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在伟人身边学做人
崔兰英 口述 周新民 徐凯 整理
烈士子女 孤儿出身
我是孤儿,爸爸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周总理的学生,共产党员,在南京被国民党杀害。父亲牺牲以后,母亲又生了个小弟弟。妈妈带着哥哥姐姐我们几个孩子流落在南京,没几天这个小弟弟就死了。国民党要杀光我们全家,是党组织、周恩来派人把我们找回来,藏在陕西和甘肃交界的新宁县,托来托去把我托在一个区委书记的家,让他抚养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个区委书记就是我爸爸的亲弟弟。为了保住我家的根苗,在不让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组织上派人把我哥哥带走了。由于国民党的追杀,我们在这个地方没呆多长时间,妈妈就带着我们到了一个叫六十里梁的地方隐蔽起来,这地方根本没有人家,我们一住就是3年。后来实在过不下去了,妈妈又带着我们回了老家。老家那边也穷,有钱的人家不敢收养我们,没钱的人家又养不起我们。只好去投奔舅舅。谁知道我舅舅抽大烟,把家败了,见我们到来他便起了不良之心,背地里将妈妈卖给了一个土财主。妈妈知道后,把身上的钱都给了我们,让我们赶紧往出跑,到延安去找周伯伯。她自己却在结婚典礼之后在新房里上吊自杀了。姐姐带着我和弟弟跑了一天一夜,结果也没能逃出魔爪,还是被那个土财主捉了回去,受尽苦难。后来姐姐也被卖给人家去当童养媳,弟弟也丢了,不知哪里去了。那段日子是非常艰苦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注满了封建迷信的思想,遇到难事了就想到求菩萨保佑;挨打受气了也逆来顺受,认为穷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子,就是要给人家当牛做马。
妈妈是小学老师,曾教我认了一些字,“人之初,性本善……”稍微长大一点儿,大概是1937年吧,周恩来派人找到了我,并把我接到延安他家里,安排在抗战小学学习,那是我人生的真正转折点。
我那时身体非常虚弱,患上肺病、夜盲症,吐血不止。邓妈妈千方百计找大夫给我治病,她寻到了一个偏方:用白水煮猪肝,什么也不放,就这么吃。邓妈妈到处托人找猪肝,全延安所有的连队都跑遍了,哪个连队杀了猪都把猪肝要来。我简直吃不下,可邓妈妈非叫我吃,我就吃,当药吃。慢慢地营养上来了,我也不知道打了什么针,还吃了点儿什么药,我的肺病好了,夜盲症也好了。
大概是1938年3月的一天,我去书记员王才那里填一个表,王才的一个当营长的朋友刚好也在那里。王才感到很惊奇,拿着刚给我填好的表给那个朋友看:“为什么她填写的家庭情况和你的情况是一样的呢?她会不会是你的妹妹呀?”我正在外边打篮球,就听那个营长大声叫我:“过来,过来!”
我进了屋,他急促地问:“你姓啥?”
我说:“姓崔。”
他紧接着又问:“你是旦旦吗?”
我一愣,说:“我不是旦旦,你怎么会知道我姐姐的名字?(姐姐是元旦那天出生的,所以叫旦旦)”
“你是爱华?”
“对呀,我是爱华,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那你有没有哥哥呀?”
“有啊,他叫宝宝!他死了,叫狼吃了!(我小的时候大人们都跟我这么讲)” 我还没哭呢,对方就哭得不行了。他一下子抓住我的肩膀:“我就是宝宝啊,我就是你的亲哥哥!”
“你真的是我的哥哥吗?……”我使劲儿地问,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在偶然的情况下我找到了哥哥。分别的时候,哥哥给了我5毛钱。我把钱抓在手里,跑着、蹦着、喊着,“我有哥哥了,我找到哥哥了,哥哥给了我5毛钱……”
我在总理家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总理把好多烈士子女都送到苏联去学习。我也去了苏联,学习译电技术。时间不长,苏联和德国打起仗来,我们到医院去护理伤员,不久就被接回国。
邓妈妈要我到主席那里工作
我回国后,邓妈妈就要我到主席那里去工作:“你身体比原来好多了,去工作吧。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毛主席可是伟人,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是历史的巨人。”有人还跟我说:“你要小心,在主席那里工作,可不能出一点儿差错!”
