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

　　

　　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中国人民

　　

　　和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话说1945年2月16日，国共谈判仍无结果，且无法再进行下去，周恩来便从重庆回到了延安。

　　

　　2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谢子长新陵墓为谢子长烈士举行隆重的移葬公祭，凭吊者逾两万人。

　　

　　毛泽东为谢子长陵墓题了词：

　　

　　“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

　　

　　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国民革命军河南人民抗日军八大主张”写了一个批语。

　　

　　河南人民抗日军8大主张是：一、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河南同胞联合起来，保卫国家民族，保卫河南，坚持抗战，准备反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国民党立即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放弃一党专政，成立真正抗战的、各党派、各军、各界联合的政府与统帅部。二、彻底实行民主政治，团结河南各界人民，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一切河南抗日人民的生命、财产、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及武装人民的自由。取缔贪官污吏，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抗日民主政府。三、团结一切抗日友军与地方武装。欢迎伪军反正，共同对日作战。消灭日寇，保卫河南，解除河南人民痛苦。四、帮助各地民众组织抗日团体，成立抗日自卫队，游击队。五、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合理负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河南人民负担，实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发展农业生产，救济灾民，取缔奸商禁止抬高物价，保护工商业贸易自由发展。六、实施抗日救国教育，恢复学校，优待教员。七、抗日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识出智识，共同发挥抗战力量。八、军民合作，军爱民，民爱军。本军为河南人民的军队，誓与河南人民团结抗战到底。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一、此8条可用，转发湖南、湖北及华中局。

　　

　　二、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笔者注)：1、8大主张可用，可即发布。惟在第1条中保卫河南4字下加保卫家乡4字。第5条中取缔奸商禁止抬高物价，改为取缔奸商操纵物价。2、帮助河南经费一事，正在考虑，另复。但你们须着重自力更生。

　　

　　中央 丑号

　　

　　2月22日，毛泽东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萧三送来的作品《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后，在给萧三的信中写道：

　　

　　萧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与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这些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2月22日晚，延安平剧院公演《三打祝家庄》。

　　

　　前边已经说过，该剧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平剧院编导室任桂林、魏晨旭和李纶等人集体创作的。他们几易其稿，历时7个月之久，终于拿出了剧本并排练演出。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彭真观看了演出后说：

　　

　　“《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3幕，对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

　　

　　毛泽东、朱德看了《三打祝家庄》以后，也写信向、导演、演员们祝贺。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作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2月间，王观澜的病又复发了。毛泽东去看望他，见他病情好转，非常高兴，鼓励他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七大”。王观澜身体稍有好转，就拼命地看书学文件，导致病情愈发严重，生命垂危。

　　

　　毛泽东在王观澜处于生命危急的关头，写信告诉他说：

　　

　　“你的病不一定没有希望，要鼓起勇气来，争取有效办法，同死亡做斗争。”

　　

　　毛泽东的话对王观澜发生了特殊的效果。几个月后，他的病居然又开始好转。毛泽东知道他肠胃功能很弱，就把自己土法烤面包的铁鏊子送给他。因为他手脚发凉失眠，毛泽东又将自己的一只热水袋送给他;还把仅有的一点点营养品送过去。

　　

　　2月24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给华中局的指示：

　　

　　华中局：

　　

　　江微各电、发展东南灰电、粟鱼电及你们复电，你们文电均悉，根据你们所述情况及所提意见答复如下：

　　

　　一、积极布置南进，同时又根据情况审慎考虑具体步骤，这种精神完全正确，中央和你们是一致的，下述意见都从这点出发。

　　

　　二、美军登陆是必然的。日寇为保卫沿海必须肃清其近后方，故扫荡顾祝同的可能性很大。但此两事目前尚未实现，大变化尚未到来，尚须稍有所待。因此，我苏南粟部，浙东何(指何克希，时任苏浙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笔者注)部，皖南部队，应就现地扩大及深入农村工作，整训及扩大部队，准备大举跃进。粟部占领莫干山后，暂不宜深入突进，以巩固现地，诱顽来攻为宜。谢祥军可率两团即去皖南，他的任务暂时亦不是向顽区挺进，而是加强南陵、铜繁、宣城、当涂、芜湖一带游击工作，贯通与苏南联系并兼顾沿江西上直至鄱阳湖的游击战争，巩固皖南阵地，这是将来深入皖南和赣东北的基础;浙东部仍就现地向敌后扩张。各部对顽方之进攻应有迎击部署，取各个诱歼政策。

　　

　　三、苏南工作，久与江北悬隔，艰苦坚持，成绩很大，但仍须从各方提高一步，这是我军将来夺取大城市最可靠基础，粟裕同志宜长驻苏南指挥。我军江南大营，应常设在苏浙皖交界地带，将来敌寇大举攻顾，及美军在沿海登陆时，应派兵进入闽浙赣敌占区(在敌占领之后)，而江南军区仍应在苏浙皖3省交界处主持，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把孝丰、长兴、吴兴、郎溪、广德、宣城、溧阳、溧水、高淳、金坛、宜兴等县工作深入，发动伟大的群众运动，深入减租减息，训练人民武装，培养本地干部，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这一基础打定，向南扩张和将来进城才有稳妥依靠。江北各根据地的经验，可供参考，万一将来上海变为雅典，我军仍可据农村为退路，打出局面来。为此目的，我们还提出另一重要工作，即除以大力加强城市工作外，应派遣许多有训练的武装工作队，去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有20多县，我们的工作很薄弱或毫无基础，这一弱点如不立即去补足，会妨害夺取大城市的任务。其办法：从主力部队抽调精干连队，配置强的领导干部，犀利短小武器，配置党政军民的工作人员，分路派遣进入沪、杭、苏、锡敌后之敌后去建立隐蔽的游击支点和广泛进行半公开的及秘密的居民工作。可学习华北武装工作队的经验，华中建立同情区的工作经验、掌握边沿区两面派的工作经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经验，充分运用去开展敌后之敌后工作。这一工作有成效才能于盟军登陆、敌寇从农村市镇紧缩撤退时，我武工队即就现地以地方暴动方式，顺利接收那些地带一变而为我广大农村根据地，也就是造成了夺取大城市的乡村基础，没有这一条件要夺取大城市归为我有，是不可能的。大城市夺取后如遇意外挫折，亦有稳固的退路。这些武工队进入敌后还应很谨慎地去争取伪军与顽方敌后工作进行精巧的斗力与斗智的斗争，顽方的部署是很积极的，我们必须重视压倒的对策。为了实行上述办法，淞、沪、苏、锡线的武工队，应由苏中派遣。南京镇江外围，应由2师与苏南分担。太湖东岸，由苏南派遣。浙西、浦东，由浙东派遣。当涂、芜湖由7师派遣。每处派遣若干队以及每队兵员数目，均按实况决定之，总以布满敌后空隙、掌握一切农村为目的，且必须迅付实施，但均须经过训练方有作用。

