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与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历史是一面镜子！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被打倒的反动阶级，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要寻找党内走资派充当他们的政治代表。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重温一下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乱的历史教训，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今天。

　　

　　（一） 纳吉其人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公开抛出一条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帝国主义公开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逆流。一批混在各国共产党内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都乘机而起，纷纷抛出形形色色的“新纲领”、“新路线”，同各国反动派一起疯狂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一时乌云翻滚，妖雾弥漫。隐藏在当时匈牙利革命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纳吉，就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粉墨登场，大搞其反革命复辟的勾当。

　　

　　（1）一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纳吉充当一九五六年匈牙利资本主义复辟的总代表，总后台，绝不是偶然的。他一开始就是个投机革命的机会主义分子。纳吉▪伊姆雷，生于一八九六年。一九一五年，纳吉被应征到奥匈帝国军队中去服役。一九一七年在前线作战时，被沙俄军队俘虏。不久，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已经爆发、群众运动热火朝天、斗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参加革命队伍的人，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善于投机的纳吉，就在那时混入红军，一九一八年在俄国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一年他返回匈牙利，一九二七年被捕，一九二八年流亡奥地利，一九三零年移居苏联。三十年代，纳吉在布哈林手下的一个国际农业研究院工作。他追随布哈林，反对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方针。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随苏联红军返回匈牙利，曾任过匈牙利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以后又担任过内务部长、议长，并当上了政治局委员。

　　

　　一九四八年，匈牙利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时，纳吉马上跳出来反对。他急急忙忙抛出一个所谓《提纲》，胡说什么匈牙利只有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任务，“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提上日程”。他百般美化小农经济，胡说依靠小农经济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他赤膊上阵充当富农阶级的代言人，叫嚷消灭富农阶级是“不人道的行动”，竭力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鼓吹“富农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纳吉贩卖的正是他的师傅布哈林三十年代推销过的破烂货。他在《提纲》中还说匈牙利的国家制度不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应当是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这就表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纳吉就从党的同路人，变成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利益的走资派。

　　

　　纳吉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理所当然地受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批判。一九四九年九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指出纳吉犯有“布哈林倾向”的错误，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纳吉是假检讨的老手，为了掩盖他的机会主义政治面目，急忙作了“检讨”。纳吉在党中央全会上承认自己在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犯有错误”，并给自己戴上了一大堆帽子，言词动听，表示愿意悔改。当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接受了他的“检讨”，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职务，一九五三年七月，纳吉窃取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纳吉上台后，就到处发表讲话，大放厥词，宣扬“今不如昔”，把当时匈牙利的国内形势描绘得一团漆黑，胡说“党的政策已全面失败”。接着，他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势，抛出了一条“新路线”。他说“五年计划所提的目标在许多方面是我们无力实现的。”“农业合作化速度必须放慢，办得不好的合作社将予以解散，农民可以退出合作社，富农可以收回上交给国家的土地。”“我们甚至愿意在多数农民要求个体生产的情况下，可以取消合作社。”他还说：“在我们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中也表明有必要进行改革”，等等。这就完全推翻了他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所作的“检讨”，不仅如此，他还代表富农向贫雇农进行反攻倒算。

　　

　　纳吉利用自己手中所窃得的权利，打着落实政策、调整人的关系、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幌子，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他说，司法机关、警察机关以及地方委员会，应“对受委屈、提出申诉的人进行彻底平反”，“政府将本着宽恕精神释放所有罪行轻、不危及国家与民众安全的罪犯”。他还攻击劳动人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说什么“知识分子受到攻击和凌辱，不信任和毫无根据的清洗，使知识分子和我们疏远起来。法制遭受严重破坏”。

　　

　　在纳吉的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匈牙利城乡资本主义大肆泛滥，国内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复辟倒退现象。在农村，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国就有七百二十九个农业合作社被纳吉砍掉。农民纷纷退社，使集体经济遭到瓦解。富农势力重新抬头，贫雇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现象重新出现。私营商店纷纷挂出招牌，恢复营业。小手工业与个体生产数目激增。大批的反革命、刑事犯从监狱、集中营里释放出来，逃往国外的老吸血鬼也陆续回国，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文化领域，西方书刊、爵士音乐又泛滥起来。布达佩斯的夜总会重新开放。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大发奇谈怪论。整个社会一片乌烟瘴气。纳吉为了笼络人心，还大刮经济主义妖风，在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和一九五四年宣布提高工资。但由于资本主义泛滥的恶果，生产萎缩，劳动生产率下降，造成物价飞涨，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

　　

　　纳吉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匈牙利党内外广大革命人民的愤慨，遭到了应有的抵制。一九五五年三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通过决议，指出“纳吉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右倾会机会主义”者，七月，撤销了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同年十一月，又把他清楚出党。

　　

　　（2）拼凑反革命阴谋集团 炮制全面的修正主义纲领 纳吉被罢了官、清洗出党后，本性不改，变本加厉地干起新的罪恶勾当。他转入秘密活动，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搞阴谋诡计，这是由纳吉所代表的反革命阶级特性和反革命的政治路线决定的。一九五五年秋天，纳吉已经组织了一个反党小集团。他的家成了一伙气味相投的修正主义分子经常聚会的场所。其成员大多是党内的走资派、劣迹昭著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洛松奇▪格佐，此人是被清除出党曾经关押过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担任过新闻部副部长，是纳吉阴谋集团的二号人物。多纳特▪费伦茨也是一个被清洗出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曾任农业部副部长。瓦沙尔赫利▪米克洛什，原党中央机关《自由人民》编辑。吉梅什▪米克洛什，党编辑，等等。这些家伙，由于受过批判和处理，对党和人民怀恨在心，极端仇视社会主义事业。他们集结在纳吉的周围，抱成一团，密谋策划，妄图东山再起，复辟资本主义。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野心，纳吉亲自炮制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黑纲领。一九五五年底和一九五六年初，纳吉先后写了《道德和伦理》、《论一种尊重人性的共产主义》、《当前的几个迫切问题》等毒草。按照纳吉的指示，这些黑文，被复印了许多份，秘密地在他的亲信同谋者中传阅，但纳吉做贼心虚，他暗示说“这件事最好不要让党知道”。这些黑文。以后又被流传到国外。

　　

　　纳吉不愧为布哈林的忠实门徒。他在上述黑文中，狂热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纳吉诡称匈牙利已不存在阶级斗争，胡说什么“九百五十万匈牙利人的心是一致跳动的”。借口匈牙利已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认为在这样的时期，继续保存国家的惩治职能，是不必要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从布哈林炮制出来后一直是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进攻、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支毒箭。就在上述黑文中，纳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把人民民主国家污蔑为“蜕化的拿破仑政权”，叫嚷要与反人民民主国家的势力结成联盟，用武力“粉碎”人民政权。他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反对党对人民政权的绝对领导。纳吉还公开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叫嚷要把“工厂企业、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中没有受过专业教育的领导人撤掉”，要“在专家的领导下全面改组匈牙利的经济生活”。也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把持各个领域的领导权。为了掩盖他的极右实质，纳吉与一切机会主义分子一样，打出了“复兴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然而他所攻击的却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

　　

　　纳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在匈牙利国内得到一部人的支持。匈牙利民主革命不彻底，社会主义革命成效不大，国内存在着资产阶级，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有着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尖锐的。解放以后，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时，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以及叛徒、野心家、阴谋家混入党内。匈牙利共产党原有党员二万多人，合并后改称劳动人民党，党员人数激增到一百多万，党的队伍严重不纯。由于匈牙利在解放后没有广泛深入地进行群众性的民主改革，霍尔蒂分子、反动军官、地主、富农、资本家等不少人混入工厂企业，因此，工人队伍也很复杂。他们平时拿着红派司，自称工人，但一有风吹草动，就蠢蠢欲动。党纳吉的修正主义纲领一出笼，党内外资产阶级就都闻风而来，拍手叫好，狂热地吹捧纳吉。纳吉成了匈牙利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一切阶级敌人都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纳吉身上。着充分说明，纳吉一类人物上台，搞资本主义是很容易的。

