信呈送毛泽东（附件二）。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讨论中一些人赞同信中观点，—些人表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同意彭德怀的信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

　　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

　　8月2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中 央委员75人，候补中 央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 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

　　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

　　毛泽东何故改变主张？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 央全会……”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 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 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 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会议于8月16日宣告结束。

庐山会议的毛泽东

　　彭德怀的“意见书”，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花去了8个月（1958．8月—1959．4月）的时间，适才纠正过来，在这8个月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深入农村、工厂，做了深入调查，召开过诸多中 央会议。作为65岁高龄的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场面多么感人！可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来说，本来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怀也不是对着毛泽东的，错误是刘少奇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怀心明如镜。这种情形，毛泽东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三个问题：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改正过了的事，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正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其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刚刚（1959年4月）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样的时候把刘少奇、***、彭真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抖擞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 央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设置，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全党来说，真的是牵一发动全局了。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不要泼冷水，而要循循善诱。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

　　毛泽东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方面刘少奇一些人欲置彭于死地。刘、彭的冲撞，已势不可免了！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刘少奇的发言，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会议进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少奇等人，而刘少奇—些人则咬住彭德怀不松口。

　　 彭德怀与刘少奇等人之争，使会议的演变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摊牌，清算他们的“左”倾错误；或者把矛头指向彭德怀，按刘少奇的意图把彭德怀打成一贯反党的野心家。前者可能导致党内分裂，后者必将造成冤案，错判彭德怀。在“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下，全国人民期盼中国中 共带领人民渡过难关，……党内再不能折腾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求以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而无奈地采取了折衷办法，把彭德怀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而批评他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这样做是违心的！正如他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神话故事有“打鬼借助钟馗”之说，毛泽东作了一次钟馗。“196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事实上毛泽东对8月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会议。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 央政治局汇会议上的讲话》中说：“XXX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豪杰，他襟怀坦白，胸怀宇宙，头脑里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党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这番话很值得人们深思！

　　1958、1959两年，中国革命发生了太多的事；中国中 共内出现了复杂的斗争。关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和庐山会议，历来众说纷纭。在这里表述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庐山会议之后

　　会后，8月17日，中 共 中 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

　　这时，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刘少奇接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党的工作毛泽东放手地交给书记处，由总书记中 共主持日常事务。毛泽东自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考虑党的方针、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反修、防修问题。

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使得1958年8月以来，毛泽东用很大力气纠正的“左”倾错误，故态复萌。刘少奇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7天，8月24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刘少奇这番议论，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的浮夸风。刘少奇一些人刮起的浮夸风，一度搅得天下大乱。回避浮夸风，空谈大跃进的经验，是偷梁换柱，讳疾忌医。看来刘少奇是想赖赈。而那些追随刘少奇的人看透了刘少奇的心思。这里介绍一些刘少奇树立的典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坐阵的信阳地区的一些点滴材料；时任信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的回忆说：“常委们就给我总结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一、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二、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的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三、在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反而不请示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四、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中 共而是国民党作风。”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情况非常糟糕：被批判的干部，竟有1．2万人次。

　　从全国形势看，由于毛泽东对反对“左”倾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召开了一系会议，形成了一系列决议，广大党员、广大干部觉悟程度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1959年4月，毛泽东发出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以后，浮夸风在全党基本上受到了遏制。所以庐山会议后的浮夸风除个别地区复发外，对全国形势未造成重大损害，基本上保持了全党、全国大局的安定。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