　　

　　四、震林、叶飞两部，现应在原地待机渡江，到4月后，看情况再定行期，当敌寇大举攻顾或盟军登陆时再转移，亦不会丧失时机。苏中军区，仍应保持。叶南去后，亦应保持，那时可就文蔚、期光、丕显、季方、逸峰及其他同志成立新军区，目前即可委托克诚指挥苏中工作，谭未去前2师领导，人选不变，谭去后再考虑实施你们的拟议，梁崇学可即升任2师副师长，要叶、谭安心部署1、2师工作，并对南进部队，进行各种准备。至于军部南移，更是以后的事，看将来情势再决定如何实施你们的拟议。

　　

　　五、近来华中的动员较之1943年扩大部队十数万以上，证明动员力量和后备力量之强大，但应注意这类大动员，在华中各老区，也只能一次二次，再过即超过限度，不能应付将来最艰苦的局面(此点必须估计到)。你们确定以整训部队发展民兵为今后主要任务，这是很正确的，望坚决执行。部队编制目前一般仍宜采用千五六百人的中团制，2000人以上的大团制，抗战初期华北采用过，并不合乎实际，只有将来配合同盟国作战时，参加配合作战的部队应采用大团制。目前已成立大团的不必缩小，但注意不要一般采用大团制就可以了。你们对华中大扩军之后，宜就主力、地方团、县区武装3者进行适当配备，这种分散不集中的配置，仍是最好的储蓄力量的办法。23团建制，即划归山东，不调回华中。八路军为准备应付可能的苏联参战，不能顾及陇海以南。淮北路西方面，应由4师负责，目前发展皖北、豫东，打通水东并准备以一部向中原西进是4师的任务。3师主力留作机动部队。1、2师担任南进，52团可即南开，但苏中仍应留1个到2个主力团，那一带的坚持对整个江北有战略意义。江北各老区仍是发展东南的起点，现在任务是如何深入工作、深入积蓄力量，以备将来有决定意义的大动用。

　　

　　六、华中局拟补充云逸、传珠、刘晓、粟裕、震林、子恢、克诚、汉年、炳辉为委员，连陈、饶、曾共13人成立委员会，以陈、饶、张、曾、赖5人成立常委，原来之军分委撤消。上述人员你们可提出意见，然后由中央最后决定。钟期光留苏中工作，我们正考虑派人到军政治部来。华中局还应考虑各区党委的名单，选拔有威望的地方干部，参加各区党委工作，将选定的名单交中央批准。你们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往江南工作，这是很对的，一切抽调及准备南调之军、政、经、教工作人员，均宜给予政策教育，使每人有明确的任务及政策观念。

　　

　　七、以上各项请你们加以研究，然后电复，你们如有意见，请再提出为盼。

　　

　　中央 丑敬

　　

　　2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给王若飞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若飞：

　　

　　养电悉，答如下：

　　

　　一、蒋在目前方针仍是玩弄民主外衣，维持独裁实质，不到最后关头(如苏联参战、国际干涉等等)连一点点民主让步也不会给的。旧金山会议只能有利于国内民主运动的推动，还不能说蒋在此会议前必有若干让步，真正能逼蒋让步的条件，还没完全成熟。国际方面，苏联还未参战，苏、美、英还未直接干涉中国政治;国内方面，大后方民主运动还未形成公开阵线，群众基础还很薄弱，而解放区的统一机构也还未组成，因此蒋利用目前某些情况，还可能拖一时期，国共谈判也不能望其速成，而只能运用公开谈判的形式，以援助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

　　

　　二、对王世杰的草案是要回答的，我们仍坚持以党派会议讨论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方针，回案拟好后当电告。

　　

　　三、关于旧金山会议，我们曾向赫尔利提出国民党独裁统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区9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公意，因此，绝不应由国民党单独代表出席，而应由国、共、民盟3方合组的代表团出席，国方代表只应占全数三分之一，其中且应由民主派参加。赫尔利回答：须由政府及蒋选择。现在各方既均主张代表人选应包括各抗日民主力量，望即本党之主张，发动运动，以证明国民党不能代表全国人民公意。

　　

　　四、对大后方民主运动，我们一向极力援助，且决意使民主统一委员会能在大后方宣告成立，你在渝，即是以党的代表资格参加此运动的，在七大前后周、董(指周恩来、董必武——笔者注)均不会出来。望向各方说明。

　　

　　中央 丑有

　　

　　2月27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瓦解阎锡山部队扩大太岳解放区的指示，他写道：

　　

　　太岳区党委并告北局：

　　

　　一、阎锡山勾通日寇，配合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积极扶持伪军伪政，准备反攻时与我争夺太原，且成为蒋系顽固反动派进攻华北的直接桥梁。我为争取抗战胜利计，必须削弱与瓦解阎部，堵塞国民党顽固势力过黄河伸入吕梁、中条，准备反攻时首先夺取太原的有利条件。因此晋西北太岳区必须加强晋西南各项工作，达到缩小阎地区，削弱与瓦解阎部队，并须于今年内做出一定成绩来，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在阎锡山还未公开投敌以前暂不便以八路军公开名义进入吕梁山，只能以地方名义，采取复杂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由南北东3方面逐渐向吕梁山内地推进。至于已进入我根据地内之阎部，在有利条件下，应坚决消灭之。

　　