　　

　　纳吉把阴谋小集团拼凑就绪，反革命政治纲领炮制成功后，于是就进一步到群众中进行串联，煽风点火，大造反革命舆论，发展反革命势力，裴多菲俱乐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

　　

　　（二）裴多菲俱乐部

　　

　　裴多菲俱乐部是以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命名的反动知识分子的俱乐部。
裴多菲▪山道尔在一八四八—— 一八四九年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一八四九年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裴多菲还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争取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是他诗篇的主要内容。纳吉集团盗用裴多菲的名字，导演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丑剧。

　　

　　（1）反革命舆论的制造所 裴多菲俱乐部是纳吉授意成立的。一九五五年底开始酝酿，苏共二十大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正式成立，其基本成员是一批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在文化界的领导人和反动教授、学者名流、新闻记者以及大学生。裴多菲俱乐部执行局二十名成员中，有党中央副部长兼化学专家基兰▪哈蒂、劳动青年联盟中央书记欧仁▪哈勒斯、劳动青年联盟宣传鼓动部长兼教授费伦茨▪巴塔基、布达佩斯青年联盟书记蒂勃▪哈查等等。
裴多菲俱乐部在纳吉的直接操纵下，专门制造奇谈怪论，散步流言蜚语，制造反革命舆论，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纳吉集团的成员经常主持裴多菲俱乐部的会议。

　　

　　早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在纳吉的授意下，由裴多菲俱乐部成员，作家德利▪提博尔等人发起，向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写了一份“作家备忘录”，攻击党的文艺政策，抗议所谓“对知识分子采取行政手段”。在纳吉一伙的煽动下，有五十九名作家、艺术家、记者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名。当这份“作家备忘录”受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的批评，部分作家撤回签名时，纳吉就气势汹汹地叫其他人顶住，不要撤回签名。纳吉就是这样企图首先从文艺界打开缺口，然后向党发动全面进攻。

　　

　　苏共二十大后，裴多菲俱乐部里的反动文人更加活跃起来，他们多次举行有关苏共二十大的所谓辩论会。如“苏共二十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苏共二十大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苏共二十大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他们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为赫鲁晓夫抛出的修正主义路线寻找“理论根据”。在会上，他们大肆攻击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充当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应声虫。他们对匈牙利的现存制度大为不满，他们常常在街头巷尾、咖啡店窃窃私语，传播小道新闻，宣称现在的党和国家不行，不是改正一点两点错误的问题，否则就是以“跛驴代跛马来拉国车”，而是应该两者皆废，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政权。

　　

　　苏修头目赫鲁晓夫事先没有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打招呼，就在一次会议上，为一九四九年被匈牙利政府处决的前外交部长拉伊克恢复名誉。这件事一经传出，裴多菲俱乐部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召开“前游击队战士和青年作家座谈会”，会上请拉伊克的老婆进行控诉。十月六日他们借悼念一八四八—— 一九四九年资产阶级革命中被奥匈帝国绞死的匈牙利将军的纪念日，组织了约有十五万人参加的为拉伊克恢复名誉重新下葬的仪式。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拉伊克的老婆和纳吉。裴多菲俱乐部里一些家伙还在墓前发表演说，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咒骂斯大林是“患虐待狂的罪犯”，高呼“结束斯大林的罪行”等反动口号。由裴多菲俱乐部一手策划的这次活动，实际上是匈牙利十月反革命暴乱事件的前奏。

　　

　　裴多菲俱乐部举行的讨论会和辩论会。是纳吉集团撒布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鼓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的政治活动之一。会议常常通宵达旦，人数多达数千人。为了扩大影响，通过他们所控制的纸杂志，用很大篇幅道俱乐部的活动和刊载辩论会的文章。当时流亡在国外的一个小农党头子说：“国内发生的事变引起我们极大地注意，我们详细读着裴多菲俱乐部的辩论稿和纸上刊载的论文。......我们认为，纳吉不久就会当权，这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相信，如果纳吉能控制这个国家，小农党就有可能东山再起。”

　　

　　俱乐部在鼓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并为纳吉上台摇旗呐喊最为猖狂的，要数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举行的匈牙利“纸和新闻道”问题的辩论会了。参加这次会的有六千多人。会议从晚上一直开到翌日凌晨四时，主要的发言人是作家德利▪提博尔。这次所谓的辩论会，是事先精心策划的，德利▪提博尔的发言在辩论前就在记者俱乐部向纳吉集团骨干分子做过预演。德利在会上煽动群众说：“批评家不要光攻击表面现象，”攻击的矛头应指向“本质的疾病根源。”他又说：“攻击的目标不应该仅仅是个人，而应该是他们所代表的理想”。他还公开叫嚷采取“行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德利赤膊上阵，用十分露骨的反动语言表达了俱乐部里一伙反动文人复辟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这次辩论的高潮时纳吉的得力干将洛松奇上台发表所谓“纳吉事件”的反动演说。他说：“在纳吉没有机会为他的政策辩护的情况下，党内无民主可言。”据说，当洛松奇提到纳吉的名字时，全场起立，高呼“纳吉回到中央来”。

　　

　　（2）纳吉大耍韬晦之计，再度出山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纳吉喜出望外，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告，给纳吉以极大的“鼓舞”。他神气活现地到处吹嘘说，在他过去的工作中就已经体现了二十大的精神。一九五六年七月，赫鲁晓夫挥舞指挥棒，要匈牙利党为纳吉恢复名誉。在匈牙利党内顶着什么“委员”、“部长”称号的修正主义分子，在二十大后也纷纷议论，说一九五五年七月中央撤销纳吉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与二十大精神不符，开除纳吉党籍的决定“不利于党的团结”。一些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更是利用章杂志为纳吉翻案大造舆论，匈牙利作家协会党组居然写信给中央，限“在最近的将来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领导危机。在国内外一片反革命叫嚣中，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屈服了：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匈牙利一个部长会议副主席宣布，如纳吉服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执行党的路线，同意一九五五年的决定，“可以考虑恢复他的党籍”。

　　

　　纳吉感到时机已到，要再度出山了，就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四日给党中央送去一封长信。在信中，纳吉一方面坚持说，前一时期对他的控告是“毫无根据的”，另一方面又装得“陈辞恳切”，他写道：“尊敬的同志们，在写此信之际，我首先为我渴望党的团结以及渴望在党的队伍和党员同志们并肩工作的愿望所鼓舞”。接着，他重申三个“同意”，一个“承认”，即“同意党的基本路线”，“同意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原则”，“原则上同意中央委员一九五五年七月的决议”和“准备承认确实存在的错误”。最后，赌咒发誓地说：“根据这一切，我觉得我是属于党的，我在党内度过了近四十个年头，我在党内用手中掌握的武器，或通过我的工作、我的演讲、我的文章，尽我所能为人民、为祖国、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奋斗。我请求中央重新审查我在党内进行过的工作，恢复我的党员的权利......。”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四日，纳吉恢复了党籍。翻案是为了复辟。纳吉重新混入党内以后，就更加猖狂地为篡党夺权做准备。

　　

　　（3）紧锣密鼓 策划叛乱 为了扩大反革命的影响，扩大反革命队伍，纳吉还指使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跳出文化界的圈子，到工厂农村去进行反革命宣传和串联。作家协会还作出决议，要作家们“个人或小组去访问十五个大工厂”，要把纳吉的复职问题“在工人当中披露”。在农村，他们纠集富农、宪兵以及其他一些犯罪分子开大会，洛松奇还亲临演说，高喊“政府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纳吉适于做领导工作”。在洛松奇之流的鼓动下，一些富农、宪兵跳上台嘶叫，说什么现在的领导者不学无术，不懂领导工作，要求“旧人员回到领导的岗位上来”。在裴多菲俱乐部成员的煽动下，反革命气焰越来越嚣张，这批家伙恨不得马上就举行反革命暴乱。

