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惠同志

　　

　　田聪明(《百年潮》2005年第10期)

　　

　　2004年11月18日上午11点刚过，接到周惠同志病危的电话，我即往北京医院赶。一进病房就下意识地向监护仪器望去——心电图的轨迹已呈现出平行直线。我已难以说出话来，便急匆匆走到他枕前，伸手从前额抚摸到脸颊，确认他已经走了，我泣不成声。

　　

　　冬去春来更逍遥

　　

　　

　　

　　由于类风湿关节炎的疾患，周惠同志的最后十多年基本上是在轮椅上度过的。进入2004年则基本在床上躺着，只有精神好些时才能起来趴在移动的平板桌上坐一会儿。但他的头脑一直很清醒，思维很敏捷，说话也很利索。我每次去看望，他总是聊个不够。

　　

　　2003年下半年，他多次同我说，他不想死但不怕死。有一次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了，你说说对我的评价。我就根据这些年的接触和对过去的一些了解，通过一件事一件事谈了他的长处，也谈了他的不足。他点了点头。后来又几次同我谈及墓志铭，主要谈及古人的墓志铭和后人对墓志铭的感受。再后来又几次谈到如果他自己给自己写墓志铭该如何写去年上半年，有一次去看望他，他要来一张16开纸竖写了四行字：“人世沧桑近百年，匆匆忙忙春去了，风吹雨打花落地，冬去春来更逍遥。”他一笔一画地写，我边看边琢磨。他手抖写得比较慢，但每笔每画都很认真。从这几行字不仅可看出他流畅的书写风格和字体特点，而且明显感到他对自己一生概括的思想境界和文字表述韵味。他还一字一句地讲了他的考虑。特别最后一句中，原来是“冬去春来也逍遥”，经过反复推敲后改为“冬去春来更逍遥”。他说这样好像更积极些。一字之差真实反映了他的生死观。

　　

　　2004年7月23日上午我去看望，我们聊得时间比较长，而且基本上是听他说。他聊得很认真，坐起来过两三次。12点过了，家人两次说吃饭吧，但他摆摆手后继续说。先是聊围绕台海局势有关的事。后是聊了有关“人生”的一些事。其中聊到他在“庐山会议”上没有检讨，但到了第二年批得更厉害了，感到不“检讨”不行了。在一个晚上和老伴一起“到院里咬耳朵”，还是要顾忌“党票”啊。特别谈到一位与他一直要好的同志，在“庐山会议”前期一再要求他做的一件事，他虽然只做了不算太紧要的一点，但他对那个事是赞同的。“风向”转了以后，这位同志一开始还想由他一人“扛”着，可后来大概是扛不住了，“把咱供出去了”。这件事一直没有说也不想说，今天也给你说了，你知道就行了。人啊，很具体。他躺下后说：我们认识二十几年了，不错。稍歇会儿后说，你也该回去吃饭了。

　　

　　过了两天我出差了，又过了几天周惠同志住院了。8月6日中午得知他住院，可当我赶到时已经上了呼吸机。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我有空就去看看，可只能用眼睛交流，只见到他的嘴在动，没能再听到他的声音。每忆及此就想掉泪。

　　

　　伴此“君”非伴虎

　　

　　

　　

　　我是1980年正月初三上午开始与周惠同志直接接触的。自那以来的25年里，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和他聊天、谈心……从未间断，无拘无束。由于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近19年，所以我们谈的更多的是工作以外的事，海阔天空，随意道来。但所有这些都使我能够更深刻地了解他一生未变的人格，理解同他共事中一些事的决策过程。老人走了，但我却经常不觉老人已经不在世，多年同老人相处的情景，不断地在脑海中反复浮现。老人求真务实，爱憎分明，宽厚待人的形象更加清晰逼真。

　　

　　1979年农历腊月27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宝音图秘书长找我，说拟调我到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身边工作，侧重文字方面。还说一过年，也就是1980年正月初五就要跟随周惠同志到北京参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我一时为这一很突然的问题而惊呆了，觉得“这不可能”，可又不知该怎么说。冷静了一会儿自觉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一说我是记者，自由活动习惯了，做秘书不适合；二说我性情锋芒毕露，好坚持自己认准的意见，做秘书不适宜；三说我属总社管的干部，分社社长已回山东过年去了，正月初五肯定赶不上。那时，我对新闻业务刚刚开始“入门”，并已见到了些成果，特别是对新华社记者这个职业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加之“伴君如伴虎”的世俗观念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越想越觉得不能去。所以，对以上三点我反复向宝音图作了陈述。可腊月29日中午，宝音图下班顺路到我家说：已同总社联系上了，总社党组已经同意，要我正月初三上午就与他一起去见周惠同志。这天下午，分社也将总社的通知转告了我。