　　二、为着工作便利进行起见，临汾、乡宁、吉县及其以南各县划归太岳区党委领导，依靠条西及汾河南岸现有阵地，积极发展游击战争及其他各种秘密组织，达到驱逐国民党特务队及阎之势力，逐渐向乡宁推进。该地区情况复杂，区党委似宜南移，以便就近确切领导。洪洞、赵城、蒲县、大宁及其以北各县，并洪、赵支队及洪、赵原有汾河东铁路地区(即前年划给太岳区者)仍归晋绥分局领导，依靠晋西北根据地及洪赵现有基地，发展中阳、汾阳、孝义、汾西地区，逐渐向隰县、石楼推进。

　　

　　三、太岳一分区与晋西南党委，应建立密切的联系制度，当铁路西游击队万不得已转移路东时，应由太岳供给粮食，帮助东渡难民，解决土地、种子等，并给游击队子弹、手榴弹、地雷等帮助。

　　

　　四、太岳、晋西北、北局、集总应注意挑选适宜回晋西南地方及阎部工作的干部，逐渐派回开展晋西南与瓦解阎部顽军工作，必须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向军官士兵同时进行工作，以及分批放回一些俘虏，进行收买工作。切实研究阎之兵农合(即“兵农合一”，是阎锡山制定的土地政策——笔者注)极端剥削的土地政策，以及抽兵、检举、统治商业等政策。提出群众所迫切需要的口号去发动群众。希望晋绥分局及太岳区党委根据实际情况，详加考虑并将布置情形电告。

　　

　　中央

　　

　　2月28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6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与国民党谈判问题的告。

　　

　　2月28日这天，赫尔利回到了美国。尽管此时已经有一份由美国驻华使馆全体政治官员联合谴责赫尔利对华政策的电已经先期到达华盛顿，可赫尔利却大言不惭地向罗斯福总统保证说，只要美国坚持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到4月底，就可以迫使中国共产党屈服。

　　

　　1945年3月2日，毛泽东撰写了一篇极其精彩的檄文式的《新华社记者评论蒋介石3月1日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讲》，他写道：

　　

　　新华社记者称：蒋氏这个演讲鲜明地反映了国民党内最反动集团的立场和企图。这一集团，坚持寡头独裁及其法西斯主义、失败主义的政治军事政策，反对联合政府，反对民主与人民，阴谋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与取消中国解放区。这一反动集团是助长敌人的侵略，造成目前国民党区域军事政治经济严重危机的负责者。蒋氏此次演说，不过是又一次充当这个极端反动集团的代言人而已。统观全篇演说，其要旨不外，一、坚持党治，严拒民主的联合政府;二、曲解国共谈判经过，污蔑中国共产党;三、玩弄所谓“还政于民”与“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聊戏法，保持其法西斯独裁。

　　

　　关于第一点，蒋氏声称：“共产党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而我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及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于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与理论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这是蒋氏坚持寡头专政，拒绝联合政府的鲜明表示。也好，与其像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王世杰氏那样的含糊吞吐，还不如蒋氏这样一掌推开，使人感觉其立场的清楚明确。蒋氏用以拒绝联合政府的“论据”，除了所谓建国大纲之外，尚有：“如将政权与责任移交各党各派，则中央政府必日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结果必使抗战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怕变乱”，“因为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国民政府之基础，是革命先烈与抗战军民无量数生命鲜血的牺牲所构成的……有不容放弃的责任……决不能以国事为儿戏”等项。所有这一切，明眼人一看，都会知道不过是专制主义者的一篇低级遁辞，本来不值一驳。但是蒋氏既然那么煞有介事的津津乐道，我们也就不能默尔而息了。

　　

　　我们首先要问：所谓不能违反建国大纲一说，是那一条法律定下来的建国大纲只不过是孙中山先生早年的一种对建国程序的设想，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孙中山晚年自己就已修改了这种程序。民国十三年孙先生北上时，主张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的国民会议，解决国事。孙先生临终时，又在其遗嘱上谆谆瞩咐：“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必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他的不肖子孙，背叛遗嘱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及其首领蒋介石，却在孙先生死后20年的今天，还是背着孙先生自己修改了的那篇所谓建国大纲，当作维持自己独夫统治的护身符，岂不令人笑脱牙齿？按照孙先生遗嘱，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战胜日本侵略者，然后由联合政府主持，在全部国土上实行无拘无束的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岂不正适合今天的需要所谓组织联合政府将招致抗战失败国家紊乱一说，请问何以见得18年来中国并无联合政府，只有蒋介石的独夫统治，难道抗战还未失败，国家还未紊乱么？远的姑且不说，即如去年河南战役以来的事实：几个月内，就使敌寇打通了大陆交通线，百万军队望风而逃，豫、鄂、湘、桂、赣，粤诸省，一万万同胞沦陷敌手，难道不算是抗战失败，反而算是抗战胜利么？特务横行，贪污猖獗，工商破产，民怨沸腾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难道不算是国家紊乱，反而算是国家上了轨道么？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及很多无党无派人士之所以提出立即废止一党专政，组织民主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中央政府，难道不正是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为了要挽救由于蒋介石独夫统治所造成的这种抗战失败和国家紊乱的可怕现象么中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独夫统治，一刻也不愿意它继续下去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可能还让蒋介石在这个政府中占上一席，让其痛改前非，将功赎罪以观后效。但是18年来，尤其是抗战8年来把中国引导到如此水深火热的危境的这个独夫统治，必须立即结束，中国人民是具有了这种坚决意志的。所谓“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中国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的负责团体”，这项论据，也属荒谬可笑。为什么18年来只有独夫统治，没有人民代表机关这是谁的责任我们的独夫将一切人民的自由权利剥夺干净，于今连党派会议也不愿召开，但是他却愿意在今年11月召开他那个拖延了8年不愿召开的猪仔国民大会。岂不是因为只要不是猪仔，便是最容易开的党派会议也决不愿意“征询”一下，惟有猪仔才愿“征询”么我的政权是流血得来的云云，这不是论据，只是一套流氓腔调，视国家为私财，以国事为儿戏，正是独夫的观点。综观蒋氏拒绝联合政府的各项“论据”，纯是一片遁辞。其真正理由，乃是反映蒋氏及国民党内的最反动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利害，坚持其一人一派的私利。只有这一点是真的，其他都不过说说骗人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一主张，提出来还不过短短几个月，现在已轰动国内外，成了广大人民的主张，使得蒋介石不能不抛头露面，表示正面拒绝的态度。

　　