　　

　　在裴多菲俱乐部的呼风唤雨，推涛作浪下，匈牙利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毒化。政治谣言、反动口号满天飞，反动思想到处泛滥，反革命的翻案风甚嚣尘上。党内走资派伙同社会上的复辟势力，大造反革命舆论，把相当一部人的思想搞得昏头转向。纳吉集团认为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时机已经到来，就加紧策划，秘密集会、秘密会谈一个接着一个。他们象蝎子的触角，伸向各个阴暗的角落，把过去的一些反动党派头目统统发动起来，重新拉起队伍，按照纳吉的指示，洛松奇曾去征求原社会民主党头子关于改组社会民主党和参加未来多党制政府的意见。在密谈中，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旧议员，还警告纳吉不要采取“折衷政策”，要果断地“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制度和工农政权”。当问到他愿意当什么部长时，他说：“我很愿意当农业部部长。”为了在整个劳动青年联盟的工作中贯彻纳吉的政治纲领，这些家伙秘密商定由洛松奇担任劳动青年联盟主席。

　　

　　经过这么一番准备之后，他们对驻布达佩斯的以色列记者公开扬言：“我们将以武力反对政府，如果事情弄到那种地步的话”。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裴多菲俱乐部拟定并随后散发的号召反革命暴动的传单，提出了“十点要求”：

　　

　　1.鉴于匈牙利当前的局势，俱乐部领导建议中央应在最近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纳吉同志应参加全会的筹备工作。
2.党和政府必须真诚地说明国家经济情况，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
3.党和政府必须保障匈牙利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工厂中实行自我管理和工人民主。
4.为了保证党和国家指示的威信，我们建议纳吉同志以及其他为社会主义民主和列宁主义原则而奋斗的同志，必须在党和政府中占有重要位置。
5.建议把拉克西开除出党。
6.提议把米哈列.花克斯案移交给公众。
7.提议中央修改某些宗派主义的决议，首先是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二月以及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关于裴多菲俱乐部的决议。
8.把最难处理的问题——外贸收支问题公诸于众。
9.要在列宁主义原则和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巩固与苏联的友谊。
10.要求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十月二十三日会议，应根据上述这些决议，就匈牙利青年运动的民主化作出决定。

　　

　　这十点要求是反革命叛乱的行动纲领，其中心口号，是要纳吉上台。在纳吉操纵下的一小撮右派学生，也在同一天以布达佩斯学生的名义炮制了一份“十六点决议书”。决议要求“新政府必须在纳吉.伊姆雷同志的领导下组成。斯大林时代所有犯罪的领导必须立即解职”。裴多菲俱乐部的“十点要求”也好，右派学生的“十六点决议”也好，中心都是一个，就是要纳吉上台，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乌云密布，蚂蚁就要出洞了。

　　

　　（三）反革命暴乱

　　

　　纳吉集团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暴乱终于爆发了。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纳吉集团的骨干分子在洛松奇▪格佐的住宅中举行了秘密会议，拟定了纳吉上台后的施政纲领和组成所谓新政府的人员名单。纳吉被内定为总理，阴谋集团的其他成员则分别任各部部长。洛松奇大放厥词，说：“在国内，按照我们的计划实行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政府应当实行根本改革。”“我们不但必须清除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员，而且也要清除那些靠近斯大林主义的非党人士。”

　　

　　（1）反革命暴乱开始 同日上午，在裴多菲俱乐部的策划下，裴多菲军事学院的教授和学生们举行集会，拟定了一份反革命呼吁书，散发给各大学，鼓动他们立即上街游行。为了直接领导示威游行和发动武装叛乱，纳吉集团成立了几个专门的秘密指挥中心。其中一个就是由纳吉集团的骨干、布达佩斯警察局长科帕契▪山多尔控制的布达佩斯警察局；另一个就是由洛松奇掌握的专门在军队里搞颠覆活动的秘密中心。

　　

　　不久，在反革命分子的煽动下，一些受蒙骗的青年学生和群众络续涌向裴多菲广场和贝姆（一八四八年参加匈牙利革命的波兰将军）广场，开始时只有五、六千人，到下午三点多钟，就聚集了十万多人。他们向裴多菲纪念碑献花圈，搞“悼念”，以缅怀革命烈士为名，行反革命之实。一小撮混在群众队伍中自命为“自由战士”的家伙，先是煽动性地朗读裴多菲的诗句：“起来吧！匈牙利人！祖国在召唤！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永不再做奴隶”。接着，他们就打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号，抛出了他们在裴多菲俱乐部炮制的所谓“十点要求”，蛊惑人心，蒙蔽群众。他们狂叫“打倒红五角星”，“不要使用‘同志’这个字眼”，“赶走共产党人”，“让纳吉担任政府首脑”，等等。一小撮暴徒放火毁了印有国徽的旗帜，并企图推到斯大林塑像。反革命分子很懂得控制舆论工具的重要性。下午八时，一批人冲向广播电台大厦，要求广播右派学生提出的“十六点决议”。这些反革命分子一没真理，二没群众，他们制造事端，要煽动群众，就只能靠造谣，靠欺骗。这时，他们造谣说，和政府商谈广播十六点要求的代表，有一人被枪杀在广播大厦里面。这样，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就骚动起来，用石块、木棍撞击广播大厦的大门，一些守卫者被打受伤，两辆停在广播大厦前面的汽车也被推翻烧毁，一名国家保安局的军官被暴徒开枪打死。为了继续煽动群众，反革命分子又造谣说：“国家保安人员正在电台周围屠杀人民”。这样，使一些正想离开现场的群众又重新涌向广播大厦。

　　

　　与此同时，一批反革命暴徒向电话局发动了进攻。有一个反革命分子高喊：“扔一颗手榴弹，门马上就会开。”有两名战士和一名警察被解除武装，电话局的五名文职人员被赶了出来。电话局就这样被四十名武装暴徒占领了。

　　

　　接着，一批暴徒又冲击《自由人民》大楼，他们利用石块打破厚玻璃窗和玻璃门，约有三、四百人冲进大楼。其中有一群人跑到五楼把屋顶上的红五角星摘了下来；另有一群人，冲进二楼的房间，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从窗口扔了出来，在广场放火烧掉。他们还用抢逼迫工人，为他们印刷反动传单。传单上印有裴多菲俱乐部成员写的反动诗句，如“每一个匈牙利人的义务是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宁可英勇成仁，也不忍辱偷生”，等等。

　　

　　很明显，匪徒们袭击广播大厦，电话局和《自由人民》大楼，完全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袭击指导全国舆论的广播电台和党社，切断电话联系，目的是企图使党和政府无法及时把真相告诉全国人民。

　　

　　深夜，一批全副武装的暴徒按照预定计划，袭击并占领了陆军军械库和陆军电讯站，抢走了大批武器和弹药。

　　