　　

　　对这一调动我确实很不情愿，但组织已经决定了，我想说的话只好咽到肚子里。初三上午9点多，宝音图领我去了周惠同志的家里。当时正好有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副主席和他在办公室里说话。周惠同志只问了我哪里人什么学校毕业什么时间入党等。然后说跟他去中央开会，并叫来机要秘书交代和我做些携带材料的准备。对给他做秘书的事却只字未提。所以，包括五中全会期间，不论直接间接，一有机会我还总是强调那些不适宜做秘书的理由，可他仍未有半点表露。

　　

　　在会后返回呼和浩特的火车上，周惠同志让警卫员把我叫到他的包厢里。只见小桌板上摆着一瓶半斤装茅台酒、一小盘猪头肉、两个小酒杯、两双筷子。坐下后周惠同志说，睡前喝点酒能减少小便的次数，咱们一起喝吧。周惠同志能喝点酒，我当时也可以喝点，便边喝边聊。大概喝了三四杯，老人便很郑重地说：小田，调你来帮我工作，思路差不多。至于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原来湖南省委秘书长同我常讲些不同意见，我们也常争论，可我们关系很好。我顿时又说不出话来了，特别是对自以为锋芒毕露，爱讲不同意见这一条最不适合做秘书的理由，说到家了，我还好说什么呢与此同时，一种崇敬感油然而生——亲身感受到了这位老人当年在“庐山会议”上讲真话、实情的高尚品格。由此也使我讲话更放开了。聊着聊着，我就冒出了几句话：周书记，那我对您就没有不可说的话，但我们记者有条规矩，就是事实讲错了我负责，而认识上有错是允许的；如果我的错误认识被您采纳了就应该是您负责，而不是我负责。他没有任何犹豫，一边喝一边点头，并非常轻松地说了声“那当然”。这时我凝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想像着“庐山会议”上不顾个人安危而捍卫党的原则，反映真实情况和人民群众呼声的情景，心里想：“伴此君非伴虎，可能是近良师益友。”

　　

　　靠实践统一认识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期间，我是华北组整理简的内蒙古工作人员，周惠同志的文件和生活由另一位同志管。可他有空就叫我去他的房间闲聊。当时我没有任何“包袱”，所以不论全国的事还是内蒙古的事，只要我知道的，问我什么就说什么，有话茬也说些我不适合做秘书的意思。在返回呼和浩特的火车上说我“思路差不多”的结论，大概也就是这么得出来的。我后来开玩笑说，我反复强调的不适合做秘书的理由大概是周惠同志认为“最适合”的条件。

　　

　　确实，周惠同志听意见，首先看真话还是假话，然后才论是对话还是错话，而且是只论对错，不计较态度、方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中滩公社1978年冬就悄悄搞“口粮田”、“责任田”(集体)的改革。公社书记马崇发有点胆识，硬抗住了1979年春天那场批判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倒春寒”，取得了当年出乎预料的好效果：“口粮田”单产成倍地超过“责任田”。所以，1980年不仅中滩公社由“口粮田”、“责任田”发展到了“大包干”，而且县委书记还要在全县推广。这是自治区首府城市的一个郊县，所以，一时间引来好多说法。这年4月份，周惠同志到这个公社调查，随同调查的一位领导干部就有不同的看法。当公社书记、县委书记谈到他们的做法时，这位领导很激动地说，这不真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而公社书记和县委书记则用充分的事实和理由加以阐述。周惠同志越听越高兴，笑着说他们讨论得很热闹，鼓励他们继续讲。但周惠同志的观点是很清楚的，正如耀邦同志所说，他是全国搞“包产到户”最早的三个省(区)委书记之一。周惠同志所以高兴就是觉得他们都讲的是真心话。最后还说讨论得好，当然也很明确地表示可以试验，特别强调看看如何搞才能使老百姓吃饱肚子。

　　

　　

　　

　　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1969年至1979年曾划归东三盟管辖。东三盟的农村改革明显比西部晚一些。1982年春天，周惠同志到呼伦贝尔盟阿荣旗调查，听说音河公社和平大队党支部书记盖广义同志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周惠同志坚持要去看看。盖广义面对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毫不掩饰地说：队里有人说要“包产到户”，俺就说要将队里欠信用社的贷款也一并包到户。这下他们就不敢包了。然后他还很得意地说：俺让你包!周惠同志听得直笑。到离开时周惠同志也没有批评盖广义，只是深情地对他说，现在这个搞法我们已搞了二十多年，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欠的贷款却越来越多，总得想个办法呀!“包产到户”也可算一个办法吧