　　关于国共谈判毫无结果的原因，新华社记者称：蒋氏委责于中共的企图是失败了。蒋氏力说他的“宽大”和“尽量替共产党着想”。但是他到底是怎样个“宽大”和怎样个“替共产党着想”呢蒋氏说：“政府在行政院内设置战时政务会议，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构，特使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人士参加。”但是所谓行政院战时政务会议，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是没有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的”伴食机关，是粉饰独夫统治的花瓶，共产党及其他政党若果参加了这种机关，无异于帮助法西斯主义者、失败主义者来欺蒙人民，阻碍抗战胜利。蒋氏既说：“容纳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有志之士参加”，但是他同时又说：“在宪政实施之日起，各政党均有合法的平等地位。”这里蒋氏在自己打嘴。照这样说，在蒋氏的“国民大会”未开以前，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是没有合法地位的，你要各党各派以不合法的地位去参加所谓战时政务会议，还说“实在没有不可接受的道理”，试问这样的话，除了蒋氏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还有什么人说得出来的么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一致拒绝了蒋氏这个无聊提议，难道有什么丝毫不对的么

　　

　　蒋氏说：“政府并准备组织一个3人委员会管理整编共产党军队为国军的一切事宜，3委员中，一位代表政府，一位代表共产党，一位是美军军官。”蒋氏又说：“可将共产党军队在最高统帅节制之下，指派一个美国将官直接统率。”在这里蒋介石神经错乱，讲疯话了。如果不是疯话，那就应该说：组织一个人民的委员会，管理与整编蒋介石所统率的那些压迫人民与经常打败仗的军队。蒋介石指挥无能，应予撤职查办，由人民组织的委员会指派一个在抗战中立了功勋的中国将官去代替他。此外，给予八路军新四军以崇高的褒奖，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奋战敌后，抗击了多数的敌伪，收复了广大的国土，解放了众多的人民。只有这样，才算公道。我们不愿请出外国人来压迫异己，仅仅提出中华民族赏功罚罪的民族纪律，中国人民定会一致赞成的。

　　

　　蒋介石说：在国共商谈中，“我们所得到的经验，都是一个要求方才容纳，立刻就来一个另外新的要求”。蒋氏的疯话是这样无穷无尽的。不是吗从1943年林彪同志赴渝，1944年林祖涵同志赴渝，同年11月周恩来同志偕同赫尔利将军赴渝，今年1月周恩来同志再度赴渝，中国共产党所提出一切建议，蒋氏曾经“容纳”了哪一件呢即如最轻而易举地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取消镇压人民的反动法令，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等等，你在何时“容纳”了呢

　　

　　关于蒋氏所谓“还政于民”及“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宪政”一节，新华社记者称之为在政治上走死路。独夫蒋介石及国民党内最反动的专制主义者们，现在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他们不从顺从民意，废止独夫统治，成立联合政府求出路，却想找寻一件民主的外衣，来包裹其反革命法西斯的躯壳，这就是所谓“还政于民”与“召开国民大会”的实质。

　　

　　我们的独夫现已穷极无聊，在政治上钻牛角，竟然钻到袁世凯的洪宪国会和曹锟的猪仔议会那里去了。好罢，我们共产党人代表中国人民向蒋氏劝告，叫他不要如此自寻死路也算仁至义尽了，你一定要钻进牛角尖里去，就让你钻去罢。只是一件，要提醒你：在你钻进去出不来时，不要妄想什么人再给你解救，因为这是任何人也解救不了的。袁世凯做皇帝之前，也曾有人劝过他不要如此，他一定不听，做了83天皇帝之后，留下了一场“新华春梦”，给中国历史添上个无足轻重的插曲，做了个“一双空手见阎王”的枉死鬼。现在有想追他踪迹的，尽可追上去罢。

　　

　　新华社记者结语称：综观蒋氏演说，最清楚地暴露了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立场与企图。此种立场与企图，与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所自由表达的意见，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目前的国共谈判，早已不是商谈两党之间个别悬案的问题，而是解决着国家民族生命所系的迫切的政治问题。共产党在谈判中所提的要求，不仅是中国解放区九千万人民的要求，而且是中国沦陷区人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共同要求，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言，海外侨胞的通电及其他无数文件，足资佐证。就是在国民党内，亦有数量众多的爱国之士对共产党的主张，深抱同感。现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深闭固拒，谈判不得结果，这是全国人民的不幸，也是国民党的不幸。蒋氏声称：“政府仍将继续寻求合理的办法”，似乎尚有转圜余地。果然如此，中共是不会拒绝的。但是所谓“合理办法”，实在无需再去寻求，这就是立即废止这个威信扫地的一党专政，成立一个有威信的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来领导抗战，争取胜利，并准备在战后召集真正由无拘束的自由选举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民主的正式政府。我们希望蒋介石不要再耍什么花枪，要么就照着这个主张去做，要么就走你自己的路，我们的立场是坚定而清楚的，任何花言巧语，欺骗恐吓，江湖流氓，借外人以压同胞，逞武力以图异己等等下流无耻行为都不行，让那些下流人物自由自在地去干罢，要想吹动别人一根毫毛，那是没有希望的。

　　

　　3月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华南工作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同志转临委、军政委：

　　

　　一、丑灰电悉，中央同意你们关于工作布置的方针。

　　

　　二、国民党为着准备配合盟国可能在华南的登陆，已将3、7、9战区放在顾祝同指挥下，成立东南行辕退保实力，等待时机。因此，在目前敌占地区及其周围，特别是湘粤桂边区，国民党的兵力乃极为薄弱，在将来沿海及敌占的城市要道，定将成为敌我友顽争夺的场所，同时也有可能日寇在盟国未登陆前，乃至登陆后发动新的攻势，将国民党这些军队压入山地，或部分消灭之。依这些估计及目前情势，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你们对于地区划分原已合此方针，现再提醒你们，小北江方面可否再多派一些队伍，自然不要太削弱东江主力。北江以东，西江以南的两个地区发展，亦要与此方针相配合，好分散敌顽注意，便于我在小北江建立基础。

　　

　　三、东江沿海发展亦要注意建立向北山地之基础，珠江三角洲的布置固要面对城市，但背靠东西两面山地的发展仍是必要的。

　　