　　（2）苏修头目指定纳吉出任总理 反革命暴徒们在行凶作恶，革命同志在流血牺牲。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二十四日清晨，赫鲁晓夫派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匆匆赶到布达佩斯。他们下了飞机就赶到党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责怪他们夸大并歪曲了暴乱情形。随后他们又登门拜访纳吉，商讨行动方针。他们以太上皇自居，决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去苏联“隐居”，要匈牙利另选一人担任第一书记，并指定纳吉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以“稳定局势”。苏修的这些指示使纳吉和一些反革命分子大大地舒了一脾气。这样，纳吉就在一片反革命的喧嚣中，在苏修叛徒集团直接提携下，从幕后跳到台前，窃取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二十四日，纳吉要求发表广播讲话。当他拿起一份代他起草的广播稿，看到稿子上一开头写有“叛逆的法西斯匪帮”等字眼时，如触到了他的神经一样，立刻跳起来，把稿子一仍，歇斯底里地叫嚷，我决不会做这种讲演，即使丢掉性命也不干。然而，纳吉上台后，在公开场合，他仍然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唱着“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调，说他不过是要求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面对当时发生暴乱的紧张局势，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作出决定，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武装工人，粉碎反革命势力，并宣布戒严令。对这些要求纳吉表面上没有丝毫“犹豫”，满口答应。实际上，他纵容和鼓励暴乱，使事态继续发展。

　　

　　在反革命暴乱开始时，原陆军上校马勒特▪帕尔的叛变活动起着特别恶劣的作用。马勒特▪帕尔出身于贵族家庭，是卢道维卡军官学校毕业生，曾在霍尔蒂军队里任过职。解放后混入革命军队，成为国防部的一名上上校军官。当他看到走资派纳吉上了台，反动势力甚嚣尘上，重又现出了他的原形。十月二十四日，马勒特派了他的儿子马勒特▪彼得去工业大学进行反革命串联。当马勒特▪彼得到达工业大学时，只见四十多个右派学生和教师正在传送武器、弹药。马勒特.彼得上去招呼说：“我父亲马勒特上校想派两名军官到这儿来帮助你们......。”果然，不到几个小时，有两名军官来到工业大学。帮助这批叛乱分子建立了指挥部。十月二十五日，马勒特奉命带领坦克兵去镇压科尔文街的吉利安兵营的反革命叛乱分子。五辆坦克开到了那里，但马勒特不准坦克兵向匪徒射击，而且命令他们爬出坦克，调转枪口。这样，匪徒一拥而上，嘶叫着法西斯口号，把坦克战士团团围住。而马勒特本人则成了吉利安兵营的指挥官。马勒特的无耻背叛，大大助长了反革命势力的嚣张气焰。

　　

　　纳吉集团眼见暴徒四处得势，好不高兴。裴多菲俱乐部书记，在二十五日忘乎所以地发表了一通演说。他嘉奖了一批反革命打手，对他们在这几天中的反革命疯狂活动表示“致意”，他得意忘形地说：“我们已有了贤明的领导。......我们曾一起奋力为其雪冤的纳吉，成了政府首脑。”“要相信以纳吉为首的政府，他是会很快实现为忠诚爱国的匈牙利青年所珍贵的一切的。”纳吉环顾四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都在为的上台摇旗呐喊，于是也就放手地大干起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来了。

　　

　　（3）解除人民武装 纳吉与一切反革命头目一样，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二十五日，纳吉下令解散人民武装力量。当纳吉宣布解散国家公安部队的消息传出以后，公安部队广大指战员都感到震惊，激起了极大地愤慨。许多军官和战士要求组成代表团，去质问纳吉。当代表团用电话与纳吉联系时，纳吉的回答是：“我不接见你们，我没有时间”。士兵们愤怒了，大家要求拿起武器去找纳吉。这就迫使纳吉答应接见，但明确规定不许携带武器。广大公安战士缺乏经验，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他们没有提放纳吉的阴谋诡计。

　　

　　公安部队指战员率代表团按约定时间到达了国会大厦。有个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现在纳吉还不能接见，叫他们到大厦对面的农业部客厅里去等候。代表团离兵营时，曾嘱咐驻地指战员，如果等到下午一点钟不见他们回营房，说明已经出事，必须马上赶来国会大厦进行营救。四面是一片可怕的寂静，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但仍未见纳吉出来接见，这时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紧张。

　　

　　突然门被打开，进来的是一群全服武装的反革命分子。代表团感到气氛不对，就派了一个士兵去向驻地营房打电话。不久，士兵回来说，没有人接电话，不知道营房究竟出了什么事。这时，一个匪徒突然吼叫：“这些是公安队员，收拾他们”！代表团成员立刻破窗而出、跳上汽车、开足马力、飞驰驻地。当汽车接近营房时，只见一个个浑身流血的战士正从营房中冲出来。同时发现站在门口的卫兵已不是自己的阶级弟兄，而是陌生的荷枪实弹的匪徒。一切都明白了，他们的汽车来了个急转弯。匪徒们发现了，马上举枪射击。原来这是纳吉为解散和消灭公安部队所设下的反革命圈套。一方面，他佯装要接见代表团，调虎离山，消灭指挥员；另一方面，又乘指挥员离开驻地，群龙无首之机，突然袭击营房，屠杀广大革命的公安战士，以达到消灭人民武装的罪恶目的。

　　

　　当暴乱发生以后，匈牙利军队和警察部队中的革命指战员，曾积极做好准备，打算于十月二十八日清晨，粉碎设在科尔文街的反革命指挥总部。但行动开始前半小时，军队和警察的参谋部接到了纳吉的电话，禁止进攻。纳吉还威胁说，如果实行这一计划，他就宁愿辞去他的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反革命武装是纳吉的命根子，失去了它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他不惜以甩乌纱帽来保护这股反革命势力。又纳吉这样一把大黑伞的保护，反革命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从十月三十日到十一月一日，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他们疯狂地捣毁了布达佩斯市委大厦和各地区的区党部。当暴徒们呲牙咧嘴地向他们的总指挥马勒特▪帕尔告他们行凶屠杀的“战绩”时，马勒特称赞说：“很好，很好，谢谢你们，你们是勇敢的小伙子！”为此，马勒特得到了纳吉的“嘉奖”，十一月二日被提为少将，十一月三日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纳吉就是这样不择手段地解除革命武装，疯狂发展反革命势力的。

　　

　　（4）建立反革命武装 纳吉一手解散人民武装力量，不准抵抗，一手建立反革命武装。他释放了一万七千名政治犯和刑事犯罪分子，充任反革命武装的铁杆。他指挥霍尔蒂的旧军官基勒伊▪贝洛成立了所谓“特警队革命委员会”。贝洛原是霍尔蒂军队参谋总部的将军，在一九四四年与箭十字党国防部长文雷格菲共同从事特务工作，在一九五一年曾因间谍案被判死刑，以后被减为无期徒刑，由纳吉特赦并复职。贝洛担任了“特警队革命委员会”的总头目以后，就象疯狗似的向革命人民猛扑过来。他把军械库的武器发给反革命暴徒。他叫嚷要“可靠地”霍尔蒂军官们，最好是那些曾被判刑的人来指挥“国民警卫队”。刚刚才被释放的政治犯和刑事犯，他们还穿着囚衣就去登门拜访基勒伊▪贝洛，贝洛和他们兴高采烈地相互拥抱和亲吻，叫他们脱下囚衣，换上警察制服，发给武器，参加“国民警卫队”，并叫他们不要“闲荡”。纳吉集团的骨干、警察局长科帕契.山多尔供认：“不错，他们是暴乱的队伍，我们供应他们武器和弹药，据我估计我们大约发了......二万支枪，证件是由我或贝洛签字的。”就这样，纳吉集团把这些法西斯恐怖分子、箭十字党人、战犯、盗匪和杀人犯统统武装起来，成为一支屠杀匈牙利人民的反革命武装队伍，这也是把纳吉抬上台的物质力量，纳吉则是这些社会渣滓的总代表。

　　