从总理家出来,我衣帽整洁。由侍卫长领我去主席那。一出总理的院子我就把鞋脱了,拿在手里。侍卫长见了问我:“你为什么把鞋子脱了?”我说,“我舍不得穿,鞋子破了就没有了。”侍卫长说:“鞋穿破了组织上给你发嘛!你干嘛把它脱了拿在手上!”
见到了毛主席,我觉得毛主席特别魁梧,特别伟大,一米九的个头吧,我的个头就够高了,还得仰着头才能看到他的脸。我的心里特别紧张,特别害怕,连路都不会走了,说不上是个啥滋味。毛主席笑眯眯地握着我的手说:“你这个14岁的小同志到我这里工作,我很欢迎你。”说话很随和。毛主席一握我的手我就更害怕了,浑身哆哆嗦嗦的,话也说不出来,主席握着我的手:“你怎么哆嗦呀?发疟疾了?身上冷吗?”我嗫嚅着说:“我害怕,我不会工作怎么办?”毛主席安慰我说:“不要紧,慢慢就会熟悉的,别人会教给你的。”
就这样,我开始在主席身边工作了。毛主席是伟人,我们不能不小心翼翼、兢兢业业地工作。我开始做译电员,后改做机要秘书,发文件,通知其他首长开会等等,说白了就是个跑腿的。我当时字写得不好,特别大,特别长。主席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哎哟,你够伟大的啊!你字也写得伟大,人也长得伟大!”主席跟我开玩笑,我吓得直哆嗦:“哎哟可不得了了……”主席见我害怕了,哈哈一笑,安慰我说:“我不是嫌你字丑。你的字大是大了点,但是没有错别字,挺好的。”停了一下,他接着说:“你再好好练练。写字就好比一个人的门面。”
毛主席很快就打破了小女同志们的拘束感。他喜欢聊天,谈吐幽默,说说笑笑。在海阔天空的聊天之中,我们的拘束感也就烟消云散了,他还经常把自己碗里的炒肉片、红烧肉分给我们吃。
毛主席爱散步,总是由秘书陪他边走边聊,海阔天空什么都聊,说说笑笑,说是为了“换脑筋”。
最让我不解的是,毛主席说看书也是为了“换脑子”。毛主席最爱读书,他那里书刊特别多,有一次我去送电,见主席床上放满了书。
毛主席解释说:看书是休息。他各种各样的书都看,所以知识渊博。
毛主席一直用毛笔写字。使用的是本公纸,黄黄的,软软的,毛体字,写出来实在是美极了。
我在毛主席身边彻底换了脑子: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仙皇帝,要获得幸福的生活,完全靠我们自己。懂得了穷人为什么要反抗、要革命;懂得了什么是自由和民主……有一次主席这边的党支部召开生活会,一些炊事员、战士都当面给主席提意见。散会之后主席问我:“你怎么在会上一句话都没说呢?”我说:“我又不在组织,又不是干部,年龄还不够18岁,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说:“共产党是讲平等的,没有‘首长党员’、没有‘干部党员’、也没有‘炊事员党员’。同志们对我有意见可以随时找我谈,可以在小组会上当面批评,情绪不好也可以骂娘!但是平等不等于平均,比如说我们延安这么多人不会人人给马骑的,工作需要就可以给他马骑。”
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当时大西北的人口不多,吃不上咸盐、粮食,穿不上衣服。老百姓富点儿的吃个白面馍就算过年了,吃不上白面馍的人有的是。红军到达陕北,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部队,造成了粮食紧张。那些日子里,毛主席经常在休息的时候访问延安周围的农民。我们四五个小女孩儿总是跟在他的后边挖野菜,做掩护。农民们看见毛主席也都高兴地打招呼:“老班长来了!”很多农民大爷问我:“那位高个子的炊事班长非常关心种地,是吗?”我们说:“班长本来就是做饭的嘛,当然关心种地了。”
毛主席问农民:“陕北这个地方可以生产什么东西?种什么粮食最好?”农民说:“小米、土豆、南瓜、大白菜、白萝卜、胡萝卜、辣椒、高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这个地方是黄土高原,气候非常冷。