　　

　　盖广义是个老党员、老农村干部，人很好，很热爱集体。周惠同志与盟旗领导说，不能责怪这些基层干部，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一大二公”，影响根深蒂固，这说明思想解放的任务还很重，最终还要靠实践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多年后周惠同志还常提到这位老盖，并说他是好人，称赞他敢讲真话。

　　

　　我在周惠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六年。不论是任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副主任、秘书长，还是副书记，没有向他说过一句假话。我刚到周惠身边工作时，他能吃、能喝、能睡，也很健谈，但毕竟已62岁，加之坎坷经历，头发少而全白，牙齿也很不好。出于责任，也出于尊敬和同情，总想尽可能为这位长我25岁的老人多分担点具体事务。在他身边工作的三年里，每次为他起草讲话，听他讲，我也讲，一遍一遍地修改后送他；送他处理的一般文件我也都是先认真看，送到他手里时不仅讲清是什么事，也讲我的意见；有些事我主动找他讲，有些事他找我交代或询问……。这期间不同意见是常有的。记得我到他那里工作不久，内蒙古一个县不是候选人的同志当选了县长。这在当时确算得上是一条“新闻”了，所以人们议论纷纷。我对这个县的书记和县长候选人及当选县长都比较熟，我怎么认识就怎么说。周惠同志在一次常委会上说：“对这个问题我和小田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这个话传出后，不少要好的同志提醒我说：“没有你这么当秘书的。”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周惠同志这话是用赞赏的口气说的。

　　

　　敢为人先不觉先

　　

　　在内蒙古很多人都记得周惠同志的一句名言，叫“从大青山出发”。大青山是《敕勒川》里提到的阴山的一个支脉，呼和浩特市就在大青山脚下。1981年中央就西藏问题向全国发了一个文件，周惠同志认为其中一些做法不适宜内蒙古，所以，当有同志提出如何在内蒙古实行的时候，他就脱口而出说，内蒙古的事要从大青山出发。从此，人们常用这句话来说明周惠同志凡事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的作风。

　　

　　周惠同志是1978年7月到内蒙古工作的，当时中央任命他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在从北京赴任途中就下火车开始深入农村牧区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他很快发现牧区和畜牧业在内蒙古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工作指导上也同农村和农业有很大的不同：牧民基本是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牲畜对牧民不仅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同年10月周惠同志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后，区党委就决定从第二年开始大幅度调整牧民自留畜政策，每户牧民可牧养的自留畜数量，包括小畜大畜都放宽了许多。这在全国几大牧区是第一家。过了两年，牧民的自留畜发展很快，在牲畜总头数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各种说法又多起来了，不少人担心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当周惠同志弄清楚牧区牲畜总头数增长后，他却很欣慰地说，只要整个畜牧业发展了就好说。

　　

　　1980年下半年中央下文允许“三靠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实行“包产到户”。周惠同志就向中央领导讲，我们内蒙古可否说是“三靠省”这位领导同志只笑了笑，这下他心里更踏实了。所以，到1981年底，全区农村土地“大包干”已呈“席卷之势”。可牧区怎么办而且不只牲畜还有草场呢周惠同志继续进行深入调查，特别注意到内蒙古牧区大多三年一黑灾(旱灾)，五年一白灾(雪灾)；近半数牲畜循着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圈子转；畜群大多需夏营地、冬营地(需储草和棚圈)等。他逐步从这些实际中形成了两点认识：一是自留畜发展以后集体畜要实行承包，不然就会成了“后娘的孩子”；二是牲畜承包以后草场吃“大锅饭”不行，也得实行承包，而且有利于轮牧定居相结合。这就是内蒙古首先实行，后在全国牧区推行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

　　

　　到了1982年秋，自治区党委研究室的同志汇说，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等地一些嘎查(生产大队，牧区是嘎查核算)，自留畜已经或将近超过集体牲畜，而且自留畜的繁殖母畜比例和牲畜膘情等普遍比集体畜好。有的嘎查因此将集体牲畜作价归了户，牧民大多很赞成。所以，许多基层干部想推行这一做法，问行不行我当时是研究室副主任，就如实向周惠同志作了汇。周惠同志详细问了情况后说，牲畜总头数发展了，说明自留畜政策和“草畜双承包”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作价归户能使牲畜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就可以试。这个问题还没有来得及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讨论，可周惠同志的意见就传开了，牧区的牲畜作价归户很快大范围推开了。这当时无疑会在各方面引起不同反应，有的“纲”还上得很高。这些意见也反映到了中央领导那里。1983年初夏，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到内蒙古视察，我当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分管区党委研究室的工作，就决定由我向邓力群同志汇牧区“草畜双承包”和牲畜作价归户等问题。我用统计数据汇了周惠同志所问过的那几个问题，如牲畜数量增加了，质量提高了，牧民收入增加了，集体牲畜变成了钱，也没受损失等。邓力群同志听后说，那就证明你们搞对了。这也是后来在全国牧区推广的做法。