　　（5）反革命政权复辟 “什么叫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纳吉充当匈牙利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总头目，自然要把贼眼盯在国家政权这个印把子上。他凭借反革命武装力量，瓦解各级政权机构，代之以由地主、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操纵的所谓“革命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工人委员会”等等，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政权，就落到了纳吉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手里。十月三十日，纳吉宣布取消一党制，一脚踢开国民议会、共和国主席团和政府，非法成立所谓“民族联合政府”，自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在五个国务部长中，共产党员两名，小农党两名，国家农民党一名。管制分子、小农党头目、前匈牙利总统蒂尔迪▪佐尔坦充任农业部长。十一月二日，纳吉又改组政府，把更多的反动势力拉入中央政权机构。政权完全操纵在反革命分子手中。

　　

　　纳吉集团在瓦解和取消匈牙利中央政权机构以后，便着手篡夺地方政权。以哈德一比哈尔州的所谓“革命委员会”为例，它的委员中有一百十二名富农、六十七名前宪兵、四十四名前霍尔蒂军官、三十九名牧师、二十七名被判过刑的罪犯、十三名前霍尔蒂军队中的士官、十三名前市镇长和三名地主等。牛鬼蛇神统统上了台，走资派纳吉自然十分得意。他在十月二十八日的演说中宣布：“政府支持人民主动创立的新的自治的民主机构，并且将设法使它们成为国家管理机关的一部分。”十月三十日，纳吉再一次声称：“人民政府承认由革命产生的自治的地方民主机构，依靠它们并要求它们给予政府以支持。”纳吉吧反革命叛乱称作为“革命”，把非法的反革命组织叫做什么“民主机构”，给予全力支持，这就不打自招都供认他是这次反革命叛乱的罪魁祸首。

　　

　　（6）苏修为虎作伥 正当匈牙利反革命势力笼罩全国，革命事业危在旦夕之际，苏联叛徒集团却颠倒黑白，声称“匈牙利人民支持新政府，拥护它的施政纲领，”胡说“纳吉政府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到布达佩斯后，更是此口雌黄地把纳吉集团的反革命叛乱说成是“共产党人领导的”，还说“局势已经稳定”。苏修头目眼中的所谓共产党人，就是混进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帜疯狂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走资派。赫鲁晓夫就是匈牙利反革命叛乱的总后台。十月三十一日，米高扬同纳吉政府的国务部长蒂尔迪▪佐尔坦进行会晤。蒂尔迪要求匈牙利重新确立多党制和准备进行自由选举等要求。会谈以后，蒂尔迪说：“我提出来所有的问题，他全部同意了。”苏修叛徒集团对纳吉反革命势力采取的反动政策，这就更使纳吉的腰板硬了起来，因此就大打出手，进一步露出了法西斯的豺狼本相。

　　

　　（四）“还乡团”的反攻倒算

　　

　　（1）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反革命叛乱爆发后，纳吉一伙一上台，大批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有的从地下钻出来，有的从国外跑回来，他们杀气腾腾，露出了“还乡团”的狰狞面目。

　　

　　匈牙利人民的公敌、长期潜逃在葡萄牙的霍尔蒂，这时也发出了“要为匈牙利事业效劳”的叫嚣，他并向艾森豪威尔发出呼吁，请求美国帮助匈牙利“维护人类的权利”。一个原霍尔蒂庄园里德忠实奴才，长期隐居在康勒斯镇上，解放后装出一副老实相。暴乱发生后，他突然活跃起来了，梦想霍尔蒂将会穿着深蓝色海军上将的军装，骑着最心爱的马，威风凛凛地回到这个庄园来欢度他的晚年。当这个奴才的儿子和镇上的宪兵、富农组织“革命委员会”的那个晚上，他从床上爬起来，把珍藏在箱子里的那套旧王朝的制服取出来穿了又穿，看了又看。他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急忙把老婆从睡梦中推醒，吩咐她第二天一早就得把礼服休整熨平。匈牙利最大的地主埃斯台尔哈齐伯爵，解放前拥有几个县的土地，解放后隐居在布达佩斯。这时也公然跳了出来，厚颜无耻地向人吹嘘起自己的长远复辟计划。这个伯爵在向一些外国大使馆打电话时竟得意忘形地说：“我是埃斯台尔哈齐伯爵。我希望很快就能恢复我的权势和收回我的财产，并且将参加政府的领导班子，有关匈牙利的问题，以后你们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跟我联系。”

　　

　　纳吉把这些旧制度的卫道士、遗老遗少统统搜罗起来，作为他的基干力量，充实“还乡团”，气势汹汹地向匈牙利人民反攻倒算来了。

　　

　　（2）所谓“复职委员会” 纳吉集团为了抓枪杆子，就大力起用前霍尔蒂军队的反动军官。十一月一日，根据基腊伊▪贝洛的命令成立了所谓“复职委员会”，公开招募霍尔蒂分子归队。反革命号令一出，那些反动军官蜂拥而来。不几天，申请复职的就超过了五百人，其中三百人还亲笔写了申请书。在申请书上，他们无耻地吹嘘自己过去“服务的功绩”。一时间，霍尔蒂军官、战犯、叛国犯、宪兵、特务这些臭不可闻的名称似乎也香了起来，有些家伙拼命要给自己多戴几项这种帽子，以便向“还乡团”头子邀功求赏。例如，一个以前的小农党指导委员会的代表、反动将领要求恢复职务，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成为了国防部的军官，工资也予以补发。另一个长期深居简出的反动将领也出来申请复职，结果成为陆军组织和动员部门的总指挥。不仅如此，他们为了预防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武装部队指战员的有组织的抵抗，在国防部下又设立了一个“革命军人委员会”，专门负责指挥清洗陆军参谋总部中“不可靠”的军官，进一步瓦解原来的武装部队。这样，前霍尔蒂军官和法西斯分子，有的恢复了旧职，有的被提升，有的被任命新职。这些人和反革命的头子们，都被编到新成立的反革命军队的“革命委员会”中去。这支反革命武装，也就是短命的纳吉反动政权赖以生存的支柱。

　　

　　（3）反动党派象蝗虫一样钻了出来 在反革命叛乱嚣张时期，匈牙利国内形形色色的反动党派组织，犹如黄霉天的毒蕈一般，纷纷冒了出来。一下子越有七十个党派宣告恢复或建立。如什么法西斯箭十字党、匈牙利政治犯战斗联盟、小农党、社会民主党、裴多菲党（前全国农民党）、匈牙利独立党（法西斯弗佛尔党的继承者）、匈牙利自由党、基督教民主党、基督教匈牙利党、资产阶级民主党、匈牙利民主同盟、匈牙利革命青年党等等；另外还有以政党姿态出现的什么“革命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

　　

　　这些五花八门的反动组织，其成员多半是旧社会的渣滓，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纳吉举起“杏黄旗”后，他们一不改名称，二不改纲领，公然打着旧旗号卷土重来。如法西斯箭十字党是早就被取缔了的法西斯反动组织，这时也死灰复燃。“匈牙利政治犯战斗联盟”，这是由纳吉释放出来的反革命囚犯组织起来的，代表是清一色的前箭十字党人和战犯。几乎所有这些党派的纲领上，都要求恢复私有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又被提了出来。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帕斯托尔▪约瑟夫在十一月二日的《萨伯尔齐——沙特马尔人民》上声明说，“社会民主党不仅是‘小’人物的党，而且也是所有接受它的纲领的人的党。它主张私有制。”匈牙利独立党在致部长会议的声明中说，“由于外界原因，我们没有能够实现一九四七年竞选时我们所宣布的纲领，现在又使我们有可能不仅是继续而且是实现我们战斗的党那时所遭到破坏的纲领。”它的纲领公然提出“私有制不可侵犯”，“实现纯粹的、不朽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等等。并叫嚷说，“一当我们胜利，我们立即把它付诸实现”。

　　