　　四、关于沦陷区工作，除你们规定者外，应由临委设法通知各该处过去隐蔽或隔断的党员，恢复组织和工作，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武装斗争，在没有党员和尚不能派部队去的地方，应设法找到留在外面的干部回去活动。

　　

　　五、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经过单线或个别关系领导，尽力劝导一部分城市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在农民中建立党的秘密基础，以便今后发动。至于一时审查不清的党员可令其单独工作，在工作中考查。

　　

　　六、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你们应力求打通商路与李济深（闻在玉林）、张炎的联系，并告以蒋介石先后派彭泽湘、陈策等带特务去谋刺他，要其小心。

　　

　　七、中央决定将临委及军政委合并改为区党委，实行领导一元化，领导广东包括南路一切党政军民工作，并暂时兼管闽粤赣党的工作。区党委及其常委人数名单与各人分工，望你们照顾各个地区领导成份及其能力，拟呈中央批准。

　　

　　八、关于闽粤边工作另电告。

　　

　　中央 寅鱼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潮、梅、闽西南工作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并转临委：

　　

　　我们对潮、梅、闽西南工作有如下建议，望考虑后转告林美南等同志。

　　

　　一、沦陷区及可能沦陷区，如潮、揭、普、惠，潮、澄、饶工作，可以经审查后恢复活动，以组织保卫家乡各种式样的地方性武装为主，未能审查党员则给予任务单独活动。林美南应到潮、普、惠、揭主持工作，潮、澄、饶则由周礼平负责。

　　

　　二、梅、埔等国民党区工作，应劝导一部城市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同时积极开展新的战略据点，梅、蕉、杭武边的放点工作，由李碧山负责。

　　

　　三、闽南可能沦陷的老支点，应由阿叨乌鳅分开负责，组成2个流动武工队恢复联系。闽西仍应在群众中继续巩固秘密党的基础，此二地应统一在朱同志领导下。

　　

　　四、潮汕一带敌后游击小组，可以集中行动，并求发展。调罗林回来负队长职务，在普、揭中找一干部为政委。

　　

　　五、沦陷区的各式反日武装及国民党区的反蒋武装，我们均应设法与之进行统战工作，特别澄、饶边土匪武装，更应打入工作。

　　

　　六、各地情况如何，望经过东江电告。

　　

　　中央 寅鱼

　　

　　3月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通讯：《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全文如下：

　　

　　【新华社延安8日电】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氏7日答外国记者称：“现在政府决将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提付国民参政会审议。”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博士据说在英国学过法律的，现在看来并未学通。所谓国民参政会是个什么东西呢？难道不是独夫蒋介石所委派的一个无聊机关吗？把所谓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交给这样一个机关去“审议”，“审议”的结果说可以召集，根据王博士的法律，难道就可以召集吗？国民参政会的大数参政员，都是我们的独夫及我们的博士那一党的“同志”，开国民大会去决定召集好了，何必要这个机关去“审议”？自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根据它的组织法，根据历来的事实，任何决定问题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叫它“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应否召集来，按照王博士的法律，它说“应”也没有用，它说“否”也没有用。假如忽然有用起来，岂非犯法乱纪，参政员们不是有被居觉生先生的司法院拿去办罪的危险吗？最使人们吃惊的，是王世杰博士的记忆力竟然差到如此程度：你的“领袖”蒋介石不是在3月1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吗？6天之后，你就忘记了，似乎有了一个什么“负责团体”，而且敢于“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了。据说是“政府决定”的，这个政府不知是世界上哪一个国里的？但是一定不是中国蒋介石那个政府，因为蒋介石刚在3月1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这是一个疑案，有请王博士答复之必要。

　　

　　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氏又在反对他的“领袖”了。王氏说：“无论如何，我相信政府必将设法，使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之社会领袖参加国民大会。”“无党派”，不去说它。至于“各党派”，那是注定了没有福气参加这个猪仔大会的，因为按“领袖”的圣旨，他们没有合法地位。圣旨说过：共产党在交出军队以前，民主同盟等各党派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是不给合法地位的。下这道圣旨的时间也是3月1日，我们的博士难道忘记了或者有意反对你的“领袖”二者必居其一。

　　

　　新华社记者称：蒋介石以下反人民集团的一群，近来丑态百出，越来越不像样子。中国人民必须振作精神，将自己家里不肖子孙们的一切胡言乱语，奇形怪相，歪心秽行扫除干净，整顿家务，好打日本侵略者。整顿之法，就是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师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3月1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配合盟军登陆问题给林平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

　　

　　寅微电悉。你们现处之环境最复杂，英国对港九绝不放手，且视广东为其势力范围，而美国则又易于先在广东登陆。美以扶蒋为主，英在拉拢地方实力，对我均有顾虑，对你们则较轻视，而英尤狡猾。英美在华南，一方面有矛盾，一方面也必须求得妥协，闻蒙特巴顿至重庆亦为此事有所商洽，且曾言美国将在广州湾、大鹏湾两处登陆，但时间未说出。国民党不会放松这个机会，必在南路和东江有所布置，可以断言。闻其在南路已将张炎杀死不知确否在东江及广九一带，除收买伪军外，戴笠特务系统还与英美两方进行破坏工作的合作，戴之破坏方向对我重于对敌，尤注意我与英美关系，且已得到若干情。凡此种种均应放在你们考虑的问题之中，这是一方面;另一面我们华南力量不仅没有像华北、华中那样大的主力和根据地，并且与华中根据地也还隔得很远，而城市工作在短期内的发展也有一定限度，一旦盟军登陆，你们会遇到种种复杂而矛盾的情况。你们现在就应预计到并作种种准备，务使你们在盟军登陆的配战中不将自己放在各种矛盾的尖端上被攻击受损失，反而能利用矛盾，壮大自己，准备应付坏的条件，争取好的条件，以便进退有据。因此，你们的工作方针，应尽量运用统战关系联多数，反少数，依靠群众，扩大武装，好立于不败之地。本此方针你们对盟国军登陆事，应有下列的看法和布置：

　　

　　一、盟军所要登陆的情，可以给他，但他说的登陆地点不要完全信他，如大亚湾即可以登陆，其西之大鹏湾即可以登陆，其西之墺头，有公路通惠州，再西之大鹏湾，则可迂回广九线，而大亚湾以东之地形并不甚好，是否有意将我们注意力引至东边，并便牵制敌人，望注意侦察。