　　

　　周惠同志由于坚持求真务实，心中有数，所以他敢为人先不觉先，面对风险不畏险。

　　

　　亲情、友情都在真

　　

　　周惠同志十分尊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很重亲情、感情。周惠同志在弟兄中排行老七，他三哥惠浴宇1982年以前任江苏省省长，人们都称他“惠老”。中央每次召开有省委书记、省长参加的会，周惠同志的业余时间就基本上交给他三哥了，不是一起去看熟人，就是兄弟俩一起聊。惠老退下来后到内蒙古去过一趟，周惠同志没让惠老住宾馆而是住在他的家里，并且是把他老伴的卧室腾出来给惠老住。对此，我当时很受感动。1980年6月，周惠同志率党的工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提前一周全团在北京万寿路中联部招待所集中。一天晚上，他和一些熟人一起吃饭，喝了点酒，回来就睡了。可11点多来了一个长途电话，我不得不把他叫醒。

　　

　　大概是晚上吃饭时与熟人聊到了往事，又喝了一些酒，接完电话后老人的话多了起来。我一边给他茶杯里倒水，一边听他讲。周惠同志先是说我们过去党内斗争中的一些教训，记得主要谈到了小平、陈云、彭德怀、黄克诚等老同志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当谈到陈云、黄克诚等因讲真话多次挨批无法工作，拨乱反正后可以工作了，可他们的身体却不行了。这时他掉泪了，而且泣不成声。我也跟着掉泪，从中受教育、被感动。他再一次泣不成声是谈到他的孩子，那是在“文革”中，他被关起来了，四个孩子相继下乡插队，经过再三交涉才允许他们见一面。他说他当时给孩子们讲了三层意思：一是你们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反革命；二是不论走到哪里，相信老百姓能生活你们就能生活；三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必寻短见。这个时候我也泣不成声了……。我们都只穿着背心裤衩，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

　　

　　我参加工作后父母一直跟我一起生活。我父亲50年代开始就患有肺病。1981年6月下旬，我随周惠同志参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结束后的7月2日上午，中央在怀仁堂召开省委书记会，专门讲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离退休制度和成千百万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陈云同志讲文件，小平同志讲话，耀邦同志主持会议。这时接到家里电话，说我父亲病重，周惠同志得知后一定要我快回去。我3日赶到家，送父亲住院，18日就去世了。父亲受了很多苦，刚刚生活好一点却去世了，我和母亲及全家都悲痛极了。当天周惠同志就到我家里，含着泪安慰我妈妈，安慰我们全家。这么大的“官”为一个老农民去世来看望，我们全家，特别我妈妈非常感动。后来，包括到北京以后，周惠同志几次到我家，和我妈妈聊天。我妈妈是个一字不识的老农，可两位老人好像很能聊得来。周惠同志还说我妈妈是个“农民政治家”。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周惠同志对我曾有过一个评价：“知道老呀、小呀!”

　　

　　

　　周惠口述：李锐“夜闯美庐”与庐山会议的急转直下

　　●张杰

　　

　　人物介绍：周惠，1918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初，调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等。1959年，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旋涡。1977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8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复出以后，周惠有两件事比较知名：一是他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时，一就职就立即要求包产到户，当时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则大手一挥，果断地说：“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话被在场的《人民日》记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成为当年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句名言。现在谈及当年的农村改革，人们只知道有万里，不知道有周惠，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周惠曾对采访他的作家权延赤说，其实庐山会议上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的打击是很重的，后来治党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庐山会议反对左倾错误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经启动过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员采访那些经历过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与庐山会议”也是“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对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

　　

　　问：庐山会议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揪出里通外国的“反党集团”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周惠：主要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另外，彭老总和主席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问：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问：都捅了哪些娄子呢？

　　

　　周惠：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

　　

　　问：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问：周老，恕我直言，您当时也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李锐“夜闯美庐”这样的绝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当时哪里知道啊！只是对李锐的急转弯感到不理解。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小舟告诉我的。

　　

　　问：周小舟和您的处境相似，受到的处分甚至更严厉，他也不应该知道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点，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书出身，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他和主席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好人，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主席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主席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问：那您看应该如何概括李锐在庐山回忆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当然，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锐，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

　　

　　问：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有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

　　

　　周惠：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问：为什么呢？

　　

　　周惠：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