　　代表富农利益的小农党，在一九四四年法西斯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它不得不和共产党建立过关系。一九四五年夏天，几乎所有旧制度的卫士、地主、银行家、投机分子、房产业主、霍尔蒂时代的政客和军官，都麇集到小农党里来，所有的教会都支持它，帝国主义者也很快地同这个党建立了联系。一九四五年选举中，小农党曾一度得势，其头目纳吉▪费伦茨当了总理，并取得了半数的部长职位。他们一上台，就在农村和城市实现疯狂的反攻倒算，并勾结帝国主义，妄图切断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颠覆统一战线的人民政权。他们的罪恶阴谋被揭露后，一九四七年被赶下了台。在这次反革命叛乱中，这批家伙又重新拉起队伍，在十月三十一日公布的通告中猖狂地提出：他们的党“主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绝对的私有制”，他们是“个体经济的绝对拥护者”。纳吉还两次拨款六十万福林给小农党，作为活动经费，同意小农党占有在塞麦维什街的匈苏友好协会的会址和在那里的一切家具杂物。

　　

　　（4）反动宗教的头子眀曾蒂重上政治舞台 早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时，眀曾蒂就以反动著称。一九四五年九月被罗马教皇任命为匈牙利大主教，不久，又授予红衣主教的头衔。在眀曾蒂控制下的匈牙利天主教会，拥有约六十万倾的耕地和深林。一九四五年匈牙利解放后，眀曾蒂一直造谣诽谤、煽动教徒起来反对民主制度和土地改革。眀曾蒂充任美国间谍，密谋叛国案被揭露后，一九四九年二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因健康原因，申请保外就医，被长期管制在菲尔金佩特尼堡。这样一个代表极端反动势力的头面人物，纳吉也为他翻了案，平了反。纳吉在释放眀曾蒂的翻案书上亲自签了字，该文件说：“匈牙利国民政府宣布，一九四九年对红衣主教兼总主教眀曾蒂▪约瑟夫提出的控诉并无合法根据，前政府对他的控告也并无理由。根据上述理由，匈牙利国民政府宣布取消褫夺红衣主教眀曾蒂权利的法令，因而红衣主教可以享有公民权和圣职权，而不受任何限制。”在释放当天，眀曾蒂对向他表示“祝贺”的人说：“我的儿子，我将继续做我八年前被迫放弃的事业了！”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十月三十一日，红衣主教眀曾蒂得意洋洋地回到了布达佩斯。“解放”眀曾蒂的方式也是别出心裁的。那天，纳吉政府专门派了一个副团长，担任护送眀曾蒂的工作。前面是重炮车、装甲车开道，后边是一辆军用载重汽车、两辆装甲汽车护送。眀曾蒂坐在“胜利牌”汽车里，左右是一个神甫和负责护送的那位团长。眀曾蒂神气活现地回到布达佩斯乌里大街的城堡，城堡顶上立刻升起红衣主教的蓝白两色旗帜。这个身穿紫袈裟，习惯于伸手给教徒亲吻的卑污老头子，长着一副凶相。这时他故意拉长了声音说道：“谢天谢地，我的身体很健康。”接着，又说：“凡是好人在当时都坐过监狱”，为自己开脱罪责。十一月二日，眀曾蒂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我们要求西方，特别是几个大国，在政治方面给我们以支持，并给我们以物质上的帮助。”一时间，纳吉政府的国防部长马勒特、“外国客人”、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成群结队的“教徒”，这些旧制度的拥护者像蛆虫一样向眀曾蒂的住所爬去，好不热闹。他们有的去采访，有的去诉苦，有的去与眀曾蒂讨论“未来的政治主张”。眀曾蒂成为这些反动家伙的魁首，而这些反动家伙也正酝酿着推举眀曾蒂为“党外的政治领导人”。十一月一日“自由欧洲”电台广播了美国政府新闻局局长的声明，指名道姓要眀曾蒂充任“匈牙利政府首脑”，认为他是“最恰当的人选”。西德《明镜》周刊也帮腔说：“虽然不能把眀曾蒂说出是起义的首领，但是却绝对可以把他说成是新政权的旗帜。”十一月三日，眀曾蒂发表广播演说，神气活现地说：“我，红衣主教眀曾蒂在讲话，通过麦克风亲自讲话。你们听我说，我电话不是录音。”接着他疯狂地把人民民主制度污蔑为“破了产的制度”，叫嚷“新制度将要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他凶相毕露地声称，一切“有过失的人”都应当由“各方面”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正是由于党内出现纳吉这样的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才敢于如此露骨地跳出来反攻倒算。

　　

　　（5）“还乡团”的血腥暴行 在纳吉鼓动下，反动党团、地主、资本家、宪兵、特务、反动教会头子一起跑了出来，这些残渣余孽，无论是从国内阴暗角落里钻出来的，或是从国外跑回来的，或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他们对人民民主制度，对人民革命事业都“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一个富农叫嚷：“穷人当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旧的秩序要恢复回来！”一个反动作家嚎叫：“宁愿要二十次法西斯主义，也不愿意要一次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个反动家伙甚至鼓噪：“如果匈牙利人民的绝大多数要求法西斯主义，那末就应该来搞法西斯主义。”这些暴徒一拿到武器，就像发了疯似地向革命人民猛扑过来，到处行凶杀人。从十月二十三日叛乱开始，每天都有流血事件。十月三十日，他们用大炮和机关枪轰击了布达佩斯市委大楼。市委书记打着白旗从大楼走出来，以便就停战问题举行谈判，当即遭到枪杀；一名匈牙利陆军上校被挖了心，一名上校和一名士兵被当场击毙。党校教师以及市委其他许多保卫人员和工作人员被枪杀；一名炮兵上校的上身和脸部被浇上了煤油，然后倒吊起来活活烧死。暴徒为了更加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向革命人民反扑，还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各种“讨伐队”，成立了“复仇局”。反革命分子精心策划了屠杀革命人民的罪恶计划。他们的计划分两部分：首先逮捕和杀害国家高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尔后是逮捕和杀害地方党政各个部门如州、市、区、村机关、机构和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对国家保安人员特别仇恨，因为保安人员是代表匈牙利人民直接对这些匪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他们事先编好了“死囚名单”和要逮捕的“黑名单”。他们还在预定袭击的住宅和宿舍的门上用石灰划了“十字”，作为行动标志。

　　

　　一次，一伙匪徒冲上某一旅馆的五楼，找到了一位国家保安队员的房子。他们先是毒打保安队员，接着割掉了耳朵，剪掉了鼻子，然后又开枪打了一梭子子弹。这位保安队员的妻子也被打死，连六岁的小女孩也被枪杀了。

　　

　　这些嗜血成性的匪徒，不但有计划地屠杀革命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公安人员，就是一些无辜居民也难幸免。在伊扎贝尔街和拉斯洛街交叉口，一群法西斯匪徒丧心病狂地向正在排队购买面包的妇女们进行射击。一名穿翻毛皮鞋的无辜百姓，被认为是保安人员，也被枪杀。自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三日，大约有两千五百人惨遭杀害，三千人被监禁，还有一万多人被列入准备枪杀的名单中。共产党员的尸体被倒挂在电线杆上，拖在汽车后面，儿童的尸体被切成碎片陈列在橱窗里，有的被害者被剖腹挖心，血腥暴行，令人发指。

　　