　　

　　二、在谈情时，你们可正式与欧乐义谈具体配合问题，并提出武装我们的要求，看他如何答法。

　　

　　三、英军服务团如亦向你们提出此问题，可以同样方法处之，但不要打通。

　　

　　四、你们对配合盟军登陆的可能准备和布置望告。

　　

　　中央 寅元

　　

　　3月1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一、目前国际国内两方面形势，都给了中国抗战和民主运动以有利条件。

　　

　　在国际方面，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和精神，表现出：1、英美苏3大国间虽有过并仍将有某些重要争执，但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这将保证战后的持久和平。2、3大国在解放欧洲之后，将立即增强解放亚洲的可能性，而太平洋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也绝不会得到彻底解决。3、3大国在欧洲不仅要彻底胜利，消灭法西斯主义最后残余，而且要保证所有解放区都能实现民主制度;这一决定在将来可以运用于亚洲和中国。4月间旧金山会议，将是克里米亚会议精神的发展。日寇最后失败已不可免，但他此时正准备持久挣扎，故我们在抗战胜利前尚有一段艰难路程。

　　

　　在国内方面，自去年9月我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后，国内民主派及广大人民，已纷起响应，并赞成以党派会议讨论这一要求的实施办法，只有蒋及其专制集团内恃其尚有150多万军队归其指挥，外靠其尚有美国政府为之供应，仍坚持其独裁和分裂立场，反对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并企图以伪装民主的国民大会使独裁合法化，以便在他们认为时机适当时好下反共内战的讨伐令。同时，美国目前政策，偏以扶蒋，这更易以助长蒋之独裁气焰和内战危机，而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起来，蒋更要加紧压迫。因此，国共谈判，至少目前不会有何结果，而内战危机则依然存在。总之，要专制派自动向民主让步，是不可能的，只有国内外压力增加，最后恐还要引出国际干涉，才能找到问题的出路。

　　

　　二、我党在坚持联合政府的方针下，目前着重于揭穿和反对蒋所要召开的国民大会之伪装的反动的实质，指出它将是一党包办的、具有分裂性质的御用猪仔国会，绝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我们所主张的国民大会，是要在国土恢复、人民自由、党派合法等条件之下，实行全民无拘束的普选，才能实现。且这些条件，必须联合政府才能保障其实行，而国民党专制政府是绝对不会实行的。在战时，我们主张建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亦即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民主分子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政府;在战后，我们主张建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亦即真正民选的举国一致政府。为推动此运动，并团结各解放区及全中国民主力量，积极准备反攻，以便击败日寇，建设中国起见，中央拟于七次大会上向各解放区及全中国人民提议在延安召开全国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一方面成为各解放区的联合政权机关，但不称为政府，而称为解放联合会;另一方面又保持其抗日人民的民主阵线的性质。这一组织在政权上说，它将是地方性的联合政权，不是第二中央政府，但同时，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必不承认它，故又是独立性质的地方政权。在全国没有联合政府时，它将是促进联合政府实现的一种主要动力，在全国有了联合政府时，它将是联合政府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联合政府的支持者、辅助者，而在人民中将起着极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

　　

　　三、现在距七大开幕之期不及一月，为使各解放区党外人士及党内负责同志，对上述提议不致感觉突然并有所准备起见，中央责成你们于电到半月内经过各边区、各行政公署，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商谈这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尽量征求大家意见，以供中央参考。座谈会中应注意事项：甲、参加人数应使党外知名之士及杰出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多于党内同志，以便将来解放联合会中，能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领导。乙、吸收由沦陷区逃来的党外人士及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丙、这一问题可说明是本地党的提议，由党的负责同志根据此指示加以解释，但商谈时要尽量推动党外人士及群众领袖发表意见，即使是反对意见也不要拒绝。丁、这一座谈会暂不公开登，各种意见望先汇中央，暂不作任何公开响应。以上执行情形望告。

　　

　　中央 寅删

　　

　　3月15日，邓小平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形势的告里说：每个共产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在党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把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

　　

　　3月26日，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进入湖南省平江县，对外称“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驻扎在县城天岳书院。

　　

　　3月27日晨，王震、王首道命人公开张贴了部队南下前曾经由毛泽东亲自改定的《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全文如下：

　　

　　去岁湖南沦陷，日军肆虐横行。皆因抵抗不力，政府抛弃人民。

　　

　　本军奉命援湘，消灭万恶敌人。实行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好人。

　　

　　工农商学各界，军队地方士绅;不分阶级党派，皆愿相见以诚。

　　

　　一致联合对敌，展开民族斗争。独裁贻误国事，专制违反民心。

　　

　　唯有迅速改革，方能耳目一新。实行三民主义，恢复中山精神。

　　

　　取缔贪官污吏，扶持好人正绅。厉行减租减息，改善社会民生。

　　

　　取消苛捐杂税，买卖务求公平。反对强迫兵役，欢迎志愿从军。

　　

　　保障人权财权，维持社会安宁。严惩汉奸特务，悔过可以宽容。

　　

　　中国有共产党，华北有八路军。满布大江南北，则有新四大军。

　　

　　广东广西一带，抗日起义纷纷。德寇正在瓦解，日寇亦将土崩。

　　

　　苏联英美中法，保障战后和平。世界进步很快，中国岂能后人。

　　

　　愿我三湘子弟，一致义愤填胸。起来保乡卫国，充当抗日英雄。

　　

　　倘有汉奸国贼，敢于阻挠军容;自当痛击不贷，勿谓三令五申。

　　

　　特此剀切布告，仰各一体遵循。

　　

　　司令 王震

　　

　　政治委员 王首道

　　

　　3月31日，毛泽东复电给王震、王首道，他在电文中写道：

　　

　　王震、首道：

　　

　　你们占领平江、崇城及人民欢迎你们之电，今日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间根据地(包括崇、通、平、浏、岳、湘、长、潭)，然后再南进。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

　　

　　毛泽东 寅世

　　

　　3月3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7次会议，讨论准备向七大作的政治告《论联合政府》和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及军事告。毛泽东首先对《论联合政府》作了一个说明，他说：

　　

　　“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我们应该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纲领，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其实现，也就是团结全党全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个纲领以前大部分是有的，现在加以综合及发挥。”