经过调查研究,党中央下决心,动员全党全军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什么都可以播种,解决粮食问题,穿衣问题,不仅要吃菜,而且要保证有肉吃。我们试种棉花成功了,边区组建了纺织厂。在陇东分区有一个叫“大风川”的地方还试种成功了水稻,当领导的营长叫郭滢春,是南方人。好多长征过来的红军都是南方人,会种水稻。我们在延安经常把猪喂养成了“瞎子”——肥得睁不开眼睛!放羊、放牛,大红枣,瓜果梨桃,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真的丰衣足食,还改进了当地农民的种植习惯。所以广大的农民群众欢天喜地地歌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毛主席也有自己的菜地。他在地里种上西红柿、圆白菜、苦瓜……西红柿长这么大,苦瓜我以前没见过,不知是谁给主席用信封寄来的苦瓜籽,他自己试种,成功了。苦瓜长得这么粗、这么长,满身疙瘩。毛主席让炊事员做苦瓜炒辣椒。我们跟炊事班在一个院里,熟了,就跑去找他们:“把那个满身疙瘩的东西给我尝尝!”。大米可以做醪糟酒,毛主席自己动手做,把大米蒸熟,搅上什么东西,当中留下一个窝窝,过几天里面就出汁了,甜甜的。用的就是大风川的大米。
大生产时供销社搞比赛,我纺线纺得好,受到奖励,奖励我一个金戒指。“一个铜疙瘩!有什么用!”我随手就给扔了。黄怀化是小姐出身,比我大,她赶忙捡起来说:“你扔了干嘛呀!这是金子,是宝贝呢。”我就一直把它留到现在。毛主席也鼓励我说:“别骄傲,要继续努力。一个人做点好事是应该的,谁都能做到,可一辈子都做好事很难,做不到。”在主席身边工作,让我彻底换了脑筋,懂得了人为什么要反抗、要革命,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邓妈妈促成我和聂德荣的婚姻
最初见到聂德荣的时候我还在农村给地主放羊。我们那地方白天是国民党,晚上就是共产党。有一次,几个地主的孩子一边用特难听的话骂我,一边用咸麻草抽我。咸麻草浑身都是刺,抽到身上就是一条红印,马上就起泡,可疼啦。正在这个时候,聂德荣带着几个战士过来了,他们制止了地主孩子的暴行,我弟弟乘机夺过咸麻草使劲地抽他们。聂德荣走过来看我被打得那个样子,心疼地说:“你这个小女娃!怎么就不知道反抗呢?你怎么不知道把咸麻草夺过来打他们呢!让他们这么打你!还不如你弟弟,你弟弟都知道反抗。”他们走了,我看着他们的背影,灰军装,红五星,我心里默默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对我们穷人这么关心,别就是天兵天将吧?女孩子天生就是挨打受气的嘛,他怎么让我反抗呢……”
参加工作以后我又看见了他。他在总理那边工作。后来邓妈妈把聂德荣同志介绍给我。老聂长得相当俊朗,皮肤白白的,浓眉大眼,工作也没挑的。可是他比我大得多,都快当我的爸爸了,怎么能当女婿呢?!我不愿意。那时我对男女关系方面的事似懂非懂的,也不大上心。以后大家各忙各的,这事也就没再提。
我离开毛主席的时候二十一二岁,在彭德怀的队伍里当了电台台长,随一野的部队转战陕北。解放战争刚结束,1950年的一天,半夜三更把我们叫起来,要我们赴朝作战,抗美援朝。就再没有机会见老聂了。到了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在回国的路上碰见了!多日不见,见面格外亲,我们一下子就抱在一起!我认为他结婚了,他也认为我结婚了,我们俩就这么很自然地拥抱了。他把我抱起来抡了一圈,大声喊着:“哎呀,你到哪去了!你!”
回国后我转业到地方工作,老聂也当了师长。我们俩约好见面,然后一起去见总理。见面后我问他:“你结婚了吗?几个孩子了?”他说没有。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结婚?”他笑着说:“这不等着你呢吗!”他半真半假地开玩笑。
我也笑了:“是吗?你真的是在等我吗?”