　　（6）吸血鬼的反攻倒算 反革命势力在政治上掌握了权利，接着就在经济上大搞反攻倒算，进行复辟。地主要收回土地，资本家要收回工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到处被应用起来。如圣彼得村的小农党成立支部后，就公开提出，“十年以前的财产关系必须恢复”。在许多村庄里，以前的地主都出现了，他们要收回土改时被分掉的土地。一个过去拥有五百霍尔德土地的地主，十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信给一位贫苦农民，要这个农民立即还他一七七一平方公尺面积的土地，并在八天之内付清一九五六年的地租，而且扬言“保留征收过去几年地租的权利，必要时，还会起诉。”一个地主声言要雇十个佣仆，外加一个专门为他洗碟子的。一个富农操纵的“革命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农业合作社赔偿富农的损失。有一个富农收回了合作社的中心建筑，还要合作社补付一大笔租金。一些富农公开提出要解散集体农庄。一个家伙十分嚣张地对贫苦农民说，你们“不要担心，我和我的朋友们将需要你们给我们当雇工”。匈牙利“全国房主协会”是解放前专门剥夺劳动人民住房权利的资本家组织。在十月反革命暴乱的日子里，它也复活了。一些工业资本家也纷纷出笼，扬言要收回原来的工厂。一个特别螺丝帽厂原来的老板回到厂里，组织小农党，成立所谓“工人委员会”，自命是“工人委员会”的主席。资本家们狂吠要“根据匈牙利的生活方式改组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拉回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

　　

　　暴乱期间，反革命分子还到处搞打、砸、抢，煽动罢工，严重地破坏了生产。据统计，在十几天的反革命暴乱中，近二万所住宅被破坏，许多公共建筑物被毁坏。由反革命暴乱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二百二十亿福林，约占匈牙利全年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匈牙利的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

　　

　　（7）国际帝国主义的插手 复辟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使国际帝国主义和纳吉集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国际帝国主义对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人民是极端仇视的。早在一九四九年，美国和西德政府就策划释放了一个纳粹战犯，由他出面搜罗逃亡在西德、奥地利的一些东欧国家的政客、反动军官、贵族、地主、资本家，把这些复辟丑类聚拢在一起，安置在西德南部的“难民营”里，发给他们美元和服装，供给武器，进行军事训练。他们按不同国籍，成立不同的民族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它以从事特务活动，颠覆东欧人民民主政权为己任，由美国中央情局头目艾伦▪杜勒斯担任主席，总部设在慕尼黑。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前夕，这个委员会把一批受过训练，携带金钱、收发机及爆破器材的特务，空投到匈牙利境内。

　　

　　“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还在慕尼黑设立“自由欧洲”电台。这个电台每天用匈语广播十四次，并经常放出气球，散发反动传单，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到七月二十二日就有二百九十三个气球飞入匈牙利领空。

　　

　　一九五六年九月，美国众议院专门设立了一个东南欧国家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九月十日和十一日举行的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所谓“关于解放匈牙利的前景问题”。委员会听取了匈牙利流亡分子领导人——流亡分子“民族委员会”主席瓦尔加▪贝洛和前总理纳吉▪费伦茨的告，并通过了一项相应的决议，呼吁要努力使匈牙利流亡分子组织的活动与美国的有关机构协调一致起来。其任务就是策划匈牙利暴动。

　　

　　匈牙利流亡分子拟定了反革命政治纲领，其基本内容是：恢复一九四五年以前的私人土地所有制，废除工业国有化，把财产归还给过去的厂主，邀请美国军事顾问和民政顾问来匈牙利；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广泛吸收外国资本；利用由美国军事顾问监督使用的美国经济援助；匈牙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匈牙利领土上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空军基地等。

　　

　　据《柏林日》透露，驻西德的美军代表杰克逊少校向匈牙利流亡分子组织的军事领导机关保证说，他将竭尽所能地立即提供必要的物质援助，其中包括提供运输人员和武器的载重汽车、飞机。前霍尔蒂军队的将领说，早就训练好一个由一万一千人组成的远征军团，随时准备去执行暴乱人物。据透露，美国政府在十月四日就已经知道有关暴乱的计划。英国《每日邮》记者在暴乱开始两天后，即十月二十五日供认：“为本星期暴发的动乱进行了整整一年准备工作的那些自由的人们，近几天同我们一起吃过饭。”

　　

　　反革命暴乱发生后，“自由欧洲”电台成了国外的指挥机关。电台每晚十一点钟向匈牙利境内反革命总部科尔文街广播，反革命分子在夜间一点钟向“自由欧洲”电台汇。电台不断地进行煽动广播，说“谁有武器，谁就有政权。......就全国范围来讲，内政部和国防部就是武器。内政部拥有国内保安机关，而国防部拥有军事实力。”“自由战士们，不要把你们的步枪挂在墙上，不要给布达佩斯政府一块煤或一滴石油。一直到你们掌管国家的内务和国防为止。”“自由欧洲”电台怎么指挥，纳吉集团就怎么去做，纳吉通过几次改组政府，果然把内政部和国防部这些要害机关，统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了。

　　

　　暴乱发生以后，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地从奥匈边境把受过训练的匪徒运送到匈牙利境内。有的从美国来，有的从加拿大来，有的从西德来。纳吉▪费伦茨在十月三十日来到维也纳，然后从那里去匈牙利国境。有一个家伙，在离开奥地利进入匈牙利国境前，还踌躇满志地写下了反动诗句：“再见了，奥地利！在这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但是，现在我们要去匈牙利参加反共产党、反苏维埃的战斗了。”帝国主义者还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号，用卡车、飞机运送了大量武器。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里，就有四十辆标有红十字会标志的小汽车、载重卡车把武器和食品运到匈牙利境内。

　　

　　帝国主义者大力援助匈牙利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国内反革命势力也死心塌地地投靠帝国主义。纳吉及其同谋者在纠集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同时，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各个集团、机构和人物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合作。阴谋集团成员之一的卡尔多什▪拉斯洛曾同英国驻布达佩斯公使馆秘书科普勾搭。在科普的帮助下，把纳吉所写的叛国政治材料秘密运到西方。通过马勒特▪帕尔，他们同英国武官考莱保持联系，考莱直接为叛乱分子出谋划策。美国驻布达佩斯公使馆官员奎德还亲临叛乱分子的军营，听取反革命分子的告，允诺予以支持，并到闹事的广场散步谣言，煽动反革命情绪。洛松奇▪格佐同西德的代表进行了谈判，西德资本家保证给反革命叛乱分子以支持。帝国主义的刊和电台还直接为纳吉撑腰，说什么“如果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事情，由一群带着共产党称号的人来搞的话，会更有利于西方国家”。华盛顿还通过美国驻匈代办向纳吉面授机宜，要他在站稳脚跟以前，对西方要稍稍保持一种“含蓄的态度”。暴乱开始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接见了在美国的“匈牙利人联盟”的代表，表示“全力支持这个斗争”。反革命分子冲击布达佩斯大厦不到二十四小时，艾森豪威尔又立即发表电视演说，胡说“......在今天看来，一个新的匈牙利可以从这次斗争中诞生了，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个匈牙利将是完全独立自由的国家。”

　　

　　暴乱一周后，纳吉自认为阴谋已经得逞，为了能稳坐儿皇帝的宝座，就进一步公开投靠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成了匈牙利头号卖国贼。十一月一日，纳吉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公开宣布匈牙利中立，要求立即把匈牙利的中立和四大国保证这种中立问题列入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议程，且望当时为美国控制的联合国来插手匈牙利事务。宣布匈牙利中立时，合众社从华盛顿向全世界发布消息说：“艾森豪威尔总统今天提出供给匈牙利价值两千万美元的食物和救济物资......。”

　　

　　至此，纳吉集团也就狠狠地戏弄与羞辱了为纳吉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根据”，为纳吉的行为提供了”历史背景”，为纳吉的行为感到自己是“无比英明”与“社会主义老大”的苏修叛徒集团！在全世界面前给了赫鲁晓夫一记响亮的大耳光！真是作茧自缚！历史是多么地相似：修正主义走资派头子自己的得意门犬，最终是要向往帝国主义的物质金山与普世功名，最终是要回过头来撕咬对自己“恩重如山”的“祖师”的！而且是用从自己“祖师”那里学来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来置“祖师”以死地！此时此刻，“祖师”也就自然要“杀犬自保”了。

　　