　　

　　“我这个告讲抗日的部分不太多，有些同志对此有些意见，这是因为思想不很通。《新民主主义论》讲抗日的话还要少一些。还在1937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当时有同志不赞成，他们不知道抗日的问题是已经定了的，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抗日。我说的这次有些同志思想未通，但同1937年‘十二月会议’至六中全会时期的错误倾向是有区别的，那是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的。要三民主义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同志们的意见很好，90%以上我都采取了。”

　　

　　“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们都采取联合的态度，但也略示区别，略有批评。这一点也很重要，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对资产阶级，我说是多半与土地联系着。对大后方民主运动中的某些分子，也批评其不坚决，指孙科之类。有的人看到3月1日蒋介石的讲话与我们的痛驳后，又慌张了;听说赫尔利回我们的电中说不要作最后结论，就又高兴了。中间派是动摇的，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假如中国有农民党，我们也要与它区别。这是要我们共产党员弄清楚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

　　

　　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动摇，是两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联共，一面反共;一面联苏，一面反苏。蒋介石的欺骗我们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国人压。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颉刚都参加了。这个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这个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3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2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10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可以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的坚强领导。领导问题我在告中讲了一下，除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还包括其他民主分子。

　　

　　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对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各国以联合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们尊重中国人民的意见。

　　

　　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这个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反旧民主主义也提了一下，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但不着重反对旧民主主义，因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份。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

　　

　　“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3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刚才几位同志提到大会的精神算不算旧账的问题。不算旧账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应当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去说服七大的代表们要有这种自觉，把过去历史问题托付给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已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如果在大会上讨论历史问题，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议题，而结果仍不会超过现在的决议草案。扯到军事历史、华北历史、各个山头等等，更是扯不清楚。决议草案中没有说百分之百，没有说品质，没有说非法，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至多成为缺点，而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取了这个方针。”

　　

　　会议决定：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内容写入党章。开始，毛泽东不同意七大党章中“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他说：

　　

　　“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经过酝酿讨论和修改，毛泽东才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意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命名，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会议通过了七大的政治告《论联合政府》、《党章草案》、《军事告》，通过了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确定了七大会议日程。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谈话说：“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

　　

　　这是美国为了迫使中国共产党让步、打破国共谈判僵局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就采取了对苏联妥协的策略，鼓励国民政府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签订秘密协议、同苏联举行关于签定中苏条约的谈判，企图通过苏联的影响，压迫中国共产党妥协。赫尔利4月2日的谈话，就是在这些同苏联的不光彩交易之后发表的。

　　

　　4月5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日苏中立条约》将于4月期满，条约期满之后不再延长。

　　

　　4月12日，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三巨头之一的罗斯福总统因病逝世。历史终于使毛泽东与这位美国伟人失之交臂。

　　

　　此前在1945年3月3日，斯诺从欧洲战场采访回到美国，罗斯福第3次接见他时说，准备在对日战争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国共产党以援助。他的不幸逝世，使美国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打算被搁置了起来。后来斯诺在回忆起这一憾事时写道：“一个月后，罗斯福去世了。这就关闭了这一战时中美友好的大门。”

　　

　　毛泽东在罗斯福病逝之后，与朱德谈起了美国新总统的竞选问题。他说：

　　

　　“美国正在竞选总统。我估计杜鲁门可能当上美国总统。”

　　

　　朱德也说：

　　

　　“蒋介石支持杜威竞选总统，我看他的算盘打错了。”

　　

　　毛泽东的思路跳跃性很强，他没有接朱德的话，而是很自信地说：

　　

　　“蒋介石投靠他的美国主子打内战，镇压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

　　

　　后来的结果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杜鲁门击败了杜威，由副总统升为总统。他一上台就赤裸裸地支持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活动，开始实行向蒋介石一边倒的对华政策。是年6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密罪，将谢伟思等6名同情中国抗战民主事业的美国进步人士逮捕入狱。

　　

　　再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8次会议，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期间，王明一直在家中养病。毛泽东先后3次把准备讨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稿送给王明看，请他提意见。就在4月20日这天，王明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弼时，说请他阅后转交毛泽东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各位与会者，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赞扬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并检查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在信中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意义。”“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3次‘左’倾路线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我郑重声明：中央根据七中全会这一决议的立场和精神，与根据对我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犯各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对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我认为中央应立即撤销我在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

　　

　　王明这封信是他第一次公开向党中央系统检查自己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所犯的错误，对于维护共产党的团结和召开七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第8次会议上首先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了一个说明，他说：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24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50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12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1940年不许提路线，1941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已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经过8次修改、向全会提供3次草稿、而且是每一次都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最后定稿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给予极高的评价。《决议》对于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了正确总结。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专门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肃反”作了总结：

　　

　　“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个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4月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七大预备会议。

　　

　　这时候，各地的代表都已集中到了延安。萧三也是七大代表之一。可就在此时，在“审干”中所发现的一些代表的问题，又提出来了，如果不承认其代表资格，就需要他所代表的那个地区重新选举。这样一来，由于关山阻碍，交通不便，七大就又得延期举行。毛泽东听取了任弼时关于代表资格审查问题的汇后，当机立断，说道：

　　

　　“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接着，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告，他说：

　　

　　“代表同志们!今天我们能够开一次很好的大会。这个时机很好，我们有了很大的力量，我们党较之过去是空前地团结了。

　　

　　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24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28年。这28年是苏联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的28年，中国共产党的24年也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24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

　　

　　“第一次大革命的7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6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如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很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我们就提出革命口号，叫打倒蒋介石，和他打了10年。打蒋介石是不错的，但是如何组织队伍，以及组织了队伍又如何放枪，这就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所讲的。大体上说，不同的意见主要不外乎这3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在这3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中，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大体上比较恰当，适合中国国情，比较正确些，在组织队伍、如何打法的问题上比较好一些，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当时党内的同志天南地北，除了几个被国民党悬赏几万元捉拿的人以外，大都互相不知道。可是意见可以相同，或者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相同，或者在那样一个问题上相同。

　　

　　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1925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60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座的林老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39年老是失败。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36天罡星。搞军队也是国共合作，当时的主要干部，军队的与党的，都有国共两党的人。第一军是蒋介石当军长，恩来同志是党代表，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六军党代表是林老。那个时候也就是联合政府，军队是政府的主要部分，所以联合政府以前就有过。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