然后他又问我:“你结婚了吗?”我说没有。他又问:“你是不是等着我呢?”我说不是。
我说:“以前是打仗顾不上,也没人喜欢我。我这个人比较倔,跟个男同志似的,几句话说不对付就把人家骂一顿,走啦。别人说:‘这家伙怎么和辣椒面似的!人长得还不错,可嘴巴那么厉害,谁寻她!’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找着对象。”
我们俩去见总理,邓妈妈就叫我们俩结婚。我没有思想准备,对邓妈妈说:“老聂根本没向我提过结婚的事,他说他负过伤,身体有毛病。”
邓妈妈说:“我身体也有毛病了!你说,你从哪一方面不愿意和老聂结婚?人家老聂哪点不好,配不上你?没你长得漂亮?没你文化程度高?没你工作能力强?全国都解放了,人家当师长、当军长,什么样的女人找不着?还说不下个你!”
临走邓妈妈送给我一块四方的塑料桌布,当时国内还没有那个东西。不久,我就和老聂结婚了。老聂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我改名字,改成现在的名字崔兰英。我以前的名字叫“崔杰”。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我就是喜欢这个名字。你是兰州生人,又是英雄。”我想,名字就是那么回事,随他吧。其实他没告诉我实话,是怕我吃醋。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有个未婚妻叫“刘兰英”,是侦察科长,被日本人的狼狗咬死了,死得很惨。让我改名是为了表达对她的怀念。我对老聂的感情非常理解。邓妈妈对我说:“结婚以后要好好地过日子,你要好好地照顾老聂。至于以后离不离婚那是你个人的问题,但你对老聂好不好却是个民族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老聂是为民族的解放而负伤的,你有责任爱他一辈子,照顾他一辈子。”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老聂相亲相爱,共有8个儿女,他们有的当了将军,有的学业有成,生活非常幸福。
一辈子都做好事很难
毛主席说“难得一辈子做好事”,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离休后,孩子们也都大了,有了自己的事业。那时候“入托难”成了全社会的老大难问题,我就和老聂商量,把自己家的门打开办个幼儿园,老聂非常支持。我们俩只留下一间卧室,其他的房子全腾出来。幼儿园办了15年,抚养了1000多个孩子,桃李满天下。现在走到大街上经常有人叫我崔奶奶。后来又开始办农场养羊,那是一种从国外引进的种羊,这种羊个头大,繁殖能力特强,一胎能生五六只羊羔。我每年都要把繁殖出来的种羊送给蓟县贫困山区的农民。
老聂因车祸不幸去世了,想起我们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岁月,我悲痛欲绝。组织上发给我5万元的抚恤金,我全部捐献给甘肃的贫困老区——那是我和聂德荣最初相识的地方。现在我还年年资助1000元,帮助蓟县的教育扶贫事业。我现在有很多的荣誉,是天津市的优秀离休干部,天津市的好市民等等。人一辈子都做好事很难,但再难我也要坚持去做,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这些革命伟人教给我做人的道理,我会一辈子去努力。
我还珍藏着老战友、老姐妹刘棣芬1988年2月20日写给我的信,她在信上说:“……我有时间去天津时,一定去看望你,看望你的幼儿园。我觉得你也很坚强,聂司令员逝世后,你能坚强地战胜悲痛,站起来,团结教育儿孙,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优良传统,搞好我们各项事业,确实不简单。而你能在已进入离休年龄,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确也不简单……”“景平、小胖、小欣……都很好吧?我还记得他们小时可爱的模样。你真不简单,含辛茹苦,多少个日日夜夜把这些可爱的孩子拉扯大了,的确是不容易啊!胖子和小欣一对双生,他一口饭,他一口饭;两个孩子穿一样颜色的衣服、鞋子。一个胖、又一个瘦,衣服尺寸样式费了多少心,平平上学打扮得那么美丽,照顾得那么周到,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送他们上学、念书成才,真是颗颗粒粒皆辛苦啊。你的心啊,为儿女、为丈夫、为事业所憔悴,晚年又把母爱发扬光大,办起了托儿所,为家长排忧解难,为社会贡献力量。你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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