　　纳吉集团里通外国策动反革命叛乱，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一切党内走资派搞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除国内阶级根源以外，总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为，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

　　

　　（五）右派政变是短命的

　　

　　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正是他们灭亡之日。纳吉反革命集团以为有了苏修叛徒集团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撑腰，网络牛鬼蛇神，依靠血腥镇压，就可以重新骑在匈牙利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地主、资本家就此可以恢复失去的天堂，享受他们从前过惯的那种腐朽生活。但是匈牙利人民是不会容忍反革命政变的，许多忠于人民政权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自始至终坚持同反革命分子作英勇斗争。许多因受骗而误入歧途的人在反革命分子的血腥恐怖越来越加强之后，也就逐渐看清了这些人民公敌的凶恶面目，纷纷退出了暴乱，他们之中很多人后来参加了保卫工厂、农庄，防止反革命分子打、砸、抢的斗争。

　　

　　（1）匈牙利人民奋起反抗 纳吉策动反革命叛乱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一开始就遭到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坚决反对。具有光荣传统的匈牙利老游击队员站在斗争的前列。一位在一九一九年曾保卫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红军战士、反法西斯战争时的老游击队员唐盖吉，在暴乱发生时，他是第一个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的战士；在叛乱平定后，匈牙利重建游击队时，他是第一军团的战士。另一位老游击队员，就在十月二十三日晚上，带了他十六岁的儿子，一起去保卫区党委，父子两人一直坚持战斗了几个星期，后来又一起参加了工人自卫队。还有一位是一九四二年的游击队员柳沙奇，在二十四日早上，带着自己的儿子加入游击队，马上参加内务部的保卫战，儿子不幸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但他说，我虽失去了心爱的儿子，但对于人民的事业却带来了好处。二十四日，正当反革命暴徒横行一时，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布达佩斯之际，一百多名“游击队协会”的成员，有的带病从医院里出来，有的拄着手杖从家中赶来，纷纷要求拿起武器加入战斗行列。“协会”马上组织了作战队伍，与叛乱分子进行了英勇的搏斗。

　　

　　工人阶级是反复辟斗争的主力军。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布达佩斯机车工厂的工人们，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与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一伙武装匪徒，撬开工厂大门闯进工厂时，二百多个工人从敌人手里夺过了抢，武装了自己，保卫了工厂，许多工厂的工人同志们都为保卫国家财产而浴血奋战。

　　

　　红色布达佩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反革命暴乱发生后，马上组织了保卫队，一百多个社员轮流守卫，击退了反革命分子的多次挑衅，保卫了合作社的财产。者充分说明，广大社员是农村社会主义的根子，是工农政权的保卫者。

　　

　　在坡依村附近有一个兵营，十月二十七日遭到匪徒的袭击，兵营的指战员们，沉着迎战，终于打退了这帮匪徒。接着，指战员们和这个村的共产党员一起，粉碎了那里的反革命的叛乱，保卫了坡依村的人民政权。

　　

　　纳吉反革命集团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全世界革命人民与进步舆论的极大义愤，他们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纳吉集团的罪恶行径。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匈牙利人民一边，十一月初《人民日》连续发表社论，揭露纳吉集团的反革命复辟活动，支持匈牙利人民的正义斗争。在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和其它马列主义政党一起，同苏修的投降主义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制止赫鲁晓夫集团对匈牙利人民的种种叛卖活动，并采取必要措施！

　　

　　在此条件下，再加上纳吉要求“多党制”、主张“私有制”、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向“西方”怀抱，由此而给苏修集团带来的被“忘恩负义”、“恩将仇”、“始乱终弃”般的“奇耻大辱”，苏联派出的“维持秩序”的武装力量，在暴乱发生后的十一月四日才向布达佩斯进发。

　　

　　（2）反动派的覆灭下场 纳吉集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手上没有真理，身边没有群众，孤立得很。他们上台意味着千百万革命人民的人头落地，因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人民是不能容忍的。他们代表社会上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反共反人民不得人心。一切反革命政变都是短命的，复辟必然覆灭。纳吉集团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的本质是十分虚弱的，当匈牙利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斗争时，他们马上就陷入了人民的包围之中，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否则，如果纳吉真的代表匈牙利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算苏联的武装力量也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如果纳吉的私有制制度真的代表了当时的匈牙利人民的选择，相信西方势力也会向匈牙利派出“维持秩序”的武装力量的。

　　

　　十一月三日，红衣主教眀曾蒂慌慌张张跑到纳吉的办公室，请求纳吉保护他的安全。纳吉此时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还为眀曾蒂着想，指示他逃到美国大使馆去避难。随即，纳吉本人带着他的亲信如洛松奇等二十余人也钻进外国使馆去避难了，十一月二十二日被捕。一九五七年二月纳吉被永远开除出党，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匈牙利最高法院判处纳吉死刑。处以绞刑。纳吉及其同伙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然而，纳吉不愧为剥削阶级的政治精英，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流氓、打手混混，他自知死罪难逃，临死之际，既不能失去自己的“政治威严”，同时也要提醒自己的“阶级兄弟”将来为其“仇雪恨”。于是就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言”：“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

　　

　　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由赫鲁晓夫开始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修正主义路线，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终于量变到质变地在全世界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一九八九年七月，纳吉集团的判决被取消，纳吉被重新安葬；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倡导者，指责苏联当年在匈牙利的武装行为是“可耻的入侵”，而就在当月的二十五日，这位“主持正义”的“西方宠儿”，就被他“大力赞赏和提携”的叶利钦，如同任何的修正主义“祖师”与“门徒”一样，被叶利钦这支同样“忘恩负义”、“恩将仇”的“门犬”，另求西方“新欢”地将其“抛弃”了。

　　

　　目前，匈牙利象许许多多的国家一样，正在遭受着财务危机的困扰和严重的自然生态灾难！到底谁真正的是全人类的刽子手？相信历史最终将会给予准确而公正的宣判！

　　

　　（六）历史是一面镜子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修正主义者，他们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在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河流中，我们还得以见证了东欧剧变以及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当年苏联的武装力量已经再也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是时代变了吗？是传统的武装干预不再是主导力量了吗？有的同志说：是。其实不然也！大家请看：在科索沃，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投向中国驻南使馆的导弹，撞落我飞机并侵入我领空的侦察机，在我国黄海家门口穷兵黩武的坚船利炮，怎么能说武装行为不是主导力量了呢？不但是，而且那才是真正的、最终决定一切一切的主导力量之一！只是修正主义者们的彻底地失去民心，才使得它不再是正义之剑；只是修正主义者的卑颜奴性才使它不再是主导力量；只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角色发生了互换而已。

　　

　　所以，主要矛盾仍是修正主义！历史已经证明，别说是帝国主义了，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奴才，也是要把修正主义的”祖师爷们”撕咬得“片甲不留”的。修正主义最终的结局，或是被其“门徒”伙同其帝国主义主子利用欺骗和煽动人民来推翻之；或是自己被迫无奈而完全投靠帝国主义但最后仍逃不出“宋江”那“御酒赐死”的可悲下场。至于那种祈望能有一种游离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并能做到国泰民安的所谓“成功经验”无疑是自我暗示的痴人说梦！

　　

　　所以，修正主义者是最无耻、最卑鄙而同时又是最弱智的一群酒囊饭袋式的“小聪明人”。然而他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却是无法估量的！他们是一切灾难的总祸根！所以，为了国家安危和民族大义，希望修正主义者，能够以一个炎黄子孙应有责任和义务，尽早放弃修正主义路线；而所有的革命同志也应以民族大义为重，只反修正主义路线！以历史为鉴！不知者不怪！只有如此，不仅挽救国家民族于安危，也最终是有利于自己的啊！

　　

　　丛水阳
2010年11月15日（星期一）