　　

　　现在讲一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经同志们详细讨论过。同志们提议将这个问题交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大会，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意见很好，这是为全党、为全国的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决议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

　　

　　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4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90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9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10年8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教条主义，一个经验主义。这个决议上说我曾受了多少次的打击，我说要勾掉。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把它勾掉好，不必写这些。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又如最近写决议案，写过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这我不赞成。好像我这里没有，他那里倒有很多马列主义，甚至都在他那里。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人家喊万岁，我说我52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整个宇宙不晓得经过多少万万年，现在比过去是进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动物，出了人类。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但今天要政治不要要。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从科学上说来他这话不对。他这话只有一个革命意义，即是反封建，因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是皇帝一人专制。但原始共产社会有众人，没有政治。政治是从奴隶社会才开始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3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因此，我们要经过战争，经过阶级斗争，要放手发展壮大共产党，壮大八路军、新四军。

　　

　　人世间的事总是不完全的，儿子比老子完全一些，孙子比儿子完全一些，后来居上。

　　

　　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五次大会我参加了，但没有表决权。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的。

　　

　　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的努力。

　　

　　现在又出了一个‘共产党’，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合了一些叛徒，组织成的一个‘非常委员会’。他们已经发出了宣言，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我们这个历史决议出来后，敌人一定会利用它。但是我们不管他们利用不利用，还是作出了这个历史决议。我们要不听任何敌人的挑拨。党内也可能有一些有歪风的人进行挑拨。不要怕这些挑拨。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总起来说，我们党24年来有成绩，成绩也相当的大。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预备会议确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通过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告》;通过新党章和选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选出15人组成“七大”主席团，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林伯渠 彭德怀 康生 陈云 陈毅 贺龙 徐向前 高岗 张闻天 彭真

　　

　　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20岁左右。

　　

　　此时的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人用担架抬进会场的。

　　

　　代表们坐在木制的长凳上，前面是一排绿色植物和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24面红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走过的24年的路程;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个很大的“V”字，表示与盟军一起反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灰色的砖墙上贴着标语，上面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等等。

　　

　　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和主席团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主席台前就座。

　　

　　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并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3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

　　

　　毛泽东以《两个中国之命运》(见《毛泽东选集》)为题致开幕辞，他说：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1943年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笔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指他自己准备在这次大会上要作的《论联合政府》的告——笔者注)。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及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先后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彭真作了代表资格审查告。

　　

　　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告，题目是《论联合政府》(参看《毛泽东选集》)。大会印发了《论联合政府》全文。

　　

　　毛泽东的政治告共分5个部分：一、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二、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三、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五、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在第三部分最后讲到了中国的“两个前途”，他说：

　　

　　“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裕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

　　

　　“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在第四部分，毛泽东讲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他说：

　　

　　“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关于“中国解放区的任务”，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的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成立。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第五部分中，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毛泽东最后说：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告。

　　

　　4月27日，毛泽东在百忙中抽空为《解放日》写了一篇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见《毛泽东选集 》)，他写道：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现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只有被留下来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将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这还有疑问吗”

　　

　　“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学会生产的地区，今年应当更大的努一把力。”

　　

　　从4月30日开始，“七大”在继续讨论政治告、军事告的同时，进行了大会发言，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高岗、张闻天、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志中、陆定一、刘伯承、朱瑞、古大存、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发了言。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和彭德怀谈话时，彭德怀就自己在百团大战后期战役指挥上失误一事，不无愧疚地对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

　　

　　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彭德怀又说：

　　

　　“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

　　

　　毛泽东则说：

　　

　　“锻炼了部队。”

　　

　　毛泽东一席话，温暖了彭大将军的心。

　　

　　1945年5月2日，毛泽东复电河南区党委书记戴季英、河南军区及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员王树声，对他们在4月25日关于河南发展现状和向伏牛山腹地扩大与建立基地的请示告作了答复。他在电文中写道：

　　

　　河南区党委：

　　

　　如果你们觉得向嵩、伊、临、鲁、南召地区进展是有利的，你们可以这样做。文年生等部赴湖南广西的部队本月下旬可从延安出发。

　　

　　中央 辰冬

　　

　　5月4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王震、首道，并告郑李(即郑位三、李先念——笔者注)：

　　

　　一、顽方既以6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在你们考虑成熟之后，即可行动。机动办法，或以大部队向修水、铜鼓行动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均由你们依据情况考虑决定。二、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建立，以为南北枢纽。区党委组成问题，中央另电通知。三、“七大”辰有前可毕，会后数日9旅3100人，文旅2100人，即可由延出发赴湘。四、“七大”文件广播你们收到否

　　

　　毛泽东 辰支

　　

　　收到电后，王首道和王震、王恩茂、张体学等立即在通山山口铺召开边区党委会议。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定由王震率领主力第一、二支队和第五、六支队之一部，跳跃式向湘北挺进;王首道随军直机关以及三、四支队偕张体学部坚持鄂南斗争，以此南北配合，进一步巩固、发展鄂南根据地，为建立湘鄂赣边区根据地打下基础。

　　

　　后来，这南下部队第一梯队反复在湘北和鄂南一带周旋，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与顽军作战，在长江以南、赣北彭泽以西、湘北岳阳以北广大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南北130公里、东西180公里的湘鄂抗日根据地。

　　

　　经毛泽东批准，南下部队在湖南平江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区党委、军区和边区行政公署。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任军区副司令员，聂洪钧任行署主任。

　　

　　5月11日，“七大”第一轮发言结束。

　　

　　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告》。刘少奇在告中说：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欲知中国共产党“七大”接下来的情形怎样，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8次会议上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毛泽东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因为只有了解了毛泽东的完整的真实的一生，才能够正确理解他所说的“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这句话。在那个时候以及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其他人是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一生的终极目标的，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最终要干什么。尽管毛泽东历来都把他的终极目标像宣言一样宣示于众，但在别人眼里看来，那只不过是大家的口号喊喊而已，并没有把它当真的。以至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的终极目标出现以后，连他的同代人甚至经他亲手培养起来的部下们，绝大多数人也都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于反对。更有一部分人这才真正感觉到是“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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